弗朗西斯·佩恩指挥官的住宅位于曼哈顿的西边，从这里可以远眺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的灯火。她居住在这城市污秽地区一栋破旧大楼的十五层，只是当她打开白色大门的一刹那，那些全都被忘记了。

她的公寓充满灯光、艺术气息和美食的香气。墙壁刷成白色，挂着钢笔画、粉彩抽象画和水彩画。浏览了一阵书架和书桌后，我了解到她偏爱艾茵·兰德和安妮·莱波维茨，读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包括谢尔白·富特关于那场惨烈的悲剧性战争的精彩巨著。

“我来替你拿外套。”她说。

我脱下大衣、手套和那条黑色的克什米尔羊毛围巾，我一直很喜欢这条围巾，因为它是露西送给我的礼物。

“贝类很棒啊。”我说。

“很好。”她领着我进入客厅，这里有极佳的视野，可以欣赏横跨于河流之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它宛如太空中一条璀燦的珠链。“我知道你喝威士忌。”

“淡一点的比较好。”我说着在一张蜂蜜色的柔软皮沙发上坐下。

“葡萄酒？”

我说可以，然后她走进厨房，端了两杯清爽的霞多丽葡萄酒出来。她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搭配着灰色羊毛上衣，卷着袖子。我这才发现她的小臂上满是疤痕。

“少不更事的时候弄的，”她发现我在偷瞄她，“骑摩托车，结果摔得很惨。”

“那是我男朋友的摩托车，当时我十七岁，他二十岁。”

“他怎么了？”

“他冲进车流，死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就像有的人从容地说起一件丢失多年的物品那样，“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对警察这一行产生兴趣的。”她啜着酒，“别问我这中间是否有关联，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

“有时一个人遭遇了悲剧，就会从此变成悲剧的服膺者。”

“这是你的解释方式？”她紧盯着我。那双眼睛没看漏太多，透露的更少。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我简短地说。

“在哪里？”

“迈阿密。他开了家小杂货铺，后来由我母亲经营，因为他去世前病了很多年。”

“既然你母亲得看店，那你父亲病重期间由谁料理家务？”

“只好由我来了。”

“我想也是，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我猜你是长女，没有兄弟，这辈子只准自己成功，不许失败。”

我聆听着。

“人际关系成为你的软肋，因为你无法靠超越别人来得到好的人际关系，也无法营造快乐的爱，或踏入快乐的婚姻。如果你关心的人有了麻烦，你总是认为早该避免，甚至觉得有责任摆平它。”

“你为什么要剖析我？”我问得直接，但不带敌意，只是觉得神奇。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有很多女人和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似乎总是没有机会凑在一起，你同意吗？”

“非常同意。”

“好吧，”她放下酒杯，“我邀请你来不是为了质问你，但如果我说我不想找机会让我们彼此熟悉，那我就太不诚实了。”

“谢谢你，弗朗西斯，”我说，“很高兴你这样想。”

“失陪一下。”

她起身进入厨房。我听见冰箱门关闭、流水和锅具轻轻碰撞的声响。不久她回来了，用冰桶装着那瓶霞多丽酒，将它搁在玻璃咖啡桌上。

“面包在烤箱里，芦笋在蒸笼里，只剩下虾得煎一煎。”她宣告道，再度坐下。

“弗朗西斯，”我说，“你们部门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网有多久了？”

“只有几个月，我们是全国最先与它联网的几个部门之一。”

“那纽约警局呢？”

“他们正在尝试。交通警察局拥有相当精密的计算机系统和一群优秀的程序设计师及分析师，因此很快就能联网。”

“多亏有你。”

她以微笑作答。

我继续说：“我知道里士满警局也联网了，还有芝加哥、达拉斯、夏洛特、弗吉尼亚州的警局和英国交通警察局，另有许多国内外的其他部门。”

“你有什么想法？”她问。

“告诉我，圣诞节前夕当那个疑似是高特杀害的女人被发现时，系统是怎么运作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扮演了什么角色？”

“尸体是清早被发现的，当然我立刻就得到了消息。我说过，犯罪模式听起来很熟悉，所以我把数据输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看看有什么发现。这时应该已经到了傍晚。”

“结果呢？”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很快就回应了，要求提供更多数据。”

“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数据吗？”

她想了一下。“这个嘛，我想想。它对尸体遭破坏的方式很有兴趣，想知道是哪些部位的皮肤被切除，用的是哪一类切割工具。它也想知道是否有性侵犯的迹象——如果有，是经由口腔、阴部、肛门还是其他部位。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因为当时还没验尸。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打了电话给停尸间，多少取得了一些数据。”

“还有其他问题吗？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有没有问什么让你觉得诧异或不妥的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她困惑地看着我。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到交通警察局的信息有没有让你觉得怪异？”

她又思考了一阵。“自从十一月联网之后，我们总共输入了二十个案件，包括强暴、伤害和谋杀案，都是些我认为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有关的案子，因为案件的环境特殊或受害者身份不明。而据我了解，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过来的信息只是例行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在这次中央公园案之前，没有出现过紧急状况。这回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用发亮的粗体字传来一条‘紧急信件等候中’的信息，因为系统这次受到了冲击。”

“如果你收到不正常的信息，弗朗西斯，请立刻联系本顿·韦斯利。”

“能不能告诉我，你在担心什么？”

“工程研究处十月出现过安全漏洞，在凌晨三点被人侵入。可能是高特在幕后操纵。”

“高特？”佩恩指挥官非常诧异，“怎么会有这种事？”

“事后查出工程研究处的一个系统分析师和弗吉尼亚北部一家间谍商店有联系，而高特经常光顾那家店。我们知道这个女分析师和那次侵入事件有关，就担心是高特在利用她。”

“为什么？”

“还有什么比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任意处置全世界最残酷的犯罪案件的数据库更令他开心的？”

“难道没有防堵他的方法？”她问，“加强安全措施，让他或其他人无法进入系统？”

“我们以为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回答道，“事实上，我的外甥女是这群程序设计师中最顶尖的，她对系统的安全性极有信心。”

“哦，对了，我想我听说过你的外甥女，她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创建者。”

“她天生对计算机有一套，情愿陪着计算机而不喜欢人。”

“不怪她。她叫什么名字？”

“露西。”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吧，或许你提到的这些怪异信息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病毒。露西会解决的。”

“总得抱着希望啊。”

“把酒拿着，到厨房里陪我。”她说。

可我们还没走到厨房，电话就响了。佩恩指挥官接起电话，我则眼睁睁看着美好的夜晚从她的脸上流逝。

“在哪里？”她沉静地说。我熟悉的声调，熟悉的冰冷眼神。

当她说“我立刻就到”的时候，我已经打开走廊衣帽间的门拿我的外套了。

当我们抵达属于曼哈顿老城区的宝华利街的第二大道地铁站时，雪正像尘埃般徐徐飘落。

风咆哮着，蓝红色的灯光闪烁不已，好像夜晚受了伤似的，而通向地铁的阶梯已经封锁。流浪汉全被驱离了，上下班的人都绕道而行，新闻转播车和汽车陆续涌来，因为交通警察局游民管理小组的一名警察死了。

死者叫吉米·达维拉，二十七岁，任职警察才一年。

“你最好穿上这个。”一个脸孔苍白、像在生气的警察递给我反光背心、手术面罩和手套。

警方正从后车厢拉出许多手电筒和背心，好几名目光灼灼的警察举着冲锋枪从我身边冲过，下了阶梯。紧张的气氛像颗黑暗的心脏在空气中颤动，声音清晰可闻，而赶来支援中枪同伴的警察带来夹杂着脚步声和奇怪的无线电语言的嘈杂声响。远方传来救护车的嘶鸣。

我们由四名身穿防弹背心、外套和反光背心的魁梧警察陪伴着走下阶梯。佩恩指挥官给了我一个高亮度的手电筒。一列列车仿佛一条液体金属河流般飞驰而过。我们小步沿着一条狭窄的甬道进入那堆积着破玻璃瓶、注射针筒和垃圾的地下“墓穴”。灯光掠过铁轨近旁那些毛毡和壁板上的游民窝地，空气中飘散着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在曼哈顿的地底是面积达四十八英亩的隊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多达五千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在里面生活。如今人数锐减，然而那些堆满鞋子、衣服和杂物的脏污毯子仍透露了他们的踪迹。

可怖的动物标本和带绒毛的假昆虫像圣物一般挂在墙上。游民管理小组叫得出名字的流浪汉全部像影子般消失在他们的地底世界，只有弗雷迪除外。他刚从吸毒后的沉睡中苏醒，在一条军用毯子下面坐起身，看看四周，呆住了。

“嘿，弗雷迪，起床。”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

他举起绑着绷带的手遮住脸，同时因为他所处的黑暗隧道被无数像小太阳般的光团探入而眯起眼睛。

“快，起床。你的手怎么了？”

“冻伤了。”他喃喃地说，摇晃着站起来。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才行。你也知道你不能再待在这里，我们得带你出去。你想去庇护所吗？”

“不了，老兄。”

“弗雷迪，”那名警察高声说，“你知道这里出事了吧？听到警察达维拉的事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弗雷迪一阵摇摆，又稳住了，在灯光下斜着眼睛。

“我知道你认识达维拉，你还叫他津伯。”

“是啊，津伯，他人还好。”

“不，他恐怕不太好，弗雷迪。他今天晚上挨了枪。有人枪杀了津伯，他死了。”

弗雷迪的黄眼睛瞪大了。“哦，真糟，老兄。”他左右探看，仿佛那个杀手正在窥视，仿佛有人会为了这事责怪他似的。

“弗雷迪，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看见不认识的人来这里？有没有看见可能干这种事的人？”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弗雷迪几乎失去了平衡，赶紧靠在一根水泥柱上稳住，“没人，什么都没有，我发誓。”

又一列列车从黑暗中冲出，沿着南面的铁轨疾驶而去。弗雷迪被带走了，我们继续前行，避开铁轨以及在垃圾底下骚动的鼠群——感谢上帝我穿了靴子。我们又走了约十分钟，渐渐地我失去了方向感，面罩下的脸颊开始出汗，再也分辨不清铁轨远处圆形的明亮灯光究竟是警方的手电筒还是驶近的列车。

“好，现在我们得越过第三条轨道。”佩恩指挥官说，她一直走在我身边。

“还有多远？”我问。

“那里就是了，有灯光的那边。现在我们要越过去。侧着身子，慢慢过去。一次一步，别碰任何东西。”

“除非你想体会休克的感觉。”一名警察说。

“是啊，六百伏的电压上身可不好玩。”另一名警察的语气同样冷硬。

我们沿着铁轨走入隧道深处，顶部也变低了许多。来到一道拱门时，有些人还得弯下腰才能通过。铁轨的另一端，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正在四周搜索，一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法医已在查验尸体。灯已经架起，将针筒、玻璃瓶和血迹照得森亮。

达维拉仰躺着，冬季制服外套敞开着，宝蓝色突击队员毛衣清楚地显露出防弹背心的坚硬形状。他的眉心被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击中，枪就搁在他的胸膛上。

“他被发现时就这样吗？”我边问边走到近前。

“完全维持原状。”一个纽约警局的警探说。

“他的外套拉链拉开了，手枪就放在那里？”

“是的。”警探脸颊泛红，冒着汗，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法医抬起头来，我无法辨认出面罩里面的那张脸。“我们无法推断这是谋杀。”她说。

我弯下腰，用手电筒探照死者的脸部。他眼睛睁开，头微微向右倾，身上的血迹颜色鲜红且变得黏稠。他个子矮小，肌肉结实的颈部和瘦长的脸表明这人身材维持得极好。我将手电筒光移向他的双手，手里是空的。我蹲下来仔细检查。

“没有弹药的残留痕迹。”我说。

“并非每次都会留下。”法医说。

“他前额的伤口并不是接触性的，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角度。”

“倘若是他自己开的枪，那么我得说有点偏斜其实很正常。”法医答道。

“是朝下的角度，不太寻常。”我说，“再说他的枪怎么会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胸前？”

“可能被这里的某个流浪汉移动过。”

我开始恼怒。“怎么说？”

“或许有人把枪拿起来，但又想到留着凶器不好，就又放回了原位。”

“我们真的应该把他的双手保护好。”我说。

“事情得一件一件来做。”

“他没戴手套吗？”我抬头斜望着那一大圈强光，“这里很冷。”

“我们还没有搜完他的口袋，女士。”那位女法医说。她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不知变通的类型，为了验尸会忍住大半天不上厕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是乔纳斯医生。我得请你退开一点，女士。我们正努力保持犯罪现场的完整，你最好别碰触或弄乱什么。”她说着拿出体温计。

“乔纳斯医生，”这回开口的是佩恩指挥官，“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庭病理顾问，她相当明白保持现场完整是怎么回事。”

乔纳斯医生抬起头，我捕捉到她戴着面罩的脸孔上闪过一丝惊讶。我从她花了很长时间看那支化学温度计这一点觉察出了她的尴尬。

我靠近尸体，注意到了死者头部左侧的状况。

“他的左耳有裂伤。”我说。

“那或许是他跌倒时造成的。”乔纳斯医生说。

我环视四周。我们在一处光滑的水泥平台上，没有铁轨会将他绊倒。我用手电筒照遍水泥地和墙面，寻找达维拉的血可能喷溅到的所有角落。

我蹲在尸体旁边，凑近细瞧他受伤的耳朵，还有耳朵下方的红块。我渐渐看出那是典型的踩踏痕迹，呈波浪状，有许多小凹洞——是鞋跟弧形边缘的印子。我站在那里，汗水滚下脸颊。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则凝视着从黑暗通道的远处逐渐靠近的灯光。

“他的侧脸被踢了一脚。”我说。

“你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到头部。”乔纳斯医生辩护似的说。

我瞪着她，坚定地说：“我当然确定。”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绊倒的？”一名警察问。

“他的伤口不符合绊倒的特征。”我答道，“人绊倒时通常不止跌撞一次，多少会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他的另一边脸也应该有伤痕，就是摔倒在水泥地上时留下的。”

一列列车带着热气和尖啸声轰然驶过。远远的暗处飘浮着灯光，灯光里面人影恍惚，声音隐约可闻。

“他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用他的枪射击。”我说。

“我们得将他带往停尸间。”法医说。

佩恩指挥官睁大眼睛，愤慨极了。

“是他，对吧？”我们往回走时，她问我。

“他曾经踢过一些受害人。”我说。

“为什么？他有枪，格洛克手枪。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枪？”

“身为警察，最糟糕的莫过于被自己的枪击中。”我说。

“那么高特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让警方——让我们感到……”

“他会觉得那很有趣。”我说。

我们往回穿过铁轨，经过老鼠很活跃的垃圾堆。我感觉佩恩指挥官在哭泣，而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她说：“达维拉是个好警察，非常努力，从不抱怨。还有他的笑容，他总是带来欢乐。”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紧绷，“他还是个孩子啊。”

她的属下围绕在我们四周，没有靠得太近。我低头看着隧道和铁轨对面，想起了地铁线路的错综复杂。流浪汉们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辨得清方位。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流浪汉窝地，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白人男子坐了起来，从一根汽车天线上吸着快克，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法律或秩序这类东西。这时我注意到了他的棒球帽，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过来，但转瞬就瞪大了眼睛。

“班尼，班尼，班尼，真替你害羞。”一名警察不耐烦地说，“别这样。你知道这样不对，伙计。我们得劝你多少次你才会听，伙计？”

班尼昨天早上曾经一路尾随我直到法医办公大楼。我认出了他污秽的军裤、牛仔靴和蓝色的牛仔外套。

“那就把我关起来啊。”他说着继续吸快克。

“没错，你就要进监狱了，我都准备好了。”

我悄悄对佩恩指挥官说：“他的帽子。”

那是一顶深蓝色或黑色的亚特兰大勇士队棒球帽。

“等等。”她先止住属下，然后问班尼，“你这顶帽子哪里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着摘下帽子，露出一头脏乱的灰发。他的鼻子像被咬过。

“你一定知道。”指挥官说。

他慌乱地望着她。

“班尼，这帽子哪里来的？”她又问。

两名警察将他架起来，给他戴上手铐。他的毯子下面堆着平装书、杂志、打火机和小型环保塑料袋，还有几根巧克力棒、几包无糖口香糖、一个锡口哨和一盒萨克斯管簧片。我看了佩恩指挥官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遇。

“全都带走。”她命令属下。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家当，”班尼奋力挣扎着，“你们他妈的不能拿走我的东西！”他用力蹬着脚，“你们这些混账……”

“你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班尼。”他们从两侧抓紧他的手臂。

“戴上手套后再碰那些东西。”佩恩指挥官说。

“放心。”

他们将班尼的所有东西都塞进几个垃圾袋，连同它们的主人一起带走。我靠着手电筒照明前行，前方的无边暗寂仿佛是长了眼睛的沉默的虚空。有几次，我转身看见一团亮光，以为那是列车，但它突然往一旁偏移，接着变成一道手电筒光线，映照着一处水泥拱门，而邓波尔·高特正从那里穿过。他身形凌厉，穿着深色的长外套，脸色白得发亮。我抓住指挥官的袖子，尖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