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城市再度活跃起来，我带马里诺到塔杜餐厅吃午餐，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前往布鲁克林高地会见佩恩指挥官之前需要先打打气。

一个年轻人在弹竖琴，大部分的餐桌旁坐满了衣着讲究的漂亮男女，他们除了为精美的出版物和处于巅峰状态的事业忙碌之外，大概对生活认识不多。

我被自己的疏离感吓了一跳。我望着餐桌对面马里诺的廉价领带、绿色灯芯绒外套和沾着尼古丁污渍的宽扁指甲，只觉得孤独。我很高兴有他做伴，却无法和他分享某些较深沉的想法。他不会理解的。

“我看你这顿午餐应该可以喝杯红酒，医生。”马里诺边说边仔细打量我，“喝吧，我来开车。”

“重点是，既然你不必开车，就不妨放轻松。”

“你真正的意思，是你想喝杯红酒。”

“希望你别介意。”他说，这时服务员来了，“你们有些什么红酒值得品尝？”

她很称职地没露出被冒犯的神色，并且列出了一长串出色的酒单，让马里诺迷惑不已。我建议他选择贝灵哲庄园典藏酒，据我所知那是好酒，然后我们点了扁豆汤和博洛尼亚面。

“那个死去的女人的事快把我逼疯了。”马里诺在服务员走后说。我挨近餐桌边缘，请求他低声说话。

他也靠近我，补充说：“他会选中她，应该有个理由。”

“是啊。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止这样。我还想知道这个浑蛋怎么会在纽约。你想他会不会是在博物馆遇上她的？”

“也许。”我说，“等我们到了那里或许就会明白。”

“进博物馆不必买票吗？”

“要买，看入口处的情形就知道。”

“她嘴里是有很多金子，但我看她死的时候不像很有钱。”

“要是她有钱，我才觉得奇怪呢。总之她同高特进了博物馆，离开时被人瞧见了。”

“所以他很可能是在那之前遇见她的，然后带她到了那里并替她买了门票。”

“希望我们到那里看看他参观过的东西会有助于了解案情。”我说。“我知道那个人渣参观了什么。鲨鱼。”

食物十分美味，坐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一如往常，我没来由地感到疲倦。我的心性是由一层层苦痛和悲哀加上我自己经年累积的伤痛构成的——再加上过去这几年的。我经常陷入黯淡的情绪，现在就是。

我付了账，因为每次我和马里诺共同用餐，倘若是我选的餐厅，就一定是我付账。马里诺实在吃不起塔杜餐厅的美食，也住不起纽约的饭店。看着眼前的万事达卡，我想起了那张美国运通卡，心情更糟了。

为了参观博物馆的鲨鱼展，我们每人付了五美元，然后上了三楼。

马里诺爬楼梯比我慢，而且试图掩饰吃力的喘气声。

“可恶！他们早该在这里弄个电梯。”他抱怨道。

“有电梯啊，”我说，“但爬楼梯对你有好处，说不定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运动。”

我们进了爬虫类和两栖类展览室，经过了一只一百年前在比斯凯恩海湾被杀的十四英尺长的美国鳄鱼。马里诺忍不住在每个展览物前面驻足流连，我则瞥了一眼各种蜥蜴、蛇、鬣蜥和希拉毒蜥。

“走吧。”我轻声说。

“瞧瞧这东西的尺寸，”马里诺站在二十三英尺长的网纹蟒标本前惊叹着，“你能想象在森林里踩中这玩意儿吗？”

无论我多么喜欢博物馆，在里面总是觉得冷冰冰的，我把这归咎于坚硬的大理石地板和高耸的天花板。但我实在讨厌蛇类和它们的内脏器官。我讨厌吐舌头的眼镜蛇、澳洲伞蜥和露出牙齿的短吻鳄。有个导游正在为一群年轻人解说，他们着迷地站在一个展示笼前，那里面挤满了印度尼西亚的科摩多巨蜥和再也无法跋涉过沙滩的大海龟。

“拜托你们，如果在海滩上使用塑料袋，记得扔进垃圾箱，因为这些家伙没念过书，”导游用传道士一样的热情说，“它们会以为那是水母….”

“马里诺，咱们往前走吧。”我拽着他的袖子。

“你知道吗，我长大后就没来过博物馆。等一下，”他露出惊讶的神情，“不对。哎呀，我真该死，桃丽斯曾经带我来过，怪不得这地方看起来很眼熟。”

桃丽斯是他的前妻。

“那时候我刚被分派到纽约警局，她正怀着洛奇。记得当时看的是猴子和狒狒的标本，我还告诉她那是坏预兆。我说这孩子将来会喜欢在树上荡来荡去，而且爱吃香蕉。”

“我请求你们。它们的数目越来越少了！”那个导游还在不断地陈述海龟的苦境。

“或许这里就是灾难的源头，”马里诺继续说，“厄运就是在这地方找上他的。”

我很少听他提起他的独子。事实上，我认识马里诺这么久了，对他的儿子却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你儿子叫洛奇。”我轻声说，我们开始往前走。

“本名叫理查德。他小时候我们习惯叫他里奇，后来就变成了洛奇。有些人叫他洛可，他有一大堆绰号。”

“你跟他常联系吗？”

“这里有家礼品店，也许我该为莫丽买一个鲨鱼钥匙圈什么的。”

“我们等会儿就去。”

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带几个面包圈给她就可以了。”

我不想逼他说他儿子的事，可机会就在眼前，而我认为他们父子之间的疏远是马里诺身上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洛奇在哪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一个叫达里恩的无名小镇。”

“康涅狄格州的那个达里恩？那可不是无名小镇。”

“在佐治亚州。”

“我很惊讶以前从没听你说过。”

“他没做过什么值得让你知道的好事。”马里诺弯下腰，把脸贴在玻璃上，盯着在展览场外一个水池底部游动的两头铰口鲨。

“它们长得好像大号的鲶鱼。”他说。那两头鲨鱼瞪着死气沉沉的眼珠，尾巴轻轻扫着海水。

我们晃进展览场，没有排队等候，因为此时是工作日中午，参观者极少。我们逛过身穿椰子壳衣服的基里巴斯战士，以及温斯洛·荷马的《海湾溪流》。鲨鱼的图像画在飞机上，解说员说鲨鱼可以侦测到一个足球场以外的气味和百万分之一伏特的微弱电压。它们有多达十五排备用牙齿，独有的身体线条让它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穿梭于水中。

在一部短片中，我们看见一只大白鲨冲撞一个笼子，攻击绑在绳子上的鲔鱼。解说员说鲨鱼是深海里的传奇猎者，是完美的杀戮机器，是死亡之颚、海洋之王。它们能嗅出溶解于二十五加仑水里的一滴血，能感应其他生物经过时的水压。它们的速度超越了猎物。没人能够确切解释为什么有些鲨鱼会攻击人类。

“咱们离开这里吧。”影片结束时我对马里诺说。

我扣上外套的纽扣，戴上手套，想象着高特观赏这些怪物撕裂肉块、暗沉的鲜血弥漫于海水中的景象。我看见了他冷酷的目光和淡漠微笑背后的扭曲灵魂。我脑海里最可怖的画面，是他带着微笑杀人。怪异的微笑暴露了他的残酷，那是我几次接近他时亲眼见过的。

我相信他之前就坐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和那个我们还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在一起，而她就这么不知情地看着自己的死亡在屏幕上预演。她看见自己的鲜血在流溢，身体被撕扯。高特向她预演了他准备对她做的事，这场展览就是他的前戏。

我们回到圆顶大厅，那里展示了一只巴洛龙的化石，四周围满了小学生。它修长的颈骨延伸向阁楼的天花板，永远维持着试图保护它的孩子免于受到异特龙攻击的姿势。一片寂静。我环顾周遭，脚步声在大理石地板上回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守在各个展览场入口的收费台后面，察看哪些人没有付费。我从玻璃大门望出去，寒冷、拥挤的街道上堆满了脏污的雪。

“她是进来取暖的。”我对马里诺说。

“什么？”他正专注地看着恐龙化石。

“也许她来这里是为了躲避寒冷。你可以在这里待一整天欣赏这些化石。只要不进展览场，你根本不必花一毛钱。”

“这么说你认为这里是高特第一次遇见她的地方？”他显得有点怀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我说。

红砖烟囱安安静静，皇后区高速公路的栅栏外是一片寂凉的水泥钢筋建筑物。

出租车经过了许多灰沉的公寓以及贩卖烟熏或冷藏鱼、大理石、瓷砖的商店。我们正赶往布鲁克林高地，准备到杰伊街的交通管理部门，一路上只见铁丝网围篱上堆着铁线圈，道路旁和树上堆挂着垃圾。

一个身穿宝蓝色制服长裤和突击队毛衣的警察陪我们上了二楼，进入弗朗西斯·佩恩那间三星指挥官的专属办公室。她体贴地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了咖啡和圣诞饼干等着我们，等会儿我们就要在那里讨论中央公园有史以来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案之一。

“下午好，”她说，坚定地和我们握了手，“请坐。我们很需要饼干的热量，一向如此。队长，你的咖啡要加奶精和糖吗？”

“好啊。”

她微微一笑。“我想这表示两者都要。斯卡佩塔医生，我有种感觉，你习惯喝黑咖啡。”

“没错。”我望着她，对她好奇起来。

“你大概不吃饼干。”

“也许吧。”我脱掉外衣，找了把椅子。

佩恩指挥官身穿缀着锡扣的深蓝色套裙，搭配白色高领丝质衬衫。她不必穿制服就霸气十足，然而她既不严肃也不冷峻。我不会用军人气息浓厚来形容她，应该说是威严，但我察觉出她淡褐色的眼睛里透着焦虑。

“看来高特先生很可能是在博物馆邂逅了受害者，而不是两人之前就认识。”她说。

“你这么说真有意思，”我说，“我们刚去过博物馆。”

“根据一个警卫的说法，有个符合受害者特征的女人曾经在圆顶大厅闲荡。有人还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那人买了两张展览场的门票。事实上，有好几个博物馆职员看见他们，因为他们的穿着很奇特。”

“你认为她为什么会进博物馆？”我问。

“根据目击者对她的印象，她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猜她大概是进去取暖的。”

“他们不会把街头流浪汉赶出去吗？”马里诺说。

“必要的时候会，”她停顿了一下，“如果有人惹麻烦的话。”

“那她一定没惹麻烦。”我说。

佩恩指挥官伸手去拿咖啡。“显然她很安静，而且不莽撞。她似乎对恐龙化石很有兴趣，绕着它们转了又转。”

“她同任何人说话了吗？”我问。

“她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

“这么说她从没去过那里。”我说，“她说话有口音吗？”

“就算有也没人记得。”

“那么她应该不是外国人。”

“关于她的衣服呢？”马里诺问。

“短外套，棕色或黑色。戴着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宝蓝色或黑色。可能穿着牛仔裤和靴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安静下来，陷入沉思。

我轻咳一声。“然后呢？”

“然后有人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关于他的衣着的描述相当有趣。有人记得他穿着一件十分夸张的外衣，黑色的，剪裁得像长雨衣——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盖世太保穿的那种大衣。博物馆职员还说他好像穿着靴子。”

我想起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特殊鞋底纹印，还有斯卡勒塔餐厅的领班欧金尼奥提到的黑色皮大衣。

“博物馆的好几个地点都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的确曾进入鲨鱼展览场。”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那个男人还在礼品店买了几本书。”

“知道是什么书吗？”马里诺问。

“关于鲨鱼的书，其中一本里面有被鲨鱼攻击者的图片和照片。”

“他买书是付的现金吗？”我问。

“恐怕是的。”

“接着他离开了博物馆，然后在地铁站被开了罚单。”马里诺说。

她点点头。“我相信你们对他出示的证件一定很有兴趣。”

“哦，快说。”

“他驾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伯奈利，意大利人，三十二岁，住在维罗纳。”

“维罗纳？”我说，“这倒有趣，我的祖先就是从那里移民来的。”

马里诺和指挥官匆匆瞥了我一眼。

“你是说这人渣说话带有意大利口音？”马里诺问。

“那名警察记得他的英语很糟糕，意大利腔很浓厚，我想高特应该不会这样吧？”佩恩指挥官说。

“高特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说，“所以他不会有意大利口音，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会模仿。”

我向她讲述了昨晚我和韦斯利在斯卡勒塔餐厅的新发现。

“你的外甥女已经证实你的信用卡被偷了？”

“我还没同露西联系上。”

她捏了一小块饼干含在嘴里，然后说：“开罚单的那名警察在纽约的意大利家庭里长大，斯卡佩塔医生，他认为那个人的口音应该是真的。高特必定很厉害。”

“我相信他很厉害。”

“他在意大利念过高中或大学吗？”

“不知道。”我说，“他没有修完大学课程。”

“哪所学校？”

“北卡罗莱纳的一所私立学院，叫戴维森。”

“学费很昂贵，而且很难进去。”她说。

“没错。高特家境很富有，他又绝顶聪明。据我了解，他只念了一年。”

“被开除了？”我看得出她很感兴趣。

“据我所知是这样。”

“为什么？”

“触犯了校规吧。”

“我知道这很难相信。”马里诺嘲讽地说。

“然后呢？进入了另一所大学？”佩恩指挥官问。

“应该没有。”我说。

“有没有人到戴维森调査过？”她显得狐疑，像在怪负责这案子的人没有尽责。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老实说，我想没有。”

“他才三十出头。那只是不久以前的事啊，他们应该还记得他。”马里诺开始剥开他盛咖啡的纸杯，抬头看着指挥官。“你派人去调查了是否真的有这个叫伯奈利的家伙吗？”

“正在进行，目前还不能确定，”她回答，“调査可能会很缓慢，尤其在这个季节。”

“调查局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有一位正式专员，”我说，“或许这会有帮助。”

我们聊了一阵，然后佩恩指挥官送我们到门口。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我在想你走之前我是否方便说句话。”马里诺看看我们，仿佛那问题是针对他似的说道：“当然，请便。我在外面等。”

佩恩指挥官把门关上。

“我在想晚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见个面。”她对我说。

我犹豫起来。“我想应该可以。你的想法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吃晚餐？大约七点钟，我想我们可以多聊聊，轻松一下。”她微笑道。

我本希望和韦斯利共进晚餐。我告诉她：“你真周到。当然，我会到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地址，”她说，“到时候见。”

马里诺没问佩恩指挥官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他显然很疑惑，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排除在外。

“还好吧？”我们走向电梯时他问我。

“不，不好。要是一切都好，我们现在就不会待在纽约了。”

“可恶！”他苦着脸说，“自从我当警察以后就没休过假了。假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而定的。”

“应该要休假的。”我说着向一辆已经坐了客人的出租车挥手。

“废话。你数得清有多少次在平安夜、圣诞节、感恩节或劳动节周末被叫出来吗？”

又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驶过。

“假期正好是高特这种人渣没地方去、没人陪伴的时候，所以他们用那种方式来自娱自乐，而这种时候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不是陷入沮丧就是和配偶分离，或者轰掉自己的脑袋，或者喝个烂醉然后开车撞死。”

“该死！”我嘀咕着，沿着繁忙的街道往前走，“如果你愿意帮我叫车，我会很感激，除非你想走路越过布鲁克林大桥。”

他走上街道，挥舞着手臂，立刻就有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我们上了车。司机是伊朗人，马里诺对他不太友善。我回到房间，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再次试着打电话给露西。很不幸，接电话的是多萝茜。

“妈妈如何了？”我单刀直入。

“露西和我整个上午都在医院陪她。她很沮丧，气色非常糟。我想起这些年来我一直叫她不要抽烟，现在看吧，得靠机器才能呼吸，脖子上还开了个洞。昨天我还逮到露西在后院抽烟呢。”

“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惊慌起来。

“不知道，你比我还更常见到她。”

“她在吗？”

“等一下。”

话筒不知被多萝茜搁在了什么地方，重重响了一声。

“圣诞快乐，姨妈。”露西的声音传来了，听起来不怎么开心。

“我的圣诞节过得也不太快乐。”我说，“你去看外婆，她怎样了？”

“她突然哭了，我们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妈妈急着离开，因为她要参加一场网球比赛。”

“网球？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是她最新的减肥计划。”

“她说你学会抽烟了。”

“我不常抽。”露西一语带过，好像那不值一提。

“露西，这件事我们得谈谈，你不能染上烟瘾。”

“我不会上瘾的。”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这么想，但戒烟真是最艰难的一件事了，简直是地狱。”

“我知道戒掉坏习惯有多么困难，我也无意让自己落入失控的境地。”

“很好。”

她补充道：“我明天就飞回华盛顿。”

“我以为你至少会在迈阿密待一周。”

“我必须赶回匡提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出了问题。今天中午过后工程研究处呼叫过我。”

工程研究处是联邦调査局内研究、设计从监视器材到机器人等高度机密科技的部门。露西就是在那里研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一个集成性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警方及其他调查部门联网，庞大的数据库由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小组统筹管理，目的是提醒警方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很可能在别处犯过强暴、杀人等罪行。接着，如果有必要，韦斯利的小组会参与办案，以前我们就曾接受过纽约市的征召。

“有问题吗？”我不安地问，因为最近刚发生过严重的事故。

“根据登录记录来看不严重。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不相干的人进入系统，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似乎未经指示便传送了一些资料。这种怪现象已经有一阵了，但到现在我都无法破解，就像它自己会思考一样。”

“我想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说。

“不尽然，”我这位拥有天才智商的外甥女说，“那些都不是一般的数据。”

“你能举个例子吗？”

“好吧。昨天，从英国交通警察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传送来一件案子，是发生在伦敦市中心某个地铁站的强暴案。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接受了这个信息并检査了所有的细节，然后回复给传来案子的终端机。伦敦的办案警察接到的信息是说要他们进一步提供关于嫌疑人的资料，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尤其想知道嫌疑人现身时的头发颜色，以及受害者是否有高潮。”

“你在开玩笑。”我说。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从来不曾设计成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基本上，这不符合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社交礼仪。伦敦的警察非常生气，向一个副局长报告了情况，副局长又向匡提科的头头报告，头头就打电话给本顿·韦斯利。”

“本顿打电话给你了？”

“其实他是让工程研究处的人打给我的，他明天也要回匡提科。”

“原来如此。”我的声音十分平静，没有流露出我很在意韦斯利明天或任何时候要离开却没事先告诉我，“我们是否能确定伦敦的那名警察说的是实话？这件事不是他捏造的一桩笑话？”

“他们传真了一份复印件过来，根据工程研究处的说法，那些信息是真实的。不过也可能是某个熟悉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设计师进入系统，伪造了那份文件。但我说过，据我所知，登录记录并未显示有人侵入的迹象。”

露西继续解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在UNIX平台上处理地区性网络，并且和较大局域网络联网。她谈到网关器、连接端口和每六天就自动更新一次的密码，说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三名高级工程师才能进入系统中枢，其他远程网站的使用者，比如伦敦的那名警察，能做的只是通过当地和匡提科两万兆的服务器联机的终端机或个人电脑读取数据罢了。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几乎是我所见过最安全的系统，”露西补充说，“严加保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可保密得还不够。今年秋天工程研究处曾遭人侵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特牵涉其中。我不需要提醒露西这一点，因为当时她就在那里实习，现在则是负责弥补那件事造成的损害。

“听我说，姨妈，”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从头到尾查了两遍。我过滤了每个程序，重写了大部分重要程序，以确保我们不受威胁。”

“不受谁的威胁？”我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还是高特？”

“没人进得去，”她淡然说道，“没人会进去，绝无可能。”

这时我把美国运通卡的事告诉了她，她的沉默令人发冷。

“糟糕，”她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

“还记得今年秋天你开始在工程研究处实习的时候我把卡给了你吗？”我提醒她，“我说你可以用来乘火车或买机票。”

“可我从没用过，因为你让我停止使用你的卡。后来侵入事件发生了，我有一阵哪里都没去。”

“你把卡放在哪里了？皮夹里？”

“不是。”她证实了我恐惧的事情，“放在工程研究处办公桌的抽屉里，同一封你写的信放在一起，我觉得那里和我住的地方一样安全。”

“侵入事件发生时它就放在那里？”

“是啊。已经不见了，姨妈。我越想越肯定，不然在那之后我应该见过才对，”她有些结巴，“我翻抽屉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等我回去找找，我想应该不在了。”

“我想也是。”

“真的很抱歉。有没有被人盗用很多钱？”

“我想应该没有。”我没告诉她那个人是谁。

“你已经把卡挂失了，对吧？”

“正在处理。告诉你妈妈，我会尽快去探望外婆。”

“你的尽快永远都不快。”外甥女说。

“我知道，我是个坏女儿，是个很差劲的姨妈。”

“你不尽然是差劲的姨妈啦。”

“谢谢你。”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