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名警察彻夜搜索了宝华利街和这一带的地铁站。没人知道高特是如何进入隧道的，唯一的可能是他在杀害吉米·达维拉之后就不曾离开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被我发现行踪后是如何离开的，但他确实办到了。

第二天早晨韦斯利前往拉瓜迪亚机场，我和马里诺则回到停尸间。我没有遇到昨晚的那位乔纳斯医生，霍洛维茨医生也不在，但他们告诉我佩恩指挥官和她手下的一名警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X光室找他们。

我和马里诺像是电影开场后才抵达一般悄悄溜进去，接着在黑暗中失去了对方的方位。我猜他大概正扶着墙壁，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感有问题，很容易迷乱，然后就会左摇右晃。我靠近金属桌台，许多身影围在达维拉的尸体四周，一道手指粗的灯光正探测着他受损的头部。

“我需要鞋印模子来作比较。”有个人说。

“太好了。”

“实验室制造的模子。”

“你的人做的？”

“不，不是我的人，”佩恩指挥官说，“是纽约警局。”

“这里的擦伤和有纹路的挫伤是鞋跟造成的。”光线停留在达维拉的左耳下方，“这些波浪纹路相当清晰，擦伤下面并没有其他伤痕。这里也有一块印痕，但我看不出是什么，形状像是一块红斑拖着条小尾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试影像加强技术。”

“耳朵本身呢？有印痕吗？”

“很难说，但应该是裂伤而不是割伤，因为伤口的锯齿边缘没有磨损痕迹，肌肉纤维也是连贯的。而且我得说，根据这下面的撕裂弧度来看，”一根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指着伤痕，“耳朵是被鞋跟踩的。”

“所以才会有裂伤。”

“是用极大的力量踩了一次。”

“足以致命吗？”

“或许吧，还得再看看。我猜他左边太阳穴的头盖骨应该有挫伤，并且有严重的脑内出血现象。”

“我想也是。”

戴着手套的双手操控着镊子和光线。一根大约六英寸长的黑发黏在达维拉那件突击队员毛衣沾血的领子上，它被采集到了信封里面。这时我从一团漆黑中走向门口，把有色眼镜还给管理员，溜了出去。马里诺跟在我后面。

“如果那根头发是他的，”到了走廊，他说，“那他显然又染了头发。”

“我早料到他会那么做。”我说着回想起昨晚看见的身影。高特的脸孔非常白，可我对他的头发毫无印象。

“这么说他已经不是红发了。”

“根据以往的情况，说不定变成了紫色。”

“他不断改变头发的颜色，也许头发掉光了。”

“不一定。”我说，“不过那根头发有可能不是他的。乔纳斯医生的头发大概是那个长度，昨晚她在尸体旁边蹲了很久。”

我们身穿长袍，戴着手套和面罩，活像一支即将进行心脏移植之类重大手术的外科医生队伍。几个人抬着几口寒碜的松木棺材进来了，那是准备将死者埋在波特墓园用的。在玻璃后方，清晨的验尸工作已经开始。目前只有五起案件，死者之一是个男孩，显然死于暴力。马里诺移开了目光。

“见鬼！”他咕哝着，脸色暗红，“你就是这样开始新的一天。”

我没有回应他。

“达维拉刚结婚两个月。”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几个认识他的家伙谈过了。”

那个名叫班尼的吸毒者的私人物品杂乱地堆放在四号桌台，我决定把它们挪得离小男孩远一点。

“他一直想当警察，所有人都这么说。”

那些垃圾袋很重，一股臭味从绑紧的袋口飘出。我开始将它们搬往八号桌台。

“告诉我，为什么有人想做这种差事呢？”马里诺抓起一个袋子跟着我，越来越气愤。

“我们想改变现状，”我说，“我们想让事情多少有所改善。”

“没错，”他讥讽地说，“达维拉的确改变了现状，他的确让事情改善了不少。”

“别否定他的功劳，”我说，“他所做过和他还没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他的遗产。”

这是一出观众沉默、演员已死的戏剧，斯特莱克电锯开始启动，水声汩汩，X光显示出子弹和骨头的光影。不久，佩恩指挥官走进来，面罩里的眼睛透着倦意。她由一个年轻的黑人陪伴着，她介绍他是迈耶警探。迈耶把在中央公园雪地里拍摄的鞋底纹印照片拿给我们看。

“比例缩小了不少，”他解释说，“我承认如果有鞋印模子会更好。”

可是模子在纽约警局，而我敢说交通警察局永远都别想得到它们。弗朗西斯·佩恩看起来也不太像昨晚我拜访过的那个女人，我不禁怀疑她邀请我到她公寓的目的究竟何在。假如我们没有被临时召集到宝华利街，她会向我吐露些什么呢？

我们解开袋子，将里面的物品摆放在桌上，除了班尼那些用来做窝的脏污羊毛毯。我们把那些毯子叠放在地板上。物品内容很怪异，这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班尼曾经和某个穿七号半男靴的人同住，或曾经向穿着七号半靴子的人索讨了这件物品。据我们所知，班尼穿七号鞋子。

“班尼今天早上说了什么没有？”马里诺问。

迈耶警探回答：“他说那些东西不知为什么就出现在他的毯子上。他上街逛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就在登山袋里面。”他指着一个沾了泥土、似乎历尽沧桑的绿色帆布登山背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这个嘛，班尼不太确定。事实上他对什么事都不确定，但他说大概是过去几天的事。”

“他有没有看见背包是谁放的？”马里诺问。

“他说不知道。”

我拿起一张照片，凑近一只皮靴去比较两者的鞋底，尺寸和缝线是相同的。看来班尼不知怎么获取了我们推测被高特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人的所有物。我们四人沉默了半晌，然后开始逐一检查可能属于她的那些物品。我们开始用一个锡哨子和一堆破布重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觉得眩晕、疲惫。

“我们能不能给她取个名字？”马里诺说，“她没名没姓，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想叫她什么？”佩恩指挥官问。

“珍妮。”

迈耶警探抬头看着马里诺。“很有创意。姓什么，多伊？”

“这些萨克斯管簧片会不会是班尼的？”我问。

“我想不是，”迈耶说，“他说这些东西全在背包里面。再说，我从来不认为班尼对音乐有什么喜好。”

“他有时候会做弹吉他状。”我说。

“你吸了快克也会那样。他只会那样而已。他乞讨，吸快克。”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工作。”我说。

“他是个电工，老婆离开了他。”

“这样也没必要搬到地铁隧道里去啊。”马里诺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吸毒吧。结果他就被关到贝维尔街，清醒之后被放了出来。老故事，一再重演。”

“说不定本来有一个萨克斯管，被班尼拿去当了？”我说。

“我无从得知，”迈耶回答，“班尼说这些东西是自己出现在那里的。”

我想起了那个我们暂时称为珍妮的女人的嘴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法庭牙医认为这是因为她经常叼着烟斗。

“如果她经常吹奏竖笛或萨克斯管，”我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就好理解了。”

“那么这个锡哨子呢？”佩恩指挥官问。

她弯腰细瞧一个带红色吹口的金色金属哨子，品牌名称是“世代”，英国制造，看起来不是新的。

“如果她经常吹哨子，这或许会加重她前面牙齿的耗损。”我说，“另外，很有趣的是这是低音哨子，而这些簧片是低音萨克斯管的。这样看来，她或许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吹奏低音萨克斯管。”

“也许是在她的脑部受伤以前。”马里诺说。

“有可能。”我说。

我们继续筛查她的所有物，像研究茶叶似的加以解读。她喜欢无糖口香糖和舒适达牙膏，就她的牙齿状况来说这很合理。她有一条男式黑色牛仔裤，腰围三十二码，长度三十四码。裤子很旧，裤脚卷起，表明这可能是别人的旧衣服，或者是在二手店铺买的，但以她死时的身材来说实在大得离谱。

“我们能确定这些东西不是班尼的吗？”我问。

“他说不是他的，”迈耶回答，“他的东西在那个袋子里。”他指着地上一个圆鼓鼓的袋子。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伸进那条牛仔裤的臀部口袋，发现了一张红白色的纸质标签，同我和马里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领到的牌子一样，是圆形的，约有一美元硬币大小，连着线圈。标签的一边印着赞助者名称，另一边是博物馆的标志。

“应该拿它去扫描指纹，”我说着将标签放进证物袋，“她应该碰过，或者高特碰过，如果是他付钱买展览入场券的话。”

“她留着这种东西做什么？”马里诺说，“通常我们一出场就会把它丢进垃圾筒。”

“也许她顺手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忘了。”佩恩指挥官说。

“那可以当作纪念的。”迈耶说。

“她看起来不像收集纪念品的人，”我说，“事实上，她对什么该留或什么不该留似乎相当注意。”

“你是说，她留下这标签好被人发现？”

“我不知道。”我说。

马里诺点燃一根烟。

“这倒让我有些怀疑她是否早就认识高特。”迈耶说。

我回答道：“如果她认识他，而且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为什么还会在夜里跟着他到公园？”

“看吧，就是这一点奇怪。”马里诺吐出一大口烟雾，面罩已被拉下了。

“如果她从来没见过他，那就不奇怪了。”我说。

“但她有可能认识他。”迈耶说。

“有这种可能。”我表示赞同。

我伸手去掏那条黑色牛仔裤的其他口袋，找到了八十二美分零钱、一片有咬痕的萨克斯管簧片和几张折叠整齐的舒洁面巾纸。她还有一件中等尺寸、衬里外翻的蓝色运动衫，不论它的前襟印的什么字，都已退色得无法辨识了。

她另有两条灰色运动长裤和三双彩色条纹运动袜。背包的一个口袋里有一张装框照片，拍的是一只带斑点的猎犬，它坐在浓密的树荫下。那只狗似乎在对拍照的人微笑，同时背景的远处有个人在看着这一切。

“这个也要扫描指纹。”我说，“事实上，你把它斜着拿，会看见玻璃上有痕迹。”

“我敢说这只狗是她的。”迈耶说。

佩恩指挥官说：“能看出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吗？”

我凑近细看。“地势似乎相当平坦，阳光充足，没有任何热带植物。看起来不像沙漠。”

“换句话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马里诺说。

“没错。”我说，“我看不清楚背景里的那个人影。”

佩恩指挥官细看照片。“可能是个男人？”

“也可能是女人。”我说。

“是啊，我想应该是女的，”迈耶说，“非常瘦的女人。”

“这么说有可能是珍妮，”马里诺说，“她喜欢戴棒球帽，而这个人似乎也戴着帽子。”

我看看佩恩指挥官。“如果能把照片翻拍给我就太好了，包括这张在内。”

“我会尽快给你。”

我们继续对这个仿佛置身于房中的女人的情况进行探索。我从她少量的所有物中感受到了她的性格，并且相信她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很显然，她习惯穿男式内衣来代替胸罩。我们还发现了三条女用内裤和几块头巾。

她的所有物品都十分脏旧，但衣物的破洞全都细心地缝补好了，针线和备用纽扣也井然有序地存放在一个塑料盒里。只有那条黑色牛仔裤和那件退色的运动衫胡乱地揉成一团，我们怀疑这正是高特在暗夜里强迫她脱下的衣服。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已经筛査完所有物品，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证物足以证实这个我们称为珍妮的女子的身份。我们只能假设高特取走了她身上的所有证件，不然就是班尼拿走了她的一点钱，同时把放在一起的证件随手丢弃了。我无法理解高特什么时候会把背包放在班尼的毯子上，倘若他真的那么做了。

“我们得检査指纹的物品有哪些？”迈耶问。

“除了已经查过的物品，”我说，“那个锡哨子的光滑表面很容易留下指纹。你还可以试着用交流光束扫描背包，尤其是袋盖内层，那是皮革的。”

“问题还是在她身上，”马里诺说，“我们仍然不知道她是谁。”

“说到这个，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迈耶说，“我不认为证实了珍妮的身份，就能够逮到杀害她的凶手。”

我望着他，明白他对她已经失去兴趣。他眼里的光芒消失了，这种情形我在许多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里见过。珍妮耗费大家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讽刺的是，倘若杀害她的凶手不是如此恶名昭彰，他们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恐怕会更少。

“你是否认为高特在公园里将她枪杀，然后从那里跑进隧道，也就是她的背包被发现的地方？”我问他。

“也许吧，”迈耶说，“他只要离开樱桃丘，然后乘上地铁，例如到第八十六或七十七街的地铁站进站，就可以直接到达宝华利街了。”

“或者他也可以乘出租车。”佩恩指挥官说，“他不可能步行，太远了。”

“如果背包被遗留在现场，就搁在喷泉旁边呢？”这时马里诺说，“说不定班尼是在那里捡到背包的？”

“他深夜跑去樱桃丘干什么？想想当时天气有多冷。”佩恩指挥官说。

房门打开了，几个助理推着达维拉的遗体走进来。

“我也不知道。”迈耶说，“她逛博物馆时带着背包吗？”他问佩恩指挥官。

“有人提到她单肩背着袋子之类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个背包。”

“或许吧。”

“班尼贩毒吗？”我问。

“如果你必须买毒品，那么你多少会卖的。”迈耶说。

“达维拉和这个女人之间也许有某种关联。”我说。

佩恩指挥官兴致盎然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继续说，“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高特和达维拉同时到了隧道里，这是为什么？”

“纯属偶然。”迈耶垂着眼睛说。

马里诺没有说话。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五号桌台，那里有两名法医正从各种角度拍摄受害警察。一个助理拿着湿毛巾擦去死者脸上的血渍，倘若达维拉还有知觉，可能会觉得他的动作相当粗鲁。马里诺不知道有人在看他，有那么一瞬，他暴露出了脆弱。我看见了多年来生活的暴风雨对他的摧残，重担紧压在他的肩头。

“而且班尼也在同一条隧道里，”我说，“如果他不是从现场或者某人那里得来的背包，就是像他所供称的，有人把它放在了他的毯子上。”

“老实说，我不认为是别人干的。”迈耶说。

“为什么？”佩恩指挥官问他。

“高特干吗把背包从樱桃丘带到那里？为什么不把它丢在现场，然后一走了之？”他说。

“说不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

“例如？”马里诺问。

“例如会让人认出她身份的东西。”我说，“也许他不希望她被认出来，而他需要时间来检査里面的东西。”

“有可能。”佩恩指挥官说，“我们从里面的确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她身份的东西。”

“可是高特一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辨认出受害者的身份，”我说，“为什么这次他却在乎了？为什么他会在乎这个脑部受损、无家可归的女人？”

佩恩指挥官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应。两名法医开始脱达维拉的衣服，只是他毫不配合。他的两条手臂僵硬地交抱于前面，好像足球赛里的守门员。正当法医艰难地将那件突击队员毛衣剥离时，传呼机响了，我们不自觉地摸摸腰间。哔哔声还在继续，于是我们纷纷望向达维拉躺着的桌台。

“不是我的。”其中一名法医说。

“该死，”另一名法医说，“是他的。”

他从达维拉的腰带上拿起传呼机，我浑身打起了冷战。我们紧盯着五号桌台和佩恩指挥官，她走了过去，因为被害者是她的手下，而此刻有人在呼叫他。那名法医将传呼机递给她，她拿起来看上面的信息，随即脸色泛红。我看见她咽了一口口水。

“是密码。”她说。

她和法医都没想到不该碰传呼机，他们觉得那无关紧要。

“密码？”迈耶好奇地问。

“警方的密码，”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急促起来，“一〇-七。”

“一〇-七”的意思是“结束参观”。

“妈的！”迈耶说。

马里诺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好像准备追赶什么，但他眼前并没有人可以让他追赶。“是高特。”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提高嗓门说，“那杂种一定是在地铁里轰烂他的脑袋之后看了他的传呼机号码。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他瞪着我们，“代表他正在监视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做什么！”

迈耶四下张望。

“我们还不知道是谁传的信息。”那名法医说，他完全没弄明白状况。

但我知道，并且毫不怀疑。

“就算是高特好了，他不必亲眼看见也知道我们早上做了些什么。”迈耶说，“他当然知道尸体在这里，我们当然也在这里。”

高特应该知道我在这里，我心想，但他不见得会知道其他人也在。“他一定正在某个他打电话的地方。”马里诺狂乱地环顾四周，几乎已站不稳。

佩恩指挥官命令迈耶：“快去发广播消息，所有部门都要发。还有，发送电报。”

迈耶扯下手套，愤愤地抛进垃圾筒，然后跑出了房间。

“把传呼机放进证物袋，得检查上面的指纹。”我说，“我知道我们碰过了，但还是得试试看。难怪他的外套拉链没拉上。”

“嗯？”马里诺愣住了。

“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拉下的，我们一直找不到原因。”

“有原因啊，高特需要达维拉的手枪。”

“要拿枪不见得非拉下他的外套拉链不可，”我说，“他外套侧面放枪套的地方有一条裂缝。我想高特拉开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为了找寻呼机，然后记下号码。”

两名法医继续处理尸体。他们脱掉他的靴子和袜子，解下他脚踝上的枪套，里面是一把达维拉不该携带而且从没使用过的点三八口径瓦尔特手枪。他们脱去他的防弹背心、宝蓝色制服衬衫，取下一条十字架长项链。他的右肩有一小块刺青——缠绕着十字架的玫瑰。他的皮夹里有一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