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剩余的工作不多。整个城市都在过圣诞节，实验室和大多数办公室都关闭了。马里诺和我往中央公园的方向走了好几条街，然后停在一家希腊咖啡馆前。我吃不下东西，只喝了咖啡。接着我们坐上了出租车。

韦斯利不在他的房间里，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久久伫立在窗前，凝视外面暗寂公园那片雪地上缠集的树木和黑色的岩石。天空灰涩阴沉，我看不见溜冰场和发生凶杀案的喷泉现场。尽管尸体被发现时我不在那里，但我研究过照片。高特的行为可怖至极，我在想此刻他会在哪里。

职业生涯开始至今，我处理过的暴力死亡事件不计其数，对其中许多案子的了解之深远甚于我在证人席上的陈述。我并不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愤怒、染上毒瘾、恐惧或疯狂到杀人的地步，即使是精神病人都自有一套扭曲的逻辑。然而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似乎超越了一切分析和解读。

高特初次违法是不到五年前的事，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的一家酒吧喝白俄罗斯酒。有个喝醉了的卡车司机看不惯娘娘腔的男人，向他挑衅。空手道黑带高手高特二话不说，露出怪异的微笑，站起来翻身踢中那人的头部。邻桌刚好坐着六名退休州警，或许因为这样高特才被逮捕，并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他在弗吉尼亚州监狱的日子相当短暂而怪诞。他成为一个腐化典狱长的宠物，这人替他伪造身份，协助他逃离。高特出狱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男孩，并将他杀害，手法和他残害中央公园里的女人如出一辙。

接着他谋杀了我手下的停尸间管理员、那个典狱长和一名叫海伦的监狱守卫。那时高特三十一岁。

雪片开始飘过窗口，远处的雪则在树林间凝成迷雾。一辆载有两名裹着方格毛毯的乘客的马车经过，蹄声响彻人行道。一匹白色的母马已经年老，不慎滑了一下，惹来车夫一阵粗野的鞭打。其他马匹看了，似乎黯然松了口气，毕竟天气寒冷。它们低垂着头，毛皮蓬乱不整。我感觉一股愤怒涌上喉咙，像胆汁一般苦，心则狂乱地跳动着。这时突然响起的敲门声让我猛然回头。

“谁？”我问。

一阵沉默后，传来韦斯利的声音：“凯？”

我开门让他进来。他的棒球帽和外套的肩膀部分已被雪打湿。他摘去皮手套，塞进口袋，脱下外衣，同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怎么了？”他问。

“我来告诉你怎么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来这边看看。”我抓着他的手走到窗前。“看！那些可怜的马有没有休过一天假？它们有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有没有人替它们好好地梳过毛或钉铁蹄？你知道它们趔趄的时候会怎样吗——就在它们走在结冰的路上，因衰老而几乎摔倒的时候？”

“凯……”

“它们挨了一顿狠狠的鞭打。”

“凯……”

“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我穷追不舍。

“你要我怎么做？”

“去做就是了。这世上到处都是不做事的人，我实在厌烦透了！”

“你要我寄投诉信给动物保护协会吗？”

“没错，”我说，“我自己也要寄。”

“明天再写可以吗？今天所有的办公室都关门了。”

我继续望向窗外，看见那个车夫又在鞭打他的马。“够了！”我喊了一声。

“你要去哪里？”他跟着我出了房间。

他快步追着我走向电梯。我没穿外套，大步走过大厅，出了饭店前门。雪势很大，冰冻的街道极滑。令我愤怒的是个老人，他戴着帽子，驼着背坐在驾驶座上。看见我这个中年女人在一个高大男子的护卫下走过去，他立刻挺直身子。

“想乘舒适的马车吗？”他用凝重的腔调问。

母马将脖子弯向我，同时竖起耳朵，好像知道有事要发生。它的毛过度生长，皮肤结痂，瘦骨嶙峋，眼睛呆滞并泛着红光。

“你的马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白雪。”他开始说明计费方式，那模样就跟他的马一样可怜。

“我对车费怎么算没兴趣。”我说。

他疲惫地俯望着我，耸耸肩。“那你打算乘多久？”

“我不知道。”我坚决地说，“我得乘多久才能看见你再度鞭打白雪？你是不是每逢圣诞节都要把它鞭打一顿才高兴？”

“我对我的马好得很。”他茫然地说。

“你对这匹马残忍得很，说不定对所有会呼吸的生命都是这样。”

“我还得干活儿呢。”他眯起了眼睛。

“我是医生，我要检举你。”我扯着嗓门说。

“什么？”他嘿嘿笑起来，“你是治马的医生？”

我走近车厢，近到距离他盖着毯子的双腿只有几英寸。“你敢再鞭打这匹母马一次，我看得见的，”我的语气像钢铁般冰冷，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我讨厌的人的，“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先生也会看见——从上面那扇窗户。”我指了指，“有一天你醒来，会发现我已经买下你所在的公司，并且解雇了你。”

“你才买不起公司呢。”他仰起头，好奇地打量着纽约运动员俱乐部。

“你根本不明白！”我说。

他把下巴缩进衣领，不再理会我。

我回到房间时沉默不语，韦斯利也没有说话。我深深吸了口气，双手抖个不停。他到小酒吧去倒了两杯威士忌，扶着我坐在床上，替我垫了几个枕头在背后，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摊在我的腿上。

他关掉灯，坐在我身旁。好一阵，他揉着我的脖子，我则望着窗外。下雪的天空显得阴沉湿润，却不像下雨时那么可憎。我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雪似乎很柔软，而雨却感觉冷硬得多。

警方发现艾迪·希斯赤裸的柔弱尸体的那个圣诞节，里士满正冷冷地下着苦雨。他靠在一栋废弃大楼后面的垃圾箱旁，大楼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当时他虽说再也无法恢复意识，但还没死亡。艾迪的母亲要他到一家便利店去买汤罐头，高特就在那里把他拐走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男孩被发现的那个污秽而寂寥的地方，以及高特那没来由的残酷。他在受害人旁边放置了小购物袋，里面装了汤罐头和棒棒糖。这些细节让他变得无比真实，连亨利哥郡的警察都落泪了。我的头脑里浮现出艾迪的伤势，并且记起他接受儿科的加护照顾期间，在他脱离生命维持系统之前，我为他做检查时他手掌的温热触感。

“哦，上帝！”我在昏暗的房间里喃喃念着，“哦，上帝！我对这些事厌烦透了！”

韦斯利没有回应。他站在窗前，喝着酒。

“我烦透了残酷事件，烦透了那些鞭打马匹、杀害小男孩和柔弱女人的人。”

韦斯利没有回头，说：“今天是圣诞节，你应该打个电话给家人。”

“你说得对，只有这能让我开心一点。”我擤擤鼻子，走开去打电话。

我妹妹在迈阿密的家里没人接听电话。我从皮夹里拿出通讯簿，打到我母亲已经住了几星期的那家医院，加护病房里的护士说多萝茜正陪着我母亲，会立刻去找她来。

“喂？”

“圣诞快乐！”我对我唯一的手足说。

“想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真是讽刺。这里肯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当然你是不会懂的，你又不在这里。”

“我非常明白加护病房是怎么回事。”我说，“露西在哪里，她好吗？”

“她和朋友出去逛了。她们送我到这里后出去的，大概一小时后回来，然后我们要去望弥撒。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去不去，因为她不是天主教徒。”

“露西的朋友有名字的，她叫珍妮特，人很好。”

“我不想扯远了。”

“妈妈怎么样？”

“老样子。”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多萝茜？”我说。她开始惹恼我了。

“今天他们替她吸了很多次痰。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你绝对无法想象那种情景。她拼了命想咳嗽，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喉咙里插着一根可怕的管子。她今天只离开呼吸机五分钟。”

“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知道，”多萝茜沮丧地说，“哦，是的，她知道。我在她的桌上放了棵小圣诞树，她哭个不停。”

一股莫名的痛楚涌上胸口。

“你什么时候过来？”她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还不能离开纽约。”

“你有没有想过，凯，你这辈子都在为死人的事烦恼？”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觉得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和死人——”

“多萝茜，告诉妈妈我爱她，还有我打过电话。请告诉露西和珍妮特，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会再和你们联络。”

我挂断了电话。

韦斯利依然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他对我的家庭纷扰相当了解。

“很遗憾。”他温和地说。

“就算我在那里，她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可重点是，你应该在那里，而我应该在家里。”

每次他提到家我就不舒服，因为他的家和我的不是同一个。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桩案子。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了那个宛如光溜溜人偶的女人。我回忆着她所有可怖的伤痕。

“本顿，他杀害那些人的时候，真正杀害的到底是谁？”

“他自己，高特在杀害他自己。”

“不可能全部都是。”

“对，但有一部分是。”

“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运动。”我说。

“的确，这是事实。”

“他的家人呢？我们还知道多少？”

“不多。”他没有转身，“双亲都健在，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波佛。”

“他们是从奥尔巴尼搬过去的吗？”

“记得那次水灾吧？”

“哦，是啊，那场暴风雨。”

“南佐治亚州几乎被冲走。高特一家一定是那时迁到波佛的，我想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这我能想象。”

“没错，他们在佐治亚州的屋子前面经常挤满了旅游车，记者一天到晚敲他们的门。他们不肯和警方合作。你知道，我一直要求做访谈，可始终遭到拒绝。”

“但愿我们对他的童年多一点了解。”我说。

“他是在一大片家族农场上长大的，那基本上是一栋坐落在几百英亩胡桃树林中的白色木造大房子。附近有工厂，生产一些在南方的卡车休息站和餐厅贩卖的坚果、糖果。至于高特在那栋房子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妹妹呢？”

“我想还住在西岸吧，我们找不到她，反正她可能也不愿意和我们谈。”

“高特会同她联系吗？”

“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亲近过。高特这一生似乎从未与任何人亲密过——就一般标准而言。”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我同几个探员谈了话，然后走了很久的路。”

“为了运动还是工作？”

“都是，但主要是后者。对了，白雪不见了。那个车夫拉着空马车离开了，他没有鞭打它。”

我睁大了眼睛。“多告诉我一些你散步的经过吧。”

“我经过了中央公园西侧和八十一街交叉口的地铁入口，就是高特和受害者被人发现行踪的地方。那个地铁入口和兰博园之间大约只有五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依天气状况和你选择的路线而定。”

“可我们并不确定他们去了那里。”

“我们什么都不确定，”他疲倦地长舒了口气，“当然，我们发现了许多鞋印，但另外还有别的脚印：马的，牛的，狗的，以及天知道是什么的印子。至少曾经有过。”他停顿下来，雪片飘过窗玻璃。

“你认为他一直住在那里。”

“那个地铁站不是换乘站，而是终点站。在那里下车的人不是住在上西区，就是要去附近的餐厅、博物馆，或到公园里参加活动。”

“正因为这样，我不认为高特会住在那附近。”我说，“在八十一街或者附近那些地铁入口很可能都是同一批人来来去去。如果高特住在那里而且经常乘地铁，那么地铁站的售票员应该会认出他来。”

“有道理，高特对于选择的犯案地区似乎很熟悉，然而我们却找不到他在当地生活过的证据。他是如何办到的？”他转身面对着我。

房间内没有开灯，韦斯利站在阴影之中，背后是一片天空飘着雪，仿如灰色大理石纹的背景。他显得十分瘦削，深色长裤从臀部垂下，腰带往前扣了一个新扣洞。

“你瘦了。”我说。

“我真是受宠若惊，你竟然注意到了。”他嘲讽道。

“我只有在你没穿衣服的时候才熟悉你的身体，”我淡淡地说，“那时候你很美。”

“那么，我想只有那时候才要紧了。”

“不对。你轻了多少？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从来不量体重，有时我会忘了吃东西。”

“今天吃了吗？”我的口气活像小学保健室的阿姨。

“没有。”

“穿上外套吧。”我说。

我们手牵手沿着公园的围墙散步，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曾经在公共场合表露过情意。不过稀落的行人反正也看不清我们的脸孔——倒不是说他们会在乎。我的心突然轻快起来，雪花碰撞的声音听上去就像雪敲击着玻璃。

我们静静地走了几条街，然后我想起了迈阿密的家人。也许晚一点我会再打电话过去，而我得到的回应可能是更多的埋怨。她们对我不满，因为我没有做到她们要求我做的，每当这时，我真想把她们辞掉，就当她们是一份讨厌的工作或某种恶习。老实说，我最关心的是露西，我一向把她当成女儿般疼爱。至于母亲，我很难取悦她，多萝茜我又不喜欢。

我挨近韦斯利去挽他的手臂，并将身体靠着他，他伸出另一只手来握我的手。我们都戴着棒球帽，这样很难接吻。于是我们停在黑暗的人行道上，像无赖那样把帽檐转到后面，解决了问题，然后因对方的模样大笑起来。

“哦，要是我手上有照相机该多好。”韦斯利笑个不停。

“不，那样不好。”

我一边将帽檐转回原位，一边想着让谁来替我们拍张照片。这时我记起了我们是婚外情侣，欢乐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我们继续前行。

“本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说。

他沉默着。

我继续说：“在现实世界里，你是个有罪的丈夫和父亲，于是我们只好一起出城。”

“你对此有何感觉？”他的声音再度紧绷起来。

“我想我的感觉同其他有婚外情的人一样：罪恶感、愧疚、恐惧、悲伤。我开始头疼，你开始消瘦。”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我们会开始找彼此的麻烦。”

“那么忌妒呢？”他问。

我犹豫起来。“我克制自己不去感觉它。”

“你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感觉。”

“当然可以，每当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你会忌妒康妮吗？”我们继续走，他追问道。

“我一向喜欢你的妻子，而且认为她是个好人。”

“可你有没有忌妒她和我的关系呢？我可以理解——”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为什么非得逼我说，本顿？”

“因为我希望我们都能面对现实，并且找出解决办法。”

“好吧，那你倒是告诉我，”我说，“当我和你以前的工作伙伴、最好的朋友马克交往的时候，你忌妒过吗？”

“忌妒谁？”他故意开玩笑地说。

“你忌妒过我与马克的关系吗？”我说。

他没有立刻回答。“如果我不承认我一直被你吸引——强烈地吸引着，那么我就是在撒谎。”最后他说。

我回想起和马克、韦斯利共处的日子，努力搜索能证明他刚才那句话的蛛丝马迹。我记不起任何一点。与马克交往的时候，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了。

“我一直很坦诚。”韦斯利继续说，“我们再来谈你和康妮，我必须知道。”

“为什么？”

“我必须知道我们所有人是不是能够好好相处，”他说，“就像从前你到家里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那样。我妻子已经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来了。”

“你是说你害怕她起疑心？”我有点偏执起来。

“我是说问题已经浮现了。她喜欢你。既然现在我和你一起工作，她很奇怪为什么反而不常见到你了。”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觉得奇怪。”

“我们该怎么办？”

我曾经去过韦斯利家，见过他和妻儿团聚的情景。我还记得他们和友人短暂分享他们的世界时的那些抚触、微笑和我难以理解的隐喻。但当时情况不同，我正和马克热恋，而如今他已经离世。

我松开韦斯利的手。黄色出租车横冲而过，扬起团团雪雾。公寓的窗口透出温暖的灯光，公园在高大的金属路灯的照耀下呈现出鬼魅般的森白。

“我办不到。”我对他说。

我们转入中央公园西侧。

“抱歉，可我实在不认为我能够陪在你和康妮身边。”我补充道。“我以为你可以克制自己的感觉。”

“你说得容易。我的生命中可没有别人能依靠。”

“你恐怕得试试看。就算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无论如何你总得和我的家人好好相处才行——如果我们还要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还要做朋友的话。”

“你这是在对我下最后通牒。”

“你明知道不是。”

我加快脚步。从我们第一次做爱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了一百倍。当然，这一点我本来就相当清楚。我在验尸台上见过不止一个和已婚者牵扯不清的傻瓜，结果他们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他们变得神志不清然后受到控告。

我经过绿野餐厅，仰望着左边的达柯塔公寓楼——约翰·列侬多年前被暗杀的地点。这里的地铁站距樱桃丘相当近，我在想高特离开公园之后是否到了这里。我站在那里发呆。那个十二月八日的晚上，我出席了一个案子的审理后从法院开车回家，听到广播说列侬遭一个无名小卒枪击身亡，那人身上带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本顿，列侬以前就住在那里。”

“是啊，他被暗杀的地方就在入口处。”

“高特会不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他停顿了一下。“这我倒没想过。”

“我们是否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他沉默不语，仰望着由喷砂砖砌成、有着锻钢和铜条饰边的达柯塔。

“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该放过。”他说。

“列侬被谋杀的时候，高特应该还是个青少年。我曾到过高特在里士满的公寓，他似乎偏爱古典音乐和爵士乐。我不记得他那里有列侬和披头士的专辑。”

“如果说他对列侬着迷，”韦斯利说，“不会是为了音乐，他感兴趣的应该是犯罪。”

我们继续漫步而行。“我们能够访谈的对象实在不多。”我说。“我们需要警局的所有人员帮忙，甚至整个调查局。”

“有没有办法查出是否有符合他特征的人在达柯塔附近逗留过呢？”

“的确，他很可能在那附近待过。”韦斯利苦着脸说，“到目前为止，钱对他来说似乎一点都不成问题。”

走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转角，可以看见一家名叫斯卡勒塔的餐厅覆着白雪的帆布篷，我有点吃惊，那里闹哄哄的而且灯火通明。一对身穿皮草大衣的男女走了进去，下了楼梯。我在想我们是否也该进去用餐，因为我真的很饿，而韦斯利也不能再降体重。

“想进去吗？”我问。

“当然。斯卡勒塔老板是你的亲戚吗？”他揶揄道。

“我想不是。”

我们走到门口，领班告诉我们餐厅已经打烊了。

“可是看起来不像打烊了。”我说，突然觉得很累，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但真的是啊，女士。”那人身材矮小，秃头，穿着系有鲜红色宽腰带的晚礼服，“里面正在举行私人聚会。”

“斯卡勒塔是谁？”韦斯利问他。

“问这干什么？”

“这个姓氏很有意思，就像我的。”我说。

“你姓什么？”

“斯卡佩塔。”

他仔细打量着韦斯利，显得有些困惑。“是的，当然。可今晚他没陪你来吗？”

我茫然地望着他。“谁没陪我来？”

“斯卡佩塔先生啊，他是贵宾之一。真是抱歉，我不知道你也在受邀之列……”

“受什么邀啊？”我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的姓很稀有，我从来不曾遇到其他姓斯卡佩塔的人，即使在意大利也没碰到过。

领班犹豫起来。“你和那个时常来这里的斯卡佩塔没有关系？”

“哪个斯卡佩塔？”我有些不安。

“一位先生。最近他常来，是一位非常好的顾客。他受邀参加我们的圣诞聚会。这么说你不是贵宾了？”

“多告诉我一些这个人的事。”我说。

“他是个年轻人，花钱非常慷慨。”领班微笑着说。

我能感觉到韦斯利的兴致被激起了。他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里面有很多客人。明天还得重新开张……”

韦斯利谨慎地出示了徽章，领班冷静地看了看。

“当然。”他彬彬有礼但面无惧色，“我给你们找张桌子。”

“不，不必，”韦斯利说，“不需要这样。我们只是想多知道些这个自称斯卡佩塔的男人的事。”

“进来吧。”他招呼道，“要谈话，也应该坐下来谈。你们也可以吃点东西。我叫欧金尼奥。”

他领着我们走向角落里一张铺着粉红色桌布的桌子，远离了挤满大厅、身穿礼服的众多宾客，所有人都在用意大利人的手势和腔调吃喝谈笑。

“今晚这里没有完整的菜单，”欧金尼奥道歉说，“我们可以给两位来点烤小牛排或柠檬鸡，搭配大蒜炒野菜酱细面或绿花椰菜通心粉当前菜。”

我们照单全收，并且加了瓶我最爱但很难找到的阿拉巴多尔切托红葡萄酒。

欧金尼奥去为我们拿酒的时候，我的思绪缓缓地运转着，恐惧拉扯着我的心。

“连提都不要提。”我对韦斯利说。

“我什么都没想要提起呢。”

他根本不必提起。这家餐厅距离高特被发现行踪的地铁站太近了。他一定会注意到斯卡勒塔这个名字，也一定会想到我，而我大概是他经常想到的人吧。

欧金尼奥很快就带着酒回来了。他撕开铝箔纸，边转开瓶器边说：“看，一九七九年的，非常清爽，比较像薄若莱葡萄酒。”他拉出瓶塞，倒了点给我品尝。

我点点头，于是他倒了两杯。

“坐下吧，欧金尼奥。”韦斯利说，“喝点酒，说说斯卡佩塔先生的事。”

他耸耸肩。“我只能说他第一次来是在几周以前。我知道他在那之前没来过。老实说，他很不寻常。”

“怎么说？”韦斯利问。

“长相很不寻常。非常鲜艳的红发，很瘦，穿着很奇特，就是那种黑色长皮衣、意大利名牌长裤搭配T恤。”他望向天花板，再度耸肩，“想象一下穿着阿玛尼那种高级裤子和鞋子，然后搭配T恤，T恤还没有熨过。”

“他是意大利人吗？”我问。

“哦，不是。他骗得过别人，可骗不了我。”欧金尼奥摇了摇头，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是美国人，但会说意大利语，他看菜单的时候都说意大利语。他都是这样点菜的，知道吗？事实上他说得相当好。”

“他都怎么付账？”韦斯利问。

“都是用信用卡。”

“信用卡上的姓是斯卡佩塔？”我问。

“是的，这个我能肯定。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缩写X。他说他的名字是柯克，那不太像意大利名字。”他微笑着耸了耸肩。

“那么他算是友善的了。”韦斯利说话的同时，我的心思不断地绕着这个线索打转。

“他有时很友善，有时不是。他经常在读东西，像报纸之类。”

“一个人？”韦斯利问。

“都是一个人。”

“他用的是哪种信用卡？”我问。

他想了想。“美国运通，好像是金卡。”

我看着韦斯利。

“你的卡带了吗？”他问我。

“我想应该带了。”

我掏出皮夹，卡不在里面。

“我不明白。”我感觉血液冲上发根。

“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韦斯利问。

“我不知道。”我呆住了，“我不常用这张卡，很多地方都不接受。”我们安静不语。韦斯利啜着酒，环顾四周，我则吓呆了，而且无比困惑。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高特要跑到这里来假装成我？如果我的卡果真在他手里，他又是怎么拿到的？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不禁产生了怀疑——匡提科。

欧金尼奥起身去看我们点的餐。

“本顿，”我血液沸腾，“今年秋天我把那张卡给露西用了。”

“她开始跟着我们实习的时候？”他皱着眉头。

“是啊，她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准备进入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时候我给她的。她那时经常往返两地来看我，加上假日得飞去迈阿密，我就把美国运通卡给了她，主要是让她买机票和火车票用的。”

“之后你就没见过那张卡了？”

“老实说，我连想都没想过。我通常都用万事达卡或维萨卡，那张运通卡好像明年二月就要到期，我原先大概是想让露西用到那时候。”

“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她。”

“我会的。”

“如果卡不在她手上，凯，我认为高特是在今年十月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期间偷走的。”

这正是我担忧的。

“你的账单呢？”他问，“有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支出项目？”

“没有，十月和十一月根本没有任何支出。”我停顿了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取消那张卡，或者利用它来追踪他？”

“利用它来追踪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钱的关系。”

韦斯利迟疑着。“我来想想有没有办法。”

欧金尼奥端着我们的面点回来了，他说正在努力回想是否还有其他的事。

“他最后一次来应该是在上周四晚上，”他扳着手指算，“四天前。他喜欢法国烤牛排。呃，我想想。他点了一次朝鲜蓟奶酪塔搭配淡味细面，没有淋酱汁，只加了点奶油。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每年我们都举行类似的宴会以表达对老朋友和贵宾的感激。”

“他抽烟吗？”韦斯利问。

“抽。”

“记得抽什么烟吗？”

“记得，褐色香烟，纳特·舍曼。”

“酒呢？”

“他偏爱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和高级葡萄酒。只是他有点——”他仰起鼻子，“势利眼。他认为只有法国人懂得酿酒，”欧金尼奥大笑，“因此老是点卡宝聂酒庄或奥利维尔酒庄出产的葡萄酒，年份往往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

“他只喝白葡萄酒？”我说。

“没喝过红酒，从来没有。他不碰红酒。有一次我端了一杯珍藏的红酒给他，被他退了回来。”

欧金尼奥和韦斯利交换了名片和其他信息，然后我们的领班就忙着招呼宾客去了，宴会正开得热闹。

“凯，”韦斯利说，“你认为这些信息会不会有别的解释？”

“不会，那个人的特征和高特很相符，从头到脚都像。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我的恐惧转变成了愤怒。

韦斯利定睛注视着我。“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奇怪的电话、邮件或不出声的电话？”

“没有奇怪或不出声的电话。有几封怪异的邮件，但就我的工作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就这样？你的防盗铃呢？有没有失灵的异常现象？”

我缓缓地摇头。“这个月出了几次故障，可并没有坏。再说，我也不认为高特在里士满。”

“你得多加小心。”他近乎恼怒地说，好像我真的不够谨慎。

“我一向非常小心。”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