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开始画画，都是因乔治·惠勒而起。

惠勒是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红泥山橡胶庄园的经营者，他独自一人住在一座阴暗的大平房里，隐藏在无边无尽的橡胶树海洋中。他是个失意的不幸之人。我从英国来到庄园开始助手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对我说：“总体上我是个很随和的老板——但在这座庄园里唯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容忍的，就是异族通婚。”

我心里有些不快，说：“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许跟当地女人乱搞。”

我环顾他昏暗的客厅，四周用窗纱围起来，像个牢笼似的。书架上乱糟糟的，堆着关于登山运动的书，墙上贴满了有关登山壮举的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显然，梦想征服皑皑山峰是惠勒发泄情感的方式。然而，我很讶异，在这样的禁令下，其他人是如何过活的？

不久我就知道了答案：这给他诸多的助手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正因为这道禁令，我的波兰人前任只好通过邮局向素未谋面的笔友求婚，那个女孩从遥远的英国格拉斯哥来到马来亚，然后两人结婚了，现在他们住在不远的关丹县，仍然十分恩爱，正在等待第三个孩子的降生。然而，对于特德·威利斯来说，这道禁令带来的影响就没那么好了。特德跟我一样，是惠勒诸多助手中的一员，他本来就很内向，这样一来就更不愿与人交往，老是一个人闷着，他才二十四岁就已经消极遁世，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个精神残缺者。而对于我另外一个老同事塔比·彭福尔德来说，这样的禁令只会让他编造更多的淫秽故事，并添油加醋地描绘每个细节。然而，他偶尔也会采用另外一种发泄方式，比如有一次他突然一脸得意地来找我，向我描述了自己与一个泰米尔女人的邂逅。他说那个女人一直在吸烟棚附近徘徊，“皮肤黝黑黝黑的，听我说，鼻子上戴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就是让人很有欲望……天啊，再也没有比野外偷欢更害人的了！”我知道这只是他的幻想，不过还是假装相信他说的话，这让他很高兴，仿佛自己描述的好事真的发生了一样。

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道禁令的影响是到那里一个月之后，那时我爱上了一个马来女孩。

她并不在这座庄园上工作，但是每天都会路过我的小屋好几次，而且她每次经过都正好是吃饭的时间，我正好在外面的门廊上。这只是巧合吗？我有些怀疑，因为当她知道我在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露出邪恶的笑容，屁股故意扭来扭去。她的皮肤如同温热的蜂蜜，我被她迷住了，在庄园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渴望能再次见到她，计划着怎么才能占有她而不让惠勒知晓。很多次我几乎要跑出去找她，但是又恐怕丢了工作，只好放弃。后来她不再来了，我甚至还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我的灵魂深处充满绝望。

自那之后，日子变得平淡无聊，漫漫长夜我只能用塔比·彭福尔德的淫秽故事来填充内心的空虚。唉，那热带日落后的无比空虚啊！我开始毫无节制地喝酒，麻痹自己，好挨过每一分每一秒。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天傍晚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出一年我就会彻底垮掉。我要做点儿什么——给自己找个兴趣爱好。”所以我找出一个练习本和一支圆珠笔，开始画起来。

在那之前我从未画过画，只是上学的时候每周美术课上被迫画过一些，跟大家没什么区别。我一直将“带有艺术气息的男孩”视为异类，总觉得他们很怪异、很悲哀。每年假期，为了完成文化课任务，我都要去参观伦敦的各大美术馆，每次我都感到百无聊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美术馆珍藏的名作，而是参观者，他们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记得是在皇家美术院，我突然萌生了一种简单的批判性想法：为何所有的肖像作品都如此庸俗不堪？为何画中的所有事物都摆放得如此整齐，如此木然？为何都不能捕捉到带有生机的瞬间？与框架里的千千万万张脸庞比起来，任何一个参观者的脸上都带有更多的特性、更多的表情和更多的意味。

战争爆发后我离开学校，直接参加了军队，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印度。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深入到缅甸内地。有一天我站在伊洛瓦底江边，看着一个缅甸女人洗衣服，她蹲在河边，鲜艳的红色罗衣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大腿。一架“达科他”式飞机朝河边飞来，轰鸣声划破长空。直到飞机飞到头顶，那个女人才注意到，她依然捶打着正在洗的衣服，抬起头匆匆且漠不关心地瞥了一眼，眼神中甚至带着轻蔑——对于这些缅甸村民来说，四年来他们已经看惯了外国军队之间的拉锯战，轰隆作响的毁灭性机器来来回回，给彼此带来可怕的杀戮——她依然在伊洛瓦底江边洗着衣服，自她很小开始便如此，至今不曾有任何变化。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充满愉悦，因为她那一瞥，她微微抬起的头和继续捶打衣服的双手，在我看来超乎寻常地美丽，具有深刻的含义，表达了真实的道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捕捉到并永远保存这一瞬间！它道出了关于缅甸、关于战争、关于人民、关于生活的一切！然而“达科他”式飞机的轰鸣声渐行渐远，那个女人的眼神又重新回到了浣洗的衣物上，动人的瞬间消失了。

不久之后，我从一位同僚那里借了一台照相机，因为对于我来说，还有其他类似的瞬间和情景远比仰光大金塔和蒲甘摇摇欲坠的佛塔更能代表缅甸最真实的美丽之处和这个国度最纯正的内涵。我决心要捕捉这样的瞬间和情景。我非常用心地拍了很多照片，然而其中只有几张真正捕捉到了我想要的神情、姿势和瞬间，即使是这几张也让我失望至极，因为里面没有我所期待的东西，不过是空洞的、浅薄的，了无意义。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不都是曾感动我的瞬间的真实记录吗，为什么它们本身就无法令人感动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某个瞬间本身是不可能完整的，因为这个瞬间存在于包含某种动作和心境的大背景下，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具有意义；而且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个性和知识来诠释这一瞬间。所以当我看到伊洛瓦底江边浣衣的缅甸女人时，打动我的并非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而是这种表情在我眼中的含义：结合我自身的经历，其含义代表了我对破坏和战争的憎恶。如果当时有人站在我身边，也许这一瞬间会给他留下不同的印象。有多少位观察者，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印象。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了关于艺术的第一条，也许是唯一的一条真理：艺术的功能不是说“这是某个事物在特定时刻的样子”，而是“这是我眼中某个事物的样子”。也许很多人从小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我却后知后觉到现在才发现。

不久后我的复员文件下达了，我回到了英国。我挚爱着东方，现在回到伦敦却四处徘徊，身体缩在新衣服里，我感到阵阵寒冷，悲惨而不知所措。我的父母都已过世，我也没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我感到特别没有归属感。后来我的叔叔让我到他位于斯隆大街的房地产公司上班，承诺说只要我做得出色就可以成为最终合伙人。我咬紧牙关，开始去夜校上课，努力做功课，在办公室开始越来越熟练地使用诸如租赁权、什一税、无地下室、低开支、镶木地板、复式住宅之类的词语。“我讨厌这种生活，可是我必须证明自己能行，”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要通过考试。”然而不久我就抛下这一切跑到马来亚种植园去了。尽管我叔叔很失望，却还是好心地对我说：“恐怕你会后悔的。”可是，当我一闻到东方大地令人沉醉的气息，我就知道他错了。在伦敦，我整个人的四分之三都已死去，每天死气沉沉地在斯隆广场赶公交车。而现在，我整个人又突然活过来了，所有的感官都觉醒了。我又一次为那些稍纵即逝的美丽瞬间感到欢欣：那些姿势、那些表情、那些自然生活中的微小场景。我想，如果我是个艺术家该多好啊！后来，就在我来到红泥山的第三个月，就在那个马来女孩撩人的背景消失后，我拿出练习本和钢笔，开始画画。

与此同时，尽管我从未对自己第一幅涂鸦抱有任何幻想，但我觉得自己画起来驾轻就熟。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又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第一次坐在打字机前，就发现自己的手指对每个按键都无比熟悉——就是那种“我曾来过这里”的感觉。并且，一切又让人无比兴奋。我之前经常想：“我并不是不入流的通才，只是没有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我曾经很羡慕那些有自己的爱好、才能或者专长的人，他们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脱颖而出。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专长。就如同有那么一个抽屉，我一直以为里面空空如也，无意中打开了却发现里面装着一件宝物，足以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很快画画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每日每夜我脑海里除了画画别无他想。在庄园里工作的时候我会随身带着素描本，每时每刻我都在寻找机会偷偷溜出去记录各种印象，一分一秒地盼望着午休或傍晚的到来，好让自己的激情自由地挥洒。每一刻的闲暇都变得无比珍贵，我对知识如饥似渴，渴望得到指导。我绞尽脑汁回想当初被自己荒废的美术课上无意中学到的任何一点儿建议，我让人从新加坡和伦敦帮我搜寻各种各样的美术书籍。我贪婪地阅读每一本书，为书中画作的照片而感动、着迷、激动不已，而十二年前我在伦敦美术馆看到这些画作的真迹时，却觉得乏味不堪。即使是报纸上的漫画或者信头上的图画都能激起我的兴趣，我会认真研究这些图画是如何达到效果的。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想过那位经过我小屋的马来女孩，我沮丧的心情得到了疏导，我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素描上，而这些精力本来是想用来做乔治·惠勒所明令禁止之事的。

我摈弃了那些不适合自己的绘画风格，到年底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用自己的风格自由作画了。我还开始画彩色画，起初用的是从当地中国人开的商店里买来的儿童蜡笔，后来开始用从英国寄来的颜料。现在，我开始了油彩世界的新冒险。

尽管惠勒曾多次逮到我在工作时间画素描，不过他对我的这一新爱好并不反对，他觉得画画可以洁净心灵。而我确实是他最喜欢的助手，因为他实在不怎么喜欢塔比·彭福尔德这种对女孩怀有不洁净想法的人。他甚至让我为他画过一幅画。那一年伊丽莎白二世举行了加冕仪式，人类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他希望我能在画布上重现征服珠峰的时刻，他还收集了许多埃德蒙·希拉里和登京格·诺尔盖的杂志照片让我做参照。对于这样的任务我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好，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后来我按要求创作了一幅极其虚伪的画给他，他却很高兴，还把画挂在卧室的墙上，以便躺在床上就可以重温这一喜马拉雅史诗事件。

一周后，他依然沉迷在我的那幅珠峰登顶的画作中，还给我看了一份伦敦报纸上漫谈专栏作家对一位女画家的访谈，那位女画家刚刚在伦敦西区的一家名为厄尔曼的私人艺术画廊首次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整个伦敦上流社会都为之惊讶，因为这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拿起画笔只有一年的时间。

“你画画的时间比她长多了，”惠勒说，“你为何不向他们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呢？”

“我画得还不够好。”我回答说。尽管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可能是：“我觉得自己画得挺好，只是我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也这么觉得，我不敢轻易拿自己去做试验。”

“那就去试试吧，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我很快被说服了，立马花了一大笔钱将几幅蜡笔画和两幅油画通过航空邮寄了过去。然而这些画却没有得到任何承认，此后的八个月中我再没见到这些画，也没听到任何信息。

而我却还是损失了些东西——自信心。想到自己将画作寄到伦敦时的踌躇满志，我就羞赧得满脸通红——我赫然听到人们对这些画的嘲笑和批判！我甚至不敢写信过去讨回这些画。我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正是这件事促使我在此期间与斯特拉订了婚——因为一个男人往往会通过征服女人来重塑自尊。

那时斯特拉·普洛登二十四岁，长得还算漂亮，而按照马来人的标准，她算得上极其美丽：当她与她母亲一起来到红泥山临近的庄园后，方圆几百英里的未婚男子都奔她而来。我也加入到蜂拥的人群中，由于我所在的庄园离她很近，再加上恶棍的无意相助——一位爱慕者鲁莽地连夜驾车前来，却中了埋伏被枪杀，此后距离较远的爱慕者热情骤减——我最终抱得美人归。圣诞节那天我向她求婚，次日她就答应了我，而新年伊始我就开始疑虑，痛苦不堪，直到四月份我才鼓起勇气解除婚约。

我们之所以不和主要是因为我画画的事情。斯特拉觉得我画马来人比画她更多，这让她很伤心。她无法理解，既然我已经有了她这位自愿担当模特的人，皮肤洁白无瑕，又颇具魅力，为何我还非要将自己的才华浪费在当地人身上？起初她并没有坦白地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可我还是察觉到了，因为我每次给她看我画好的东西，她总是闷闷不乐并对我的画冷嘲热讽，还开始数落我的缺点——每一条缺点都要数落一番，就是不提真正惹到她的那条。末了她却解释说：让她觉得羞辱的不是她希望我多画她——她确实想不出比这更无聊的借口了——而是我明显对她不感兴趣。那天早上她母亲刚好问她我画的是不是她的肖像，而她只能回答：“不是，他画的是某个马来女孩。”她当时几乎羞愧死了。

后来我们一见面就争吵，每次都重复同样的指责和同样的争辩，只是一次比一次激烈。终于，那天我们去野餐，有三个带着波罗蜜的马来女人从旁边经过，我忍不住画了下来，她又开始吵闹，我们就摊牌了。

“我哪里不好吗？”斯特拉质问我，“是不是我太丑了还是怎的？”

“不是，当然不是。”

“可是你这样太让人难堪，也太不正常了。”

“你是说我画马来人？”

“是的，尤其是你画的十有八九都是马来女孩。太恶心了。”

“可是她们很漂亮啊——她们很优雅。”

“天哪，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话！而你竟然假装这些话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

“本来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我们又激烈地争吵了十分钟，彼此伤害着，然后我们沉默下来。我开始为自己所说的话感到羞愧，希望能做出弥补，所以我说：“不管怎样，我现在想为你画像了。”

“那好吧，稍等一下。”她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

“不，不要动！就这样——非常美！”

“别傻了。”

然后，她拿出梳子和化妆品，开始精心打扮，我内心的怒火爆发了，我想大喊：“你这个蠢货！你这个愚蠢的、虚荣的、自负的婊子！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画马来女孩吗？难道你看不出你们之间的区别吗？难道你不明白她们身上的单纯和天真，是你早已丧失了的吗？”

她整了整裙子，然后把自己摆出一副巧克力盒子的姿势。

“好了，我现在准备好了。”

“好吧。”我说，然后为她画了一幅素描。第二天我告诉她，我觉得自己不是她要找的那种丈夫，我们最好就此结束。

她非常伤心。“可是我该怎么跟别人讲呢，”她不停地说，“我该怎么跟别人讲啊？”尽管那时我很鄙视她这种特别在意他人想法的特性，但后来我渐渐不再那么严苛地批判她，因为害怕丢面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况且他们都是东方人。回顾往昔，我也逐渐明白，斯特拉对我画画的不满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我之前却理直气壮地以为她只是出于虚荣。创作的冲动来源于性欲，正如同其他画家喜欢画裸体一样，我喜欢画马来女人。（那些声称女性身体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抽象形态”的画家都是满口胡言——他们为什么不画枕头？）这些马来女人唤起了我内心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只好通过其他的方式宣泄出来，于是我便将她们所拥有的价值全部赋予我的画。斯特拉从未给过我这种感觉，而她对此非常清楚。“如果他只画马来女人而不画我，那他肯定不爱我。”这是她的本能反应，我曾以为这样的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只能证明她对更高层次的艺术创作动力极度无知。然而她说得对，我从未爱过她——一丝也没有。

与斯特拉分手后的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信是厄尔曼艺术画廊寄来的，信封里装着一张六十三英镑的支票。

这封信的署名是画廊理事罗伊·厄尔曼，他在信中向我道歉，说扣除了画廊费用和框裱费用后，支票金额不是很大。接下来他并没有解释为何此前没有写信给我，只是说他将我的十四幅作品选入了新秀青年画家作品展——不过他说犹豫权衡了很久。然而，我作品里的活力和浓烈情感足以弥补构图的不足和技巧的拙劣，这些在后面所附的剪报中都有体现。他还写道：“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的这些作品抢尽了风头，你可以祝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然而，他建议我第二年不要参加展出，因为到时候我肯定会发展得面目全非。他在结尾处写道：“你拥有特殊的天分，确实令人兴奋，我相信你会有出色的表现。”

一开始这封信让我无比激动，接着我开始相信一切都是命运和天赋，后来我自然而然地以为自己优人一等。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周，其间我觉得自己比往常高了，也许是因为心情轻快，就连乔治·惠勒和塔比·彭福尔德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及我好像突然比他们高了，他们觉得有些疑惑。然而，第二周他们又都说我缩回到了原来的身高。而我自己却觉得自己变矮了——因为我竭尽全力想达到被自己无限放大的预期，却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灵感和才华。我可能会一事无成，我现在不再相信自己是天才，而觉得自己是庸才，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我拿出厄尔曼的信来读，希望能从中得到鼓舞，但却觉得它空洞而伪善。他到底失去了什么？而“胜利”又从何而来，除了在伦敦上流社会的那些文化势利小人中轰动一时，他们不还是很快就去关注下一场轰动、下一个新发现、下一轮新时尚？至于那张支票，我最初惊喜地将之视为一笔财富，可是想想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我飘忽不定的创作灵感，现在看来这些钱不过是可怜的施舍。

我的绝望几乎持续了两个月，这期间我一直无法工作。后来我心中的钟摆停在了中间的位置，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庸才，我只是拥有某种天分，只有耐心和努力才能变天分为成功。通过这样的磨炼，我发现自己的精神又高涨起来，创作的冲动也回来了。

大约一个月之后的某个周末，我去了新加坡。来马来亚一年了，我去过的最大的地方要数吉隆坡，而新加坡这样的大城市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兴奋。我在中国街的集市上转来转去，吃吃喝喝，观看卡巴莱歌舞表演，然后在其中一家宏伟的、光彩夺目的、华丽的中国娱乐城游荡了好几个小时。这些中国娱乐城中同时上演着粤剧、露天拳击比赛、中国脱衣舞以及汽车相撞事件。我去了一家舞厅，跟伴舞女郎跳舞。两天后，我乘火车返回北方，一想到要回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单调乏味的灰色橡胶林，继续做那份占用我太多时间的苦差事，害得我都没时间画画，我就觉得害怕。我突然想要离开红泥山。自来到马来亚后，我共攒了将近四百英镑。如果精打细算的话，可以维持一年的生活——这一年里我什么都不干，只是画画。我在脑海里反复思量着，这时车厢里的一位少校突然叹口气说：“哎呀，多希望能回到香港啊！”

“为什么啊？”我问他。

“新加坡也没什么不好，只是这样的城市在哪里都能见到。而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极具中国风情。从市中心出发，漫步一分钟也碰不到一个欧洲人。而且，天啊，香港好美啊！”

“是啊，我也听说香港很美。”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家的园丁，他园丁工作做得很不好，因为他本来是个水手，他肌肉突起的棕色手臂上文着蓝色的中国龙，已经褪色淡化，正中间文着两个字：“香港。”他是我儿童时代不折不扣的英雄，经常倚靠在铁锹上，滔滔不绝地讲着鸦片馆、炮艇、爆竹、珠江，还说中国的葬礼要请六支铜管乐队，还有专业的送葬人，像三K党一样蒙着白布，哭泣着、哀号着，咬牙切齿。很多时候，讲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会说：“不能再往下讲了，不然你父亲会找我麻烦的。”——哦，这些话背后藏着怎样的一个神秘国度啊！

“是的，天啊，”少校说，“当舰队驶进那个港湾，马力全开，骄傲满满……你真该亲眼去看看，哦，天哪——你应该去看看香港。”

“我会的，”我说，因为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你北上是打算离开吗？”

“不是，是要住下。”

我一回去就告诉乔治·惠勒我要离开。他很不高兴，因为他给我开了不错的薪水，让我从头做起，就希望我能长久地做下去。不过当他看到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只好作罢，冷冷地笑着对我说：“好吧，说不定哪天你就出名了，我最好对你好一点儿。要不要喝一杯？”

喝了点儿威士忌后，我心情稍微放松，而他也放松了下来，我笑着说：“其实，你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许不会开始画画。”

“此话怎讲？”

“就因为那条不许异族通婚的禁令。”

他露出疑惑的表情，试图弄清楚两者之间的联系，过了一会儿他说：“哦，别胡说八道了。你不可能跟本地女孩谈恋爱的。你不是这种人。”

“其实呢——”我本来想跟他讲讲那个每天经过我小屋的女孩，她含笑的眼睛和撩人的臀部，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当然没有了——你的心灵那么洁净，从你的那幅珠峰画作就能看出来。真是幅漂亮的作品，只有心灵真正洁净的人才能画出那样一幅画来。”

于是，为了不让真相毁了那幅画在他心中的形象，我终究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只说了句：“真高兴你如此喜欢那幅画。”

“那可是艺术作品。”

惠勒从本地雇用了一位新助手，名叫休伊特·贝格。他与惠勒初试后跟我说：“有关女孩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老伙计，我修习瑜伽。”他果然开始修习瑜伽，全身只围着裹腰布，两腿交叉蹲着，粉白色的英国人身体僵硬得像一根舂杆，他用手指按着鼻子，一只鼻孔吸气，另一只鼻孔呼气，发出难听的噪音，他面前的地板上放着手表，来计算每次呼吸的时间。

我在那里继续待了几周，好将工作的窍门传授给他。之后惠勒开车把我送到巴生港，我登上了“黑人演唱团”号，这艘船开往马六甲、新加坡、马尼拉——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