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第一次来南国酒店的时候，并不清楚这个地方有什么奇怪的。

那是我到香港后的第五周，我根据房屋出租广告上的地址，来到了坐落在湾仔后面陡坡上的一座房子前。广告是马太太登的，她的公寓在二楼。她打开门的时候，我朝她身后瞥了一眼，小小的起居室里有孩子、祖父母、表亲戚、阿姨——足足有十二个脑袋——我就知道这家肯定不行，住在这里我肯定没有个人空间来作画。当马太太告诉我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中国人时，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表示很遗憾，说真希望早点儿知道我要来，因为她更喜欢将房间租给英国人，这样她和她丈夫就可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了。她坚持让我留下来喝杯茶，好弥补让我白跑一趟的损失。我只好僵硬地坐在一把硬木直背椅上喝茶，而坐在房间里的各位亲戚竟然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好吧，也许我可以在湾仔找个地方住，”我说，“目前我还没去这个地区试过。”

“为什么呢？”

“太吵了，欧洲人都不住湾仔，只有中国人。”

“正合我意啊，”我说，“我现在所住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英国人。”我告诉她我现在住在落日公寓，就在山顶的最低处，是欧洲人体面的居住地，我也一直住在那里，不是为了体面，而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我向她描述其他房客：有几个人每天上午十一点开始在公寓休息室里打桥牌，一打一整天；悲伤而愁闷的妻子们嘴上说“我们在这里都被宠坏了”，心里却无比希望能回到萨顿；中年女人无休止地争吵，喋喋不休的女人缠着你、困住你，然后像水管一样滔滔不绝地跟你说啊说，我只好悄悄地从厨房到我的房间，以免被她们给逮到。虽然我说的好像很有趣，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好玩。我几乎要绝望了，我只有一年的时间，现在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而我却还没能静下心来工作，什么也没做。首先，香港拥挤而热闹的民众、充满活力与兴奋的气氛，带来太多刺激却混乱不清；各种各样的印象飞快映入我的脑海，迅疾得让我无法记下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画出来，也许再过一两周就好了。”然而还是什么都没能画出来。我找不到关注的中心，也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我开始沮丧地怀疑自己当初是否应该离开橡胶种植园。后来我开始明白，我的作品往往依赖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共鸣，依赖于对我笔下人物的认同感，而我不过是大街上的一个旁观者，偶尔从另外一个世界过来视察。有道高大的围墙将我和中国人隔开——如果一直住在落日公寓，还能期待有别的结果吗？所以我又开始找房子——此前我曾试着找过，后来在绝望中放弃了——又开始乘电车从一个区跑到另一个区，走过一条又一条街，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以蜂拥的人群和头顶上数不清的晾晒衣物提醒我，这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几年前战争结束的时候，香港只有不到五十万的人口，后来中国开始了革命战争，大批的难民成群结队地跨过边境逃到香港，现在人口暴增到两百五十万，还有人说有三百万——谁知道呢？每个角落都被改造为可出租的客房——每个房间被分割成十个、十五个或者二十个“床位”——留给后来者的就只有空空的场地和山坡了，这些简陋的房子是用破旧的麻袋、压平的铁罐和零零碎碎的木料建造而成的。如果现在有哪间房子还是空着的，那肯定是因为租金飞涨，连立法都无法抑制。所以即使我想尽各种办法，却还是再次一无所获，我的心情无比沮丧，脚疼腿酸，只好再次放弃。只是因为看到了马太太的广告，我那天下午才出来试试。

我将手中精致的小茶杯放下，说：“茶很清香，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她礼貌地笑着，“也不是什么好茶。”

“真的很清香。”我起身准备离开。

“哦，大概不会吧。”

然而我终究还是去了——沿着长而陡峭的台阶走下山坡，下到湾仔最古老的区域：热闹的小巷，排水沟里填满垃圾，路边的小商贩和街摊，热闹而喧嚣。灿烂的阳光斜斜地洒下来，光与影的对比显得愈加鲜明，头顶晾晒的衣物如同飘扬的彩旗。见到一家邮局我就进去了，原以为邮局的职员会说英语，然而当我向他询问房子的事情时，他摇着头说：“没有，对不起，这里不卖。”

“我不是要买东西，”我说，“我只想找间房子住。”

“不好意思，这里只卖邮票。”

我穿过轩尼诗道，有轨电车咔嗒咔嗒经过，两家现代电影院正在上映美国电影，我来到海员俱乐部旁边的码头。紧挨着俱乐部的是一家名叫六国酒店的大宾馆，以举办中式婚礼而闻名，显然，这个地方我肯定住不起，根本不用去问。沿着码头再远些，上身赤裸的苦力正赤着脚卸货，如同一群蚂蚁一样沿着踏板来来回回。经过的船只激起水波，泊在货物之间的舢板也跟着上下摆动。码头对面的马路上是狭小的临街店铺，沿着店铺之间的漆黑楼梯而上，是拥挤的出租屋；孩子们在马路旁玩着跳房子游戏，一边玩一边把米饭扒到嘴里，好像所有的中国孩子都是边玩边吃。

我坐在河埠头最上层的台阶上，心想：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而我却什么都没做，我要改变自己，我要逼迫自己。

可是这根本就没什么用，我心想，我已经在逼迫自己了，不也没什么用吗？你不能逼迫自己去画画，就好像你不能逼迫自己不去听闹钟的声音。你越是让自己不要去听，声音越是往你耳朵里钻。

有时候意志力最大的敌人是意志力本身，你不能靠着意志力来作画，我想。

是的，放轻松，只有你放轻松了，只有当你不去刻意抓你想要的东西时，你才会突然发现它就在你眼前……

我靠在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石头上，一辆黄包车从我身边经过，拉车苦力肮脏的大脚啪啪地踩在路上。这时我的眼睛落在店铺间的一个灯光招牌上。蓝色的霓虹灯管被扭成复杂的中国字的形状，我认得最后那两个字：酒店。

好吧，正合我意，我心里想。正好在水边，再完美不过了。这么完美肯定有问题，不过，去试试也没什么损失。

我站起来穿过码头，走进蓝色霓虹灯下的大门。我的内心依旧充满怀疑。的确，大堂就给人一种特别体面的感觉，服务台后面的中年职员，老式的缆绳电梯，楼梯口处的棕榈树盆栽，这些都让我想起布卢姆斯伯里的古老家庭旅馆，我觉得有些气馁。都是因为靠近港口——大概我根本住不起。

我走到服务台前，问那位职员：“你们的房间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

他的手指停在算盘的珠子上，他应该在算账，不过看上去就如同在弹奏乐器一般。他穿着中国长衫，有点儿像牧师的灰色法衣，很老式的感觉，跟棕榈树盆栽和古董电梯很搭配。他的头发剃光了，还镶了几颗金牙。

“一个月？”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你们有按月收费的吗？”

“你要住多久？”

“哦，至少一个月吧。”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迟疑地在算盘上重新开始计算，珠子在他指尖的拨动下上下跳动。

“两百七十元，”他最后说，“一个月吗？”

“是的——按月。”

一港币可以换一先令三便士，所以一个月大约是十七英镑——比落日公寓稍贵了些，不过这里的膳食便宜些，我刚好可以支付得起。我要求看看房间，那个职员打电话给楼层服务员。我走向电梯，电梯操作员正在里面靠着镜子看中文报纸，他将报纸收起来，砰地关上门，使劲儿拉了一下绳子，我们就轰隆隆地开始上升，电梯在每一层都停，发出响亮的铮铮声。到了第三层，也就是顶层，我下了电梯。楼层服务员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小型收音机，正在放粤剧，发出咿咿呀呀尖锐的声音。那个服务员大概二十岁，稚嫩的脸上挂着微笑，穿着白色外套、宽腿棉布裤子和毛毡拖鞋，他引导我穿过走廊，打开尽头那个房间的门。

“先生，房间是很漂亮的。”他咧嘴笑着说。

房间并不漂亮，不过很干净，大小也很合适，里面有一张宽大的硬板床、一套廉价的梳妆台和衣柜，地板上还放着必不可少的搪瓷痰盂。还有一台电话和一个放茶壶的衬垫篮子——我曾听说中国旅馆长期提供免费绿茶，而我是个无茶不欢的人，所以住在这里可以节省很多茶钱。

“而且视野非常不错呢，先生。”

他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阳台虽然有顶棚，不过灯光很漂亮——很适合做画室。而且，这里的视野真是极好的，因为阳台处在墙角，正好可以眺望全景。从阳台的一边望过去，是湾仔的大片屋顶，再过去是香港岛的高楼大厦和山顶；而从阳台的正前方看出去，港口上散布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舶：货船、班轮、战舰、渡船、舢板，还有数不清滑稽可笑的、锈迹斑斑的混合船——有的停在港口，有的缓慢地移动，有的忙碌地来来回回，拖着长长的尾迹穿越港口。港口的对面是九龙，距离非常近，我几乎能数清半岛酒店有多少窗户；九龙过去就是光秃秃的高高山冈，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

我说：“挺不错的。”

“先生，我叫唐国泰，”那个服务员恭顺地笑着说，“我的英语讲得不好，还请您指正。”

“你说得挺好，没什么需要指正的地方，阿唐。”

“您真是好心，先生。”我们从阳台返身回到房间的时候他问：“先生，您这边有女孩吗？”

“女孩？没有。”

我想他所说的“这边”应该是指香港，不过我也不确定。我再次乘坐轰隆隆响的电梯回到大堂，交了预订房间的押金，那个职员用中文写了收据。大堂尽头的推拉门内隐隐约约传来舞曲的声音，我朝那扇门点点头，问：“那里是什么？”

“酒吧。”

“太好了，我去喝杯啤酒。”

我转身穿过大堂，这时门开了，一个皇家海军的水手走了出来。他个子小小的，又瘦又结实，皮肤被晒得黑黑的。他的帽檐上有一圈金色的字母：皇家海军舰艇“帕拉斯”号。

他朝我点点头，随意打了个招呼。

我笑着说：“天哪，皇家海军！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

他像那个职员一样奇怪地看着我，说：“在这里你就遇不到别人，老兄，在南国酒店是遇不到别的什么人的。”

“遇不到？你是说这边没有中国人？”

“只有女孩，”他说，“这边的女孩全是中国人。”

这时候门又开了，一位中国女孩匆匆跑出来，笑着对那个水手说：“嘿，你别丢下我。”她穿着高跟鞋和高领开衩旗袍，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她们也很体面，只要你好好对待她们，”那个水手以所有者的姿态说，“啊，内莉？你说是不是啊？”

“那当然，我们都很好看，”那个女孩欢快地附和着，紧紧抓住他的手说，“来啊，别只在这里说话，把我晾在一边。”

“真的，老兄，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那个水手对我说。然后他们离开了，水手有些趾高气扬，而女孩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

我看着他们穿过大堂，不禁自己笑了。好吧，我是个白痴，我问那个职员要房间的时候就该从他脸上的表情猜到。还要一个月的房间！估计他以前都是按小时租房间的。我转身穿过推拉门来到酒吧里。

大堂里很明亮，而这里很昏暗。窗户上都严严实实地挂着窗帘，房间里亮着玫瑰色的灯光，看上去如同一家夜总会。我停下脚步，好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变清晰了：角落里的吧台，硕大的点唱机播放着《寂寞七日情》，端着啤酒盘在桌子之间穿梭的中国服务生，桌子前坐着的水手，还有女孩们。

是的，那个水手说得对，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这里就是一个接触点，这里就是我可以开始的地方。

我走到一张空桌子前，点了一杯啤酒。

Ⅱ

“其实，我不是很受水手的欢迎，”吉薇妮·李说，“我太瘦、太骨感了。”

“可是你很美啊，吉薇妮。”

“不，我太瘦了，一点儿都不性感。性感最重要了。”

她用棒针轻轻点着。点唱机里播放着《是华尔兹还是探戈》，这首歌是第二受欢迎的曲子，仅次于《寂寞七日情》，已经连续播放了三遍了。旁边桌子上，头发斑白的中年水手自在地吸着烟斗，如同坐在自家炉火边一样平静而满足，一个女孩小猫似的依偎在他怀里。房间里烟雾缭绕，桌面上有洒出来的啤酒味。天色尚早，只有十几个水手散坐在桌前，他们大多是英国人，只有三个是美国人。吉薇妮说这三个美国人是来自美国留守船的常客——那时港口并没有美国轮船来访。酒吧里的女孩要比水手多，一张桌子前就坐着五个女孩，她们看上去很是无聊。

吉薇妮停下手中的编织，从旁边袋子里的毛线球上拽出更多毛线来。我一坐下来她就坐了过来，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小时。她二十六岁，瘦瘦的，有着一张苍白的心形脸和一双温柔的眼睛。大部分女孩子都穿着旗袍，而她却穿着西式的纯棉裙子，她曾在内地的一家教会学校读过书。如今她与母亲和妹妹同住在湾仔的一个房间里，全家靠她一个人来供养。她坚决要让自己的妹妹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后嫁个好人家，如果这样她以后就不用再来南国工作了。

“是啊，性感才最重要，”她继续阐述自己的哲理，“有些女孩根本就不漂亮，但比我赚的钱多多了。比如那个女孩——蒂芙，”她朝房间另一边的一个女孩子扬了扬下巴，“她就不漂亮，但她很性感，当然了，她也不像我这么瘦。”

“你没那么不好，吉薇妮。”

“是吗，你看，”她放下手中的棒针——她正在给她妹妹织一件黄色外套——卷起羊毛衫的袖子。她的胳膊瘦得可怜，样子很难看，“我只有穿带袖子的衣服来遮住胳膊，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就很苦恼。”

“肯定有一些男人特别喜欢你，吉薇妮。”我说。

“哦，偶尔吧。我曾交过一个男朋友叫丘克，他是美国人，他的船在香港停留五天，我很喜欢他。我带他去看虎塔和山顶。他人很好。有空我让你看看他写给我的信。”她端起桌上的啤酒瓶，倒到我的杯子里，“你要再来一瓶生力啤酒吗？”

“好的，你要不要也喝点儿？”

“不，中国女人不能喝太多，你知道的。这里的女孩子都不喝酒的。”她唤来一位服务生，点了一瓶生力啤酒，然后继续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拿那封信，我希望你看看。”

“不会太麻烦吧，吉薇妮？”

“不会的，我住得很近。而且这封信写得很好，我想你肯定会喜欢的。”

她把编织物放在桌子上，走出门到了码头上。点唱机里的唱片停了，刚才吉薇妮提到的那个名叫蒂芙的女孩站了起来，伸出手向她身边的水手要一枚硬币，不耐烦地摆动着手指。她长得像只小猴子，样子很丑，不过身材姣好，腿也很美。她裙子的衩开得很高，露出一大截白白的大腿。那个水手给了她一枚硬币，她转身的时候看到他仍戴着帽子，就调皮地抓过来戴在了自己头上，然后回头对他灿然一笑。她慢悠悠地走到点唱机前，把硬币投了进去，按下一个按钮选定了一张唱片，然后往后退了一步，想看看玻璃后面的机械是如何运作的。她两条腿叉开很大的距离，稳稳地站着，涂着猩红色指甲油的手放在屁股上，高衩裙被她的腿撑开了。她那张小猴子似的脸伸向机器，眼睛如同两颗黑莓，水手的帽子俏皮地戴在头上。

我心想，看啊，看看这张脸，看看她的姿势，一个中国女孩戴着英国水手的帽子，盯着美国生产的点唱机。你还想要别的吗？

邻座的一个水手注意到了她撑开的裙子，他用手肘轻轻碰了碰自己的同伴，眨了眨眼，然后把食指在啤酒里浸了浸。他从椅子上倾过身去，湿湿的手指沿着蒂芙露着的大腿一路滑下来。蒂芙猛地打开他的手。

“嘿，你把我当什么了？站街女吗？”

这时点唱机突然响起音乐，将她接下来的责骂声淹没了。她对着他一阵指手画脚，然后做了一个“我鄙视你”的鬼脸走开了。她在自己的桌前坐下，开始对旁边的水手讲述刚才的事情，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说：“你的一些朋友真让人恶心，我也有自尊心！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我坐在那里一边吸烟，一边啜饮冰凉的啤酒。不久吉薇妮回来了，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脏脏的、皱皱的。她隔着桌子把信封递给我，说：“你看看，这封信写得很感人。他真是个好男孩。”

信封上写着寄给吉薇妮·李小姐，地址是中国香港湾仔区南国酒店（酒吧）。邮戳是一年前的，信纸的折痕处已经破了，烂得如同印度搬运工人的推荐信。

吉薇妮看着我，脸上闪着快乐的光芒，我开始读这封信。

亲爱的吉薇妮：

收到我的信不要太震惊，我想你大概没想到过了这么久我还会写信给你，不过我曾答应过会写信给你，即使有些晚，至少我遵守了对你的诺言。

吉薇妮，我真是个幸运的人，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尤其是遇到你的时候，我刚收到国内女朋友的来信，正心痛不已。吉薇妮，她不是个好姑娘。我真希望她也能见见你。我估计她还以为中国的女孩子还穿着草裙什么的，她要是见到如你这般美丽的人一定会大吃一惊。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只好躲在人群中（不是开玩笑哦！），不让其他人看到我在哭泣。自那之后我们的船去过每个东方港口，我不能说我没见过其他女孩，因为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可是吉薇妮，我再也没有遇到让我心动的女孩，我向上帝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有个好消息，我们刚听说下个月就可以回美国了，不过希望我们走之前可以经过香港。

再见了，吉薇妮，你真的是位好姑娘，再次谢谢你。

丘克

吉薇妮手里拿着正在编织的毛衣微笑地看着我。

“怎么样？”她问，“你是不是觉得这封信很感人？”

“非常感人，吉薇妮。你肯定对他特别好。”

“当然了，其他女孩子都收到很多信。我最好的朋友苏丝就有五封，上周她就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是一个叫乔的人写来的。不过她可能记不起是谁了，因为有很多水手都叫乔。”她突然住口，看着我说，“怎么了？”

我朝通往码头的那扇门扬了扬头，刚刚进来了一队海警，两个英国的、两个美国的，都穿着高筒靴，绑着绑腿，佩戴着臂章和警棍，他们排着队鱼贯进入酒吧，利落而嚣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惶恐不安地问，“突击搜查吗？”

吉薇妮扫了他们一眼，轻描淡写地说：“哦，只是海岸警察而已。”说完继续织手中的毛衣。

“只是？”

“他们都很好的。只是过来看看有没有人打架。”

他们四个人按照国家分成两队，分别由一位长官和一位中士组成。两位美国海警巡视过我们的桌子，这时美国驻守船的一个水手看到了他们，大喊：“嘿，你们好！”他搂着一位女孩，伸出另一只胳膊去够旁边的椅子，然而由于怀里抱着女孩，怎么也够不到，所以就用脚把椅子给拖了过来。美国海警中士在那张椅子上坐下，而长官自己拉了另一把椅子，说：“伙计，有什么要我们效劳的吗？”

另外两位英国海警走到酒吧另一边的空桌子前，那位中士为长官拉了一把椅子，两个人都僵直地坐下，脱下帽子，倒扣着放在桌子上，然后掏出手帕，不紧不慢地擦了擦额头。坐在他们旁边的水手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却都假装没看到他们。

酒吧经理一瘸一拐地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他腿脚有些跛，再加上他的光头和一身黑色的衣服，让人觉得很阴险，好像中国版的约瑟夫·戈培尔。不过吉薇妮说他心地很善良，女孩们都很喜欢他。他恭敬地走到两位英国海警桌前，邀请他们免费喝一杯，但他们摇头拒绝了。他又瘸拐着走到美国海警那里，同样被拒绝了。

“嘿，伙计，你过来，”酒吧经理正要走开的时候，美国中士拉住他的袖子，“你们是不是有带酒吧名字的筷子，就是你给中尉的那种？反正就是上面有名字的，明白吗？我想要一些留作纪念。”经理跛着脚走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筷子。中士说：“啊，就是这种，我猜测。”

吉薇妮看了我一眼，说：“我之前从未遇到过艺术家，不过我曾在罗克西影院看过一部关于艺术家的电影，非常美。主人公也在酒吧画画，不过他是个矮子。”

“我想你说的是图卢斯-劳特累克。”我说。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不过我记得报纸上说那个演员要用膝盖走路，他的靴子不是穿在脚上，而是穿在膝盖上。真是个聪明法子。”

“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不过我在书上见到过他的画，”我说，“画得好极了。”

“你肯定画得更好。”

“我也希望啊，吉薇妮。”我笑着说。

“如果我是画家，我要画山。你为什么不画山呢？你为什么要在酒吧里画画呢？”

“因为我只对人感兴趣，”我说，“我觉得人身上有更多美的东西。”

“你来这里住其实挺有趣的，以前从没有人住在这里。我要把你介绍给其他女孩——她们肯定对你很感兴趣。”

不久就有几个女孩过来加入我们，包括蒂芙、小爱丽丝和周三露露。小爱丽丝如一只丰满的小鹌鹑，手臂上戴满了手镯，耳环荡来荡去，她像果冻一样乱晃，一直咯咯地笑。周三露露很安静、很谨慎，圆圆的脸蛋儿很光滑、洁净，两只眼睛如同雪花石膏面具上划开的两条缝儿一样，她说话前总是要考虑很久。而蒂芙却停不住地喋喋不休，她正在讲述前天晚上的奇怪经历。有个服务生告诉她酒吧外有个男人想找个女孩，却不想进来，蒂芙就出去了，看到码头上有个男人坐在黄包车上，他是一艘商船的船长，蒂芙印象非常深刻。

“我确定，他真的是船长——大人物，”她说话的时候活灵活现、指手画脚，“我确定，真是个大人物。他问：‘包夜多少钱？’我说：‘一百港币。’因为像他这样的大人物肯定很有钱。不过他气恼地说：‘你当我是什么？美国佬吗？我不是美国佬，我是英国人。我只出三十港币。’我说：‘做什么？短时服务吗？’他说：‘不是，包夜。’我说：‘我知道你是船长，不过你脑袋肯定有问题！’”

最后他们商定的价钱是六十港币——大约四英镑——然后去了酒店房间。不久，船长激情过后，蒂芙特别想跟姐妹们闲聊几句，然后再过来陪夜，所以她就跟船长说要出去半个小时。然而，当她来到酒吧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把手提包忘在楼上了——里面除了其他东西，还有船长提前支付的六十港币。不过她想，一个商船的船长肯定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就没回去取。然而半个小时后，她回去履行自己未完成的服务，楼层服务员向她打招呼，说：“蒂芙，你男朋友二十分钟前就走了。”好吧！他终究还是把钱给偷走了！一个船长——一个这样的有钱人！她一路嘟嘟囔囔来到房间，她的手提包依然躺在梳妆台上，她打开来，却惊奇地张大嘴巴。钱还在里面，一分不少！

而现在蒂芙却很烦恼，既然他什么都不偷，那为什么要走掉呢？她想不明白。

“他一共花了不少钱呢，”她说，“黄包车十港币，房间十港币，做爱六十港币，加起来八十港币啊！好吧，为什么他只做了一次就走掉了呢？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爱丽丝强忍住笑，说：“也许他不喜欢你做爱的方式。”说完就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蒂芙咧嘴微笑着说：“每个人都喜欢我做爱的方式，很多男孩跟我说：‘蒂芙，虽然你的脸长得很滑稽，不过我宁愿跟你做一次，也不愿意跟美国大胸电影明星做一整夜！’”

周三露露思考了很久，然后小心地说：“我想他肯定有妻子。”

“那个船长？”蒂芙说，“是有的，他告诉我了。他妻子在英国。”

“那就可能是这样，”周三露露严肃地说，“起初他特别想找个女人，就忘了自己的妻子。他抓住一个女人做爱，然后他内心的感觉就变了，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他就想：‘我是个坏人，大坏人！’他觉得羞耻，所以就走掉了。”

“也许你说得对，”蒂芙被她的话打动了，“是的，他是个好人，那个船长。他的心很善良。”

“嗯，我也这么觉得。”吉薇妮点头附和。然后转头对我解释道：“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水手会把姑娘叫去一夜，因为他们很久没碰过女孩，就以为自己很强，其实他们很快就不行了。”

“是的，每个水手都一样，”蒂芙咧嘴笑着说，“他会想：‘我们的船一到香港，我就去找个女孩，做个八九十来次。’可到最后呢？做个一两次就完事了！”

“对的，”吉薇妮说，“完事了。”

“然后他就睡着了——还打呼噜！”她把头靠在手上，就像靠在枕头上，然后夸张地扭曲着脸，模仿水手打呼噜的样子，之后自己又笑了，说，“早上醒来他会想：‘唉，我真是疯了！打打呼噜就花了我四五十港币！我要补回来！’所以他就会戳戳身边的女孩，说：‘嘿，来啊，亲爱的！我们来做个十来次——我们要快点儿！’然后呢？他只做了一次，然后就完事了！回到船上去了！”

“这样还不好吗，”吉薇妮笑着说，“要是反过来就让人讨厌了。”

“你疯了还是怎的？”小爱丽丝又咯咯笑了起来，“你们都疯了？如果我的男朋友睡着了，我就打他！我说：‘再来啊！我想要嘛！’”她丰满的小身子摇晃着，耳环跟着晃来晃去。

“你还好意思收水手的钱，”蒂芙说，“你这么喜欢做爱，你为什么不付钱给水手啊？”

这时一大群水手从码头过来，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个。女孩们安静下来，看着他们。水手们在三四个空桌子前坐下，向服务生点了生力啤酒，然后斜着眼瞄着这群女孩，又不让自己的眼神跟任何女孩接触，以防自己没看上的女孩过来搭讪。不久我桌上的女孩逐渐散去，除了吉薇妮。她们在水手旁边徘徊，礼貌地问是否能跟他们一起坐，然后就很拘谨地坐下来。她们穿着高领旗袍，端庄又善解人意，为水手点烟，还帮他们斟啤酒。起初水手们有些尴尬，不久就放松了下来。

“吉薇妮，我没有耽误你的事吧？”我问。

“哦，没有，”她很快地说，眼睛依然盯着手上的编织物。

“你不要去挣些钱吗？”我已经告诉她我不是来找女孩的，尽管我觉得有几个挺有魅力，但我跟她们住在一起，这样总是不太好。

“好吧，也许我真该去工作了，”吉薇妮说，似乎是在感谢我提醒了她，“只是丢下你一个人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当然不会了。”

“好吧，可能我今天不走运呢。”

然而半个小时后，我看到她与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笨拙大个子水手一起站了起来，她带他走向门口，看上去纤细而娇弱，很优雅，很泰然自若。她是如此泰然自若，就好像是要去总督府参加晚宴。那个水手摇摇晃晃地跟在她的身后，他们穿过酒吧去了大堂，推拉门来回摆动。点唱机播放着《寂寞七日情》，唱片放完了，一个水手走过去，投了一枚硬币，按下一个按钮，点了同一首曲子。他让点唱机自动操作，自顾自地回到了自己的桌前。我看了一眼服务生，轻轻叩了一下杯子，他就过去帮我拿了一瓶啤酒。

Ⅲ

在酒吧的前几天我并没有认真工作，因为我刚开始画那些女孩，她们就会围过来看，挤得我无法呼吸。我帮她们画了很多速写，有她们自己的，也有她们最喜欢的男朋友的，来逗她们开心。新鲜劲儿一过她们就习惯了我的存在，我画她们的时候她们也不再在意了。我通常会在上午十一二点的时候下楼去酒吧，女孩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过来，她们会围着我的桌子坐着聊天，直到酒吧热闹起来才散去。我一日三餐都在酒吧解决。一港币就能买到一盘炒米饭，里面有肉或者虾，这些就足够了。每顿饭都会送免费的茶水。在中国，茶水一般都是免费的。

严格来说，南国酒店并不是妓院，因为在香港，妓院是非法的，而这家酒店只是提供房间，有时同一个房间一天会出租好几次。女孩们都住在外面，自己跟水手商定价格，赚的钱也都是自己的。不过她们是这家酒店的生意来源，她们会带客人去开房，而酒吧是她们寻找猎物的场所，只是她们不能把客人带到其他地方去。由于南国酒店的房间太贵，一个晚上要十港币，不足一晚价格也不会便宜，如果水手身上的钱不多，女孩子就会建议偷偷溜走，到附近的酒店去，五港币住一个晚上，或者三港币住一个小时。这就需要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酒吧，然后在外面的码头会合，以免引起经理的怀疑。不过女孩们经常会被逮到，逮到了就要受惩罚——逮到一次一周不许来酒吧，逮到两次两周不许来，逮到三次就会被永远驱逐出去。

战前的香港曾有过正规的妓院，据说是经过警察允许的，因为这样可以有效管理卖淫活动，控制疾病。后来英国国内的某位女政客听说大英帝国的管辖范围内竟然许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就在国会大肆反对此事，后来议院就传来了消息，香港的妓院就被关闭了。女孩们就只能跑到大街上拉客，就像伦敦一样，然后带着男人穿过胡同来到里屋，而疾病的传播也就无法控制了。现如今不再颁发妓院经营许可证，我们就假装它不存在，不再提及。道德就这样得到了拯救。

后来南国酒店这样的地方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样也算遵守了法律的字面规定，虽然并没有满足其真正的内涵；而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水手无论如何都要找女孩，而女孩也需要找水手，现在这样至少可以稍加控制。当然，这一切都在地下进行，因为不可能为一件根本不允许发生的事情而制定官方的条款；并没有针对此事的法令，警察与酒店之间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南国酒店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模棱两可，就自己得当地划出了一条隐形的界限，即：要求女孩们每周到湾仔女性卫生诊所进行检查，并且进酒店房间前要向楼层服务员出示及时盖章的就诊卡。如果没有这项规则，水手的死亡人数就会增加，我敢肯定，到时候由于无形的管控，这家酒店就会立即被踢出局，或者被迫关门。

整体来讲，女孩们为水手提供的服务绝对物有所值，而且经常会超值。她们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旦某个水手带了一个女孩上楼，那他就为她所有，之后他再来酒吧，就只能由她来接待，其他女孩就要避开。她们很鄙视那种每次来都会换女孩的“花心蝴蝶”，只有不谨慎的女孩才会违反规定接待他。她们最骄傲、最高兴的事情是有个“固定的”男朋友，也就是某个男朋友连续三四天都过来，或者每次他的船来港，他都会来找她。有了这层关系，通常女孩就超越了商业责任，不仅提供性爱，还会付出感情，给那些寂寞的水手一些女性的关怀。她也会在姐妹们面前吹嘘自己的男朋友，好让对手羡慕，当他离开的时候还会奉上一份礼物——当然有时候也不是真心流眼泪。

她们大都很慷慨，对彼此忠诚，而且很容易被逗乐；不过她们也如同其他为社会所唾弃的人一样有着过于敏感的自尊，很在意他人轻视的目光。如果水手不放尊重，女孩就会反驳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站街女吗？”酒吧女认为自己比站街女的地位要高，正如同体面的女人会觉得自己比妓女要优越一样。

女孩们一般是从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来的，而且来自这两个城市的女孩数量相当，酒吧里的争吵或猜忌大都发生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由于方言迥然不同，语言本身就把她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因为很少有人会说普通话，酒吧里通用英语。（如果用英语无法传达某个细微的意思，她们就会写出来，因为中国字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每一派都觉得自己更优秀而鄙视另外一派的地方特征。当然平时两派之间的交往还是很友善的，只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时她们之间的敌意才会爆发。

我逐渐熟识的女孩除了吉薇妮和蒂芙，还有周三露露、明妮·何、珍妮·陈。珍妮是个长相甜美的小家伙，粉笔白色的脸庞，深红色的嘴唇，披肩的头发浓密黑亮。她黑色的开衩裙紧紧地绷在身上，显得臀部更加翘挺，配着黑丝袜和极高的高跟鞋——她是唯一穿着符合自己职业的女孩，而其他女孩子的穿着，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们，是无法看出她们的职业的。初进房间，你会惊叹于珍妮的性感，可是若你走到她的面前——每次在她身旁，我都会经受新一轮的震惊——你就会发现她是如此娇小，几乎小到不真实，像是个缩小版的人体模型，不容猥亵。同样不容猥亵的还有她的本质。也许初见之下，她的衣着打扮和像刚被咬破的草莓一样鲜艳的嘴唇，会让人以为她是个脾气暴躁又爱噘嘴生气的人，实际上她是这家酒吧里最害羞、最温柔的女孩。

明妮·何就是我第一天晚上看到依偎在中年水手怀里的女孩，最讨人喜欢，最像小猫。每次穿过酒吧，她的手臂肯定搂着一两个水手，或者轻轻地用鼻子蹭他们的脖颈。没有拥抱她似乎就活不下去，如果身边没有水手，她就跟其他女孩搂搂抱抱，有时逮到我，她也会拥抱我：整个人抱着我的胳膊，脸颊蹭着我的肩膀，仰头用一种可怜兮兮、无助而崇拜的眼神看着我，让我难以自抑，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她每天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十几个水手。

因而她非常受欢迎，她本可以做得很好，只是没有商业头脑。有一次她为水手提供短时服务后，正依偎在我的手臂上，突然用手捂着嘴巴，惊叫道：“哎呀，我可真蠢啊！”

“怎么了？”我问。

“我忘了向他收钱了。”

我不禁笑了，觉得她很可爱。不过明妮很为自己的丢三落四感到羞耻，就求我不要告诉别人，怕其他女孩笑话她太傻。

周三露露是酒吧里唯一一个非纯种中国人，她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她母亲曾是上海滩的妓女。她很崇拜自己的母亲，现在会通过中国银行给上海的母亲汇款。她对我讲述这些的时候，眼泪会从她那双细长的、似乎没有边痕的中日混血眼睛中流下来。她担心钱没有寄到，也不知道是应该继续留在香港，还是回到母亲的身边，在内地找一份钱少但体面的工作。

虽然周三露露出身不好，但她却是最诚实、最有原则的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她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一天晚上，一个美国驻守船上的水手来到酒吧，他平时光顾的女孩正好跟人出去了，他就开出诱人的价钱要周三露露陪他上楼。平时接待他的是最不受欢迎的广州女孩，而且在这种事情上很没有原则，所以其他上海女孩都劝周三露露接受水手的邀请，而她却拒绝了，因为这样做不道德。

周三露露这个古怪的名字是为了与酒吧里另一位露露区别开来——这个露露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广州姑娘，多嘴多舌，又爱争吵，有受虐倾向，所以其他女孩就会把那些有虐待性要求的水手都推荐给她，因为除了她没有人不厌恶这种事情。两个女孩都叫露露，很容易混淆，尤其是打电话来点台的时候。所以有人提出了很多轻佻的绰号，像什么坐下露露和站起来露露，这两个不怀好意的名字是暗示广州露露经过楼上的激烈运动后，不愿意坐下来。后来她们去请菲菲·钱帮忙起名字，菲菲是个身材魁梧、粗俗幽默的姑娘，经常咧着嘴大笑，天生一副滑稽相，却是酒吧里公认最有智慧、最有喜剧天赋的人。菲菲思考了片刻，然后问两个女孩是周几去湾仔诊所做检查，两个女孩都告诉了她。

“那好，”菲菲宣布说，“你叫周三露露，你叫周六露露吧。”

自那之后，她们的名字就定了下来。

酒吧里也有两个爱丽丝，不过为她们取绰号就简单多了，直接按照她们的身高，一个叫大爱丽丝，一个叫小爱丽丝。

大爱丽丝只有二十四岁，是个瘾君子，与大多数吸毒者一样，她也很放浪，经常穿着男人的衬衫到酒吧来，袖子凌乱地卷着，带着病容的苍白脸上没有化妆。不过有时候她会走到另一个极端，穿着花纹夸张的旗袍，脸上浓妆艳抹，化着怪异的眼妆，嘴巴随意涂着口红，有的都涂到唇线外面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在水手中却异常受欢迎，也许是他们觉得聪明的女孩会有胁迫感，反而觉得她这样放荡不羁的女孩更为亲切。而她也有自己的诱惑技巧：她不会主动坐到水手的桌边，而是单独坐下来，选择一个猎物，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的眼睛格外摄人心魂，既魅惑又性感。被她的眼睛盯上的水手会变得越来越不安，起初会努力想忽视她，不久便沦陷了；这个时候，不管他身边是否已经有女孩，他都会借口去洗手间，然后假装无意地停在大爱丽丝的桌前，不出五分钟，他们就会起身上楼。

正因为大爱丽丝用这种方式从每个女孩手中都抢过男朋友，所以不管是上海派还是她自己的广州姐妹都不喜欢她，也不足为奇。

小爱丽丝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爱笑的丰满小家伙，她是酒吧里客人最多的女孩之一，不过她的本性并没有我初见她时感觉的那么和蔼可亲，而是有些肤浅、不可靠又吝啬。她生过三个孩子，也都是由于她的吝啬所致。其他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就会花四百港币找中国医生偷偷打掉，就当这些钱是自己职业的日常费用，而小爱丽丝却不舍得花钱，最后只能生下来。通常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孩子，而她却不喜欢，还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送人抚养。另外一个孩子在她找到收养的人家之前就夭折了——无疑是因为她对孩子太过忽视。

小爱丽丝最喜欢的三件事是吃奶油巧克力、看电影、买新衣服。她每天出现的时候，总会穿着新衣服或者戴着新首饰。穿过一次就不喜欢的衣服，她就会丢掉。不过她却不愿意免费送给别人，有一次吉薇妮想买她那件穿过一个月的锦缎上衣，她却要收吉薇妮全价。

在这群女孩中，她的自私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独一无二的是她选择水手的品位：其他女孩大多倾向于年龄稍大些的男人，因为他们更友善，麻烦也少；而小爱丽丝更喜欢二十多岁或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她自己二十六岁，对那些年龄比她大的男人，她会提高价钱；还会羞辱那些中年水手，咯咯笑着看着他们付的钱，明明白白地说自己只是勉为其难地接待他们。相反，如果是稚嫩年轻的水手，即使他手头没有钱，她也会免费为他服务。

这些女孩都是二十岁出头或者二十五六岁，只有两个人例外：多丽丝和莉莉·卢，她们都已年过四十。

莉莉·卢声称自己只有四十一岁，她曾趴在我的耳边声音沙哑地小声说：“不过这里的女孩都以为我只有三十七岁，你可不要告诉她们我的秘密哦。”然后狡黠地对我眨眨眼，拍着我的手说：“好孩子！好孩子！”其实其他女孩都很清楚，她已经不止五十岁了。

我对莉莉·卢有说不出的喜欢，她让我想起年老的剧场演员，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长大，得意于自己守旧的表演方式，对当下的年轻人很是瞧不上，觉得他们对待工作不用心。她常常回忆自己在上海一家妓院所受的培养——唉，在那个年代，你要学会如何取悦男人，你要花时间费心地学。当时这可是一项正当的职业，现在的这些女孩没一个合格的。“她们都缺乏神秘感，亲爱的，”她一边拍着我的手，一边在我耳边声音沙哑地说，“而男人喜欢什么——神秘感啊。”然后她会露出神秘莫测的笑容，尽管这位上了年纪的娼妓衣着褴褛、脸上涂了过厚的脂粉，但她的笑容在酒吧弥漫的灯光下还是显得很神秘。

莉莉·卢与小爱丽丝一样，喜欢寻找较为年轻的男人。不过她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似乎她更得年轻水手的青睐。无疑，在服务没有经验而又害羞的男孩方面，她比那些年轻女孩更有经验，也更为舒适；另外，她的价钱更有优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你有没有神秘感，你的身价都会下降。她跟其他女孩说自己从未低于过十港币。不过出于面子，她们每个人都会夸大自己的底价，所以她们都明白莉莉·卢在不得已的时候，也会为五港币献身。

至于多丽丝……多丽丝·吴刚过四十岁，有着与她年纪不相称的光滑皮肤，长相也不难看，美中不足的是她戴着眼镜。她喜欢那种无框的眼镜，大概觉得这样就看不出来她戴眼镜了吧。

在金钱方面她也很冷酷无情，很多中国女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她甚至比莉莉·卢还要甚，尽管她从北京逃难过来后进入这个行当还没有几年。她在酒吧里没有朋友，经常自己找个空桌子坐下来——笔直地坐着，生硬地微微扭动脖子巡视整个酒吧寻找合适的交易机会，如同监考的女教师。她鲜少成功，有时在酒吧从中午到午夜坐了十二个小时，也没有赚到一分钱，还有可能要自己往里贴钱吃饭。她平均每周能找到三四个客人，这些水手大多是因为太客气或者太软弱，抑或是喝得太醉而无法拒绝她，也有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生意太好，其他女孩都有人了，他们别无选择。不过偶尔也有个别水手对女教师或者眼镜有特殊情结，会特意选择她。

多丽丝比吸毒的大爱丽丝还不受其他女孩欢迎。我觉得她们如此敌对多丽丝有些心胸狭窄，我跟她们说只要对她稍微友好一些，就会有奇迹发生，然而她们都讽刺地看着我，即使是最善良的吉薇妮也未被我说动。之后的一天上午，我从市中心回来，正好在电车上遇到多丽丝，我想趁此机会证明好心会有好报，就邀请她跟我一起吃午饭。我选了轩尼诗道上一家离电车车站不远的小餐厅，我曾去过这家餐厅，知道我们花上几港币就能吃一顿不错的午餐。她接受了我的邀请，但她觉得这家餐厅看上去很脏，就推荐了另外一家，并极力劝我打的士过去。到了餐厅她就借口要打电话离开了一下，其实我确信她是去跟餐厅老板商量这顿饭的回扣。等她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没跟我商量就已经点了菜。然后就开始上菜了，持续快速地上了一个小时。最后账单给到我的手里，一共是四十八港币。

再也没有比这更过分的敲诈了，付账的时候我心里想。而这一切却真切地发生了。我们刚走出餐厅，多丽丝就用哄骗的口气让我借给她五港币，她想打的士回南国酒店。其实哄骗的口吻本来可以很娇柔、很有女人味，而在她说出来却如此冷酷无情。

我决定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上午是我第一次打的士，”我说，“我没那么有钱。不如坐电车回去吧？”

她的脸红了一下，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突然闪出愤怒的光芒。

“我是做交易的，”她卑劣地说，“你占用了我的时间就应该付给我钱，我已经在你身上浪费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突然失去了跟她争辩的力气，伸手到口袋里掏出钱，我只剩下几枚硬币和一张十港币的纸币。我将十港币递给她，冷冷地说：“拿去吧。”她毫无感恩地拿了钱，怒气不减，然后迅速地走到马路对面去了。一辆电车迎面而来，差点儿撞到她。我当时非常愤怒她如此剥削我，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那一刻我很希望电车把她撞倒。

几周之后我原谅了她。那天晚上多丽丝独自坐在桌前，身体依然像教师一样挺得直直的，我突然惊讶地看到她闭着眼睛，泪水从她无框眼镜下的眼睛中流了下来。

“快看，”我指着她对吉薇妮说，“多丽丝怎么了？”

“是因为她的孩子——你知道她有两个孩子的吧？”

“我知道，”我说，“他们病了吗？”

“他们没病，是因为她没有钱。上周她只接了一个短时服务。”

我给了吉薇妮十港币，让她悄悄放到多丽丝的包里。这笔钱带着我的愧意，因为我之前的善举是如此微不足道又那么短暂——竟以为一顿午餐就可以抵消多年的辛酸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