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口述

2008年10月24日下午4:00

未录成,因为中午休息不好,我到后,季老感到脑袋昏昏沉沉,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先量体温,36℃,非常正常。大夫来量血压,血压正常,59~119。小岳帮助雾化10分钟左右。

张大夫来查,季老对大夫说:今天的问题,出在肠胃之间。不舒服也不忘幽默。大夫问是否肚子发胀,季老回答,有点。

2008年10月25日上午10:30~11:20

蔡德贵:有一个小问题,要核实一下。您说冯鹏展老师说的digram。什么意思呢?

季羡林:意思是图解。画图的图。这个学不好英文,这是冯鹏展的英文,南方拿手好戏。

蔡德贵:您在大明湖钓虾,有没有其他细节?是站着钓吗?

季羡林:我自己去钓,就在湖边上,蹲着钓。站,哪儿站那么久啊。前边是苇子,下边是水,虾来了,看得清清楚楚。虾是笨伯,拿一个棍,也不要什么钩,只要一根棍子就行,就可以把它钓上来。虾就两个夹子夹在棍上,你往上提,它绝不松开。钓完,我也没有用,就放回到水里,准备再钓。每天中午,吃完午饭,不回家,干吗呢?没有地方可去。

蔡德贵:您和同学们不串门吗?

季羡林:不懂串门。孩子们,那时候串什么门啊。

蔡德贵:济南胡也频讲得不多。

季羡林:胡也频是这样子。他一上课就是讲两个问题,什么叫现代文艺、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目。

蔡德贵:有没有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

季羡林:普罗文艺就是马克思主义。他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

我说当时这个,后来不久,我有一个感想,当时那个革命者,就是不太成熟。成熟的革命者,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胡也频那时候呢,不知道掩盖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上课,讲什么叫现代文艺、普罗文艺,普罗文艺的使命是什么?就这么两个题。

蔡德贵:他讲了有半年时间吗?

季羡林:不到半年。那当时国民党也很敏感,在他的领域之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革命,那个国民党不允许的。后来那个校长还是进步的,国民党要抓他,校长就告诉胡也频,国民党要抓你了,你该离开济南了。后来胡也频就走了,到上海还是让蒋介石抓住了。抓住了,在龙华寺有个监狱,胡也频和柔石,鲁迅文章里提到的,大概那么几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面,开机关枪打死的。

蔡德贵:别的课他也没有上?

季羡林:他不讲什么国文。就是讲现代文艺、普罗文艺。别的不讲。

蔡德贵:济南上学的阶段,基本都讲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师们,大概都讲到了。王崑玉讲过了。

季羡林:王崑玉还不是杆石桥高中的,是北园附中的,在白鹤庄。

后来啊,国文教员,那就高中快毕业了,1930年年初,那时候(胡也频)公然在学校宿舍外面,摆上一张长桌子,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就宣传普罗文艺,我是积极分子。

蔡德贵:那您演讲过吗?

季羡林:也没有演讲。反正成立的只是一个会,准备出杂志,最终也没有出。后来我想,我觉得当时的革命家不成熟,成熟的革命家不能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统治,你暴露身份,他不抓你啊?

蔡德贵:高中这前边一段是两年,后边一段是一年。山大附中两年,济南高中一年,您印象最深的,课堂上或者其他时候,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季羡林:老师就是这样子了,当时后来,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蔡德贵:那么得恩惠最大的老师是谁呢?

季羡林:还是董秋芳老师,因为写东西啊,他鼓励我写东西。

蔡德贵:七八十年笔耕不辍,董秋芳是影响最大的老师,他鼓励您写东西。

季羡林:董老师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争自由的波浪》,然后讲《苦闷的象征》。

蔡德贵:他是不是也讲点古文啊?

季羡林:他不讲古文。

当时,这是后来的话了,嘲笑这个新作家啊,对中国文化的这个修养很肤浅,说是这个有一次,是沈从文哪,传说的西南联大的事,不是我经历的,我没到西南联大。他说:今日下午,有事,未能上课。“未”字,不知道怎么用,不能这么用“未”的。应该是“不能上课”,“未能”是表示过去的。证明他对中国古文没有修养,这句话,是沈从文本人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西南联大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当时是不是也算是新锐作家?

季羡林:当时没有这个词,就是新作家。当时我最不理解,而且最不满意的,就是写上一篇小说,中篇或者短篇,就可以当作家,到山大就能评教授。王崑玉勉勉强强到山大,又给勉勉强强评了个讲师。当时我就愤愤不平,你讲修养,那王崑玉,比新作家高多了。可是不行,山东大学当时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那就是说,不是您跟王老师上学的时候,这是您到济南高中以后的事情了,王崑玉到山东大学了,是吗?

季羡林:嗯。

蔡德贵:王崑玉讲完两年课以后,您就没有和他再联系?

季羡林:当时,王崑玉我给你讲过,第一篇文章,袁中郎的文章《徐文长传》,布置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他对我的作文,就是评价“亦简劲,亦畅达”。

蔡德贵:以后和董秋芳见过面吗?

季羡林:见过,他那时候就是在人民出版社,在北京。

蔡德贵:有没有叙旧?

季羡林:没有,大概在个会上,匆匆见了一面,我也没有记得拜访他。没有叙旧。

蔡德贵:用不用说一下您1928年辍学的一年,日本人进济南,那一年还没有说。

季羡林:就是1928年。那时候,中国谈不到什么国防,蒋介石,那个时候,日本鬼子在青岛上岸,沿胶济铁路直达济南。那时候我们,那蔡公时,不是蒋介石的外交官么,被日本人杀掉,就是在济南。

那一年这样子,我记忆最深的,我好像讲过的。就是我进那个新东门,前边来了两个日本鬼子,两个端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我那时候,幸亏很沉着。如果走路,他端着枪,我照样往前走,我一跑,就会不是炮弹,就是刺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那么沉着,就往前走。他把我拦下,日本鬼子就问我:“干吗的?”我说:“学徒的呀。”一个鬼子伸手摸我的腰,皮带,说:“你不老实的,你扎皮带,不是学徒的。”我说:“我就是学徒的,扎皮带怎么就不能是学徒呢?”没有跟我纠缠,把我放了。

放了我,我回家,到了佛山街。回家以后,听说日本鬼子到附近的朝山街,就是到人家里去搜查。不一定到谁家去。结果我们家里边呢,慌了神了,意见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大门开着,就证明我们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开大门。另外一派呢,主张关大门,你开大门日本鬼子来,你不害怕啊?怎么敢开门啊?家里边就成两派了。叔父婶母,记不得谁主张开门,谁主张关门。后来日本鬼子没有到我们家,没有到佛山街,在朝山街搜查几家,走啦。

蔡德贵:您是不是还以此为背景,写过小说。文集里都收了,就是《文明人的公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您的自传里没写这么细。

季羡林:另外的一篇是《医学士》,写南门外路北的医生张宝兴的。他在那看病。具体人物就是张宝兴。

后来,这个北园高中啊,有几个教员,日本鬼子来了,没有回家。一个英文教员尤桐,没有能够回家。我和我表哥孙襄城,我们还到北园去看过这个老师。

蔡德贵:尤桐教过您吗?

季羡林:我的英文老师姓刘,北大英文系的。尤桐老师没有教过我。

蔡德贵:那时候不记老师的名字。

季羡林:那时候,很多老师不知道名字,学生不记老师的名字,只记姓。小学的老师姓李,从来不想他叫什么。

蔡德贵:您有一次说过,到济南以后,得过大病,就是天花。那是不是很危险啊,您没有治吗?

季羡林:没有治,没法治的。当然很危险的,要死人的。叔父没有给我种牛痘。

蔡德贵:那时候已经有牛痘了吗?

季羡林:有啦,早有了,早就有了。

蔡德贵:什么时候得的呢?已经上学了吗?

季羡林:忘记哪一年了,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到济南是正在过旧历年。

蔡德贵:肯定不是一到就得的吧?

季羡林:我到了济南,那个家里面酱肉,炖着酱肉,叫打酱锅,打酥锅。那个酥锅,现在没了。前些年,装在纸袋里,放很长时间的。酥锅是好东西,里面海带,白菜,加鸡蛋,加鱼。

蔡德贵:酥锅不是素的啊?

季羡林:不是素的。不素。我们家不吃素,没有这个概念。我得这个病,就在家里躺着,那个大夫也治不了,没有办法。

蔡德贵:济南这段,可能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该讲去北京赶考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那时候去北京赶考怎么去的,是坐火车吗?

季羡林:当然了,是坐火车了,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也没有飞机。不能坐飞机。

蔡德贵:那时候有飞机您也坐不起。

季羡林:是坐不起。

蔡德贵:坐火车是不是要十几个小时?

季羡林:得十几个小时。反正觉得很长。

蔡德贵:是不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

季羡林:嗯。反正是,大概第一次。后来坐过几次火车。我父亲不在的时候,就坐火车,到德州,然后到德临线。

蔡德贵: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了。

季羡林:对,母亲去世,也坐过火车。

蔡德贵:北京赶考住哪里?

季羡林:在北京考试,住在西单磨盘寺,好像是,一个公寓里边。公寓里边最难忘的,就是那个臭虫。

蔡德贵:您在济南的时候,没有臭虫吗?

季羡林:济南,我们家也有臭虫,没有那么多。北京的那个臭虫能够空降,床上躺不住,躺在桌子上。臭虫是空降部队,从空中降下来。躺在床上,空降部队就下来了。

蔡德贵:北京的臭虫智商比济南的臭虫高啊。

季羡林:济南家里有,不太多,空降部队没有。日本人把臭虫叫南京虫。

蔡德贵:第一天臭虫那么咬,能够睡觉吗?

季羡林:那时候还不在乎,还是睡。那时候还没有吃安眠药。吃安眠药是在大学以后了。

蔡德贵:您写西单那一段,还写过一种绿虫子。

季羡林:不是,那是后来的事情,绿虫子是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号召居民吃那个虫子。

蔡德贵:是不是槐树上的虫子?

季羡林:倒不一定是槐树上的,是一种大的虫子,很大,就是豆虫。高级营养吃蝎子。我小的时候,有一种人啊,叫吃五毒的,我住的那个佛山街,往南走,就是一个贫民区,就有一个吃五毒的,就是蝎子、蜈蚣、长虫,什么都吃。

蔡德贵:济南一般人可是不敢吃长虫的。

季羡林:蛇,广东人吃长虫。

蔡德贵:广东有龙虎斗。济南人不敢吃的。

季羡林:济南不吃。

蔡德贵:这个吃五毒的人,您还有印象,认识啊?

季羡林:认识倒不是,听说的。我们家南边往南,小南营,南方的南,营地的营,小南营是贫民区。现在恐怕早就没有了。再往南走,就是演武厅。表演的演,武备的武,就是武备学堂练武的地方。在朝山街往南,一直到城墙了。那中间,演武厅旁边还有一个八旗会馆。那里边停着棺材。八旗会馆就是专门停棺材的。(死者)大概不是本地人,等待有机会运回本地去,入土。

蔡德贵:那样的话,里边的尸体是不是有臭味啊?

季羡林:那个八旗会馆我没有进过。当然有臭味了。那个棺材,质量也不高。我,没有去过。

蔡德贵:为什么叫八旗会馆?

季羡林:大概属于八旗的人,死了以后就放在这里,作为破落八旗子弟尸体的转运站。八旗会馆,没进过,到南城墙了。

那时候的人很迷信。那个地方一个小水洼,听说龙王显圣了。原来是一条蛇,怎么知道是龙王呢?把这条小蛇放在一个盘子里,外面烧香的,磕头的,一概置之不理,所以是龙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蛇,一般的蛇,早就被吓跑了。所以就是龙王显圣了。我没有去看过,是听说的,我对这个没有兴趣,离我们家一里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水洼。小水洼里边有蛇。不是泉水冒出来的,就是下雨,流下的雨水,没有那么清。

蔡德贵:您小时候为什么愿意去看杀人?是不是受武侠小说影响?

季羡林:也不一定。反正年轻孩子啊,因为我们那个新育小学,再往前走就是城墙,城墙这边南门,那时候杀人在南门。吃完午饭下午上学,在路上,看到朝山街人很多,就是要杀人了。站在旁边看,一会儿,刽子手走过来,有个老头儿,背着步枪,就知道要杀人了。那时候已经是用枪枪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