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

戴安娜刚刚学会打电话的时候,一早起来,就轮番给她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当然,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这个爱好。

如果戴安娜给妈妈打电话,又恰恰是妈妈刚刚到达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比如说九点多一点,妈妈一定是在厕所里接听她的手机,或是正在享用她在家里没来得及享用的早餐……上班好像倒成了她的副业。所以她和爸爸不一样,比如,爸爸对我们打扰了他的如厕,那样地不满。

换了爸爸,可就没有妈妈这样的机动灵活。

我可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揭别人的老底儿。我并不愿意老提爸爸读书时,是个C等生的往事——这当然是在我瞪着俩眼儿,看似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妈妈就肆无忌惮、大嘴一张时听来的——可是爸爸所有的行为,都不能不让我想起,这不能说是往事的往事,因为C等生的种种表现,至今也没有从他身上完全消失。


记得我和戴安娜入学前的那一阵,妈妈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嘿,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之间,你们就要上学了。”还捎带一个刺耳的口哨。

她这是为我们终于长大、上学而自豪,还是高兴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们不在她眼前晃悠了?

我从没见过有谁的口哨吹得像她那么响,简直赶得上一个牛仔。当她吹起口哨的时候,你就瞧爸爸那副崇拜的模样吧。

要说她这是高兴我们一天之中,至少有那么几个小时,不在他们眼前晃悠,我也理解。

有时,我的确可怜妈妈。

冬天,太冷的时候,我和戴安娜无论如何不愿意站在冷风里等着坐校车,而保姆阿丽丝还在呼呼大睡。

难怪奶奶说:“我真羡慕阿丽丝,我怎么就没有这样一份工作。”

别价,还是由阿丽丝来照顾我们吧,如果让奶奶来做这份工作,我和戴安娜可能都得被诊断为多动症,并送到医院进行那个什么治疗。


妈妈既要赶着上班,还要给我们做早餐,然后还得送我们去学校。即便不是冬天,我们可以坐校车了,妈妈也得为我们做早饭,所以我们的早餐是老一套,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要是我说不喜欢水果摊饼,想吃煎咸肉条的时候,妈妈就说:“对不起,这儿不是饭店。”

如果我们的摊饼经常是糊的,也纯属正常,因为她的眼睛既要看着炉子,手里还要准备上班带的东西:笔记本电脑、她的午饭,还有诉状资料等等。

如果你看见她的睡裤上经常粘着巧克力,就像她拉肚子或是上厕所没擦干净屁股,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餐椅从来没有干净过。戴安娜说,那是因为我的嘴吃饭像漏斗,而我说是因为她吃饭的时候,喜欢甩动手里的勺子。


“快点儿,快点儿。”这是我们家早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儿。

怪不得我常常觉得胃不舒服,都是早饭吃得太匆忙的缘故。

妈妈说:“谁让你老赖在床上不起来,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这个数学题你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过了,是不是?”

别拉扯数学题,这跟数学题可没关系。

凡是“警察”说的,能不对吗?

“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在床上多赖一分钟,其他时间就得缩减一分钟,所以我不是忘了课本就是忘了作业本,或是足球鞋、打橄榄球用的护牙套……尤其是护牙套,特别不好找。

“我不是让你昨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并且检查一遍吗?”这套话,也是我每天离家之前必听无疑的。然后就是一通乱找,找的结果,是我不得不丢三落四地去上学。

关于丢三落四的话题,在我们家也是非常有得可说的话题,不过缓缓,等我回头再说。

我刚穿好夹克,就听见妈妈喊道:“下一个!”

所以有段时间,如果你听见我把戴安娜叫“下一个”,实在怪不了我。


再不就是我们临街的树死了,妈妈得请求我们这个小镇的市政府,批准我们砍伐这棵已经死去的树。

或是家里的锅炉漏水,不得不买一台新的,而安装工人这一天有时间,妈妈又没有时间候在家里,或是妈妈那一天有时间,安装工人又预约了别家的活儿等等。

或是几天暴雨之后,不知房子哪个地方漏雨,地下室里的积水就像小池塘,妈妈又得联系房产保险公司,赔偿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玩具捎带也都泡了汤,我提出保险公司也应该赔偿我们的玩具。妈妈说:“对不起,我没有为你们的玩具保险。”

我说:“这不公平。”

妈妈说:“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没有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也许你又可以换个‘职业’,将来开一家为玩具保险的保险公司?”

她是不是又在忽悠我?于是我去咨询爷爷,爷爷说:“按理说,你的玩具,应该包括在财产之内。不过首先应该看看保险合同,有关玩具一项,是否已经写在合同上。”

我估计妈妈根本就没有把玩具写进合同,不然她不会不为我惋惜,反而高兴地说:“啊,上帝,这些东西终于可以丢进垃圾箱了。”

“上帝”是妈妈经常挂在嘴上的词儿,只有在这种时候,我觉得她对上帝的崇拜才是真心实意的。

…………

当这一切处理完毕,妈妈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我又摔断了腿。

所以她总是两眼上翻,双手抱在胸前,说:“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爸爸说:“什么叫‘生活’?这就是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爸爸看看逼着我们做家庭作业的妈妈,总是说:“甜心,照顾两个孩子真是很辛苦。”

“照顾孩子”是家长们永不枯竭的话题,每逢谈起这个题目,他们就像谈起地狱。

他放下公文包,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爱尔兰黑啤酒,边喝边在每间屋子里晃上两圈,然后对妈妈说:“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妈妈总是回答说:“请问,哪一件事情是我的?”

爸爸就豁达地笑笑,然后拿起他的吉他,弹唱起来。

妈妈就说:“我想我有三个孩子。”

爸爸说:“应该说,我有三个孩子。”


当然我也比较可怜爸爸,每到周末,就是他干苦力活儿的日子:比如剪草,尤其夏天,几天不剪,草就长疯了;比如做那些笨重的家务,比如给掉漆的门窗刷上新漆……他说他不是没钱请工人来做,而是要给我一个榜样:如何做一家之主。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并不那么愿意长大,也不想当一家之主。爸爸笑着说:“等你过了三十五岁再说这些话也不晚。”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到剪草的时候,他就不再提议,我们应该买个院子更大的房子了?


他们还总是说我,老在问“为什么”。我有那么多不明白的事,我能不问吗?

爸爸就不问“为什么”了?他常常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问大家:“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累?”

就像妈妈总在恳求:“上帝啊,请给我一个明确的结尾。”

而且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个“为什么”,照我来看,根本谁也用不着问,问他自己就行了。

周末早上,最后一位起床的肯定是爸爸。

当他不戴眼镜、头发支棱着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他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显得特别无辜,十分让人同情,这与他上班时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有年圣诞节前,他带我去他们公司,参加了一个由他主持的party。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正式场合的表现,否则,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副十分让人同情的样子。

你可以想象,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小屁股男人,身着燕尾服是什么样子。像不像维也纳新年舞会上那些交谊舞演员?他听了我的比喻之后,一脸失落,说:“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对我的赞美。”

换了我舅舅,不要说燕尾服,就是无尾礼服,他穿上之后,也像一只青蛙,一只有个大白肚子、仰面朝天晒太阳的青蛙。

千万别告诉我舅舅!


我想我能回答爸爸为什么他总是那么累。远的不说,就说说上周,下班之后,他都干了什么。

星期一晚上,他本来有一个商务方面的饭局,饭局结束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钟,可他照例收看电视里播放的冰球赛。眼下正是冰球冠军赛的赛季,那种节目,就像妈妈烤感恩节的火鸡,至少得烤上四五个小时,如果那只鸡再大一点的话,所费的时间就更难说了。

星期二晚上,按照爸爸制定的日程表,是他和妈妈讨论家庭建设,或结算家庭开支的时间。

因为意见分歧——我真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没有过分歧——耗费的时间,也和烘烤那只感恩节的火鸡差不多,却照例没有结果,他们说,下个星期二接着讨论。

所以妈妈每次在家政讨论会上,都会问那个老问题:“我该不是在参加欧盟会议吧?”

即便由爸爸负责审理家庭开支的账单,工作量比较大,可是一个月才一次,对不对?

在这个星期二的家庭预算会上,爸爸还提出:“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用一个全职保姆吗?是不是改用钟点保姆,我大致算了一算,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销。”

妈妈挑了挑眉毛,说:“是不是这样,走着瞧吧。”

可不,紧接着爸爸就参加了一个什么俱乐部,年会费为七万五千元,还不算每个月应付俱乐部的其他费用。

顺便说一句,爸爸是许多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并且属于确实能玩出点儿名堂,而名堂又不大的那一类。

星期三晚上,通常是爸爸那个冰球队的活动时间,或是练习或是比赛。不过他们那个队很少赢球,我甚至觉得这正是妈妈期待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想,不过这个猜想八九不离十。因为凡是爸爸那个球队有赛事的当天,她的情绪都非常好,表现在不大容易违反交通规则;不大容易忽略我和戴安娜的需要;下班回家的路上,肯定会拐到坐落在河边的那家法国糕饼店去买甜点……虽然爸爸从球场回来时,我们都已入睡,但他总会在厨房的台面上,找到那些来自法国糕饼店的点心。好像妈妈早就料到爸爸那个球队会输,这些甜点,可不就是对爸爸的一点……什么?我也猜不出来。

俱乐部为什么把爸爸他们那个球队,放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据说他们那个球队太烂了,好的时间段,自然给了那些更专业的爱好者。

第二天,爸爸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到前夜的赛事,并斩钉截铁地说:“看吧,下一次我们肯定会踢他们的屁股。”

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甜心,你以为你还是十六岁呢!”

爸爸那个冰球队的赛况,十分影响我的创作。

我喜欢绘画,奶奶常说我有绘画方面的天才。

对我刚刚完成的那幅自画像,妈妈的评价是:“亲爱的,你那副样子看上去很忧郁。”

“那是因为爸爸的球队又输了。”

“可你爸爸那个球队不是每周都有赛事,对不对?”

而对我画的那张全家福,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嗯,不错,非常不错,看上去真像四只等着喂食儿的狗。”


星期四晚上,爸爸和妈妈看电影回来已经十点多,接着又看什么球赛,可他们却限制我和戴安娜看电视的时间,还有某些电视频道。

当然,妈妈对那些频道的控制,有她特殊的办法,而不是像有些家长那样,把电视遥控器藏在小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

我忘了为什么,有一天我没能按时上学,想必是闹脾气了,因为妈妈对阿丽丝说:“不必开车送詹姆斯,让他自己想想,如何打发这一天。”

整整一天没人玩儿,想打乒乓球吧,也没人和我打。我问阿丽丝:“你愿意和我打乒乓球吗?”

阿丽丝巴不得妈妈给了她那个指令,说:“对不起,我不想。”然后接着打她的电话。

看电视吧,也没什么可看,我最喜欢的探案节目上午是不播放的,而某些有趣的频道,他们认为对我没有用,停止了付款。

这都是妈妈的主意,一般来说,这种馊主意都来自她的脑袋。

当初电视频道的推销员问过妈妈,打算买什么、买几个电视频道,妈妈问:“有最便宜的吗?”

“最便宜的”是什么意思?

“最便宜的”就是除了球赛、新闻和看了几十年的卡通,什么都没有的频道。如果不是爸爸离不了球赛频道,恐怕妈妈还能找到更便宜的。

说来说去,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对我的另一种惩罚。

我明白了,还是去学校好。

在我们家,什么都是两套标准,何止是限制我们看电视的频道、时间。好比说,明目张胆地拿起我的东西就吃,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拿起他们的东西就吃,他们就会挺正经地说:“这不礼貌,很不礼貌。”

我去地下室拿什么东西那一会儿工夫,爸爸就吃了我的面包,那是妈妈从纽约中央火车站的面包专卖店买来的,意大利橄榄面包,不但里面加有橄榄干,而且里面揉的也是橄榄油而不是黄油,相当适合我的口味。

我对他说:“嘿,那是我的面包。”

他说:“那又怎么样?”

我伸手去夺,可是他把手举了起来。我围着他转了又转、跳了又跳,怎么也够不着我的面包。

面对一个身高一米九十的人,除了无奈、绝望地重复“那是我的面包”,我还能做什么?!

姥姥同样侵吞我们的食物。

我和戴安娜在万圣节挨门挨户要来的糖果,每次足有两大袋。我明明记得睡觉之前,我们把糖果袋子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起来,连袋子带糖果全没了。

问他们我们的糖果袋子哪里去了,他们总是回答:“不知道。”或是说:“你们对牙科医生印象如何?”

前几年,我还心有不甘地到处寻找我们的糖果袋子,现在我再也不会花时间去寻找它们了。戴安娜却还坚持着,楼上楼下地寻找,可我不愿意多跟她废话,在吃的问题上,她非常执着。

如今他们那些猫儿腻,再也糊弄不了我了。万圣节后,姥姥和姥爷通常会在我们家多待几天,那几天,从姥姥嘴里总会冒出一股奶油花生糖的气味。

人们在万圣节散发给孩子们的糖果,一般都是物美价廉的奶油花生糖,有谁见过在万圣节散发Gdava巧克力的?

尤其在姥姥吹奏萨克斯管的时候,这股味道就更为强烈。

姥姥之所以这样热爱萨克斯管,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杰夫称赞过她的吹奏:“不错,相当不错。”

在我看来,杰夫对姥姥的赞扬,跟妈妈、爸爸对我和戴安娜的那些赞扬差不多。那年,当戴安娜终于学会坐在马桶上方便,而不在纸尿裤上拉屎撒尿的时候,妈妈就总是这样赞扬她:“我真不能相信这个,戴安娜你真是太了不起、太出色了!”

想当初姥姥肯定也这样赞美过妈妈,姥姥是不是忘了?

我姥爷经常为杰夫家的钢琴调音,妈妈说,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杰夫就“吹捧”姥姥。

杰夫还向他许多音乐界的朋友,推荐姥爷为他们的钢琴调音,杰夫这样评价姥爷的工作,说:“这是一个天生和音质有关系的人。”

杰夫是谁?杰夫是萨克斯管演奏家,世界排名第五。

我们这条街,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之地,比如街头那一家的约翰,就是纽约市那个number one厨子,他的儿子艾克斯就是我的老相识,我们从小一起在这条街上长大。

如果我们去纽约那个饭馆,约翰肯定亲自为我们下厨,闹得厨房里的人都出来看,这些客人是谁,竟能得到约翰这样的盛情招待?

受到世界排名第五的赞扬,姥姥能不更加热烈地吹奏她的萨克斯管吗?

所以我不大相信五官科医生的话。我的耳朵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只要姥姥一走,我的听力立马恢复正常。

周五爸爸妈妈参加party回家,已经午夜两点多了。

阿丽丝的车灯却亮着,深更半夜的,难道阿丽丝还打算出去吗?

走近一看,是两个少年在车里面翻东翻西。他们问道:“嘿,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少年回答说:“没什么。”然后打开车门,骑上他们放在树下的自行车就走了。

爸爸问妈妈:“你认识他们吗?”

妈妈说:“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

爸爸的朋友非常之多,走在我们这个小镇的街上,不时会有人招呼他:“嘿,汤姆!”或是停下来对他说点什么。他和人家聊得十分热乎,可是据我看来,他根本拿不准自己认识还是不认识人家。

我估计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要么是他那些俱乐部中的一个成员,要么是我们的街坊。

街坊们肯定没有不认识他的。

每当万圣节来临,街区为孩子们设置的那些游戏项目,还不够他和吉姆玩的。

尤其是那个篮球筐,几乎被他们两人包了圆。每进一个球,他们两人就大呼小叫,闹得整条街或是几条街都能听见,你想,街坊们谁能不认识他呢。

“……也许是阿丽丝的朋友?”

阿丽丝非常肯定地说:“是小偷。”

爸爸说:“不可能,我们这个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案。”

对于爸爸的话,阿丽丝的反应有些像妈妈,马上给911打了电话。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当然被惊醒了。

可以想见我是多么的兴奋。长大之后当警察是我的理想之一,不过当个卡车司机也不错,各种品牌、型号的玩具汽车我有一百辆之多,地下室里全是我的汽车,从前我还准备将它们收藏起来,将来开个私人博物馆什么的。

奶奶不只一次说:“你的汽车太多了,我准备把它们扔掉一些。”

“奶奶,对不起,您要是扔我的汽车,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不是吓唬人,三岁的时候,我就会拨打911。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试一试,看看911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管事。

警察马上就来了,看看我们家风平浪静的样子,便问爸爸:“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爸爸说:“我倒要请教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警察出示了911总机的接听记录,爸爸大手一摊,张大眼睛对我说:“我真不能相信这个。”

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他们不能相信的东西太多。

听了我的回答,奶奶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像看电影里的那匹恐龙,从此不再对我的汽车说三道四。

要是爷爷,肯定不会有这个想法,爷爷是法院院长,他当然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地下室的一场漏雨,把我和戴安娜的玩具,全泡了汤,最后让妈妈称心如意地送进了垃圾桶。

好在我们已经长大许多,对那些玩具早就没有兴趣了。我甚至没有为此感到伤心,记得从前,如果某个心爱的玩具找不到了,我张嘴就嚎啕大哭。

难道最后,我们都得这样无动于衷地扔掉我们曾经心爱的东西吗……想到这里,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警察请阿丽丝仔细查看一下汽车里的东西,阿丽丝说:“没有必要,谁会把重要东西放在汽车里?”

“那你为什么报警?”

“难道出了这样的事,我不应该报警吗?”

警察当然不能说阿丽丝不应该报警,但他坚持阿丽丝必须查看一下汽车里面的东西,以确认是否丢失了什么。

阿丽丝只好去查看汽车里的东西,然后说:“不过丢了几个‘两毛五’钢镚儿,是我准备用来付过路费的。”

之后警察又拿出一张表格,十分得意地对阿丽丝说:“请填写一下这张表格,表格的内容是我们必须了解掌握的。”

“早知这样麻烦,真不该报警了。”也许阿丽丝有点明白,多嘴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家,从没人对她喜欢多嘴说过什么,警察可就不论了,所以没事顶好不要惹警察。

我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跟在警察后面,在后院的树丛里以及房前屋后转来转去。爸爸大声吼道:“有你什么事?赶快回去睡觉!”

这是周末,明天又不上学,睡多睡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给他来了个听不见。

我比警察更加失望的是,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发现。

警察还打算上露台上看一看,妈妈说:“时间不早了,就这样吧。我估计他们不过是找点零钱买烟抽。”

第二天,警探又到我家来了,再次调查事件的始末。我认识这个警探,他是同学威廉的爸爸,也是我们镇上唯一的警探。他把头天晚上警察转过的地方又转了一遍,又请妈妈填写了一些表格。

妈妈说:“我并没有报警也没有丢失什么。”

“对不起,我在执行公务。而且汽车是你名下的。”警探说。

“虽然是我名下的汽车,但那是给阿丽丝专用的。”

“对不起,给谁用我们不管,出了事我们只找车主。”


不论我的爸爸邦达先生,还是我的妈妈邦达太太,还有阿丽丝,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只有我兴奋地盼望着有个结果。

但是没有结果。

我们这个小镇上发生的侦查案,大部分都是没有结果这个结果。

是不是因为威廉爸爸的眼睛有点斜视的缘故,用那样的眼睛看东西,肯定和一般人看东西的效果不同。

可是镇上的人,没有一个这样想过:我们是不是需要换个警探。

星期六晚上,爸爸照例打网球打到十二点多才回家,星期日一大早,六点多钟他就起来去打高尔夫了,结果闪了腰。疼得他不得不在后腰上别了两个小冰袋,就像西部牛仔后腰上别的两支枪。星期一据说他还要去打冰球,我想他会取消这个活动,妈妈笑眯眯地说:“走着瞧。”

…………

这就是他一周的业余时间活动表,也可以说这是他每周业余时间的活动表。我要是问他:“那你什么时候睡觉呢?”

爸爸说:“等我死了再睡也来得及,现在还是先享受生活。”

“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喊累呢?”

爸爸瞪了我一眼。

…………

综上所述,一到周末,如果没有party,如果不去打高尔夫球、滑雪、游泳等等,我看爸爸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总而言之是在家待不住。

要不就趁送我到朋友家去玩的时候,他自己也就不请自到地坐在人家家里不走了,一直混到吃晚饭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朋友的父母,自然和爸爸妈妈也是朋友,或彼此认识。

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他就自制啤酒……制作啤酒的那套工具,是妈妈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她似乎很后悔,送了爸爸这么一个大玩具。其实她也不必要后悔,爸爸就是没有这个大玩具,肯定也会给自己找到另外一个玩具。


“没有一点自制能力。”此话妈妈常用来形容我和戴安娜,我看用到爸爸头上也不错。

其实我可不像爸爸那么爱玩儿。一旦有本《探索》或是《世界地理》,可以几个小时不动窝,只不过他们谁也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每逢我看书的时候,就像成了隐形人。不过我心知肚明,这绝对可以说明,奶奶对我的看法很不靠谱。

我肯定不是问题儿童,我也没有多动症,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给人下结论。

虽说我有时弄坏水龙头、撅断窗户上的把手、捉弄戴安娜、拔掉电器上的插头、弄断古董家具的胳膊腿儿等等。

但由于妈妈对我戒备有加,实际上我也破坏不了什么。

她虽不像爸爸那样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但特别爱好古董。我们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锁的就是她那几件古董家具。那次地下室漏雨,着实让保险公司损失了一大笔,下次他们再给什么人保险的时候,顶好看看那家人是否有收藏古董的爱好。

所以客厅里,除了沙发和几个胳膊腿儿粗壮的茶几,什么也没有。那种茶几,结实得可以在上面跳踢踏舞。

如果没有客人来访,家具上从来不放任何东西,不论日用的或装饰用的……

奶奶因此说我可能是问题儿童,或是得了“妥瑞氏症”。奶奶说,这种病一八八五年由一名叫做妥瑞的法国人发现。

一旦说起法国,四平八稳的奶奶就显出少有的兴奋,她最崇拜的就是法国,连日常用的肥皂都得买法国货。

据说有这种病症的儿童,大多是不自主地眨眼、耸肩、出怪声、咳嗽、注意力不集中、讲脏话等等。照这么说,戴安娜才应该是问题儿童。

一打开作业本,她就不是她了,发出各种古怪的恶声;找个原因,不知真假地就大哭起来……原因其实是有的,就是她压根儿不明白,或是做不出来家庭作业;她那张脸,也立马变得像是老了二十多岁……

只要一合上作业本,她马上笑逐颜开。我真怀疑,刚才那个号啕大哭、恶声恶气的女孩儿是不是她。如果这时妈妈再拿出一件新衣服给她,那么,相信我们周围,再也找不到一张像她那样光芒万丈的脸了。

奶奶又说经耶鲁大学研究发现,“妥瑞氏症”患者可能因B型淋巴球缺陷,一旦发生链球菌感染,血液中攻击大脑基底核的自体免疫抗体含量就会增加,妥瑞氏症患者在精神细胞遭到破坏后,就会出现不自主的行为。

她建议妈妈给我试一试洗血疗法,或是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疗效可达六成到八成,至于这种治疗对我一生是否有效,她也说不清楚。

如果不能确定对我一生是否有效,为什么还要让我试试洗血疗法,这是一个负责的建议吗?

于是妈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这些行为表现,在心理精神医学上,被称为“儿童行为问题”,是指行为偏离正常儿童的规范,并且在表现程度和持续时间方面,超过一般儿童所允许的范围。

医生安慰妈妈说,通过家人、学校和心理专业人员的合作,是可以协助我纠正改进的。但要努力防范我成长后,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造成更为严重的暴力或违法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妈妈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通常被认为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或与早年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小儿多动症的心理障碍有关……”

从此妈妈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对爸爸进行智力测试,而奶奶立刻把她一直掩盖着的、对阿丽丝的不满表现出来。


阿丽丝特酷,谁也拿她没辙,包括动不动就给我们来个治疗方案的奶奶。

我早就看出来了,奶奶不十分喜欢阿丽丝,奶奶曾说:“生活在孩子周边所有的人,对他们的成长都会发生影响,不仅仅是父母。”

而爷爷说:“那是汤姆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没有权力过问。”也许因为爷爷是法官,懂得什么事儿都不要介入,离得越远越好。

爷爷是他们那个小城的首席法官,正当他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爸爸就因为去看望爷爷和奶奶,在那个小城开快车,被警察拦截并罚款。

奶奶说:“因为爷爷是首席法官,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法官家的一举一动,你爸爸憋了几十年,如今爷爷退休,他终于可以放肆一下了。”

据我所知,爸爸也不是如今才逮着放肆的机会,爷爷一退休,那个小城的人,纷纷举报爸爸早年的败行劣迹。

比如十二岁那年,他还没正式学过开车,就敢开着爷爷的汽车,载着几个男孩儿,在自家门前的林荫道上显摆。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也就是我爷爷还在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邻居向爷爷或奶奶举报他们的儿子?

他还趁爷爷奶奶出去旅行的时候,在家开party,喝酒、打牌,满桌子扔的都是啤酒瓶子,顺便说一句,至今黑啤酒还是爸爸的爱好之一,因为爷爷是黑啤酒的爱好者。如果爸爸在爷爷的储藏室,能找到其他口味的啤酒,他对啤酒的爱好可能就不一样了。

结果爷爷和奶奶提前回来,把他们一个个都撵了出去。很长时间,爷爷和奶奶都没发现,他们储存了多年、二百多块钱一瓶的葡萄酒,已经变成了水。原来都被爸爸、叔叔和那些男孩子喝光,然后又灌满了水。

奶奶看着酒瓶上被他们重又粘贴得像是从未撕开过的商标,还说:“手艺真不错。”

这样说来,我的品行可比爸爸好多了。

可奶奶说过爸爸是“问题儿童”吗?


奶奶十分喜欢介入各种人事,这也许和她的职业有关,总体上来说,她对琢磨人充满了兴趣。

其实奶奶有点多虑了,我和戴安娜既不酗酒、也不撒谎。再说,奶奶所说的“妥瑞氏症”的种种表现,阿丽丝可都没有。

除了爱喝酒,阿丽丝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她的专用汽车里,常常扔着空酒瓶子,以前妈妈总是替她清理汽车,扔掉那些酒瓶子。现在妈妈不替阿丽丝扔了,而是把这些空酒瓶子放进阿丽丝的卧室,这样阿丽丝就能明白,扔掉她的空酒瓶子,是她的事而不是妈妈的工作。同时,奶奶也就对阿丽丝没那么多话可说了。

可阿丽丝似乎看不见自己的空酒瓶子,她陪着那些空酒瓶子,睡了好几天,直到清洁女工来打扫卫生、为她叠床的时候,才替她扔进垃圾桶。


而且我有点喜欢阿丽丝,因为她并不干涉我们看电视的时间,妈妈说我们只能看三十分钟,她却让我们随便看,爱看多久就看多久,只要在妈妈回家之前关闭电视就行。

她也不干涉我吃多少糖。我特别爱吃糖,哪怕为此经常上医院补牙,并为此丢了几颗牙,我也在所不惜。

尽管妈妈不让我们吃糖,可是阿丽丝爱吃,她得为阿丽丝准备糖果是不是?妈妈把糖果买回家之后,往储藏室里一丢,就没她的事儿了。

阿丽丝说:“这就是我喜欢美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有那么多各式各样口味的糖!还有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风味的食品!在美国,要想减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可不,她刚来我们家的时候,两条瘦腿一叉,真像烧烤用的夹子。很快,她的屁股看上去就赶上大象的屁股了。戴安娜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躺在她的肚子或是靠在她的屁股上睡觉。

所以阿丽丝经常对妈妈说,她要找一个美国丈夫。

我很同情阿丽丝,几年过去,她还没有找到一个美国丈夫。据说有个英国男人追求过她,可阿丽丝最后还是没有嫁给他,也许因为英国的糖果,口味没有美国多?

她说:“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一朵玫瑰花。”

就是这个理由?送不送一朵玫瑰就那么重要?难道我将来也要送玫瑰给什么人,不然人家就不接受我的求婚?


阿丽丝的另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她对我说:“作家这个职业比较容易发财和出名,看看那些世界著名的作家,很多没有读过大学,有的甚至是家庭妇女。你知道克雷洛夫吗?”

我当然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阿丽丝十分向往地告诉我。

不读大学就能有这样了不起的结果,太让人羡慕了。照阿丽丝这么说,戴安娜将来最好去当作家。

爸爸和妈妈听了阿丽丝的理想之后,什么建议也说不出来,因为妈妈从来不看小说,至于世界上有哪些著名的作家,以及那些作家的老底儿,更是不得而知。

好比我问妈妈,谁是Ivan Andreyevich Krylov,她竟然得上google去查!然后还说:“一个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要能做自己行业的头一号就行……”

从阿丽丝的这个决定,你就可以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妈妈在帮助我们理解不好懂的功课时,经常“绕着走”,绕来绕去我们就明白了。我想阿丽丝这样做,也是一种绕着走的办法,因为她只读了高中,没有读过大学,听她的意思,将来也未必读大学。

而爸爸和文学的关系和我们一样,不过是看《哈利·波特》的水平。所以你在我们家的书房里,肯定找不到一本小说。至于我看的也不过是《探索》《世界地理》之类的杂志,戴安娜看的是时尚画册,偶尔看看老师让他们看的课外读物,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小说。

但是他们觉得应该支持阿丽丝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爸爸为阿丽丝交了学费,让她每周一、三、五上午,到附近的学院学习语言、写作,可她经常因为睡过头,错过了上课的时间。她还说,写作是学不出来的,而是靠天赋。

对此我很能理解,她每天晚上出去party,很晚才回家,怎么能像我们那样,起个大早去上课呢?我每天晚上九点半上床,早上还起不来呢。

不要说奶奶,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也很羡慕阿丽丝的生活。我羡慕一切不用去学校上课的人。

家里除了爸爸,就连妈妈,对阿丽丝因为睡过头,耽误了学院的语言、写作课,也是无所谓的态度。

每次妈妈送我去练冰球,必得经过那家二手家具店,那时她总要对我说:“看,这就是阿丽丝那个学院艺术系老师开的二手店,专卖从中国弄来的旧家具。还问他的学生,哪个愿意来这个店里当店员,有两个艺术系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巴不得地跑到这里来当店员。我想阿丽丝不坚持上什么语言、写作课,是有道理的。”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我也没闲着。

既然医生说,“儿童行为问题”是与成长环境、不良人际接触交往、家庭教育方式、遗传因素、大脑疾病等原因有关,从医院回来后,我就开始注意研究我们家的成员,虽说“遗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这一研究,我们家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