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伙人当中，有人提议到查理夫人家里看看。他按照东方习俗，认为到主人家里看看，是一种很友好的举动。查理夫人有些慌张。她对一个蓝眼睛中年男人说着什么，两只手提在胸前，活动得很快，使人想起小猫的两只前爪。可我们没有多想什么，就坚持去了。

我们去时，每个人至少要带一件礼物。带什么呢？有人向我提议，向同行的一位姑娘借几个景泰蓝戒指，一种很美丽但不怎么值钱的东西。我把戒指装在一个小盒里。

查理夫人算得上有名的富翁，她家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世家。据说查理夫人小时候也很苦，直到五十岁时还在操劳，后来才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如今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显得很年轻，以我们东方人的眼光来判断，她不过四五十岁。我觉得她至少能活一百多岁。她没有男人，自己拥有那么好的一座楼房，楼房前后是漂亮的花园。

那一天我们打了台球，喝了酒。大家喝酒的时候，都祝查理夫人健康。

傍晚，我们去散步。我们当中有好多人没有见过荨麻，有人碰了一下，手上立刻起了一片红点，疼得叫起来。查理夫人哈哈大笑，跑过去，拔起荨麻，一下连一下捋起来。我们都愣住了。她好像有什么特异功能。后来才知道，只要顺着一个方向捋荨麻，也就没事了。

那个晚上，我们在这个乡间别墅过得很愉快。这里有一间古老的磨坊，水车日夜转动。水车轮子上长满了青苔，水流是从不远处的大山里流出来的。这里的水源是多么丰沛啊。

我想起小时候在河边看风车转动，那时候觉得神奇极了。风车在我们那儿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物件，它第一次出现在河边上，人们都相信一个奇怪的、让人惊讶的时代来到了。帆布做成的叶片，还有一个高高翘起的像灰喜鹊似的定向用的风车尾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风车转动，带动一个生铁铸成的齿轮，齿轮把铁链不停地铰上来，铁链上悬了一个个胶板垫子，它将水带上来。这种不用牲畜也不用人力的提水机械，让我们着迷。大家呼啦啦围上去，夫人就警告，说千万不要伸手：如果我们的手碰上齿轮，手指就会被轧掉。

这个别墅的名字叫“磨坊别墅”，大概就是因为有风车的缘故吧。

晚上有人到温泉游泳池里去游泳。游泳池是格外诱人的。但是欧洲的艾滋病还是使我们望而却步。尽管有人准备了游泳衣，但最后也没有到水里去。查理夫人鼓励我们下水，她自己率先穿上游泳衣，像个娃娃一样跳到水里。我们发现，她仍然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那一天我们和查理夫人一块儿登山，她竟然把我们这些小伙子都甩在后面，最先登上峰顶。她一路拨拉着树枝和各种植物的茎叶，欢呼着往前跑。简直是一个奇迹。

分手时，我们当中有人赠给查理夫人一个龙头拐杖。这个拐杖正是从泰山脚下买到的，做工精致。查理夫人端起来，像拿一把宝剑那样舞动一下，哈哈大笑。

还有人赠给她一把腰刀，她于是整天悬在了腰上。

她拄着拐杖走几步，觉得很有趣。拐杖这会儿成了一件装饰品。

我的外祖母很早就用上了拐杖，她的身体也很棒。她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够一只手端起满满一大瓢水，不抖不洒。

外祖母不苟言笑，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装在心里。我不知道外祖母过得幸福与否，只知道她是一个勤奋的、手脚不闲的老人。外祖母的拐杖后来随她一起走了。我还能回想起那个拐杖的模样。那不是一支龙头拐杖，是柳木做成的，手柄上没有任何雕饰。她到了九十多岁才真正使用拐杖。那时候她借助这根拐杖，长时间站在门前，望着茫茫苍苍的田野。一只猫长久地蹲在她的身边。

外祖母九十大寿的时候，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为她搞了简单的庆祝。

我觉得上年纪的老人都差不多，她们无论有着怎样不同的经历，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查理夫人虽然显得很年轻，但我们都认为她是一位老人。我想当我们走了以后，我们送给她的这些礼物，她将一一收藏起来。

在记忆中，外祖母就有一些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玩意儿。她有一个八音盒子，那个东西看起来像一个收音机，不过要等它上好了发条才能发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那声音像怕惊扰了世人似的，小心翼翼地鸣奏着，把人引入一个仙境。

外祖母怕我把她的这件宝贝捣鼓坏，总是藏起来。后来这个八音盒子还是没有幸存下来，它被一个搜家的人抢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不知道那个宝贝的下落了。

外祖母还有一对红硬木做成的书包提手。她说：“原来连在这个提手上的，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花布包，镶了硬衬，好得没法说。”

母亲在一边作证：“一点不错，就是那样的手提包。”

单凭那一对木头提手，我就相信那是最好的一只提包了。那种式样必然连结着一个古老的、美好的传统。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外祖母从她的收藏中拿出了几个蓝花碟子。她在每个碟子里都放了一块点心。我搞不明白这三个瓷碟上的图案，只是觉得漂亮。它们好像都是透明的，我当时还拿起来对着明亮的窗户看了看。

母亲说：“这三个碟子是你外祖父留下来的，每一个都值很多钱。”

碟子的结局到后来还比不上八音盒子。我想八音盒子一定会神秘地保存在某个人手里。而这三个碟子，外祖母最后的收藏，还是被人抢走了。外祖母悲哀地望着它们被一个肮脏的大手捏着。面对一帮搜家的强盗，外祖母的头高傲地仰着。我现在还能记起她脑后的发髻一动不动地翘着，每一根发丝都连带着悲哀和绝望。

那天一个背枪的汉子招呼我过去。我挪动着，后来慢慢跟上他走了。我看见母亲用眼神示意我去，我也就去了。

他们领我走呀走呀，走到离我们的小泥屋很远的一片小树林里。今天我才明白，那真是一个执行枪决的好去处。四周很静，连一只鸟也没有，脚下的沙土十分洁净。如果一个人把鲜血洒在这些沙土上，一定会非常红。

我那时只感到一阵恐惧，没有想很多。我走过去，他们冲我嬉笑，那个肮脏的手把三个碟子掖到衣兜里，然后捏弄我的额头。他抚摸我的头发，朝另一个人挤眼睛。后来他们提议蹲下来跟我玩。我看着地上的沙土。那个汉子笑着，像要寻找什么，弯下腰，画了一个不成样子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没有看明白。另一个哈哈大笑。

“好了。”其中的一个大汉吆吆喝喝站起来，从衣兜里取出一个碟子，把它放在远处一个树杈上，然后退过来。这时候我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我直盯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们把枪架在一个枝杈上，向那个碟子瞄准。正好有一线阳光从树隙里穿过来，映在碟子上，它像镜子那样耀眼。我活动一下，换个角度，又觉得碟子像一个很大的眼睛，直定定地瞪着我们。

枪响了，碟子应声碎落。我冲过去，后面的汉子骂一句。我跑过去，把地上的碎片捡起来，往一块儿拼对。

他们把我揪开。另一个汉子又把剩下的两个碟子支在枝杈上。他们连续放了五枪，才打碎了那两个碟子。

我呆呆地看着。后来我跑到树丛里。他们一个劲儿喊我，我一声不吭。等到他们疲惫了，走了，我才蹑手蹑脚地走出来。

我把碎瓷片全捡到一块儿，埋掉。

我慢腾腾往回走，感到手指有点疼，原来手指被瓷片划破了。鲜血一个劲儿地滴。我拣起一个草叶包了手指，又用草筋勒紧。

离小泥屋还有几十米远，我就听到外祖母在哭泣。我从来没见外祖母哭过。我趴到小屋后窗上，看见外祖母蜷在炕角。她把头埋在膝盖上。

查理夫人脸上没有多少皱纹，所以才显得年轻。随她一块儿陪我们的人曾一再讲她苦难的经历，可这些留在她身上的痕迹却不多。她用什么办法把这些痕迹除掉了？

分手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是值得怀念的。查理夫人要回赠我们每人一件礼物。她在一个长条木桌上堆满了东西，每一件都用相同的盒子装好，从外部看不出它们的区别。实际上每个盒子里的物件都不一样。她让我们去猜谜，去挑拣，她站在一旁笑着。

有人拿起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个桃木刻的小人儿，骑在骆驼上。又有人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个多孔的花瓶，精致极了。

我端起一个盒子，没有打开。回到房间里一看，令我惊讶——三个瓷碟！它们显然不算什么上品，因为釉面粗糙。一个画了桃子，一个画了杏子，还有一个画了菊花。平常的三个碟子。可它是一位善良的夫人送我的。我小心地重新包好，要把它带回东方。

回到家里，我把这三个碟子摆在玻璃橱里。小女儿问我：“这是什么呀？”

“碟子嘛。”

“谁给的？”

“一位老奶奶给的。”

“我们用老奶奶给的碟子盛鱼吧。”

我没有跟她解释这三个碟子为什么只能看，不能盛鱼。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客人，小女儿执意要用老奶奶送的碟子盛菜。我还没有来得及制止，她就取下来送给妈妈：一个碟子盛了鱼，一个碟子盛了蘑菇，另一个碟子盛了五香花生米。我们吃得挺高兴，可惜收拾餐桌的时候，小女儿不小心把那个画了桃子的碟子摔成了两半。我赶紧把碎瓷片拼到一块儿。可是偏偏在几大块碎片之间，有花生米那么大的一个通洞。它没法保存了。

大约过了半年，那个画杏子的碟子也给打碎了。

就剩下一个画菊花的碟子了。这个碟子我再也不想摆在橱子中了，就装在了抽屉里。我只要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查理夫人，想起她陪我们走过的那片绿蒙蒙的土地。

我把这个碟子藏了两年多。后来有一次去抽屉里找东西，由于拉得过急，整个抽屉都掉到了地上……里面有件瓷器跌碎了。

我到现在才明白，瓷器是很不好保管的。无论是外祖母还是我，都没能留下这些易碎品。外祖母身处动乱的年头，却把那三个碟子保存了很久；而我还远远不如外祖母：三个碟子保存了三年。

我常常想起查理夫人。

1991年5月 作

2013年2月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