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知识消长·典籍分类 二、四部的确立与完善

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籍是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典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典籍分类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类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典籍分类的变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死不相往来”。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以后大多在“四部”基础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最终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

关于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争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所以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若干篇,从来不说有文集若干卷,建安以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纷汇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在《汉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体裁仅收诗赋两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体裁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籍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两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

其次,历史著述的勃兴。如《隋志》史部正史类收录的六十七种史著中,六十一种为魏晋南北朝人所撰;在古史类三十三种史著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三十一种;在杂史类七十种中,魏晋南北朝的占五十七种;史部的其他各类著述中,魏晋南北朝的都是两汉的几倍或上十倍,即使除去两汉史著的亡佚等因素,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述仍然远远超过两汉。《汉志》史书附于《春秋》,到了魏晋南北朝,数量庞大的史书便由附庸蔚为大国。

《七略》的分类法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继承《七略》的《七志》和《七录》,也不得不将原来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或《文集录》,《七志》虽然仍将史部附于《春秋》,到《七录》就从《春秋》中析出众史。另外,《七略》中原来的《兵书略》典籍少得不能成类,《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录》只好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但是,无论《七略》还是《七志》《七录》,都无法满足当时学术的变化和知识的消长,有些典籍在这种分类法中无类可归。章学诚早就敏锐地看到从七略到四部是势所必然:“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

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的四部和《七录》一样,将史籍和类书析出《春秋》之外,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之中,这样就形成了经、子、史、集四部。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史学体裁更为多样,史学著述也更为繁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从此以后,经、史、子、集就成了中国古代学者所谓“四部之学”。

四部的成熟形态当然是《隋志》。《隋志》将当时所有典籍分为四部四十类,它既采用了从《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分类法的框架,又吸收了从《七略》到《七录》细分小类的成果,一千多年来被公私目录奉为圭臬。《隋志》在四部中容纳了七略所有的小类,包罗了所有现存的新旧典籍,然而,它包罗万汇的优点恰恰暴露出它大杂烩的缺点:

(一)它在划分典籍时常常自乱其例,四部像一种什么都可以装的大型丛书,如经部将作为纲纪的六艺与舛谬浅俗的谶纬并列,史部将地理、历法与史书同门,子部更将虚论其理的诸子与专言迷信鬼怪的术数方技共处,这使得经不像经,史不像史,子不像子。

(二)各小类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这样图书分类既会发生混乱,“辨章学术”更无从谈起。

(三)经、史、子、集四部既非学科又非流派,失去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所以章学诚感叹“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制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四)更为严重的是《隋志》的编者精英意识太强,在价值取向上尚虚理而轻实学,崇“形而上之道”而贱“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实学都不能独立成部,全淹没在属于人文的“经、史、子、集”之中。姚名达对《七略》多所指责,但肯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数术’‘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隋志》将《七略》中的“方技”“数术”“兵书”并入子部,将历法和算数划归史部,赤裸裸地表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在知识等级上,弘玄虚之“道”而抑实用之“器”;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尚虚而不务实。《七略》中“方技”“数术”“兵书”三略,还能与“六艺”“诸子”“诗赋”并列,到了《隋志》就没有给自然科学留下独立的空间,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风所及,我国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不是闭门谈玄论学的文史学者,便是登高赋诗的墨客骚人。

四部分类法后来成为官方和私家目录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适应知识的消长,“四部”又混淆了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有学派观念而无学科意识,他们只能在《七略》与“四部”之间打转,所以像章学诚这样思想敏锐的文献学家,虽对四部多有不满,但对它又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