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知识消长·典籍分类 一、《七略》的完成与嬗变

西汉儒家定于一尊后,刘向、刘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识秩序,完成了综论百家之学和部次天下之书的伟业,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后文简称《汉志》)中,该志主要是《七略》的节本。《汉志》称《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诸书的总要,所以《七略》实际上只将图书分为六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分类,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的知识分类。“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最后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技术层面,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生活技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后“三略”属于“器”。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对于汉代的文献学史可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献学家,有哪些主要成就;二是有哪些主要特点;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已有的文献学史其笔墨主要都集中在第一点,其次是阐述第二点,而基本不涉及第三点,因而这样的文献学史停留于现象的描述,它们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将《汉志》中的《诸子略》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典籍的分类,也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在六家诸子中,司马谈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认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则认为“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在《论六家要旨》中,儒家只杂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的《诸子略》中,儒家则置于各家之首。东汉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难怪班固指责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学史与思想史的“纠葛”,我们无法撇开“思想”而谈“文献”。

同样,更不能撇开“知识”来谈“文献”。这一历史时期最著名的私家书目中,远绍“七略”流风的当数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略》虽名义上称“七”而实际上只是六分,王俭的《七志》名义上称“七”而实分九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改“七略”中的《六艺略》为《经典志》,是因为“经典”更具有包容性,后来“四部”中的“经部”之名便源于王俭的《经典志》。改《七略》中的《诗赋略》为《文翰志》,是因为王俭所处的时代文体日繁,诗赋只是众体中的两种文体。不只分类因典籍而变,类名同样也因文体而改。特别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道教在齐梁间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阮孝绪自称《七录》的撰写“斟酌王、刘”,在图书分类上与《七略》和《七志》一脉相承。《七录》中列《经典录》内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因而,突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纪传录》为内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书略》,南朝时“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内篇第三。王俭将《七略》中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到阮孝绪时文集日兴,“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于是他在《七录》中列《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列《术技录》为内篇第五。将《佛法录》列为外篇第一,反映了“释氏之教实被中土”的事实,列《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后‘佛’”,《七录》中“先‘佛’而后‘道’”,便涉及文献学家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对宗教的不同认知。

从《七略》及其嬗变的情况可以看到,书以类而分,类因书而明。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书必有其类,因此,图书分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知识的消长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