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赫考特山谷的战斗一开始就很糟糕，之后更是每况愈下。随同特别行动处先遣队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基特·卡尔森本来应该回家的，但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进行支援。

当暴动的塔利班囚犯像割麦子一样被北方联盟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撂倒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马扎里沙里夫。他看到特别行动处的小伙子强尼·迈克·斯潘被塔利班俘虏殴打致死。从巨大的山谷的远端，他看到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舟艇中队的人营救斯潘的同伴戴夫·泰森免遭类似的命运。

然后是疾风骤雨般向南蜂拥挺进，绕过巴格拉姆前苏联空军基地，占领喀布尔。他错过了托拉博拉地块的战斗。美国收买的阿富汗军阀背叛了他们，让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护卫随从溜过边境，进入巴基斯坦。

帕克蒂亚省的沙伊赫考特山谷仍有少数死硬分子顽抗。这次的情报又是垃圾。那不是一小撮，而是有好几百人。

被打败的塔利班分子当中，阿富汗人有地方可去：他们本国的村庄。他们可以悄悄溜掉，消失于无形。不过“基地”组织的战士都是阿拉伯人、乌兹别克人，以及他们当中最凶悍的车臣人。车臣人不说普什图语，普通的阿富汗人也恨他们。他们要么投降，要么死战。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者。

美军指挥部针对这个消息制订了一个小规模计划，叫做“蟒蛇行动”，并把任务交给了海军的海豹突击队。三架重型支努干直升机满载着海豹突击队员，起飞前往他们本以为是守备空虚的山谷。

降落地面的时候，领头的直升机抬起机头，尾部向下，兼做跳板的机舱门在离地还有几英尺时打开。这时，隐藏着的“基地”组织人员向他们开火。一发火箭弹离得太近了，直接穿过机身，没有爆炸。炮弹空中飞行时间太短，来不及爆炸。所以它从一侧飞入，谁也没打着，又从另外一侧飞了出去，留下两个弹孔，呼呼灌着风。

真正造成伤害的是机枪。从覆盖着积雪的岩石隐蔽处射来的子弹扫过机身，虽然也没有打中飞机上的人，但却把控制面板打坏了，把它从飞机甲板上打了下来。飞行员把垂死的飞机在空中拉起，奇迹般又飞了三英里，直到他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面，紧急摔机着陆。另外两架直升机跟在它的后面。

可是有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士官长尼尔·罗伯茨松开了自己的牵绳，踩到了一摊水上，滑出了飞机后部。他掉到了地上，没有受伤，但周围都是“基地”组织的人。在战场上，无论死活，海豹突击队从来都不丢下同伴。飞机着陆后，他们冲了回来，营救士官长罗伯茨，同时呼叫支援。沙伊赫考特战役开始了。战斗持续了四天。尼尔·罗伯茨和另外六名美军士兵阵亡。

距离较近，可以响应呼叫的部队有三支。一支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特种舟艇中队，一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特别行动处的部队，前来支援的规模最大的部队是第七十五游骑兵团的一个营。

天很冷，气温在零度以下。一场暴风雪刺得眼睛生疼。每个人都在想，那些阿拉伯人是怎么熬过这里的冬天的。但他们熬过来了，还做好了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人。他们不留俘虏，也没指望自己做俘虏。据目击者后来证实，他们从岩石的缝隙里，看不见的洞穴里，还有藏匿机枪的隐蔽处冲了出来。

任何老兵都会告诉你，战斗很快就会乱作一团，沙伊赫考特战役比大多数战斗乱得都快。班排脱离了大部队，单兵脱离了班排。基特·卡尔森发现，除了寒冰和暴风雪，只剩下他光身一人。

他看见大约四十码外的另外一个美军士兵，也是一个人，戴着头盔和头巾。一个穿着长袍的家伙从地上蹿起来，向身着迷彩的士兵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这一回炮弹没有哑火。炮弹没有击中美军士兵，但在他的脚下爆炸。卡尔森看见他倒了下去。

他用自动步枪撂倒了那个打火箭弹的。又有两个人蹿出来，朝他射击，还喊着“真主至大”。他把他们都放倒了，第二个人距离他的枪口只有六英尺远。卡尔森来到那个美军士兵那儿，他还活着，可是状况很糟。火箭弹弹壳上白热化的弹片切进了他的左脚踝，伤得很重。穿着战斗靴的脚只连着根肌腱和一些肌肉组织，骨头不在了。他还处于最初的震惊状态，在剧痛来袭之前，还不知道疼。

两个人的衣服都蒙着厚厚一层雪。不过卡尔森能辨认出游骑兵徽章的闪光。他试图用他的无线电寻找其他人，但只听到静电的噪声。他解下伤员的背包，取出急救包，将整支吗啡注入伤员裸露的小腿肚里。

游骑兵开始觉得疼了，紧紧咬着牙。吗啡开始起作用，他重重地跌坐下来，有些神志不清。卡尔森知道，如果他们待在这儿，两个人都会死。狂风阵阵，能见度只有二十码。他看不见任何一个人，就用肩膀把受伤的游骑兵架在背上，开始行进。

他正在徒步穿越地球上最糟糕的地形：一英尺厚的白雪下面，是光滑的鹅卵石，每个都有足球那么大，很容易摔断腿。他的负载包括：他自己，一百八十磅；背包，六十磅；游骑兵，另外的一百八十磅；还有自动步枪、手榴弹、子弹和水。他把游骑兵的背包扔了。

后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艰难跋涉走出那个死亡峡谷的。有那么一刻，游骑兵的吗啡过劲儿了。卡尔森把他放下来，给他注射了自己那支。仿佛过了一整年，卡尔森终于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他用失去知觉的手指抽出他的红褐色信号棒，用牙齿撕开，朝着噪声高高地举起。

担负伤亡撤离任务的黑鹰直升机机组人员后来告诉他，信号棒离机舱太近了，他们以为自己被击中了。他们安静下来朝下看时，发现飞机下面有两个雪人，一个倒着，另一个在招手。救援行动非常危险。黑鹰直升机悬浮于积雪上方仅仅两英尺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把游骑兵绑在轮床上，拖入机舱。卡尔森用尽最后的力气爬上飞机，然后就晕了过去。

黑鹰直升机把他们送到坎大哈后——这里如今是美国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又去忙活别的了。游骑兵被带走，进行优先诊疗和重症护理。基特·卡尔森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第二天，游骑兵被注射了镇静剂，躺着被送往遥远的德国拉姆斯坦美国空军基地。那里的基地医院是世界一流的。

这会儿游骑兵的左脚已经没了，完全没有办法保住了。一场干净利落的截肢手术，完成了炮弹开了头却没有做完的工作。留给他的，是没有脚的腿、假肢、跛足、一副拐杖，还有游骑兵生涯走至终点的前景。他就是戴尔·柯蒂斯中校。身体经得起旅行的时候，他又被送往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做战后康复，以适应他的假肢。基特·卡尔森少校之后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他。

坎大哈的中央情报局负责人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然后卡尔森就被送往迪拜。中情局有很多人都在这里。他是从沙伊赫考特山谷出来的第一个目击者。之后是给一系列“大佬”作漫长的情况汇报，讯问他的人来自海军陆战队、海军和中情局。

在军官俱乐部，他碰到了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他是一名派驻迪拜的海军指挥官，那里也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指挥官说他来自海军罪案调查处。

“你回国后为什么不调到我们那儿去呢？”他问道。

“当警察？”卡尔森问道，“我可没那么想。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我们比你想的要大得多，”指挥官说道，“不是只有水手上岸超期滞留那点事。我说的是重大罪行，追踪那些偷窃数百万的罪犯，我们还有阿拉伯语地区十个最大的海军基地。这可是个挑战。”

这句话说服了卡尔森。海军陆战队也隶属美国海军，他只是在这个大机构里做了下调整。他觉得，自己回到美国后肯定还得去兰利的二号楼，回去分析那些阿拉伯材料。他提交了去海军罪案调查处的申请。他们把他挖走了。

这让他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某种程度上让他回到了海军陆战队的怀抱。他被派往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苏珊在这里的大型海军医院很快就找到职位，和他生活在了一起。

在朴茨茅斯，他可以经常去看自己的母亲。母亲患有乳腺癌，正在接受治疗。三年后，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那一年，他的父亲卡尔森将军最终退休，同时成为鳏夫。在朴茨茅斯也可以离自己的父亲近一些。老将军去了弗吉尼亚海滩边上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他可以玩他最喜欢的高尔夫球，还可以和其他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一起，在海滩上参加老兵晚会。

他在海军罪案调查处待了四年，将十名负有罪案的重要逃犯抓捕归案。2006年，他被调回海军陆战队，升任中校军衔，被委派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勒琼军营。他的妻子苏珊在乘车穿越弗吉尼亚前去和他会合的时候，被一名喝醉酒失去控制的司机撞到了头部，去世了。

当下

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刺杀事件，这一次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名高级警官。一个晴朗的春天早上，他正要出门，弯腰拉开车门的时候，被人从后面刺中了心脏。虽然濒临死亡，他还是抽出自己的佩枪，打了两发。行刺他的杀手当场毙命。

随后的调查证实，这个年轻的杀手出生于索马里，也是一名因得到同情而被准予政治避难的难民，他在市环卫部门工作。

他的同事证实，他性情突变已有两个月了，孤僻、离群，对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十分不满。最终，因为他变得非常难相处，和他同一个清洁车的乘员都很排斥他。他们把他的性情改变归咎于他对故土的思念。

事实却不是那样。查抄他的住处时发现，这是因为皈依极端圣战主义所致。房东太太听见从他的房间里传出布道的声音。看来他是因为沉迷于一系列的在线布道才变成那样的。一份完整的报告被送往奥兰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然后被送至华盛顿特区的胡佛大厦。

这件事在这儿已经不再引起惊讶了。同样的事件在美国已经报告了四起；在英国，联邦调查局已知的有两起。一名中东传教士，说着一口地道的英语，在网络上布道。有些人在长时间收听这些布道后，悄悄地皈依了。之后便是突然冒出来的，完全无法预见的谋杀。目标都是当地民众中的名人显要。

中央情报局、反恐主义中心和国土安全部都已经查过了。所有美国情报机构，即使只是和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沾点边儿的，都被告知并记录在案。但没有人能够给出有帮助的情报。这个人是谁？他从哪儿来？他在哪儿录制的节目？他开始登上“最有价值目标”的名单，但他的标签只有一个词——“传教士”。

传教士持续不断地号召人们，只要他们皈依，给大撒旦全力一击，就可以得到安拉永远的祝福。在美国的移民人群之中，有超过一百万穆斯林。他们或是自己在生活中皈依伊斯兰教，或是通过他们在中东和中亚的父母。对传教士的极端圣战布道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皈依群体。

在周二早上总统办公室的通报会上，传教士被提请讨论，最终进入了那份“暗杀名单”。

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应对悲痛。对有些人来说，只有歇斯底里地大哭一场才能证明自己的真诚。另外一些人的反应则是，静静的，突然崩溃，无助地啜泣，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公开场合。不过也有人就像动物一样，只在私密的地方独自疗伤。

他们独自悲伤，只和墙壁分享他们的眼泪，除非他们需要紧紧拥抱另外一位亲人或是伴侣。基特·卡尔森去他父亲的住处探望他。因为他的岗位在勒琼兵营，所以待不了很久。

他一个人待在基地空空的房间里，把整个人都投注到工作上。他孤身一人去野外跑步，或是在健身房长时间运动，直到肉体的痛苦让内心的伤痛变得迟钝，直到基地的医生告诉他要放松些。

战场猎人计划，是一门教授海军陆战队员在野外、乡村和城市环境下追踪和抓捕技巧的课程。核心思想就是：永远做猎人，不要成为被猎捕的对象。基特是思考创制这门课程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朴茨茅斯和勒琼的时候，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9·11事件”引发了美国空军和政府对威胁的突变，哪怕这种对美国的威胁只有最微小的可能。国家预警系统慢慢开始考虑如何对付偏执狂了。其结果就是“情报”机构的爆炸性增长。美国原有的十六家情报收集机构一下增加到超过一千家。

到2012年，根据准确的估算，美国解密的绝密文件有八十五万份。超过一千两百家政府组织和两千家私人公司，在从事和反恐主义以及国土安全相关的绝密计划。涉及的场所超过一万个，遍布全国。

回溯2001年时的目标：基础情报机构永远不可以拒绝在彼此间分享各自所获取的情报，以免再次让十九个热衷于大规模屠杀的狂热分子溜过预警系统。但是十年后，在付出破产的代价下，其结果却大多和2001年时的情形一样。整个自我防卫的国家机器一年制造了差不多五万份绝密报告，远远多于任何人可以阅读的数量，更不要说理解、分析、综合或是核验了。所以那些报告只是被归了档。

基本上，大多数的增长来自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简称J-SOC。在那十九个人之前，这个机构就已存在多年，只是很低调，基本上来说只是个国防机构。有两个人，将把它变成世界上最大、最具攻击力、最致命的私人部队。

“私人”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总统的个人工具，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它可以进行秘密战争，而不用寻求国会的任何批准；它获得每年几十亿美元的预算，也从不用烦劳国务院拨款委员会；它可以取走你的小命而不会破坏总检察长办公室四平八稳的工作日程。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密的。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第一个改革者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是华盛顿的圈里人，为人狠辣、渴望权力，对中央情报局的特权很是不满。根据章程，中情局只需要对总统负责，而不是国会，它拥有特别行动处的部队。局长开口的话，它就可以在海外进行秘密而致命的行动。这就是权力，真正的权力。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决心要拥有这种权力。但是五角大楼的很多事都要听命于国会，受制于它无限的干涉可能。

如果有机会和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竞争，拉姆斯菲尔德需要在国会监控之外有一支武装部队。一个充分改革了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就是这样一支武装部队。

经乔治·W·布什同意，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规模、预算和权力上不断扩充。它吸收合并了全国所有的特种部队，包括第六海豹突击队（后来击毙了奥萨马·本·拉登）、三角洲部队（或称为D男孩，从绿色贝雷帽部队选拔而来）、第七十五游骑兵团、空军特种航空团（拥有长程直升机，擅长夜间潜入）等等。它还收编了技术行动支援局。

2003年夏天，正是伊拉克问题炙手可热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关注别的地方。这时发生的两件事完成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再造。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被任命为新的司令。如果有人以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还将继续扮演主要以国内本土事务为主的角色，那这个想法可就走到头了。2003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得到总统的同意，签署了美国总统令。

总统令有八十页，字里行间深深镌刻着美国最高指示的痕迹，但却没有具体的内容。它有点像一份大型的“总统调查”。总统令实际上说的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差不多那个时候，一个名叫戴尔·柯蒂斯的跛脚游骑兵中校正处于康复期的带薪休息状态，不过就快结束了。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运用左腿假肢的技巧。实际上别人甚至无法觉察出他腿脚不好。但是第七十五游骑兵团不是为那些装假肢的人准备的。他的职业生涯看来完结了。

不过就像海豹突击队一样，游骑兵也不会置身处困境的伙伴于不顾。麦克里斯特尔将军也是名第七十五团的游骑兵，他听说过柯蒂斯中校。这位将军刚刚掌管了包括技术行动支援局在内的整个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而行动支援局的指挥官快要退役了。指挥官的位子并不需要战地职位委派那样的标准，这只是个办公室工作。会谈非常短暂，柯蒂斯中校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个秘密部队有句老话：如果你想要保密，不要试图把秘密藏起来。因为那些恶心的媒体人会嗅出来的。给它起个无害的名字，一个完完全全无聊的工作描述——TOSA，就是技术行动支援局的缩写。甚至不使用“机构”“管理部门”或是“当局”这样的字眼。行动支援局可以指换个灯泡，或者，剔除第三世界令人讨厌的政客。不过在这件事上，很可能说的还是后者。

“9·11事件”之前，技术行动支援局就已经存在。它猎捕的人中，有哥伦比亚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就是它所做的事。如果别人都被难住了，这支缉捕武装就被征召出来。它只有二百五十个员工，以有毒化学研究中心的幌子驻扎在北弗吉尼亚州。没有人会去拜访。

为了使自己更隐秘，它不断改名，甚至还曾被简称为“行动”，当然也包括“影子委托人”“心中的刺儿”“麻烦终结者”“墓地之风”和“灰狐狸”等。指挥官对最后一个名字的喜爱程度足够使它能被用作他自己的代号。获得任命后，戴尔·柯蒂斯中校消失了，他成为了灰狐狸。后来，该部门改名为“情报支援部”，但“情报”这个词比较引人注意，所以又改成——TOSA，技术行动支援局。

2009年，格雷·福克斯最重要的猎手退役。这时的福克斯，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任职了六年，满脑袋都装着真正的秘密。他出发去蒙大拿州的一间档案室，去找寻自己的得力干将。办公桌上只有一台电脑，柯蒂斯中校只能坐在办公桌后面来找。不过，拥有进入美国国防部系统的所有口令已是很不错的开局了。过了一周，屏幕上出现的一副面孔把他愣住了。克里斯托弗·基特·卡尔森中校——那个把他从沙伊赫考特山谷背出来的人！

福克斯查阅了卡尔森的履历表。实战士兵、外语奖学金、阿拉伯问题专家、通晓多国语言、“猎人”。福克斯伸手抓向桌上的电话。

基特·卡尔森不想第二次离开海军陆战队了。不过第二次争执的结果还是上面赢了。

一周之后，他走进格雷·福克斯的办公室。办公楼不高，坐落在北弗吉尼亚一片树林中。他注意到走过来迎接他的人有些跛。墙角支着一根拐杖，贴着游骑兵第七十五团的标志。

“还记得我吗？”中校问道。基特·卡尔森想起了那刺骨的寒风，战斗靴下那些鹅卵石，背上快要把他压断的重量，还有想立时死在那里的筋疲力尽的感觉。

“很久了。”他说道。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海军陆战队，”格雷·福克斯说道，“但我需要你。另外，在这栋楼里，我们只用第一个名字。其他的，比如‘卡尔森中校’，从此都不再用了。对于这栋楼以外的整个世界，你只是‘追踪者’。”

多年以来，追踪者都是一个人单干，在追踪六名国家通缉的头号敌人时也一样。贝图拉·马哈苏德，巴基斯坦塔利班，于2009年在南瓦济里斯坦的一间农舍里，被无人机炸上了天。阿布·耶齐德，“基地”组织创始人、“9·11事件”的资助人，于2012年在巴基斯坦另外一起无人机空袭中死亡。

是他第一个确认了库威迪是本·拉登的私人信使。库威迪最后一次长途驱车穿越巴基斯坦时，无人侦察机一直跟着他。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开往山区，而是走的另外的路。他因此发现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一处据点。

也门裔美国人安瓦尔·奥拉基被发现用英语在网络上布道，是因为他在北也门邀请自己的美国同伴萨米尔·汗——圣战分子刊物《激励》的编辑——加入他的组织。库索，一直被追踪到他在南也门的住所。无人机在他睡觉时发动了另外一次空袭，一枚地狱火导弹从他卧室的窗户飞了进去。

2014年的某个早晨，树木刚刚发芽，格雷·福克斯走过来，拿着一份信使从椭圆形办公室递来的“总统调查”。

“又是个网络吹鼓手，追踪者。不过很奇怪，没有名字，没有面貌。完全没有线索。他是你的了。想要什么尽管说吧，‘总统调查’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说完，他一瘸一拐地出去了。

有一份档案，不过内容很少。2011年9月2日，大约两年前，奥拉基和他的同伴死在北也门的一条道路旁边。之后不久，这个人做了他的第一次网络直播布道。奥拉基生长在新墨西哥州，有很明显的美国口音，而这个传教士听起来更像是英国口音。

已经有两个语言实验室做过尝试，追踪这个声音的源头。其中一个位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庞大的国家安全局总部。那里的侦听员可以截听世界上任何通过手机、电缆、传真、电子邮件或是无线电进行空间传输的对话的任何部分。不过他们也从事一千种语言和方言的翻译工作，还有密码破译。

另外一个隶属于陆军，在亚利桑那州的瓦丘卡堡。他们和他想得大体一致。最接近的想法是：巴基斯坦人，出生于一个有文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传教士的语调和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有些类似，每个词发音都结束得很短促。不过有个问题。

奥拉基说话时以本来面目示人。传教士和他不同，一直盯着镜头，但从来没露出过自己的容貌。他戴着传统的阿拉伯头巾，但用头巾的尾部从脸上蒙过去，塞在另外一边，只有炯炯有神的眼睛露在外面。档案里说，纺织物可能会使声音失真，这更可能使实验结论沦为猜想。代号为“编队”的计算机能分辨世界范围内的口音，但它也无法给这个声音归类。

追踪者向所有的站点和情报机构发出请求，希望得到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情报。该请求将发往和圣战者对抗的二十个海外情报机构。首先是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尤其重要。他们曾经统治过巴基斯坦，至今还和那里有着很好的联系。他们在伊斯兰堡的秘密情报机构规模庞大，而且和相对更大些的中央情报局关系紧密。这些情报局都会收到他的信息。

他的第二步行动是征集所有传教士在圣战分子网站上的在线布道。两年来，传教士不断向网络空间上传布道视频，听完它们，肯定要很久。

传教士说的内容很简单，这可能是他为什么能成功地实现极端主义转换、让很多人投身到极端圣战主义事业中来的原因。他在镜头前说的是，作为一名优秀的穆斯林，必须真的深爱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让他们的名字受赞颂，让他们享有安宁。不过只有言语是不够的，真正的信徒会有化爱为行动的冲动。

这种行动只能是惩罚那些对安拉、他的子民和全世界的穆斯林群体制造战争的人。那些人里最主要的，就是大撒旦美国和小撒旦英国。对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进行惩罚，是他们应得的，而且这让惩罚成为神圣的控诉。

传教士号召他布道的观众和听众要避免向别人吐露秘密，甚至是对那些声称思想相近的人。因为即使在清真寺里，也会有叛徒为了卡菲勒的黄金而告发那些真正的信徒。

所以，真正的信徒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悄悄皈依真正的伊斯兰教，并且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得独自礼拜，并且只听从将给他指点明路的传教士。

他警告说，不要策划涉及奇怪化学品和很多同伴的复杂计划，因为会有人注意到你购买或是储存制作炸弹的材料，或者，其中一个同谋变节。关在异教徒监狱里的人，都是被那些他们觉得可以信任的人无意间听到、看到、查到或是被穆斯林兄弟出卖的。

传教士的话既简单又致命。每个真正的信徒都要自己从社会上找出一名显要的异教徒，把他送去地狱。完成使命之后，自己也会死去。但在安拉的庇佑下，他将去往永恒的天堂。

这是奥拉基“只管去做”理论的延伸，只是表达得更好、更有说服力。它的秘诀就是极致的简单，使得人在孤立状态下更容易下决心付诸实施。从两个目标国家不断增加的突发性刺杀事件的数量来看，很显然，即使他的话只让百分之一的年轻穆斯林产生共鸣，那就是一支数千人的部队。

追踪者把所有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回复查了一遍，没有人曾经听到过穆斯林世界提起过什么“传教士”。这个称谓是西方世界赋予他的，因为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不过显然他来自某个地方，住在某个地方，从某个地方传播布道，而且有个名字。

他开始相信，这个答案在网络上。但米德堡的那些近乎天才的计算机专家都失败了。不管是谁向网络上传的，这些布道都无法追踪。因为它们看来源自一个又一个源点，这些源点遍布全球，瞬息变换。定位了一百个可能的地址，全是假的。

追踪者拒绝带任何人去他在树林里的隐蔽处所，即使这个人通过了安全检查。整个单位都崇尚保密，他也不例外。如果可以避免，他也不喜欢去华盛顿的其他办公室。他只愿意去见他想要与之谈话的人。他知道自己越来越有不守常规的名声，但他就喜欢路边小店。没有身份，没有名字，只有自助餐和顾客。在巴尔的摩一家路边的小旅馆里，他与米德堡的一个网络高手会面。

咖啡很烫，没法喝。两个人都坐着，各自搅动着咖啡。他们在之前的调查活动中相互认识了对方。和追踪者一起坐着的这个男人，号称是国家安全局最棒的计算机探员。这个名头可不小。

“那你为什么找不到他呢？”追踪者问道。

国安局的探员看着咖啡，皱着眉。女招待端着咖啡壶，想走过来给他们续杯。他摇了摇头，女招待走开了。在任何人看来，这只是两个中年男子。一个身体健硕，浑身肌肉；另一个开始发福，脸色苍白——那是常年待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的结果。

“因为他聪明得让人生气。”最后他说道。他讨厌被迷惑。

“跟我说说，”追踪者说道，“如果可以的话，讲得通俗点。”

“他可能是用摄像机或者笔记本摄像头录制的布道，这没什么特别。他将布道传送到一个叫‘伊斯兰教历纪元’的网站。就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去麦地那的那段。”

追踪者面无表情，他不需要伊斯兰教的相关解释。

“你能追踪‘伊斯兰教历纪元’吗？”

“不需要。它只是个工具。他是从德里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手里买过来的。那家公司已经停业了。他有新的布道要在世界范围内传送时，就把它上传到‘伊斯兰教历纪元’上，但对确切的地址进行了加密。他让上传的内容源自一系列源点，通过另外一百台电脑相互传递，向外发送。这些源点遍布全球，瞬息变换。显然，这一百台电脑的主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布道可能是从任何地方上传的。”

“他怎么防止按照转移的线路反向溯源呢？”

“通过制作一个代理服务器，做一个假的网络协议。网络协议就像你家自带邮编的地址。进入这个代理服务器，他用恶意软件或是通过僵尸网络将他的布道发往全世界。”

“翻译一下。”

国安局的男人叹了口气。他一辈子都在和同伴们说网络术语，他们的话完全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恶意软件。恶意，就是不好的或者有害的。是种计算机病毒。BOT，机器人程序的缩写，一种执行你的指令而不提问或是暴露程序为谁服务的程序。”

追踪者仔细考虑着。

“那么说，强大的国家安全局真的被打败了？”

政府的计算机王牌没觉得开心，但他还是点点头。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尝试。”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别处试试。”

“请便。”

“我这么问吧。控制一下你的懊恼本能，假设你是这个传教士，你最不愿意让谁来追踪你？谁会关心你做的那些东西？”

“比我强的人。”

“有这样的人吗？”

国安局的男人叹了口气。

“可能有。这以外的某个地方。我猜在年轻人里。各行各业那些老枪，早晚都会被一些嘴上没毛的孩子超越。”

“你认识哪个嘴上没毛的孩子吗？某个具体的嘴上没毛的孩子？”

“你看，我甚至从来都没见过他。但我最近在一次研讨及商贸展会上听说，就在弗吉尼亚这儿，有个年轻人。告诉我的人说，他没来商贸展是因为他和父母住一起，从来不离开家。从来不。从、来、不。他很特别。他在通常的世界里比较神经质，很少讲话，可一进入他自己的世界，就像王牌飞行员一样飞翔。”

“哪种世界？”

“网络。”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或者地址？”

“我料到你会问。”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了过来，然后站起身，“如果他帮不上忙，别怪我。这只是个传言。我们这行的怪人中间到处是小道消息。”

他离开后，追踪者把松饼和咖啡吃完，也离开了。在停车场，他看了下纸条。罗杰·肯德里克。地址是弗吉尼亚的森特维尔，那是过去二十年里，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无数卫星城中的一个。“9·11事件”之后，那里的人口爆炸式地增长。

所有的追踪者，所有的探员，无论什么样的追踪，无论在哪里追踪，无论找谁，都需要一个突破口。只要一个。基特·卡尔森这次会很幸运，他将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十几岁的男孩，和父母住在弗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后街的房子里，不敢离开他的阁楼卧室；另外一个是阿富汗的农民，他的风湿病终于迫使他放下枪，从山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