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么——他们被杀死了吗?”

“他们出事了。我当然没有再看见他们。噗!”

“被自己的人杀死,多么恐怖。”母亲说,很愤慨但是没有平常那么自信。

“战争中那样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父亲安静而严肃地说,仿佛在反对对此表现出任何女性的天真无知。张伯伦先生只是笑笑。继续讲战争最后一天的行动。他们摧毁了户外厨房,把枪里最后的子弹都朝它猛烈地射了出去。

“听起来像一群孩子,”弗恩说,“好像你们还没有大到能参战的程度。你们只不过是傻乐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吗?开心。”

一次他讲在佛罗伦萨的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是母亲坐直了身体,在椅子上惊动了一下,因为专注而微微颤抖。

“你在佛罗伦萨?”

“是的,夫人。”张伯伦先生毫无热情地说。

“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母亲重复着,迷惑而开心。我略微知道一点儿她的感觉,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呵,我当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议——”她的意思是我们谈论的这个意大利,战争发生的意大利,就是历史上的罗马教皇、梅第奇、列奥纳多所在的地方。先驰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对未来的热情来看,她应该不会对过去这么兴奋。她冲到前屋,拿回百科全书的艺术与建筑增刊,里面满是雕塑、绘画和建筑,大多是在阴霾清凉的博物馆式的灰色光线中拍摄的。

“看!”她把书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开。“这就是你的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去看过吗?”

一个裸体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东西挂在他身上,任由人们观看,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坚定天真得可怕的母亲,谁还会把这个给一个男人看,给我们大家看呢?弗恩鼓着嘴,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笑出来。

“我没有见过。没有。那里到处都是雕像。著名的这个,著名的那个。没有办法回避。”

我看得出不该和他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母亲还在继续。

“那么你一定见过青铜门了?华丽壮观的青铜门?艺术家花了整整一生制作它们。看,在这里。他叫什么来着——基伯堤。对,是基伯堤。他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

张伯伦先生说有些见过,有些没有。他非常耐心地看着书,然后说他不怎么喜欢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许那没有什么问题。是意大利人。”

“你认为他们很颓废是吗?”母亲遗憾地说。

“颓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在乎。在意大利的街上我碰到过一个人走上来,主动说要把女儿卖给我。这种事经常发生。”

“他们要卖掉女儿干吗?”我说,做出我擅长的鲁莽简单的天真表情。“做奴隶吗?”

“说是这样。”母亲合上书,放弃了米开朗基罗和青铜门。

“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先生带着厌恶的语气说,这对他来说有点儿虚伪,“有些还没有她这么大。”

“她们早熟,”弗恩说,“热带地区的人。”

“黛尔。把这本书放回去。”母亲声音里的警觉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一下。

其实,我听见了。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镜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刚好可以塞进宽的空圣代冰淇淋锥型纸卷。我把梳妆台旁边的灯打开;柔和温暖的光穿过奶油糖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肤上投下光泽。我看着自己高而圆滑的额头,粉色有雀斑的皮肤,我的脸像鸡蛋一样天真无辜,眼睛在努力改变着,让我变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浅棕色的灌木丛般的头发,变成金色而不是泥土色的丰富的波浪。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我想着那些佛罗伦萨的女孩,罗马的女孩,男人可以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毛发。嘴角有点儿黑。热带地区的人早熟。罗马天主教徒们。一个男人花钱和你做那事儿。他会说些什么话呢?是他脱掉你的衣服,还是会等你自己脱?他脱下裤子,还是只拉开拉链,把东西对着你?这是一个过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为,与神奇的、兽性的行为之间的桥梁,我无法想象的行为。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诸伯利城里有一家妓院,里面有三个妓女。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老板娘迈克奎德太太才三个人;她至少有六十岁了。它在主街北端,一个长满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里,在B. A. 加油站旁边。阳光好的日子,两个年轻些的女人有时会出来坐在帆布椅子上。内奥米和我去那里转过几回,曾经看见过她们一次。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和拖鞋,光着白色的大腿。一个在读《明星周报》。内奥米说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里在同性恋舞厅男厕所里,她被说服同意给一排站着的男人服务。这可能吗?(我在其他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换成了迈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这种壮举,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恋舞厅,而是在蓝猫头鹰咖啡店的后墙。)我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个佩吉,而不只是报纸上方那个柔软的老鼠皮般的棕色卷毛形成的鸟巢;我希望能看见她的脸。我的确期待着什么——堕落的愚蠢闪念,像沼气般散发出来。我有点儿惊奇,她竟然读报,上面的文字对她和我们其他人竟会有相同的意义,她也像普通人类一样吃喝。我认为她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机能,进入一种完全堕落的状态,与圣徒处于相反的一极,但同样孤立,不可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明星周报》,有点缀的窗帘拉着,妓院窗子的铁罐里有天竺葵在充满希望地生长,对我来说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象伸展开来,覆盖着如此无耻、如此强烈的爆发的欲望。

我隔着凉凉的人造丝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体应该已经派上用场了,它会充满淤青,老于世故。那不会是我的错。想到卖淫,不是我的错,它让我有片刻感到厌烦;一个宁静诱惑的想法,因为它是决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虑。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

传来这个季节特有的喧闹声。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清晰、认真地唱着歌。

山上站着一个女人,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

她穿的都是金和银,

她只需要一双新鞋!

孔雀在叫。我们从树上下来,去看孔雀,经过公园,经过一条破旧的没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个叫作波克·蔡尔兹的人养的,他开垃圾车。这条街没有人行道。我们沿着小池塘走,软软的泥闪着光。波克·蔡尔兹的房子后有谷仓,用来喂家禽。房子和谷仓都没有粉刷。

孔雀在光秃的橡树下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会一连几个春天都忽略了它们?

雌孔雀不太显眼,它们的院子颜色暗淡。但是雄孔雀从不令人失望。奇异的理想的颜色,胸脯、喉咙和脖子是蓝色的,较深的羽毛像墨渍,或者热带水下的柔软植物。有一只开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环形图案,染色的绸缎。高贵而愚蠢的小脑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诸伯利的奇观。

喧闹声又开始了,不是孔雀中发出来的。我们抬眼看去,马上看到了——一只白孔雀,从树上,尾巴全部展开,穿过树枝飘落,仿佛水漫过石头。纯白色,纯粹的恩赐。原来是它躲在上面,发出疯狂、责骂、杂乱的叫声。

“它们在呼唤异性。”内奥米说。

“猫叫春。”我说,想起了农场的事情。“公猫和它们交配时,它们狂叫。”

“你就不会狂叫吗?”内奥米说。

我们要走了,波克·蔡尔兹出现在孔雀群中,快步走来,摇晃着。他的脚趾都截掉了,我们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没有加入浸礼会时,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沟里冻坏的。“晚上好,小伙子们!”他对我们喊着,他老是这样打招呼,开玩笑。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好,姑娘们!他从垃圾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路叫着,不管天冷天热,从没有人回答他。我们跑开了。

张伯伦先生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前。

“我们进去吧,”内奥米说,“我想看看他在对老弗恩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在饭厅,弗恩在试穿带花的雪纺绸裙子,母亲帮她为多娜·卡灵的婚礼做的,到时她要表演独唱。母亲斜坐在缝纫机前的椅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转动着,像一把半开的大阳伞。

张伯伦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开车去波特菲尔德买威士忌,诸伯利没有威士忌。我又骄傲又羞耻地让内奥米看餐具柜上的瓶子,那是从来不会在她家出现的东西。母亲原谅他喝酒,因为他打过仗。

“两位可爱的女士来啦,”张伯伦先生虚伪地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优雅。带来外面的新鲜空气。”

“给我们点儿喝的。”我说,在内奥米面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放在杯子上。

“你们得先说说去了哪里。”

“我们去波克·蔡尔兹那儿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张伯伦先生唱着。

“给我们喝一杯。”

“黛尔,规矩点儿。”母亲嘴里都是别针。

“我只是想尝尝看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给你喝。我没看见你给我做什么把戏。我没看见你坐直身体,像乖巧的小狗一样请求。”

“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装海豹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从来不担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我从不害怕让任何人把我当成傻瓜。我甚至在学校也做过,在少年红十字会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这奇异的笑声如此让人安慰,让人宽恕,以至于我可以永远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两侧,手像鳍一样摆动,同时叫着,我的叫声美妙而刺耳。我是从玛丽·马丁的一部老电影里学的,她在绿松石池塘边唱歌,海豹们用叫声与她合唱。

张伯伦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边。弗恩背对着我,她的胳膊抬起;母亲的头被遮住了,她在缝弗恩的腰部。内奥米看过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对做衣服更感兴趣,她在看弗恩和母亲。张伯伦先生终于让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边缘,他一只手拿着。另一只做了别人都看不见的事情。他隔着我潮湿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后摸进我无袖长衣的袖口。他隔着棉布,快速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软的肉都撮起,摊平。然后一下子缩回手去。就像打了一巴掌,让我刺痛。

“是什么味道?”内奥米后来问我。

“像小便。”

“你没有尝过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总是能察觉秘密。

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没有,我缩了回去。如果告诉了她,就要再现整个场面。

“怎样?开始时他的手是怎么放的?他是怎么伸到你的衣服里的?他摸还是拧,还是又摸又拧?用手指还是用手掌?像这样吗?”

城里有一个牙医,费潘先生,聋子图书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白的地方发出。粗鲁的骚扰,那么自信而强制,毫无情趣。

下次他来时,我给他提供了机会,当他在黑暗的厅里穿套鞋时,我靠近他站着。每次我在等信号时总能等到。他不会拧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搂搂肩膀,带着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克·威尔士的感情所滋养起来的爱的理念、安慰和温柔,那一切似乎都苍白无力,异常幼稚。我将认可秘密的性冒犯,脱离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尝试性。闪电的一击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闪电。

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对我按喇叭时,我的膝盖还是感觉发软。他在离学校半个街区处等我。内奥米没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体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车回家吗?”

在车上我开始发抖。舌头干,整张嘴都干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欲望吗?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恼?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或环境的保护,一切都不同了。他会干什么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车座上?

他没有靠近我。他也没有开向河水街,而是镇静地沿着不同的小街行驶,避开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请求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好吧。”

“你认为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车停在乳品店后,在刚发芽的苦黄绿色的栗子树下。就在这儿?

“你能进弗恩的房间吗?家里没有人时你能进她的房间吗?”

我的思路慢慢从强奸的预想中转回来。

“你可以进她的房间帮我做点儿调查看看她有什么东西。我会感兴趣的东西。你觉得怎样?什么会让我感兴趣?”

“什么?”

“信。”他的语调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所苦恼。“看看她有没有旧信。可能在她的抽屉里,柜橱里。很可能是放在一个旧盒子里什么的。绑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样的。”

“谁的信?”

“我写的。你以为呢?你不必读,看看签名就行了。有些时候了,纸张可能发黄了。我不知道。用钢笔写的,我记得是,应该还看得清楚。看。我给你一份我笔迹的样板,会有帮助。”他从手套格层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道:黛尔是个坏女孩。

我把它夹在我的拉丁语书里。

“别让弗恩看见,她会认出我的笔迹。还有你妈妈。她会好奇我写了什么。她会大吃一惊的,是不是?”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想在河水街口下车,他说不好。“那样好像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那么你怎么通知我呢?星期天晚上好吗?我来吃晚饭,我会问你作业做了没有。如果你找到了,就说做完了。如果找了,没有找到,就说没有做完。如果有什么原因你没有机会看,就说你不记得留了作业。”

他让我重复:“做完意思是找到,没做完是没有发现,忘了做是没有机会找。”这种操练真让我耻辱;我的好记性是众所周知的。

“好吧。加油。”别人从外边看不见,他把拳头捶在我大腿上,很疼。我把自己和书拖下车,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腿还在刺痛着。我拿出信封看他写的字。黛尔是个坏女孩。张伯伦先生毫不费力地就看出我身上隐藏的背叛,以及可耻的淫荡,等待被利用。当他摸我的乳房时他就知道我不会叫的,他知道我不会告诉母亲,现在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弗恩,而是会照他吩咐监视她。他发现我的真正自我了吗?确实,我在学校摆弄量角器和圆规的单调无聊中,曾用拉丁文写下句子(搭起帐篷,秘密地杀掉敌军马匹之后,野蛮人首领维钦托利准备第二天开战),并且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恶习像春天的麦苗一样蓬勃,我的身体被摸过的地方有看不见的创伤。穿着蓝色连背心的背带裤,打完排球,用香皂洗得几乎要掉了皮,我望着女厕所的镜子,诡秘地对着自己红润的脸笑,想着我被怎样的邪恶所诱惑,我多么善于欺骗。

星期六早上,母亲到农场去做清洁,我进了弗恩的房间。我从容地四处张望,看着她枕头上的考拉熊、梳妆台上撒落的粉、干了的去味剂瓶子、止痛药膏、晚霜、旧口红、已经封住的指甲油瓶。一个穿着有很多层花边裙子的女士画像,像是披了很多围巾似的,很可能是她妈妈,抱着一个胖小孩,应该是弗恩。仔细看看,能确定是她,蝴蝶袖子,拿着一束玫瑰,头上一层层的鬈发。镜子上贴着的快照,边缘卷曲。张伯伦先生戴着时髦漂亮的草帽,白裤子,看着镜头,仿佛他比它懂得更多。弗恩不像现在这么臃肿,不过也很胖,穿着短裤,坐在度假森林的原木上。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穿着整齐——她胸前有花饰——一个陌生城市的街头摄影,走在去向电影院的门口,那里正在上映《起锚》。邮电局员工在杜伯敦公园野餐,天上多云,弗恩开心地穿着休闲裤,拿着棒球拍。

我没有找到任何信件。我翻遍了橱架上的抽屉,床底,甚至衣服箱。我的确找到了三捆纸,用橡皮筋扎着。

一捆是连锁信,和同一首诗的很多抄本,用铅笔或钢笔,以不同的笔迹写成,还有打字和影印的。

这个祈祷已经环游世界六次了。是一个威特岛的千里眼在梦中见到而写下来的。抄写六遍寄给六个朋友,然后抄写附件的祷告寄给名单上前六个人。如果你没有打破这个连锁,收到这封信的六天后你就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祷告的抄本,它们会带给你祝福和好运。如果打破了连锁,收到信起的六个月后你就会遭遇悲哀和不幸。不要打破连锁,不要省略结尾的秘语。这个祈祷会把幸福带到世界各地。

上帝啊,我祈祷和平与爱

今天降临到这位朋友身上。

治愈他(她)的烦恼,祝福他(她)的心,

永远和力量与爱的源泉同在。

卡卡蒙德

第二捆是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有隐约的灰色插图,我开始以为是有弯管子的灌肠袋,读了上面的文字才知道是男女人体解剖的横截面,带着阴道环、棉塞、避孕套之类的东西(这些名词我听都没听说过)。看着这些插图我感到震惊和一种强烈的不安,于是我开始读起来。我读到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妇发现自己怀了第九个小孩,冲到马车下自杀了;读到妇女在家里死于怀孕或生产,死于用可怕的帽针、毛衣针、空气泡做的流产。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然后还有使用各种避孕用具的指导方法。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有一章是讲这些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全,困惑于“病历和各种性交”这一部分内容。现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泡沫和明胶,甚至“阴道”这个词的使用,都使整件事显得繁琐,让人联系起膏药、绷带和医院,让我感觉就像在医生那里不得不脱衣服一样讨厌、荒谬和无助。

第三捆是打字的诗。有的有标题,“自制的柠檬汁”,“卡车司机妻子的悔恨”。

我亲爱的丈夫,我该怎么办?

我等待你带给我强烈的满足,

可你总是不在家或者酩酊大醉。

(只要把你的大东西放在我里面就行了!)

我很吃惊,竟然有成人会知道,或还记得这些话。贪婪的句子,粗短的词汇,无耻的形式,激起情欲,像煤油喷到篝火上。但是它们是重复的,详细的;机械的努力需要设计谋划才能被感知,让它们进展艰难;它们单调得让人困惑。但是这些词汇本身还是闪现出力量,尤其是“性交”,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篱笆或人行道上看见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插入会是粗暴的,催眠一般的炫耀。

当他问我有没有完成作业时,我说没有。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碰我。可是星期一我从学校出来时,发现他在等我。

“你的女朋友还在生病吗?太糟糕了。不过也好。不是吗?”

“什么?”

“鸟很好。树木很好。你和我去兜风,帮我做些调查都很好。”他的语调显得幼稚。对他来说,邪恶从来不会堂而皇之。他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做什么事都可以,任何事情,就像开玩笑一样,拿所有的庄严和内疚,世界上所有有道德有情感的人开玩笑,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人。那是他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他的笑容令人反感,自鸣得意,在不负责任的深渊上伸展,甚至更糟。可是这些没有让我犹豫和他一起出来,做他心里想做的事。他的道德对我不重要;甚至有必要让它变坏。

弗恩肮脏的文字带来的兴奋完全控制了我。

“你仔细看了吗?”他的声音显得很平常。

“是的。”

“什么都没找到?你翻了所有的抽屉了吗?我是说她梳妆台的抽屉。帽子盒,衣箱?看了柜橱了吗?”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庄重地说。

“她一定是扔掉了。”

“我想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多愁善感?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姑娘。”

我们开出了城。在四号高速公路上向南开,然后在第一个叉路拐下来。“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张伯伦先生说。“哦,对不起,是下午。美妙的天气。”我向窗外望着;他的存在,他的声音,对我们一起要做的事情的强烈预感改变了我熟悉的乡间风景。有一两年,我带着隐秘而强烈的兴奋看着树木、田野和风景。某些情绪下,某些日子里,从一簇草、一条围栏、一个石堆,我可以感觉到这样纯粹的无限的情感,就像我盼望的那样,接受到和上帝相关联的暗示。我和任何人一起的时候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现在和张伯伦先生一起,我看到整个自然都被贬低了,变得疯狂而色情。现在是一年最为丰茂蓬勃的季节,沟壑里长满雏菊、云兰和毛茛;山谷里满是不知名的淡淡的金色灌木丛,和高处小溪的闪光。我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巨大的藏身处,开垦的田野像是无耻的床垫。小路,灌木丛中的开阔地,草间被牛躺过压倒的地方,对我来说特别具有急切的诱惑力,像某些话语或压力一样。

“开到这里,希望不会碰到你妈妈。”

我觉得没有可能。母亲和我现在处在不同的现实中。

张伯伦先生开下小路,很快就到了尽头,一片被灌木丛占领的田地。停车,我悬浮其中的声音和运动的暖流的消失,让我一惊。事件就要变成真的了。

“我们到小河那边去吧。”

我们分头从驾驶室两侧下了车。我跟着他,走下山楂树间的一个斜坡,树在开花,发出酵母的味道。这里经常有人走,草上扔着烟盒、啤酒瓶、方块形口香糖盒。小树和灌木包围着我们。

“为什么不在这里停一下呢?”张伯伦先生很实际地说,“河边太潮了。”

小河边这个半阴凉的地方让我感到寒冷,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身上,我腿间的热度和舞动的麻痒感觉麻木了,仿佛一块冰被放在了那里。张伯伦先生解开上衣,松了皮带,然后拉开拉链。他伸手进去分开里面遮挡的什么东西,然后说:“嘘!”

并不像大卫雕像的那个大理石的东西,它直接从他前面支出来,和我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它有一个像头似的东西,像蘑菇,颜色红紫。和手指脚趾的丰富表现力或者只是和胳膊肘或膝盖相比,它都显得又迟钝又笨拙。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可怕,尽管我认为张伯伦先生可能想要吓唬我。他站在那儿,表情专注,手拉着裤子展示着。那家伙猥亵而蠢笨,颜色像伤口一样丑陋,让我觉得脆弱、可笑和幼稚,像长着突出的长鼻子的动物,奇形怪状的单纯样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和通常意义上的美相反。)它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他还在看着我,笑着,他把手放在上面开始上下抽动,不是太用力,不失控而有节奏。他的脸变得柔和;眼睛还盯着我,变得湿润。渐渐地,几乎是实验性地,他加快了手抽动的速度,节奏也没有那么平滑流畅了。他蜷缩着,笑容展开,嘴唇拉到牙齿后,眼睛向上翻。他的呼吸急促而颤抖,现在他的手疯狂地动着,呻吟,痉挛,仿佛临死的痛苦挣扎。他弯腰时,脸还对着我,像棍子上插着的面具,盲目而摇摆。那些声音从他的嘴里不情愿地发出,人处于绝境的声音,同时又戏剧化,不真实。事实上,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我读过人体处在极度喜悦中会仿佛妖魔缠身,但是那些表情和这里进行的可怕的愚昧努力和故意的狂乱完全不同。如果他没有尽快达到他想要的程度,我想他可能会死掉。但是,这时他发出一种新的呻吟,最绝望最强烈的呻吟;颤抖着,好像有人敲了他的喉咙。这呻吟奇异地平息下来,变成安静的感恩的呜咽,这时有东西喷射出来,真正的稍带白色的东西,精液,溅到我的裙摆上。他直起身,颤抖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快速把它塞进裤子里。他拿出手绢,先擦他的手,再擦我的裙子。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这样的骚乱后,这样的展示后,一个男人怎么能把手绢放回口袋,检查好拉链,就开始向回走——脸仍然红着,眼睛还在充血——按我们来的原路返回?

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他恢复过来,准备启动车子前只说了一句话。

“没见过,是吧?”他说。

风景是高潮后的,遥远而没有任何意义。张伯伦先生可能也感觉有点儿发愁,或者担心,因为进城后他让我蹲在车子里,然后绕路把我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条路靠近火车站。不过,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我两腿之间,这感觉更像他的风格,仿佛在检验椰子的声响。

这是张伯伦先生的告别场面,我本应该猜到的。下午回到家我发现弗恩坐在餐桌旁,准备吃晚饭,母亲从厨房的叫声,压过了马铃薯捣碎机的噪音。

“别管人们说什么。你没有结婚。没有订婚。不关他们的事儿。你的生活由你做主。”

“想看我的小情书吗?”弗恩把信放在我鼻子底下扇动着。

亲爱的弗恩,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今晚要开着我的庞蒂克离开去西边。世上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识过的东西,没有意义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我可能会从加利福尼亚或阿拉斯加给你寄明信片,谁知道呢?做个好女孩,就像你一直以来一样,继续舔邮票,熏蒸气拆封邮件,你可能发现百元大钞呢。妈妈去世时我会回来,但是时间不会长。再见,阿尔特。

和黛尔是个坏女孩出自同一只手。

“私拆他人邮件是弥天大罪。”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我认为他说的不明智。”

她搅拌着罐装胡萝卜、马铃薯泥和肉馅糕。不论什么季节,我们中午都要饱餐一顿。

“不管怎样,看来它没有影响我的胃口。”弗恩叹息着说。她倒了番茄酱。“我本来可以拥有他,很早以前,如果我愿意的话。他甚至写信谈到结婚的事。我本该保留那些信,我本可以说他违背诺言。”

“好在你没有,”母亲精神十足地说,“不然现在你会在哪里呀?”

“没有什么?说他违背诺言还是嫁给他?”

“嫁给他。违背诺言是对妇女的贬低。”

“啊,我没有结婚的危险。”

“你有你的歌唱。你有你的生活情趣。”

“我通常过得太开心了。我了解婚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

弗恩说玩得开心是指去湖滨亭跳舞,去杜伯敦的帝豪酒店喝酒吃饭,星期六晚上从一家客栈被赶到另一家客栈。母亲试图理解这样的开心,但是不行,就像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集市上开车,下车,呕吐,然后再上车。

弗恩不是个爱伤感的人,尽管她了解歌剧。她表现出来的感觉是,离开的总是男人,而且最好是在你开始厌倦他们之前离开。不过她变得很健谈;她从来不能安静下来。

“和阿尔特以前一样糟糕,”吃晚饭时,她对欧文说,“他不会碰黄色的菜。他小时候他妈妈就应该打他。我过去经常这么说。”

“你的身材和阿尔特正好相反,”她对我父亲说,“问题是他身长腿短,做衣服要去杜伯敦的兰森裁缝店,那是唯一适合他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发脾气。在湖滨亭跳舞时,一个家伙请我跳,我站起来,因为无法拒绝,他把脸放低,就在我脖子上狂吻,仿佛我是巧克力糖霜似的!阿尔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流口水,别弄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自己还要她呢!然后用力把他推走了。他是那么做的!”

当我走进房间,她和母亲的谈话会出现不自然的、等待的安静。母亲带着困惑而坚定的同情心,以及悲惨的表情倾听着。她能怎样呢?弗恩是她的好朋友,也许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她认为自己不该听。她可能想念张伯伦先生。

“他对待你很卑鄙。”她对弗恩说,但是弗恩耸着肩暧昧地笑了。“他是那样。我看人从来没有错过。不过尽管如此,听他们试图读广播新闻时我还是想起他。”

现在诸伯利的电台还没有找到一个像张伯伦先生那么好的播音员,能不慌不忙地读出很多俄罗斯名字。电台有一个人,在《纪念》那档节目中,播放《耶稣,人类渴望的欢乐》时把巴赫叫成巴兹,这让母亲忍无可忍。

我本想告诉内奥米张伯伦先生的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病好后她瘦了十五磅,对生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她的直爽坦白和矮胖的身材一同消失了。语言也纯净了。勇敢的精神泯灭了。对自己慎重起来。她坐在树下裙子摊开,看着我们打排球,不断地摸额头,看自己有没有发烧。她甚至对张伯伦先生离开的事实漠不关心,只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病情。她体温升到一百零五度。所有关于性方面的粗野话题都从她的谈话中消失了,显然也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虽然她很多次谈到沃利斯医生,在她生病时,他是怎么用海绵擦拭她的腿,而她为暴露在他面前感到怎样的无助。

所以我没有把张伯伦先生的事编成恐怖却滑稽的故事,并从中得到释放。我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我无法让他回到原来的角色,不能让他扮演我白日梦中头脑简单至极、活泼、热心、谦和的淫棍了。我对单纯的堕落的看法减弱了。也许只有在白日梦中陷阱门才会那么甜蜜轻松地打开,让身体没有思想没有身份地投入彼此,自我放纵,沉迷于疯狂和淫荡。相反,张伯伦先生让我明白,人们有很多要忍受的东西——不能克服的肉体,要压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还有所有固执的迷惑和自我的阴暗曲折。

六月,联合教堂后的草坪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草莓大餐。弗恩穿着母亲帮她做的花雪纺绸裙子到场。现在裙子的腰部看起来很紧。自从张伯伦先生离开,她就胖了起来,所以她现在不只是柔和圆润,而是真的胖了,像蒸好的布丁一样膨胀了,有斑点的皮肤不再阴暗而是舒展发光。

她拍着自己的肚子。“不管怎样人们不会说我憔悴了。要是胀开了线可就丢丑了。”

我们听见她的高跟鞋走下人行道。夜晚茂盛阴暗又安静的树下,声音传到很远。联合教堂里人们聚会的喧闹甚至冲到我们的台阶前。母亲不希望戴着帽子穿着夏天的薄裙子去参加聚会吗?她的不可知论和善于交际与诸伯利格格不入,这里的社交和宗教生活是合一的,一致的。弗恩叫她去。“你是成员。你不是说结婚时就加入了吗?”

“那时我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现在我是伪善者。不是信徒。”

“你觉得他们都是吗?”

我在阳台上读《凯旋门》,从图书馆借的。图书馆有人捐了钱,购买了不少新书,多数是沃利斯太太,医生的妻子推荐的,她有大学学位,但是市议会也许不重视她。有人投诉,人们说应该把钱留给贝拉·费潘,但是只有一本书——《广告商》——从书架上被撤下来了。我先读过。母亲拿起来读了几页,很不满意。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利用印刷文字的。”

“是关于广告业的。多腐败啊。”

“恐怕这还不是唯一腐败的事情。恐怕明天连怎么上厕所都要写了,为什么把这个漏掉了呢?在《赛拉斯·马纳》里可没有那些东西。经典作家都不写那些。他们是好作家,他们不需要。”

我已经不读原来喜欢的那些书了,《克丽丝汀·拉夫兰斯达忒》,历史小说。我现在读现代的书了。萨默赛特·毛姆,南希·米特福德。我读到有头衔的富人们对诸伯利上层社会的人——药商、牙医、店主——不屑一顾。我知道了诸如巴仑西亚伽、夏帕瑞丽这类的名字。我了解了喝的东西。威士忌和苏打水。杜松子酒和滋补剂。沁扎诺牌苦艾酒,汤姆利乔酒,金万利橙酒。我了解了伦敦、巴黎、新加坡的旅店、街道和饭店的名字。那些书中提到人们上床,人们总是做爱,但是没有具体细致的描述,不管我母亲怎么想。一本书把性交比喻成穿过火车隧道(假设你是整列火车),然后冲进高高的山间草地,神圣美丽,感觉你仿佛在天上。书上总是把它比喻成别的东西,从来不直截了当。

“你不能在那里读,”母亲说,“你不能在那么暗的光线下读书。过来台阶这边。”

我便过去,但是她根本不想读书,只要我给她做伴。

“看,丁香花变色了。我们很快就要去农场了。”

我们院子前面的人行道旁,紫色的丁香花变得像清洁布一样柔软,暗淡,锈迹斑斑。远处的路也是尘土飞扬,野黑莓树丛在木板圈起来的工厂前长着,木板上还可以辨认出大而褪色的虚荣的字母:蒙迪钢琴。

“我为弗恩难过,”母亲说,“我为她的生活难过。”

她难过而隐秘的语调让我警觉。

“也许今天晚上她会找到一个新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她不会去找新男朋友的。她已经受够了。她打算唱《你将去何方》。她嗓子还是很好听。”

“她胖了。”

母亲用她那严肃、充满希望和训斥的语调对我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到现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联系。我们所有的一切。和家畜一样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的。当他的热情消耗掉那奇异的力量,他会拥抱你,比他的狗亲近一些,比他的马珍贵一些。丁尼生写的。过去是这样。虽然你希望有小孩。”

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但是我希望你会用你的脑筋。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

“现在有人口控制了。”我提醒她,她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是她自己公开写信给诸伯利《先驱导报》,提倡“避孕器具应该发给瓦瓦那什的妇女,帮助她们防止家庭人口增加”,这让我们家人很尴尬。学校的男生对我大叫:“嘿,你妈妈什么时候发避孕器具呀?”

“那还不够,虽然很方便,但宗教是最大的阻碍,仿佛它就是一切,可以缓和人世间的痛苦。我说的是自尊。自尊。”

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她对我生活的关注,我需要并视为理所当然,可我不能容忍它表现出来。我还感觉这和她给其他女人、女孩的建议没有什么两样,她认为作为女性就是要受到伤害的,需要一定的谨慎、严肃和自我保护,而男人可以出去,尝试各种经历,摆脱他们不需要的,然后志得意满地回来。甚至不用考虑,我就决定了我也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