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和仪式

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险的,激烈而炽热,神奇的天赋权利,像七年级读物中讲的亚瑟王的石中剑。相对来说,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泪汪汪,蹩脚地带有自卫性质。男孩子会骑着自行车冲向你,堂而皇之地劈开你所处的空间,毫无自责和同情,仿佛他们希望车轮上装有刀子。而且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会轻声地说:“你好啊,小傻瓜。”

他们会说:“哎,你的屁眼在哪儿?”语调开心得令人作呕。

他们说的话剥夺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为他们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让他们取乐了。我的朋友内奥米和我彼此叮嘱“假装没听见”,因为我们骄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边来回避他们。有时我们会对他们大叫:“回到牛饲料槽里洗洗你们的嘴,干净的水你们不配!”

放学后我和内奥米不想回家。我们看莱森戏院的电影广告和摄影师橱窗里的新娘子,然后去图书馆,它是市政厅里的一个房间。市政厅大门一侧的窗子上写着“女——息——室”。另一边写着“公——阅——室”。缺失的字母从来没有补上。不过大家都学会了读懂它们的意思。

门旁边有绳子,从圆顶塔的钟下面垂挂下来,一侧的褐色标志写着:损坏图书罚款一百美元。农夫的妻子们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着方巾,穿着橡胶套鞋,在等候丈夫来接她们。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贝拉·费潘,很少有什么人。她聋得像石头,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委员会让她做图书管理员,因为她干不了正当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她待在桌子后面,用垫子、毛毯、饼干罐、轻便电炉、茶壶和缠绕的漂亮丝带组成了一个窝。她的爱好是做针垫。它们都是一个样式:顶上是一个穿着丝带的丘比特洋娃娃,给针垫围了一圈裙摆。她给诸伯利每个出嫁的女孩都送一个。

我曾经问她在哪里找什么东西,她爬过桌子,跛着脚艰难地沿着书架走去,拿了书回来。她递给我,用聋子孤寂的声音大声说:“有一本有趣的书。”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胜利》。

图书馆充满了这类书。它们古老的封面,浅蓝、绿色或棕色,已略微变软变松。前面总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着庚斯伯罗绘画中的服装,下面写着:桃乐茜女士独自在玫瑰园,更适合思考这个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页)

杰弗里·方诺、玛丽·科里利、《大卫家的王子》,有趣的、让人怀念的、卑鄙的老朋友们。我读过它们,不再读了。我非常熟悉其他书的书脊,书名的每个字母的弯度,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它们,没有拉出来看看。《乡间传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与战争》。它们就像你年复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只不过是面熟而已,在诸伯利这样的小城甚至也会这样。

我很开心待在图书馆里。印刷的书页构成一面面墙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证据——这对我是个安慰。内奥米则相反,这么多书对她是负担,让她感觉压迫和怀疑。她过去经常读书——女孩子的怪诞小说——但是现在长大了不再读了。这在诸伯利是正常的,读书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种开始成人严肃而满足的生活时,就要放弃的习惯。大多数未婚女士会坚持这个习惯,可对男人来说却是可耻的事。

我看书时为了让内奥米保持安静,会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会写进书的东西给她读。她坐在贝拉·费潘从未用过的小活梯上,我给她拿了厚厚的绿色《克丽丝汀·拉芙兰斯达忒》,找到克丽丝汀生第一个孩子的部分,一小时接一小时,一页又一页,写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书递给她时,我感觉有些悲哀。我总是在背叛某个人或某些人,似乎这是唯一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本书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纪,甚至像克丽丝汀一样在稻草堆上生小孩——当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有一个像鄂伦德那样的恋人,一个如此不完美的皮肤黝黑的孤独骑手。

内奥米读完后找到我问:“她必须结婚吗?”

“是的。”

“我想也是。因为如果女孩子必须要结婚,她不是死于难产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别的问题。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碍。我妈妈见过的。”

我没有和她争辩,尽管我不相信她的话。她妈妈是有经验的护士。根据她的说法——或者内奥米宣称是她的看法——我听说婴儿生下来有胎膜的会成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皱巴巴的有毛小动物,人脸羊尾,死后保存在什么地方的瓶子里。还有一些疯女人不知怎么用衣服架弄伤了自己。我信或不信这些怪事,要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恐惧。我不喜欢内奥米的妈妈,她的声音刺耳,喜欢虚张声势,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内奥米一样——她还问过我是否开始来月经了。但是任何经历生死,必须目睹、接触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惨死——的人都不得不倾听,不论这些怪事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书上有没有写到他们做那事儿?”

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

“不过她曾经和我们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美妙的歌喉。那绝不是比乌拉·鲍维斯,或意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许存在,并且很近。会像某种战利品一样被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争夺的,只有坐在我后边的男孩,我会把他放在偶尔被选中的名单末尾:法兰克·威尔士。

我本不应该吃惊。我每天早晨听见他在我后面唱《上帝拯救国王》,每周一次,在博奥斯先生来上课时,唱《约翰·皮尔》和《美丽的阿夫顿河静静流淌》,还有“像公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当它因奔跑而燥热”[很久以来我都把“公鹿(hart)”听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还是童声的高音,非常自然,实际上几乎不像人类的声音,纯净而孤独,像笛子吹奏出的音乐。(后来他学会播放的在小歌剧中代替他的录音机,就像他声音的延续。)他自己对拥有这样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觉得有什么,当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会想到和他有什么联系。

我只知道法兰克·威尔士的拼写很糟糕。他要把他的拼写交给我批改。然后再走到黑板前,温顺而泰然自若地,把每个单词写三遍。这样做似乎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很难相信这样的拼写实属平常,它像一个激烈而固执的玩笑,但是有关他的其他一切都无法表明这是真的。除了拼写,他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他很可能知道地中海在哪里,但是不会知道马尾藻海。

等他回来时,我在尺子上写“你演什么角色?”向后传给他,就像借给他一样。教室是停战区,中立而隐蔽,男生和女生是有可能交换信息的。

他在尺子另一面回复:“吹笛手。”

所以我知道我们要演的歌剧是《吹笛手》了。想到没有法庭的场面,没有侍女,没有漂亮的衣服,我很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角色。范里斯小姐来为“农夫婚礼舞会”选舞者。

“我需要四个女孩,要挺胸仰头,脚上有乐感的。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还有谁?”她的眼睛一行行扫射着,在一些位置上停顿下来,然后停在我身上,我挺胸抬头,肩膀笔直,表情欢快,但为了保持自尊,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态度,我的手指在课桌下用力地绞成十字,那是秘密地表示幸运的手势。“艾尔玛·科迪——琼·甘尼特。现在要四个能跳舞的不会把幕拉下来的男生——”

当时我真是痛苦万分。假如我只是群众演员,被推到台后呢?假如我根本上不了台呢?班上的一些人不会上台,他们要坐在台下的阶梯长凳上,在博奥斯先生弹的钢琴两边,和那些被选来做合唱的低年级学生一起,全部穿暗色的裙子和白衬衫,白衬衫配深色裤子。我在那里坐了三年了,坐过了《吉卜赛公主》、《克立舞者》和《被盗的王冠》。意大利女孩,胖女孩,白化病男孩,可以想见都会坐在那里,直到《吹笛手》从头到尾演完。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我无法相信会这样不公正,连台都不让我上。

内奥米也没有得到角色。我们在回家路上没有谈这件事,而是拿与小歌剧有关的一切取笑。

“你做范里斯小姐,我当博奥斯先生。啊,我的挚爱,我的小蜂雀,吹笛手的音乐让我痴迷疯狂,何时能让我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直到你的脊骨断裂,因为你瘦弱得这么让人心痛?”

“我并非瘦弱得让人心痛,我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的胡须让我起鸡皮疙瘩。我们该怎样对待博奥斯夫人?哦,我的爱人?”

“不要伤心,我甜蜜的天使,我会把她锁在黑暗的蟑螂滋生的储藏室里。”

“可是我担心她会逃出来。”

“那我就让她吞砒霜,把她锯成小块,冲到马桶里。不,我会用碱液把它们溶解在浴缸里。我会熔化她的金牙套,打成我们可爱的结婚戒指。”

“哦,你好浪漫啊,我的爱人。”

后来内奥米被选去做妈妈的角色,她的台词是:“啊,我可爱的小玛塔,早上我给你梳辫子时你怎么跳来跳去!哦,我竟然责骂了你!啊,但愿我现在还能看见你跳舞!”最后一场,她说:“现在我有多么感激啊,我永远不会讲邻居的秘密了,也不再是小气的长舌妇了!”我认为她被挑中是因为她矮墩墩的个子,容易化装成家庭主妇。有台词的人放学后要留下练习,我得自己回家了。母亲说:“小歌剧进展得怎么样了?”意思是问我有没有得到角色。

“他们还什么都没干呢。还没有挑演员呢。”

晚饭后我去曼森街,经过范里斯小姐的房子。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来回走着,没有在堆积的雪上弄出声音。范里斯小姐没有拉起窗帘,这不像她的做派。她的房子很小,像玩具小屋一般;蓝色百叶窗,尖屋顶,小山形墙,门和窗子上有扇贝形的木板。这房子是她用父母死后留给她的钱专门为自己建造的。虽然在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房子——装饰得迷人而古怪,看起来是为了玩乐,而不是居住——但在诸伯利还没有见过。和城里其他的房子相比,她的房子好像没有什么秘密和矛盾之处。人们说:“太漂亮了,看起来不像是真的。”他们没有别的可说了,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做的,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范里斯小姐走进教室,后面跟着琼·甘尼特,她让她径直走到我的桌子旁边,说:“站起来,黛尔。”好像我不用告诉就知道要做什么——她一副小歌剧的神态——让我们背靠背站着。我明白是琼的高度不合适,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太高还是太矮,所以我无法根据需要挺直或收缩。范里斯小姐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重重地移开。她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强烈的汗味儿,她的手微微颤动;细小、危险而兴奋的哼声从她身体里发出。

“你高了半寸,亲爱的琼。我们看看怎么把你装扮成妈妈。”

内奥米和我,还有其他人,交换了刻意装得平淡的眼神;麦肯纳先生皱着眉,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

“你的舞伴是谁?”后来在更衣室争夺靴子时,内奥米小声问。我们要一排排出去,把户外穿的衣服拿进来,坐在座位上穿好,保持秩序。

“杰里·斯多利。”我坦白地说。我对舞伴的分配不满。舞伴应该要适合。格温·蒙迪和玛乔里·考茨,找到了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他们差不多是班上与她们相配的男伴,都聪明,爱运动,在重大场合表现得文雅体面;艾尔玛·科迪跟戴尔·麦克劳林,联合教堂牧师的儿子,高大,四肢松弛,白痴一般莽撞,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只眼睛游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维奥莱特·图姆斯在学校后面的自行车棚发生过性关系。我的舞伴是杰里·斯多利,他长着一头孩子气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饰的精明。他会在科学课上举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学装置做的实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元素,植物,地图上的河流和沙漠。他会知道马尾藻海在哪里。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我的脸。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内奥米说,“现在大家都以为你喜欢他了。”

不要紧。现在小歌剧是学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战争期间你无法想象人们战争前在想什么,担心什么,有什么新闻,所以,现在也不可能记得在小歌剧带来的这种兴奋、混乱和紧张以前,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放学后练舞蹈,上课期间也练,在教师休息室。我以前从没有去过老师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帘的小碗碟橱、茶杯、轻便电炉、阿斯匹林瓶,还有粗笨的皮沙发,给人很奇怪的感觉。难以想象老师们和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联系。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景象接连出现。教师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检修孔,一天我们来练习时发现,麦肯纳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扭动着满是灰尘的穿着棕色裤子的双腿,从检修孔倒着爬下来,脚摸索着踩着折梯。他把纸板箱拿下来,范里斯小姐接了过去,叫着:“是的,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找到了什么,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财富!”

她猛地拉断了绳子,倒出红色、蓝色的粗棉布,边缘有装饰圣诞树用的那种金银线环。然后是一些贴着金银箔片的王冠。铁锈色的天鹅绒马裤,黄色涡纹花呢披肩,像纸一样薄的满是灰尘的平纹法官礼服。麦肯纳先生只是站在旁边,拍着裤子上的灰,好像并没人领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为男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帮我整理。我们这里的东西适合德国中世纪村子用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们到台上会碎掉的。它们用来演《被盗的王冠》时最漂亮。马裤适合市长吗?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得做市长的项链!还有法兰克·威尔士的服装,我们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装大了一倍呢,是谁呢?我竟然忘了是谁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我们选他只是因为他那副好嗓子。”

“有几部不同的小歌剧?”格温·蒙迪说,她在老师面前很自在,语气礼貌而友善。

“六部,”范里斯小姐听天由命地说,“《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等我们演了一轮,又演到同一部,我们就全是新演员了,我们非常信任的观众就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绒斗篷,镶着红边,抖了抖,披在肩上。“这是皮尔斯·默里穿的,你们记得,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当然你们不会记得,那是1937年。后来他在空军里死掉了。”但是她讲这些的时候相当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后,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吗?“每次他穿上都会摇摆——像这样——把衬里露出来。”她虚张声势地摇晃着身体。她在做舞台指导和舞蹈指挥时,都特别夸张,好像她想让我们震惊,进入忘我状态。她侮辱我们,说我们跳得像五十岁患关节炎的人,她说要在我们鞋子里放爆竹,不过自始至终她都在我们周围徘徊,好像我们有潜力跳得更可爱更投入,好像她可以从我们身上激发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力量。

博奥斯先生进来拿录音机,他在教法兰克弹奏。他看到了摇摆的场面。

“热烈激昂地,”他带着英国式的冷静惊讶地说,“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

范里斯小姐,继续堂而皇之地摇摆着,殷勤地鞠躬,我们体谅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红晕,和博奥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那只和她自己的快乐行为有关。我们抓住了“热烈激昂地”,我们打算把这话传播开去。我们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觉得它很荒诞可笑——所有外来语本身都荒诞可笑——而且有戏剧般的爆发力。我们承认它使用得很是恰当。小歌剧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每当范里斯小姐走过学校大厅,在上约翰街的路上经过我们,都要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这已经成了习惯(“参战的吟游少年——早上好,姑娘们!——已经离去——”),在她附近总是会俏皮地飘过这个短语。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我们感觉这是给她最后的赞美,这让她振奋。

我们开始去市政厅排练。我记得,那里的礼堂宽敞通风,台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绿色天鹅绒,镶着金边。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灯光亮起来,但是没有照亮大厅的所有角落,有时范里斯小姐会躲到后面大叫:“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个词!我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大厅后排的观众叫喊着要退票呢?”

她已经快到绝望的极点了。她手上总是拿着缝纫活儿。有一天她招手让我过去,给了我一片金线编织的辫子,要缝到市长的天鹅绒帽子上。她让我快去沃克的商店买九英寸配套的线。她确实在颤抖,她身体里的哼声更明显了。“别耽搁。”她说,仿佛她是派我去买急救药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够挽救一支军队的情报。所以我外罩没有扣好就奔出门外,诸伯利笼罩在刚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静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后,市政厅的舞台篝火般明亮,被狂热的献身精神点燃。创造不真实事物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剧让我们从日常的惯性中解脱出来,记得麦肯纳先生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同学忙于拼字比赛和心算,教室里像平时一样悲哀阴沉,我们现在都是范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们把不同的角色合起来排演,看成一个整体。故事打动了我,现在仍然是。我想象着吹笛手是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的背信弃义能真正令他吃惊;世界利用了他,将他猛击,可他依然像汉弗莱·鲍嘉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即使是他的复仇(被改变的结尾搞砸了)似乎也没有恶意,而几乎是温柔,极其温柔的复仇,是为了更大的正义。我想到法兰克这个不可教的拼写者,轻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并没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台上就像平时一样克制而冷静,的确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么——长而窄的脑袋,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像金属丝做的擦鞋垫,忧郁的脸也可能成为喜剧演员,虽然在这里不是,脖子后面有疖子留下的旧疤,还长了一个新的。他的身体和脸一样瘦长,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来快速而轻盈,就像那种既不需要刻意低调,又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蓝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块补丁,这种烟熏的颜色,普通、谨慎而神秘,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颜色,他自身的颜色。

我喜欢他。我喜欢吹笛手。我喜欢法兰克·威尔士。

我得和什么人说说他的事儿,所以就假装用客观而批评的语气和母亲说起来。

“他嗓音不错但是不够高。我觉得他站在台上不突出。”

“他姓什么来着?威尔士?是卖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儿子吗?我以前在威尔士太太那儿买胸衣——原来她有瘦身罩衣,现在不卖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边。”

“一定是他妈妈。”得知法兰克·威尔士家和我们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还有这点儿联系,我奇怪地兴奋起来。“你去她家还是她来这里?”

“我去她那里,买东西得到她的店里去。”

我想问房子的样子,前屋有没有画,他妈妈说过什么,她有没有提到过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们成为朋友,谈论各自的家人,希望威尔士太太晚上吃饭时说:“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来试胸衣,她的女儿和你同班——”那有什么用呢?让他听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现我的形象。

这些天,市政厅的气氛让我越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男生和女生间仪式化的敌对到处都在打破。不可能继续保持敌对,即使保持,也是开玩笑式的,混杂着友好的潜流。

内奥米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吃五分钱的糖棒,在冬天特别难咬,也很难嚼。我们边吃边小心地说话。

“如果可以不选杰里·斯多利,你愿意谁做你的舞伴?”

“我不知道。”

“墨里?乔治?戴尔?”

我有把握地摇着头,大声吸着糖味儿的口水。

“法兰克·威尔士。”内奥米说着,样子像魔鬼。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她说,“快点儿呀。要是我的话,就会告诉你我喜欢谁。”

“我不介意法兰克·威尔士。”我小心而克制地回答。

“我喜欢戴尔·麦克劳林。”内奥米言之凿凿,我吃了一惊,她比我还保密呀。她把头靠在雪堤上,边垂涎边啃糖棒。“我知道我是疯了,”最后她说,“我真的喜欢他。”

“我确实喜欢法兰克·威尔士,”我完全承认了,“我看我也疯了。”

之后我们就一直谈论这两个男生。我们把他们称作“超迷”,意为有致命的吸引力。

“你的超迷来了,可别晕倒呀。”

“怎么不给你的超迷一点洁肤霜治治他的疖子啊?”

“我想你的超迷正盯着你呢,不过他斜视,很难说是不是在盯你。”

我们开发了一套密码系统,用扬眉毛、在胸前划手指、做口形无声地说“痛苦,噢,痛苦”(当我们在台上站在他们附近)。“狂怒,双倍狂怒”(当戴尔·麦克劳林和艾尔玛·科迪讲话,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打响指),还有“狂喜”(当他抓住内奥米的腋下说:“别挡我的路,胖妞儿!”)。

内奥米想谈论自行车棚事件。和戴尔·麦克劳林一起做下了那事儿的女生,患哮喘病的维奥莱特·图姆斯已经从城里搬走了。

“还好她搬走了。她在这里丢了丑。”

“不都是她的错。”

“是她的错。是女孩的错。”

“如果是他把她压倒,怎么能是她的错呢?”

“他不可能压倒她,”内奥米不让步地说,“因为他不可能把她弄倒,同时——把他的东西插进去——这怎么可能?”

“你干吗不问他?我会告诉他你想知道。”

“我妈妈说是女生的错。”内奥米说,不理会我。

“女生要负责,因为我们的性器官在里面,而他们的在外面,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男孩子不能自禁。”她用有预感又纵容的奇怪语调教导着我,承认我们临近的世界盛行着那种混乱、神秘的野蛮行为。

这方面的话题不可抵挡,但是走在河水街我经常希望倒不如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正如我们都希望的那样。“法兰克·威尔士不可能勃起,因为他还没有变声呢。”内奥米告诉我——无疑是在转播她妈妈的另一条信息——我感兴趣的同时又有些不安,好像我对他的感情出了岔,被引向了完全意外的轨道。我还不真正清楚我究竟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对他怀有白日梦的想象,而且往往是重复的。我想象他在一场小歌剧演出后和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已经知道,那天晚上,男生——一些男生——会和女生——一些女生——一起走回家,但是内奥米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们羞于说出真实的愿望。)我们穿过诸伯利寂静无声的街道,街灯下,我们的影子旋转着沉落到雪地上,在美丽黑暗阒无人迹的大街上,法兰克就会用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又冷淡而柔和的歌唱围绕我,或者在更真实的梦境里,只用表明他的存在的听不到的音乐围绕着我。他会戴尖帽子,几乎傻瓜才戴的帽子,范里斯小姐给他做的披风,补着以蓝色为主的各种颜色的补丁。我在睡眠的边缘经常为自己创造这个梦,它奇怪地令我满足,让平和与安慰的气息在周遭流淌,我会闭上眼睛,漂进真正的梦境,它们远没有这么友善,而是充满砂砾般的小问题,丢了袜子,找不到八年级的教室,或者恐怖的场面,比如在大厅舞台上跳舞,却忽然发现自己忘了戴头饰。

服装彩排时,范里斯小姐大声嚷着让大家听见:“我也许最好是逃出市政厅!我最好是现在就走!你们都准备好负起责任来了吗?”她把分开的手指猛地从脸颊上拉下来,以至似乎会留下犁痕一般。“回去——回去——回去,别管最后十五分钟了!别管最后半个小时了!再次从头开始!”博奥斯先生舒心地微笑着,敲出开场合唱的音符。

那个夜晚终于到了。时间一到,观众们拥进来,我们习惯了黑暗与回声中的混乱、咳嗽、满怀期待的装扮。舞台比我们想象的要明亮许多,也拥挤许多,因为多了纸板做的房屋正面和一个纸板喷泉。一切来得太快,然后就结束了,消失了;它是怎么结束的没关系,它必须结束,无法复原。一切都无法复原了。在所有的练习之后,小歌剧真的上演了,这几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博奥斯先生穿着燕尾服,人们会说看起来挺怪异。

会议室就在舞台下面——有后楼梯通向它——被分成一个个化妆间,绳索上挂着布帘。范里斯小姐腰部有装饰的樱桃色新裙子外面系着围裙,正在描眉,画唇线,在眼角涂些红点,在耳垂上轻拍些赭黄,用玉米淀粉增稠剂把头发弄湿。可怕的喧闹。关键的服装不见了;有人踩在市长夫人的裙摆上,把裙子从腰间撕裂了。艾尔玛·科迪声称她为了镇定神经吃了四片阿斯匹林,现在头昏,冒冷汗,坐在地上,说要晕过去了。一些布帘脱落了。男生看见女生穿着内衣,或者是反过来。合唱队员根本不应该进入会议室,现在却进来了,而且大胆地站成一排,穿着深色裙子和白衬衫。范里斯小姐没有留意,也去给她们化了妆。

她忽略了很多事情。我们期待她像整个一星期以来一样狂热。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想她是不是喝醉了,”内奥米说,穿着妈妈装,脸颊红润,“我闻到味儿了。”我什么都没闻到,除了野玫瑰花露水和强烈的汗味儿。不过,她全身闪闪发光——金属片镶嵌在衣服边上,马戏团的款式——和往常不同,她滑行,轻柔地说话,极其宽容地穿行在骚乱中。

“把裙子用别针别起来,路易丝,”她对市长的妻子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观众看不到的。”

看不到!她一直在挑剔最微小的细节,强迫妈妈们把衣服撕掉,返工了三次!

“像你这么强壮的女孩可以吃六片阿斯匹林,眼睛都不眨。”她对艾尔玛·科迪说,“快站起来,我的女士!”

舞蹈者穿着明亮的棉布裙,红黄绿蓝白各色的绣花拉带上衣。艾尔玛松开了拉带,放肆地露出了刚开始发育的胸部。即使对这,范里斯小姐也只是笑笑,就飘走了。好像任何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

舞蹈快开始时,我的头饰——高高的中世纪纸板圆锥体,包着黄色的网,带有柔软的面纱——开始灾难性地微微滑向我头的一侧。我不得不斜着头,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样坚持跳完,牙齿咬紧,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上帝拯救国王》之后,当最后的幕布落下,我们跑到街上的照相馆,还穿着服装,没有外套,去拍照。我们拥挤在一起,等待着,背景是废弃的棕褐色瀑布和意大利花园。戴尔·麦克劳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种家族拍照时父亲们坐的椅子,妻子和儿女成群围绕着他。他坐在上面,艾尔玛·科迪大胆地坐在他膝盖上,懒洋洋地靠着他的脖子。

“我这么虚弱。我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吗?”

我正站在他们前面。“坐下,坐下。”戴尔开心地说,一把拉我坐在艾尔玛身上,她尖叫起来。他打开长长的腿,把我们两个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面纱正好掉下来,戴尔拾起来,反着戴在我头上,面纱遮住了我的脸。

“你这样棒极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试图抹掉灰尘,戴好。突然,法兰克·威尔士出现在帘子间,他独自拍完了照,穿着他那气派的乞丐服装。

“舞蹈者!下一张!”摄影师的妻子生气地叫着,把头探出帘子。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我还在试图把头饰弄好。“看着我的眼镜。”戴尔说,我照做了,尽管在我的影像后看见他孤独、斜视的眼睛让我分神。他在向我抛媚眼。

“你应该送她回家。”他对法兰克·威尔士说。

法兰克·威尔士问:“谁呀?”

“她。”戴尔说,对我点着头。我的头在他的眼镜上颤动着。“难道你不认识她吗?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担心会闹出笑话。我感觉汗水开始从我的腋下冒出来,担心受辱的最初迹象总是这样。我的脸游移在戴尔愚蠢的眼睛里。这样被抛进我的梦的主题,可是太严重,太危险了。

不过,法兰克·威尔士还是考虑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殷勤地说:“我愿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远的话。”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莱兹路那边的时候,我走长路上学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城里了吗?没有时间告诉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且,我绝不会冒一点儿险,让他嘲笑我——他安静的沉思的喷着鼻息的笑,说他仅仅是在开玩笑。

“所有舞者!”摄影师妻子喊叫着。我茫然地转过身来,随她穿过帘子。我的失望一瞬间被淹没在感激当中。他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响起,仿佛它们是赞扬和宽恕之语,声调那么轻柔可爱,实事求是,充满谢意。一种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梦一样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过程中,在寒冷中回到会议室的一路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内奥米说:“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时歪着头。像折断了脖子的木偶。尽管你是没有办法。”她的情绪很糟糕,并且还在恶化。她悄悄对我耳语:“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关于戴尔的事儿?都是谎言。是我演的戏,让你说出你的秘密。哈哈。”

范里斯小姐机械地把服装拾起和折叠起来。玉米淀粉洒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来凹陷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她里面崩溃了。她几乎不想费心地注意我们,只是说:“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饰物取下来,姑娘们,都留下来吧。将来一切都会派上用场的。”

我走到大厅前面,母亲和弗恩在那儿等我呢,弟弟欧文穿着打旗子时穿的套装(在小歌剧帷幕拉开之前,低年级学生要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让他保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母亲问。“很可爱呀。你脖子抽筋了吗?威尔士家的男孩是整个台上唯一忘记摘掉帽子唱《上帝拯救国王》的。”母亲总是能注意到这些奇怪老套的小细节。

小歌剧后发生了什么?一个星期后,它从视野里消失了。看见要归还的服装的某个部分挂在更衣室里,就像看到粘着金属箔片的褐色圣诞树倚靠在一月的后门廊上一样,让人想起一段忙碌的充满期待和努力的时光,现在却似乎充满了错误。麦肯纳先生结实的地面又回到我们的脚下。每天我们要做十八道算术题,作为弥补,无疑还会听到诸如“因为我们失去了时间,现在我们要埋头苦干”之类的话。把鼻子放到磨刀石之间,肩膀推动车轮,脚踩到踏板上——所有这些麦肯纳先生喜爱的句子,其中的陈腐和毫无悬念,现在却似乎奇怪地令人满意。我们拿着大叠堆积如山的书本,画安大略和五大湖区的地图——世界上最难画的地图——学习《朗弗尔爵士的幻影》。

每个人的座位都被搬走了;清除了课桌的房屋以及邻座的改变原来是让人兴奋的事。法兰克·威尔士现在坐在教室另一面。一天,看门人抬着长梯子进来,除掉了万圣节挂的彩灯中触目可见的一个物件。我们都觉得那是个法国避孕套,戴尔·麦克劳林的名字和它联系在一起;结果发现那是一只旧袜子,这件神秘的事没有那么令人反感。似乎该是驱散幻想的时候了。着手解决实质性问题,麦肯纳先生会这样说。

当然,我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消亡。我的白日梦在继续,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没有补充新鲜的养料,季节的改变的确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来说,冬天是恋爱的时间,不是春天。在冬天我们栖息的世界缩小了;冲出狭小的空间,奇异的幻想会繁盛开花。但是春天显露出大地普通的地理特征;漫长的棕色道路,脚下古老的有裂缝的人行道,所有在冬天的风暴中折断的树枝,都要清理出庭院。春天显露出距离,如其所是。

法兰克·威尔士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没有读高中,而是去诸伯利的干洗店工作了。那时的干洗店里没有卡车。人们多数是自己去取衣服,很少送上门。法兰克·威尔士的工作就是在城里送衣服,我们放学时有时能遇见他。他总是像生意人或工作的人向还没有走进社会的人那样,匆忙、严肃而彬彬有礼地和我们打招呼。他总是抱着一摞衣服,直堆到肩膀处,尽责地弯着肘臂;他开始工作时还在长个子。

有一段时间——大约六个月——我会带着掩盖不住的兴奋和不安走进干洗店,希望能看见他,但是他从来不在前台;能看到的总是老板或老板娘——两个人都很矮小,样子疲惫,皮肤发蓝发青,好像被干洗液染的,或是进入了血液。

范里斯小姐在瓦瓦那什河溺死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读高中,也就是《吹笛手》演出才三四年之后,可是当我听到消息时,我感觉她的存在属于一个旧时代,她活在最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错误观念之中。我觉得她被困在那个时代里,我吃惊于她以这个行为突围出来。如果这算是一个行动的话。

虽然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她是在城北沿着河岸散步,靠近水泥桥,不慎落水,无法自救。诸伯利《先驱导报》指出,她是从家中被一个或数个陌生人带走的,然后被强行推入河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她晚上就离开了房子,没有锁门,所有的灯都亮着。一想到神奇寂静的夜晚发生的罪行就很兴奋的人,一直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其他人出于善意或恐惧坚持认为是意外。这是人们谈论和争辩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是自杀的人——最后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不太急于谈论此事,他们为什么要谈呢?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没有希望解释的神秘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这里没有启示。

范里斯小姐穿着她的天鹅绒溜冰服,戴着时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的人们中间来回滑着,非常显眼。热烈激昂的范里斯小姐,在市政厅往脸上化妆的范里斯小姐,脸朝下的范里斯小姐,没有抗议地,漂浮在瓦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发现。虽然没有可靠的方式把这些图像联系起来——如果最后一个画面是真实的,它会不会改变其他的画面?——它们现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

她像吹泡泡一样,将那些小歌剧吹送上水面,颤抖着,精疲力竭地努力着,然后,几乎是不经意地放弃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远牢牢地陷在了我们改变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战胜的,没有回报的爱。

至于博奥斯先生,他已经离开了诸伯利,就像人们所说,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在家的感觉,他在伦敦的一座教堂弹风琴,教音乐——不是真正的伦敦,我必须解释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个中型城市。传闻他在那里干得不错,那里有和他属于一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