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回到圣奥古斯丁大街，我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太烦躁了，没法读书。透过窗帘缝和栗子树枝间的空隙，一盏街灯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弯曲的光柱，我仰面躺着，盯着它看。如今我陷入了一团乱麻，我也不知道当初我应该怎么做，事情才会不一样。假如我没有加入五处，我就不会碰到汤姆。如果初次见面时我就告诉他我在哪里工作——可是为什么我要跟一个陌生人说这个？——他就会让我滚出去。这一路上，随着我越来越喜欢他，进而爱上他，告诉他真相变得越来越重要，却也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冒险。我被困住了，一直无法脱身。我曾经仔细想象过，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如果我心意已决，那我就干脆突然离开，根本不需要解释，到一个简单、洁净、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就像波罗的海的库姆灵厄岛。我仿佛能看见自己置身于水汽饱满的阳光下，卸下所有的责任和关系，连行李都没有，沿着海湾沙地边一条窄窄的小路散步，沿路有海石竹、荆豆和一棵孤零零的松树，这条路渐渐向上攀升，直抵海岬和一座简朴的白色乡间教堂，里面的那片小小的墓地上新立起一块石碑，还有管家留在那里的一只果酱罐子，里面装满圆叶风铃草。我会坐在托尼墓地边的草地上想念他，回忆在整整一个夏季里，我们是多么两情相悦的恋人，我会原谅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那是心血来潮的犯傻吧，出于好心，也没有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我之所以能原谅他，是因为库姆灵厄的阳光与空气都那么纯净，能把一切都融化。比起在伯里圣埃德蒙兹镇附近的伐木工小屋里度过的周末，在库姆灵厄生活会不会更美满更简单呢？更何况，在那里，会有一位长者喜欢我，替我做饭，当我的导师。

即便是此刻——四点半，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成捆成捆的印着汤姆照片的报纸被人从火车扔到月台，从卡车扔上人行道。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他对报业协会的否认声明。然后他就完全听凭周二的报纸发落了。我打开灯，裹上晨袍，坐在我的椅子上。T·H·黑利，“军情五处的走狗”，早在他崭露头角之前，他的正义感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是我，不，是我们，塞丽娜·弗鲁姆和她的老板们，把他拖下了水。如果有人写东西是为了拿秘密经费，那谁会相信他写的那些关于罗马尼亚审查的事儿？我们的“甜牙宝贝”给宠坏了。还有另九位作家，他们也许更重要，也许更有用，而且并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简直能听见六楼会怎么说——反正这个项目还能保住。我想到伊恩·汉密尔顿会怎么说。我如同发烧一般的失眠状态制造出各种幻象，在我的视网膜上一幕幕上演。我在黑暗中看见一抹诡异的微笑，他耸耸肩便转身离开。好吧，我们只好再找别人了。太糟糕了。这孩子很聪明。也许我太夸张了。斯宾德挺过了《邂逅》丑闻，《邂逅》本身也挺了过来。可是斯宾德不像汤姆那么容易受到伤害。别人会把汤姆看成一个骗子。

我好歹睡着了一个小时，闹钟就响了起来。我迷迷糊糊地洗漱、穿衣，实在已经心力交瘁，没力气想白天怎么办。不过我还是能感觉到某种麻木的恐惧。在这个季节，早晨的屋子里既冷且潮，不过厨房里还算舒适。九点布丽奇特要参加一场重要的考试，特莉西亚和宝琳特意替她做了一顿煎炸早餐。有个姑娘递给我一杯茶，我就在边上坐下，双手在茶杯上捂热，耳边满是欢声笑语，恨不得自己也有资格当一名产权律师。宝琳问我为什么气色这么差，我老实回答昨晚没睡好。为此我肩膀上被她轻轻拍了一下，还得到一份煎蛋配火腿三明治。这份善意差点让我掉下眼泪。我主动要求洗碗，让别人准备行装，按部就班的家务程序让人心生宽慰：热水、泡沫，还有散发着热气的湿漉漉的干净盘子。

我最后一个出门。快到大门口时，我看到散落在油地毡上的一堆垃圾邮件里有一张明信片是给我的。正面是一张安提瓜海滩的照片，画面上有个女人头上顶着一篮子鲜花。明信片是杰瑞米·莫特写来的。

你好，塞丽娜。我躲过了爱丁堡漫长的冬季。出门能不穿大衣真好啊。几周前赴了个神秘的约会，说了好多你的事儿！有空来看看我吧。×××杰瑞米。

约会？我可没情绪猜谜。我把明信片塞进包里，然后出门。我快步走向卡姆登地铁站，心情顿时好了一点。我尽力让自己勇敢一点，听天由命。这就好比本地来了一场暴风雨，出了一条关于基金会的新闻，我现在也无能为力。我可能会失去我的情人和我的工作，可是好歹也没有人会因此而丧命吧。

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在卡姆登就把报纸浏览一遍，因为我不想在上班时给人看见拿着一堆报纸。于是，我站在那里，吹着从售票厅的两个入口刮进来的冷风，努力把几张被风掀起的报纸理理整齐。没有哪张报纸的头版上能找到汤姆的报道，不过所有的大报内页里都有他，比如《每日电讯》和《每日快报》，所附的照片各不相同。所有的版本都是把原来那则报道重述一通，再摘录几段他发给报业协会的声明。所有的报道都提到他坚称不认识五处的任何人。还不错，不过这样也可能会更糟。如果没有新料，这则新闻就会被人淡忘。所以，二十分钟之后，当我踏上柯曾街，步子轻快了一些。又过了五分钟，当我来到办公室，从桌上拿起一封内部邮件时，心跳也几乎没怎么加快。正如我所料，信里通知我九点到塔普的办公室开会。我挂上外套，直接坐电梯上去。

他们在等我——塔普，纳丁，那位从六楼下来的满头银发、浑身皱巴巴的绅士，还有马克斯。我记得当时我走进去时，屋里鸦雀无声。他们在喝咖啡，但谁也没主动要给我倒一杯，塔普只是摊开一只手指了指屋里唯一的那张没人坐的椅子。我们面前的一张矮桌上摊着一堆剪报。旁边搁着汤姆的小说。塔普拿起小说，翻开一页看了看，念道：“致塞丽娜”。然后他随手把书扔到了那堆剪报上。

“好吧，弗鲁姆小姐，我们为什么上了所有的报纸？”

“不是我说出去的。”

塔普踌躇片刻，轻轻地、满含疑虑地清了清嗓子，然后用听不出重音的语调说了句：“是吧。”接着又问道：“你是在……跟这个男人约会？”

他把这个动词念得很色情。我点点头，环视四周，正撞上马克斯在盯着我看。这回他没有避开我的视线，我也只好逼着自己回望他，此时塔普又开口了，我又瞥向别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十月。”

“你在伦敦见他？”

“大部分都在布莱顿。周末。你瞧，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怀疑我。”

“是吧。”还是同样平和的语调。

“就算他怀疑过，他也不会想到把这个说给记者听的。”

他们在看着我，等我说更多的话。我本来就知道他们觉得我很傻，现在我终于开始感觉到自己确实傻到了这个份上。

塔普说，“你知不知道你碰上了很大的麻烦？”

这问题问得很到位。我点点头。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你们认为我不能守口如瓶。”

塔普说，“我们更愿意这样说：我们对你的职业素养持保留态度。”

彼得·纳丁打开摊在他腿上的一个文件夹。“你写过一份报告，交给了马克斯，推荐将汤姆列入计划。”

“对。”

“你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已经是黑利的情人了吧。”

“当然不是。”

“可你喜欢他。”

“不是。那是后来的事。”

纳丁转过头，我只能看着他的侧影，他还在琢磨着用什么别的法子让我显得自私自利。最后他说，“我们是听了你的话才用这个人的。”

我记得是他们把黑利推给我的，还让我带走一份档案。我说，“在我第一次与黑利见面之前，是马克斯叫我到布莱顿去招募他的。我以为我们再不抓紧就赶不上计划了。”其实我本来还能说时间就是给塔普和纳丁耽搁下来的。我停顿了片刻，又补了一句，“既然把此事交给我，我当然会选他。”

马克斯坐立不安，“说得也没错。单看材料，我觉得他够好的了，显然我错了。我们当时需要赶紧跟一位小说家接上关系。不过，我的印象是，从一开始她就很看好他。”

他用第三人称谈论我的腔调真够气人的。可是话说回来，我刚才也是这么对他的。

“不是这么回事，”我说，“我先是喜欢他的作品，见面以后就更容易喜欢上这个男人。”

纳丁说，“这听起来并没有多少不同。”

我努力让自己的口气不像是在哀求。“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资助他为荣。哪怕是当众支持。”

“显而易见，我们得跟他划清界限，”塔普说，“别无选择。否则整张名单上的人都会有麻烦。至于那本小说，什么什么康沃尔人——”

“纯属痴人说梦，”彼得·纳丁一边说，一边困惑地摇头。“文明被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摧毁。真他妈的了不起。”

“我得说我很讨厌它。”马克斯迫不及待地说，这口气活像是在课堂上打小报告的学生。“我真没法相信它居然得了奖。”

“他在写另一部，”我说，“听起来很有潜力。”

“不行，谢谢，”塔普说，“他出局了。”

那个浑身皱巴巴的家伙突然站起身，不耐烦地叹口气，向门口走去。“我不想看到报上冒出更多的新闻了。今晚我会跟《卫报》编辑见个面。其余的你们搞定。午餐前我希望能在桌上看到一份报告。”

他一走纳丁就说，“你来干，马克斯。别忘了也给我们分别抄送一份。你最好现在就忙起来。哈利，我们按惯例分工对付那些编辑。”

“D类通告？”

“太晚了，我们看起来会很傻。现在……”

他的“现在”说的是我，不过我们先是等着马克斯离开了房间。他跨出门之前最后转过来看了我一眼。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却从中看到了一丝胜利的痕迹，不过也可能是我弄错了。

我们听着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渐行渐远，然后纳丁说，“有传闻说——也许你也可以藉此澄清一下——你就是让他订了婚又反悔的人，通常，作为一个长相漂亮的姑娘，你招来的麻烦会比你的价值更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整场会议塔普一直在抽烟，这会儿又点着一根。他说，“让女人加入行动，我们是顶着很多压力和争论的。结果也多少验证了我们的预测。”

这下我估计他们要解雇我了，我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了。我说，“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录取我？”

“这话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塔普和颜悦色地说。

“是因为托尼·坎宁吗？”

“啊，对，可怜的老托尼。他在动身去那座岛之前，我们把他关在‘安全屋’里过了几天。我们知道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所以想确保不会留下什么纰漏。这事挺可悲的。那段时间天热得出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流鼻血。我们最后断定他没什么害处。”

纳丁又说，“只是出于好奇，我们逼着他交代动机。他说了一大通权力平衡之类的鬼话，不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线人那里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他给人敲诈勒索。一九五〇年，就在他第一次结婚之后的三个月。莫斯科中心在他的半路上安排了一个他没法抵挡的人。”

“他喜欢那些年轻的，”塔普说，“说到这个，他想让我们把这个交给你。”

他拿出一个打开的信封。“几个月前我们就该交给你了，不过地下室里那些搞技术的小伙子以为里面也许嵌着什么密码。”

我从他手里接过信封时努力想让自己处之泰然，把信飞快地塞进手提包。可是我看见了他的笔迹，禁不住发抖。

塔普有所察觉，补充说，“马克斯跟我们说你为了那一小片纸费过神。那也许是我留下的。我随手记下他那个岛的名称。托尼说过那里的鲑鱼垂钓区很出色。”

大家沉默片刻，等这个无关话题如烟雾般散尽。

然后纳丁接上前面的话头。“不过你说得也没错。我们录取你就是为了提防万一对他判断错误。我们一直都在留心你的举动。最后发现，你带来的危险是更平庸更乏味的那种。”

“所以你们要开除我。”

纳丁看着塔普，后者把烟盒递过去。纳丁一边抽烟一边说，“准确地说，不是这样。你算是给判了个缓刑。如果你能躲开麻烦，让我们也躲开麻烦，那你就能勉强过关。明天你就到布莱顿去，告诉黑利不会再给他钱了。当然，你还是得用基金会的掩护身份。究竟怎么做你自己考虑。关于他那部骇人听闻的小说，你是不是要告诉他实话，这跟我们无关。你还得跟他一刀两断。再说一遍，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务必做到这一点。从他的角度看，你就像是躲进阴暗角落里没了踪影。如果他来找你，你必须坚决将他拒之门外。跟他说你找了别人。结束了。明白吗？”

他们等着。过去，主教大人有时候会把我叫到书房里谈谈我的成长问题，此刻，同样的感觉再一次涌上心头。那种觉得自己既弱小又淘气的感觉。

我点点头。

“我要听你说。”

“我明白你想让我干什么。”

“好。还有呢？”

“我会去做。”

“再说一遍。响一点。”

“是，我会去做。”

纳丁坐在椅子上没动，塔普站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一只皮肤发黄的手，指向门口。

我往下走了一段楼梯，沿着走廊来到楼梯平台，那里能看见楼下的柯曾街。我先回头看看，四下无人，这才从包里拿出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已经被人捏得又脏又皱。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亲爱的姑娘，

今天我听说你已在上周被录取。祝贺你。我真替你激动。这份工作会给你带来很多成就和乐趣，我知道你能干好。

纳丁答应把这张纸条交到你手上，可是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路数，我怀疑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这么做。到那时你应该已经听到了最坏的消息。你会知道我为什么非走不可，为什么只能孤身一人，为什么我要竭尽全力把你推开。我把车开走，把你扔在那条停车带上，我这辈子还没干过这么恶劣的事。可是，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你，我肯定没法说服你别跟着我到库姆灵厄去。你是一个很有精神头的姑娘。光说一个“不”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倒下去，我该多难受啊。你会给卷进一个极度悲伤的陷阱。这种病可不会对谁手下留情。你太年轻了，不该承受这些。我不是在扮演高尚无私的烈士。我很清楚，我一个人能应付得更好。

我正在伦敦的一栋房子里写这封信，我要在这里待上几晚，跟几个老朋友会面。现在是半夜。明天我就出发了。我希望离开你的时候不是满含悲伤，而是心怀感激，感激你在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给我带来的欢乐。我把你扯进来，这样做其实既懦弱又自私——简直冷酷无情。但愿你能原谅我。我愿意这样想：你也从中得到了某种快乐，甚至也许因此成就了事业。祝你一生好运。请在你的记忆里辟出一个角落，珍藏那个夏天的几个星期，那些妙不可言的森林野餐，那时你在一个垂死的男人心里，倾注了那么多善意和爱情。

谢谢你，谢谢你，我亲爱的。

托尼

我站在走廊上，假装看窗外，哭了一小会儿。好在没有人路过。我先在女厕所里洗了把脸，然后下楼，拼命工作。关于爱尔兰的那堆事儿正默默地陷入一团乱麻。我一进门，查斯·芒特就要我把三份他今天上午刚写好的、内容互相交叉的备忘录整理校对以后打印出来。这三份要归并成一份。主题是“氦气”失踪了。未经证实的传闻说他身份暴露并被射杀，但直到昨晚我们都知道这消息是假的。某个在贝尔法斯特当差的军官汇报说，“氦气”曾应约来接头，虽然只待了两分钟，却已经把话都撂给了调度他的那个人，说他不干了，要走人，说他对两边都受够了。我们的人还来不及对他软硬兼施，“氦气”就走了出去。查斯相信他知道原因何在。他的几份备忘录都是变着法子向六楼提出强烈的抗议。

特工的身份一旦暴露，从此便百无一用，所以他可能发觉自己被残忍地抛弃了。没有人兑现对他的承诺——照顾他，帮他办好新身份，替他和家人安排新住处，给他一笔钱，非但如此，有时候借敌人之手除掉他会更对五处的胃口。或者，至少事情看起来是这样。更安全，更干净，更便宜，最重要的是，更保险。至少人们是这么传说的，而特工肯尼斯·列侬暴露身份之后的遭遇让传言雪上加霜，他曾向“全国公民自由联合会”提交过一份报告。暴露时他受命于政治保安处，在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卧底。他说，他已经风闻政治保安处要跟他断绝往来，并且暗示敌方在英国境内追捕他。如果临时派抓不住他，这活就归政治保安处来干。他告诉“全国公民自由联合会”自己来日无多。两天以后，他被发现死在萨里郡的一条阴沟里，脑袋上挨了三枪。

“这事让我的心都碎了，”我把草稿交给查斯看的时候，他说道，“这些家伙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却跟他们一刀两断，这些事到处传扬。然后我们就会纳闷，为什么招不到人。”

午饭时我出门到公园巷上的一个电话亭，给汤姆打电话。我想告诉他，我明天会去找他。电话没人接，不过我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之前我们说好要在晚上七点通电话，说说报纸上的最新说法。我可以到那时候再告诉他。我不想吃饭，也不想回到办公室里，便横穿过海德公园，忧伤地散了会步。时值三月，但天气仍像隆冬，看不到一丁点黄水仙。在白色天空的映衬下，光秃秃的树木看起来僵硬而刻板。我想起以前跟马克斯一起到这里来的情形，想起当时我怎么让他亲我，就在那棵树下。也许纳丁说的没错，我招来的麻烦要比我的价值更大。我站在一扇门外，把托尼的信拿出来又读了一遍，很想把这些事想清楚，却又忍不住哭起来。接着，我又回去工作。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修改芒特的备忘录。午餐时他决定降低攻击性。他肯定知道，来自下级的批评一定会让六楼很不高兴，弄不好还会报复他。新一稿中加进了诸如此类的措辞：“从某种角度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争议……但必须承认，这套体系一直对我们很有用”。定稿删除了所有涉及“氦气”的部分——也不再谈及特工暴露之后的死亡事件——只是建议对他们好一些，即便他们气数将近，也要帮他们及时转换身份，这样才能更好地招募人才。直到六点我才下班，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下楼，跟那些不苟言笑的门卫说晚安——从他们的岗位经过时，他们好歹忍住没冲着我怒目而视。

我得联络到汤姆，我得把托尼的信再看一遍。我心乱如麻，不可能好好思考。我走出莱肯菲尔德宅邸，打算朝格林公园站方向去，恰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人穿过街道，站在一家夜总会门口，外套衣领竖起，还戴着一顶宽边帽。我很清楚这是谁。我待在路缘上等车辆驶过，然后冲着马路对面喊，“雪莉，你在等我吗？”

她赶忙过来。“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半小时。你在这里做什么？不，不，你不必告诉我。”她在我的双颊上各亲了一下——这也属于她新学来的波希米亚作风。她的帽子是用柔软的棕色毛毡做的，大衣紧紧地束在她刚瘦下来的腰上。她长长的脸上娇媚地散布着雀斑，脸型姣好，颧骨下的浅窝格外秀美。真是脱胎换骨啊。我看着她，涌起一阵嫉妒，尽管上回汤姆已经说服我他是清白的，我还是忍不住起了戒心。

她挽起我的胳膊，拉着我过了马路。“至少酒吧现在都开着。来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我们离开柯曾街，拐上一条小巷，那里有家小酒吧，室内装潢充满私密感，触目皆是天鹅绒和黄铜，以前她会对这种风格很不屑，斥之为“卖弄风骚”。

我们刚在各自的半品脱啤酒后面坐定，她就说，“先要道个歉。那天在‘海格力斯柱’我没法跟你说话。我当时得赶快脱身。状态太差，没法一起聊。”

“我很为你的父亲难过。”

我看得出，我的同情让她的情感略有波动，她努力压制，但喉头仍然泛起些微涟漪。“家里出这事太可怕了。真的把我们打懵了。”

“怎么回事呢？”

“他出门，上路，不知为何看错了方向，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就在店外。在他们跟我说的话里，唯一让人略感安慰的是他当场就死了，没什么痛苦。”

我表示同情，她又聊了几句，说她母亲是如何被这事吓出了紧张症，说本来亲密的一家人如何因为葬礼事宜的分歧几乎闹翻，说父亲没有留下遗嘱，生前也没说过那家店以后做何安排。她那个踢足球的弟弟想把这份产业卖给他的一个女朋友。不过如今这家店由雪莉掌管，又开张了，她母亲好歹是下了床，也能跟人说说话了。雪莉又去吧台叫了一轮酒，回来时调门活泼了一些。话题换了。

“我看到汤姆·黑利那事儿了。真要命。我猜这跟你有关。”

我甚至没有点头。

“当初如果我也有份就好了。我就能告诉他们，这是个多么糟糕的主意。”

我耸耸肩，喝了口啤酒，茫然地躲在酒杯后面，我猜，等到想出自己该说点什么以后，我才肯露出脸来。“没关系的。我不会打听细节。我只想说一句，在你心里搁一个小小的想法，你也用不着现在就回答我。你会觉得我想得太远了，可是我今天上午读到那则新闻时，我想你很可能要给他们踢出来了。如果我说错了，那就太好了。如果我说对了，而且你惹上了什么麻烦，那就来替我工作吧。或者说跟我合伙。来了解一下阳光灿烂的伊尔福德。我们能找到乐子的。我给你的工资会是这里的两倍。学学那些跟床有关的事情。现在开始做生意时机不算好，不过人们总是需要睡觉的吧。”

我把手搁在她手上。“你真好，雪莉。如果有需要，我会认真考虑的。”

“这可不是在施舍。如果你能学会这摊生意，那我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写作。听着。我的小说上了拍卖台。他们付了好大一笔钱。现在还有人要买电影改编权。朱莉·克里斯蒂想在里头演个角色。”

“雪莉！祝贺你！小说叫什么名字？”

“浸水椅。”

哦，对。女巫如果在刑罚中溺毙，那她就是无辜的，如果活下来，那她就会被判死刑，扔到火里。比喻某个年轻女子的一生。我告诉她，我应该是她的理想读者。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这本书，接着说到她的下一本：发生在十八世纪，一位英国贵族和一个出身贫民窟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她伤透了他的心。

接着，雪莉说，“那么你确实是在跟汤姆约会。太好了。幸运的姑娘！我是说，他也很幸运。我只是写通俗小说的，可他是那种最好的作家。他能拿奖我很开心，不过对那本有趣的中篇小说，我也说不准好坏，至于他现在碰上的事儿，真是很棘手。不过，塞丽娜，我看不会有人相信他知道这些资助是从哪里来的。”

“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说。我一直在留心雪莉脑袋后面挂在吧台上方的钟。我跟汤姆约好七点通电话。我还有五分钟可以用来脱身，然后找到一个安静的电话亭，可我没有力气把这事干得优雅一点。一说到床，我那种筋疲力尽的感觉便卷土重来。

“我非走不可了，”我冲着我的啤酒嘟囔。

“你先得听听我来分析分析这事是怎么上报的。”

我站起身，伸手去拿外套。“以后告诉我吧。”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被他们赶走的？我还以为你有一大堆问题呢。”她站起来靠近我，挡住我从桌子后面抽身离去的路。

“现在不行，雪莉。我得去找个电话亭。”

“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会派人跟踪你。我当时根本不打算打我朋友的小报告。掺和到那件事里，我真是深感羞耻。可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解雇我的。他们是想找个办法来警示你。别说我是偏执妄想狂。中学不靠谱，大学不靠谱，口音不靠谱，态度也不靠谱。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不称职。”

她拉着我靠近她，然后拥抱我，又在我双颊上亲了亲。然后她把一张名片塞进我手里。

“我会替你一直留着那些暖暖的床。你考虑考虑。来当经理，开创连锁店，建造一个帝国！不过你现在走吧，亲爱的。出门左转走到底有个电话亭。代我向他致以最深的祝福。”

走到电话亭时我已经迟到了五分钟。没人接。我搁好听筒，数到三十，又打了一遍。我在格林公园站打了一次，在卡姆登又打了一次。回到家以后，我坐在床上，没脱外套，把托尼的信又读了一遍。假如我没那么担心汤姆，也许能感觉到，把这件事彻底放下的氛围终于开始萌生。陈年旧伤略有缓解。我等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直到看起来合适时才出门到卡姆登街的电话亭去。那天晚上我跑了四趟。最后一次在十一点三刻，我要求接线员查一查线路是否出了故障。回到圣奥古斯丁街时我几乎马上就想穿好衣服再出去一趟。我到底没有去，只是躺在黑暗中寻找所有我能想到的没什么伤害性的理由，这样我就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那件我根本不敢想的事。我考虑过马上到布莱顿去。是不是有送奶班车之类的玩意？它们真的存在吗？它们应该是清晨进站，而不是出站吧？于是我开始瞎想“泊松分布”那一套，这样就不至于一直惦记最糟糕的可能性了。他不接我电话的次数越多，下一个电话他会接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考虑到人本身的因素，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唐了，因为他肯定会在某个时间回到家——想到这里，从昨晚积攒到现在的疲劳终于把我压垮了，我昏昏睡去，直到六点三刻闹钟响起来。

次日我直奔卡姆登站，到了那里才想起来我没带汤姆公寓的钥匙。于是我在车站上又试着拨他的电话，我生怕他睡着听不见，所以让铃响了一分多钟，然后沮丧地走回圣奥古斯丁街。至少我没带着行李。可我去布莱顿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非得去亲眼看看不可。如果他不在，那么，对他的搜寻就从他的公寓开始。我在一只手提包里找到了钥匙，再度出发。

半小时之后，我穿过维多利亚站广场，一路上迎面而来的全是从南方郊区火车上涌下来的人流。我正巧往右侧瞟了一眼，此时人群恰好在此处分开，我看见了匪夷所思的东西。就在这一刹那，我瞥见了自己的脸，人流随即汇合，于是刚才看见的景象消失了。我向右边急转，在人群中推推搡搡，总算挤出去以后又往前挪了几码，走进史密斯报刊店敞开的大门。我就在那里，在报架上。《每日快报》。我跟汤姆挽着胳膊，我们的脑袋深情款款地朝相机的方向歪着，我们身后的惠乐士餐厅成为焦点之外的模糊背景。在照片上方，丑陋的大写字母仿佛在呐喊：黑利的性感间谍。我抓起一份报纸，对折两下，然后排队买下来。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待在自己的照片旁边，就拿起报纸走进一间公共厕所，把自己锁在一个小隔间里坐了许久，直到误了我那班火车。报纸内页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拍的是我和汤姆从他的家——我们的“爱巢”里出来，另一张拍我们俩在海滩上接吻。

尽管这种既兴奋又野蛮的调子让人窒息，可这篇文章里几乎每个词都有那么一点真实性。我被描述成一名“潜伏特务”，在军情五处当差，剑桥教育背景，是一位数学“专家”，目前住在伦敦，执行的任务是勾引汤姆·黑利，怂恿他接受一份慷慨的资助。资金流向写得虽然含糊但大体正确，自由国际基金会和“尽情书写”均有涉及。汤姆的声明中说他跟情报部门的任何成员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用黑体字突出显示。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此事“事关重大”，已经召集相关官员在今天稍晚时开会讨论。而如今站在反对派阵营的爱德华·希思本人则声称，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此事说明政府“已经迷失了方向”。不过，最要紧的是，汤姆对一个记者说，他“对此事无话可说”。

这话应该是昨天说的。那么他肯定是已经躲起来了。除此之外，还怎么解释他的沉默？我从隔间出来，把报纸塞进垃圾箱，径直去赶下一班火车。近来我去布莱顿都是在周五晚上，天都是黑的。自从第一次穿着我最好的套装到那所大学里去跟汤姆会面之后，我就没在大白天的光线底下横穿过苏塞克斯平原。此刻我凝视着这片平原，凝视着早春时节灌木树篱和本来光秃秃的树干上刚刚繁茂起来的迷人景象，又一次觉得我的人生道路走错了，又一次体会到随之而来的微茫的渴望和沮丧。这条路并不是我自己选的。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如果我没有遇见杰瑞米进而结识托尼，我就不会陷进这团乱麻中，此时此刻我就不会向着某种我根本不敢多想的灾难全速前进。我唯一的安慰是托尼的告别辞。尽管让人悲伤，这件事好歹算是了结了，我也终于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纪念品。那个夏天的几个礼拜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这段日子对他的意义并不亚于对我的意义。甚至更多，在他弥留之际。对于我们之间的往事，我终于有了证据——我确实曾给他带来些许慰藉。

我从来没想过服从纳丁和塔普的命令，跟汤姆一刀两断。决定分手的特权属于汤姆。今天的新闻意味着我和五处的关系就此终结。我甚至连“抗命不遵”都不需要了。与此同时，这些新闻也意味着汤姆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甩掉。我简直希望别在公寓里找到他，这样我就不用见他最后一次了。然而，紧接着我心里又涌起一阵痛楚，这样的结局我受不了。于是我又想起了我面临的问题，想起了那张聊作慰藉的纸片，然后一阵晕眩，直到火车猛地一个趔趄，停在了布莱顿站的“钢格栅山洞”中。

我一边沿着车站后的坡道往山上走，一边听银鸥的鸣叫与哀号，只觉得这声音里带着重重的降调，是一个比平时强得多的“终止式”，就像是一首赞美诗最后那几个意料之中的音符。空气中夹杂着咸味、汽车尾气和油炸食品的味道，让我不由地怀念起那些无忧无虑的周末时光。我不可能再回来了。我放慢脚步，拐进克里夫顿街，以为会在汤姆的住所外面看见几个记者。可是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进门，开始沿着楼梯走向顶层的那套公寓。路上听到流行音乐，闻到三楼飘来的早饭香味。我在他那层楼梯平台上犹豫了一会儿，诚心诚意、颇为天真地敲了一通门，务必把门里藏的妖魔鬼怪都驱散，然后等了一会儿，这才摸索出钥匙，第一次转错方向，轻声骂了一句，终于把门推开。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他的鞋，他那双饱经磨损的粗革皮鞋，摆的样子略有点内八字，一片叶子粘在脚跟边，鞋带耷拉下来。鞋子扔在厨桌下面。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都异常整洁。所有的锅子和瓶瓶罐罐都给收了起来，书都给码得整整齐齐。我朝浴室走，听见熟悉的木板咯吱咯吱的声响。就像一首从另一个时间里飘来的老歌。我不由得虚构出一幅电影里的自杀画面来，一具尸体醒目地摊在浴缸上，血淋淋的毛巾围在脖子上。好在浴室门开着，我不用跑进去也能看见他不在里面。只剩下卧室了。

门关着。再一次，傻乎乎地，我先敲门，等了一会儿，因为我觉得仿佛听见有人在说话。然后我又听见那声音响起来。这声音要么来自楼下的街上，要么来自楼下某一间的收音机。我还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我转动门把手，把门推开，自己却还站在原地没动——我实在是怕得要命，不敢进去。我能看见床，整张床都能看见，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印度印花床罩平整地套在床上。平时床罩都是揉成一团扔在地板上的。房间太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搁。

我想吐，又觉得口渴，转身进厨房倒一杯水。直到我转过身背对水槽时才看见厨桌上放着什么。刚才肯定是那双鞋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有个用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包裹上搁着一个白信封，写着我的名字，是他的笔迹。我先喝水，再就着桌边坐定，打开信封，开始念这两天里的第二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