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的东北，凉意已深。18日夜，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轻抚着东北的黑土地，大地泛着霜白的宁静。

沈阳（旧称奉天）城北约4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北大营的军营，晚上10点时，军营里的6000多名官兵早已酣睡。他们隶属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该旅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距离北大营约800米处，有个地方叫柳条湖，到处长着茂密的高粱，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从这里通过。那天夜晚，在铁路的两侧，驻防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还在沈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军组织了50多次的军事演习。进入9月以后，高密度的实枪实弹军事演习，不断地进行，此起彼伏的枪炮声，已经成为东北军民日夜最为熟悉的噪声。就是在这司空见惯的训练中，关东军完成了全面进攻东北的缜密而有效的准备。

关东军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护南满洲铁路的安全，但在9月18日晚间10点20分，沉闷的爆炸声骤然响起。在现场，南满铁路的路轨被炸开了两米。就在这并不起眼的残迹，也就是不到两米伤口的路基上，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的序幕。

睡梦中的第七旅士兵被枪炮和呐喊声惊醒。他们得不到旅长王以哲的指示。因为这位备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喜爱的将领，当夜没有宿在营中。值班军官直接打电话向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示处置措施，荣臻见事态严重，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很快，他被告知张学良正在同英国公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在这紧要情况下，荣臻脑海中浮现的是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的严令，于是，他给惶恐和摸不着头脑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营房中的官兵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和撤退。许多人甚至没有武器，大量武器已经锁在仓库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如凶神恶煞般涌来的日军还不到他们数量的十分之一。也不知道以前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军为什么突然要攻击他们。他们是军人，只能接受上级古怪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要他们战斗，而是逃生，哪怕缴械也行。这些本该保家卫国的军人，在上级的命令下莫名其妙地成了逃难者。但日军并不理睬中国军队的和平态度，他们攻入营房内用刀枪杀伤不准备抵抗的中国军人。

王铁汉团长的六二〇团没有能够及时接获撤退指示，面对毫不留情的日本士兵，他和他的部下不得不进行自卫性的抵抗。这也是北大营中、日军队最激烈的交火。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占领北大营。第七旅在付出了死亡官兵149、负伤173名的代价以后到了东大营，但这里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便衣返回军中的王以哲旅长后来领着这支伤心的军队辗转到了锦州。这是大悲剧的开端，也是耻辱的开始。日本进攻的军队只有数百人，而北大营的中国军人有6000多人。但统帅他们的将领根本缺乏战斗的意志和准备。

柳条湖爆破以后约1小时，即9月18日夜11时18分，参与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18日晚10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半小时后，他再次发报撒谎，说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

旅顺，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接到事发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参谋大多参与了事变的密谋。他们一致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本庄繁司令官很乐意地接受了建议，并追认了坂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下令关东军全面投入作战。在“满铁”的协助下，他当晚就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就近指挥。

在北大营遭遇攻击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第二师团（又称仙台师团，二战时日本军队是按地域招募的，1931年4月从日本本土调来，适合寒冷地区作战）袭击沈阳的督军公署。他们遇到的抵抗很轻微。次日清晨6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所和通讯设施。北宁路车站被占领，与关内的交通陷于中断。数十万沈阳市民一觉醒来，悲伤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经换成了刺眼的日本太阳旗。

一夜之间，这些城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占领进展的顺利超越了关东军的预料。一个昼夜失地千里，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今，在东北最大的都市沈阳，竖立着一块纪念碑：“残历碑”。碑上的累累弹痕中镌刻着一个醒目的日期：“九一八”。近十几年来，每逢这一天的夜晚，沈阳的上空便响起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它提醒如今和平的居民们，就是在1931年的这一天夜晚，当时还名为奉天的沈阳遭遇日本军队的突然入侵。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东北、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亿万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走上歧途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这个世界推进了流血、流亡和屠杀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