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年。经历过这一年的国人遭遇到数十年一遇的洪水、统一之局的破裂、国共内战与日本对东北的入侵等多种劫难，留下了抹不去的沉痛记忆；而后代人从这一年的历史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遗憾、惊讶、愤懑和屈辱。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方向一旦形成，轻易不会改变。可是就像黄河也会改道一样，在重力压迫下历史也会突然偏离固有的方向。无法不承认，1931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秋，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多年形成的东亚的“均衡格局”就此被打破，从此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上已无安宁之日，直到把中、日与周边的国家都拖进战争的旋涡。

【1931年，蒋介石志得意满，经过中原大战，他已经打败了众多对手（但这年他对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处置失当，引发国民党党内大分裂。此后，对日军侵略东北的应对消极迟钝，奉行不抵抗政策，年终下野纯属咎由自取。）。】

其实，刚进入1931年的时候，中国人是有理由怀着美好的期待的。当时中原大战已经尘埃落定，不管这次空前内战起因的是非曲直，它已经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终于告一段落，苦于战争的民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的平息也有利于国家的重建与经济的发展。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睥睨四周，军中旧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已经遭遇到沉重打击而纷纷流亡。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跨越国境，远走越南。山西的阎锡山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躲到了大连，并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冯玉祥的处境也同样悲惨，他经营与统率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分崩离析，只有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还能够为他在山西提供一隅避难之地。党内敌手如汪精卫，已经狼狈流亡香港。蒋介石和从东北入关的张学良将军已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共同主宰着整个中国。

胡汉民被囚使得反蒋派重新在广州集结，并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受到已经肆虐欧美和日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统一的再度出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业界当时的气氛是很乐观的。但这个稳定只维持了数月，蒋介石和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发生政治歧见。骄横的蒋介石将胡汉民这位国民党的元老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这个冲动、粗暴、缺乏政治智慧的举动，立刻使国民党内部再度发生分裂，同情胡汉民与厌恶蒋介石的政治人物重新集结，广州甚至出现了新的“国民政府”。统一之局再度破裂。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本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政见不同遭蒋介石软禁，从此不愿与蒋介石共事，至死不再踏进南京城。

国民党内部的再度分裂使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而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及整个长江流域的特大水灾。武汉等城市被汹涌的江水灌入。这场水灾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居民丧失了生命与财产，还使一亿多民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恢复正常生活及繁重的救济善后工作使各级政府焦头烂额。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东北形势已经极度紧张。蒋介石明知东北的危机，却集中30万大军并亲任总司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耗费了大量的军力和财力。

1931年5月，日本商工省的职员向政府陈情，反对因为大萧条而减少官员薪俸。

1931年7月日本仍然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图为东京免费住宿处挤满了贫民。

1931年五六月间，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勾结汉奸郝永德，怂恿朝鲜农民来到长春北万宝山地区拦河筑坝，引水垦田，使中国农民的万亩耕地和生命财产遭到毁坏。为此，当地农民强烈反对。但日本当局竟唆使朝鲜浪人强行挖渠，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日本警察乘机开枪，打伤中国农民多人。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故意颠倒黑白，编造“中国农民屠杀许多朝鲜人”的谎言，引发朝鲜境内的排华骚乱，数百华侨死难。

中国内部的剧烈动荡使日本的激进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早就图谋占领我国东北。经济危机带来的焦灼感更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者把占领我国东北视为解决其国内经济萧条的关键所在。当日本关东军在9月18日夜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挑起事端的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好处置这一巨大灾难的准备。从东北将领缺乏断然抵抗的决心与行动，到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地指望国际联盟的干涉，使这一场有可能加以控制的事变演变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整个世界为这一幕的发生而瞠目结舌。从此，日本侵略的魔影紧紧笼罩着中国。中国人民已经无法回避这一生死悠关的问题。这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到每个国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决策与行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这一可怕的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提出武装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