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等人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太寒酸，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回来后便说给丈夫听。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贾明玉善良贤淑，自然领会丈夫讲的话。自来部队后，她很少麻烦卫兵，只要能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董振堂经常下部队亲自指导训练，很累也很辛苦，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贾明玉全给包了，有时还会把卫兵的衣服顺带一道洗了。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卫兵做的事情除了保卫长官的安全，还要为长官洗衣、按摩、打洗脚水、伺候官长夫人等等，挨打、挨训是常有的事。而董振堂不一样，全是自己动手，从不让卫兵做这些事情。现在长官夫人要洗他们的衣服了，卫兵们说啥也不肯，董振堂闻讯从房间里出来，说：“不要争了，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就让她洗吧！”

碰到长官们开会，卫兵大多会聚在一起，聊各自的工作、聊各自的长官，唉声叹气常有抱怨。每到这个时候，董振堂的卫兵们总是不作声，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因为他们深爱着自己的长官，为拥有这样的长官而自豪。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带孩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为打消妻子的顾虑，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你放心回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卫兵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自己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听到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推上了最前沿——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

“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今天我埋了你，明天谁埋我啊！”

“兄弟，哪天我不行了，可不能把我丢到荒坡去喂狗啊！”

……

“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号召下，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苏进坐在董的房间里，他是董的老部下，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董振堂正向苏进打听着七十四旅的状况。

董问：“你们旅有没有组织？”

“组织”一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很少用，因为它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苏进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思索片刻后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

董振堂听完又接着问道：“你们二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苏进回答：“开始并没有处理，但碍于军纪和应付上头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个营长撤了。后来听说让他到抚州训练新兵去了……”

话刚讲到这里，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屋内，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了，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赶紧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沉稳地说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

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应十分强烈。复又说道：“你我相交多年，你就敞开说吧，该咋办？”

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

“没啥说的，就这么办！只是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最好事先联系一下那边。”

“我打听到咱们以前的刘主任现就在瑞金！”赵博生说：“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董振堂点点头，说：“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赵博生紧紧握住董的手，大喜道：“好！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你可否考虑一下，与我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我想他也会跟我们一道走的，因为他早就不满蒋介石这样对待我们，曾跟我讲过想利用红军回到冯总司令那儿去，怎么样？”

董振堂爽快地回答道：“行！咱俩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