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总参谋长，可手里能够掌握的部队并不多，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辎重营、工兵营、炮兵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们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几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礼后小声说道：“长官，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董的字），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意打这个内战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丢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大家是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剩下的这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早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性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身旁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这样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目前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经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呢。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不也都放回来了。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信服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趁机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尤其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并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叫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从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顿时放心了，接下来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儿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要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赵博生试探道。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老弟，你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呐，你这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是那种人吗？”为打消董的顾虑，他首先抛出了自己的主张：“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接着也说到：“坦率讲，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在队列里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副连长。”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它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道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的。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局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