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四、哥舒夜带刀

在玄宗一朝,随着默啜可汗的出现,东突厥再次崛起。此时玄宗刚好醉心于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风,十分热衷于开边。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

玄宗曾经派大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为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对强大的对手,避实就虚,先与归附唐朝的拔曳固部会战,大胜而归。但在半路,默啜却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个小兵颉质略刺杀。默啜的军队大乱,竟然就此一哄而散。颉质略则从容割下默啜首级,交给了唐军。历史的传奇性,丝毫不亚于小说的戏剧性。而在史书中,偶然性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随处可见。

经过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毗伽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并且在与唐军第一轮大规模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名鹊起,成为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民族英雄。之后,东突厥与唐朝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时战时和,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毗伽可汗伽几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东突厥于天宝四年(745年)彻底灭亡,完全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所导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众归顺了唐朝。与此同时,吐蕃开始兴起,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提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这个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贵,父亲哥舒道元为哥舒部落的首领,做过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母亲尉迟氏是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亲为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公主,家中有钱有势,养成了他豪爽、好侠纵酒的性格。他为人仗义疏财,义气重诺,又喜欢饮酒赌博。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度过,一直是无所作为。当哥舒翰40岁的时候,父亲哥舒道元在长安去世。哥舒翰遵从中原习俗,到长安为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无所事事,长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这才“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一气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门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

不久,善于发现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担任节度使,将哥舒翰提拔为衙将。哥舒翰好读书,对《左氏春秋》、《汉书》尤其感兴趣。由于他通晓大义,仗义疏财,为人又重义气,所以颇得士兵拥戴。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当时吐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战于苦拔海。吐蕃军分成三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出击。哥舒翰手中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迎击,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番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威名远扬。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陇右,就是今天甘肃的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关西,就是今天的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段。在哥舒翰到任以前,每到麦熟季节,吐蕃便出动大批兵马到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来抢夺麦子,并且还狂妄地把积石军称做“吐蕃麦庄”。因吐蕃势大,加上行踪出没不定,唐军当时无人能够防御。哥舒翰听说后非常愤怒,立即作出了精心部署。先派部将王难得、杨景晖等率兵马至东南谷设伏。到了收获季节,吐蕃果然派出5000骑兵前来抢麦。到积石军营垒后,吐蕃以为唐军跟以往一样,依旧缩在城中不敢出战,便大大方方地放马脱甲,开始入田割麦。这时候,哥舒翰亲率精锐骑兵,从城中突然杀出。吐蕃军猝不及防,匆忙上马迎战,结果死伤过半,余者夺路而逃。当逃至东南谷时,王难得、杨景晖等伏兵四起,一举将吐蕃残军全歼。此战大获全胜,吐蕃5000骑兵,竟无一人逃脱。从此,吐蕃再也不敢来抢麦。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宋朝大学者苏轼对此有诗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击敌军,但由于战马受惊,陷于河中。这时3名吐蕃将领前来刺他,他大喝一声,三将吓得都不敢动。不久救兵赶到,将三将全部斩杀。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见一斑。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这首五言绝句后被选入蘅塘隐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天宝六年(747年)七月,诏河西、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王忠嗣去攻打战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己任,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旧唐书·卷一百零三·王忠嗣传》)王忠嗣的态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满。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让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军,但不积极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担心皇帝责罚,便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惮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王忠嗣会入朝拜相,早就开始“日求其过”,这时候便趁机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与太子结党(他自己没有想过,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关于皇权下父子的微妙关系,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闻奏大怒,立即将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狱审问。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后,因久闻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并不知道玄宗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还以为是因为上司王忠嗣下狱一事。有人劝他随身多带一些金帛,以相机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极为慷慨,周围人深为他的气度折服。于是,哥舒翰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裹,前去长安。

进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老上司下狱待审,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哥舒翰。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玄宗决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于是任哥舒翰为鸿胪卿(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陇右节度事。

不久,审讯王忠嗣的官员为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听,站起来打算走入内宫。哥舒翰在后面叩头相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为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诚之心出自肺腑,颇为感动,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将王忠嗣贬为汉阳(今湖北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在任上忧郁而终。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对哥舒翰称赞不已,夸赞他是个忠义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还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也从此成了权势极大的封疆大吏。

天宝七年(748年),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为城就修在吐蕃军前,使吐蕃军倍感压力,因此倾全力进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并毁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夺取神威城后,又在青海湖的龙驹岛上修筑应龙城,与神威城遥相呼应。随后,哥舒翰一改唐军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一举攻克战略要地石堡城。然后以石堡城为前沿阵地,继续将战场推向吐蕃腹地,终于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是“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了。吐蕃当时是大唐最难对付的邻国。最终哥舒翰使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哥舒翰治军严厉,“三军无不震慑”。在攻打石堡城时,负责攻城的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因没完成任务,险些被哥舒翰斩首,后来二人在宽限日期内攻占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严格治军是分不开的。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使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