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三、贤相应时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乎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姚崇初为宰相时,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报的事情太小,以后这类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处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书省传达玄宗的旨意。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当断即断。

姚崇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兢兢业业,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干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于是,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只是,这救时宰相没有当得长久。姚崇善于治国,却不善于治家。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招权揽贿,招来了非议,给姚崇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久,姚崇的幕僚中书省主书赵诲又因为受蕃人贿赂而入狱。玄宗亲自审讯,定为死罪。姚崇却因为念旧,千方百计地营救,玄宗因此很不满意。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申请辞退相位。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罢相后,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待遇甚厚。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岁。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成都,当得知儿子肃宗任命房琯为相时,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大唐新语·卷八》)。后房琯出军收复长安,果然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接替姚崇宰相职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荐的宋璟。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举荐,颇受后世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容斋随笔》卷五)

关于宋璟,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刚正著称。武则天当朝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贵宠用事,颇有野心。有人在长安右卫西街公然张榜揭发说:“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当时宋璟为御史中丞,认为榜中所揭发的事情严重,要求调查张易之、张昌宗。武则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坚持力陈。武则天很不高兴,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说道:“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这时候,左拾遗李邕说:“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则天这才有所醒悟,传命张氏兄弟配合调查,并命张氏兄弟向宋璟辞谢。宋璟拒而不见,让使者转告张氏兄弟:“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当时满朝文武称呼张易之、张昌宗为五郎、六郎,以表示亲热,唯独宋璟称呼官名。天官侍郎郑杲觉得奇怪,问道:“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郑杲大惭而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武三思通过上官婉儿攀附上韦后,重新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不堪愤激,上书揭发武三思与韦后的奸情丑事。中宗不听,命立斩韦月将。此时宋璟为黄门侍郎,认为应当“按而后刑”。中宗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从侧门冲出,催促宋璟赶快将韦月将斩首,一副生怕韦后的奸情传闻被更多人知道的样子。宋璟当场拒绝,说:“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却丝毫不惧,大义凛然地说:“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碰到如此强硬、以生命要挟的臣子,中宗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判韦月将岭南流配。不过后来,韦月将还是在岭南被人暗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为相期间,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称为“吏治之才”。他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后宋璟以年老为由退休,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于洛阳,次年迁葬沙河先茔。

古代宰相的职能非常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作为宰相,这二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是相当成功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

大唐近300年,“房(玄龄)、杜(如晦)”与“姚(崇)、宋(璟)”并称四大贤相,前二人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后二人则在开元之治中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罢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唐王朝已进入到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为此而骄傲。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