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分合合话晋国

在春秋时代中原的争霸历史中,如果说南方保持强国地位最持久的是楚国,那么长期以来作为楚国对手的,并不是首创霸业的齐国,却是与楚国长期南北对峙的晋国。

比起偏居东部的齐国,晋国的地理位置,在北方的中原诸侯国中,似乎是更有利的。它所据有的“三晋大地”,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部分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对中原诸侯具有天然的“坐北朝南”优势。晋国境内土地肥沃,生产发达,更兼山川纵横,依托太行山脉,进可攻退可守。比起齐国来,天然的优势是明显的。

但晋国也同样有自己的问题,一是他们境内华夏族与蛮夷杂居,主体民族是华夏族,却也包括山戎、犬戎等部族,长期以来就是蛮族侵扰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晋国北部的地区,更是游牧民族聚集之所。在常年与蛮族的战斗中,晋国人养成了尚武的性格,晋国士兵作战的勇猛顽强,在春秋诸侯里是出了名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春秋的早期,晋国的国君是说了不算的。

晋国的国君一脉,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但是到了春秋初年,晋国国君的权力却很弱,因为晋国立国后,大肆封赏本族的兄弟,导致亲族权力尾大不掉。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晋国发生了内乱,晋国的同宗兄弟曲沃武公推翻了晋侯,自立为晋国国君,周天子迫于无奈,也只好承认了这个既定事实,这就是晋国历史上的晋武公。没想到晋武公得国之后,贪心不足,竟然学郑庄公的样,大张旗鼓地攻打周天子,吓得周天子一度逃离洛邑。好在这位晋武公在位两年就去世了,其子晋献公即位,这位国君在位的十六年,是晋国兴起的关键时期,这十六年里,晋国相继兼并了中原北方的虢、魏等小国,“假道伐虢”的成语正出自这一时期。到了晋献公在位的晚年,晋国的西部领土已经与秦国接壤,东部领土也与齐国接壤,俨然中原诸侯的又一大国。

但晋献公时期,晋国的国家实力,还远远在齐国之下,而晋献公本人,也并非一个能承担霸业的英主。其实他对于晋国最重要的影响是:为了避免其父夺取君位的事情重演,他大肆杀害晋国宗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保证大权集中在国君的手中。这一点既为晋国后来称霸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三家分晋“挖了坑”。晋献公晚年,宠爱美人骊姬,在骊姬的挑唆下赶走太子申生和次子重耳,立小儿子溪齐为太子。晋国发生了内乱,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后,太子溪齐登基,但内乱仍然在继续,大臣们拥立外逃的申生作乱,最后双方杀来杀去,几乎都在内乱中丧生。但大乱之后有大治,当诸位王子为王位打得头破血流时,一个正在流亡的落魄王子,却注定要承担起霸业——重耳。

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重耳,这个人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的“励志故事”。从苦孩子到霸王,他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

晋献公末年的内乱中,重耳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的母亲是北方狄族家的女子,因此内乱发生后,他就先逃到狄国,在那里住了12年。早在晋国做王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以善于礼贤下士著称,因此一群忠诚于他的官员,也自愿跟随他一起流亡,这些人里包括介子推、狐炎、先轸等名臣,如果说齐桓公是凭借管仲的辅佐得以称霸,那么重耳的身边,却有一个当时春秋最强的良臣团队。

但在早年流亡的时候,这些似乎都没意义,偏偏重耳又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人。晋国内乱中,重耳的兄弟夷吾得以登基,他害怕重耳回国与他争夺国君位,就派人到狄国行刺他。行刺不成,又通过外交手段向狄国施加压力,要求狄国交出重耳,眼见着狄国待不下去了,重耳只得继续流亡之路。这时候的重耳,虽然是王子,却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一路的颠沛流离,辛苦自不必说,连路边的农民也不待见他,有一次向农夫祈求食物时,甚至被农夫扔泥巴来嘲弄。但重耳很会自嘲,反而说泥巴是土地,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个简单的小事,却凸显出重耳一大关键素质,这是一个什么罪都能受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了不起的。

什么罪都能受的重耳,在受了很多罪之后,终于来到了齐国,想请求彼时是霸主的齐桓公为他主持公道。但这时候的齐桓公,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不说,更不复当年的壮志满怀。但他对重耳还是很够意思的,赐予了重耳房屋、车马,给了他富足的生活,意图把他在齐国养起来。重耳的生活也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了。但好景不长,才过了两年,齐桓公就过世了,之后齐国发生动乱,几个王子相互攻杀,和晋国的动乱如出一辙。此时的重耳,已经娶了齐女姜氏为妻,齐国的动乱也暂时伤及不到他。受了这么多罪以后,他真想享两天清福了。但关键时刻,还是他的臣子们有主意。狐炎、赵衰等人密谋要把重耳带走,更得到了重耳妻子姜氏的支持。结果,重耳被妻子灌醉后,被狐炎他们装进了马车里,秘密运出了齐国。醒来后发现上当的重耳,也只能无可奈何。恢复王位的志向,在臣子们心中尚且如此坚定,自己还有什么说的,继续受罪吧!

之后重耳一行人,流亡于曹国、宋国等国家,然后又受了很多罪,比如曹国的国君,是个势利小人,见重耳是个落难公子,连国境都不让他进。宋襄公倒是个厚道人,但那时候的宋襄公,在中原争霸失败,自己也受了伤,虽然热情接待了重耳,但根本无力帮助他复国。宋襄公虽然在争霸之中,因为愚蠢的军事指挥遭到后人的嘲笑,他看人的眼光却是很准的,在他临终之前就曾嘱咐儿子:“晋国的公子重耳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以后如果遇到了事情,找他准没有错。”事情也很快在城濮之战中,被他言中。

在一路的流亡,经过了无数的青眼冷眼之后,重耳来到了楚国。这时候的楚国,正是楚成王在位时期,对重耳的到来,楚成王很热情,以国君的隆重礼节接待他们。当然这“热情”背后也是打着算盘的,一直企图北上争霸的楚国,此时在外交上还处于孤立阶段,被中原诸侯看做蛮夷,要插手中原事务,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盟友,当然傀儡就更好不过了。所以楚成王有一次开玩笑问重耳,我对你这么好,你将来怎么回报我?重耳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两国交战,我愿意退兵九十里,作为对您的报答。”这话不卑不亢,却难掩这位落难王子的雄心壮志。虽然落魄,虽然穷困潦倒,但是在他的心中,依然时刻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恢复王位,而是称霸诸侯。

虽然楚成王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这段对话确实差点改变了重耳的人生。以楚成王原先的打算,是想武力帮助重耳复国,但经过几番交谈,他发现这位落魄王子并非池中物,将来一旦成为国君,势必成为楚国大敌。但要就此除掉他,以此时楚国希望改变形象的国策看,又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怎么处理这个王子,对于此时的楚成王来说是个难题,除了每天热情招待外,似乎也没有好办法。但这时候另一个国家——秦国的介入,却让他有了顺水推舟的理由。

在当时,秦国和楚国一样,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但在和中原诸国的联系上,秦国此时比楚国走得更远。重耳之前,秦穆公就曾多次插手晋国的事务,导演晋国内部的动乱,企图借此进入中原。但在他的帮助下上位的晋国国君,都是上位之后立刻翻脸不认人,但这步棋既然走了,就要走到底。上一个不听话,就再立一个,这时候晋国有资格继承国君位的宗亲,死的死跑的跑,也就剩下重耳一个,好赖就是他了。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使者到楚国,接重耳回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祖国,这时候的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后来,他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和所有争霸的明君一样,争霸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内政,晋文公也同样如此。他的父亲晋献公,给他留下了比较丰厚的遗产,晋献公在位时期,通过对宗室残暴的打压,外加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央集权已经大大增强。而后重耳流亡列国,对诸侯各国的政治制度都耳濡目染。特别是在齐国生活的两年,让他深切了解了齐国称霸的原因,在成为国君后,他也有样学样。晋文公的政策,比较著名的有三条:一是仿照齐国,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设立三军,建立国君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二是封赏当年跟随他流亡的诸位近臣们,确立他们在晋国世代为臣的世袭地位,并给予庄田和特权;三则是效仿楚国,奖励垦荒,鼓励百姓往晋北地区迁移。扩大耕地面积。这三条对晋国乃至中国后来的命运影响都很深远,晋国鼓励百姓垦荒的地区,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北部地区,当地原先是以游牧民族为主,此时开始了游牧民族和华夏族的融合。封赏大臣,给予世袭的权力,既使当时的晋国拥有了一个精英团队,成了后来逐鹿霸主地位的重要本钱,却也造成了晋国士大夫权力的日益尾大不掉,晋国王室权威的日益衰落,其实与此有关。

和当年的齐桓公一样,晋文公争霸的主要对手还是楚国,一个比当年齐桓公时代更加强大的楚国。

晋文公重耳归国,是在公元前636年,他和楚国摊牌争霸,是在公元前632年,客观上说,他着急了些。

这时候晋国和楚国实力的差距、对比是明显的,楚国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成当时的第一强国,特别在齐国示威之后,楚国俨然呈现出独大之势,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的楚成王,也就再动了逐鹿中原之心。晋文公归国后的这些年,楚国一直没有停止动兵,汉水流域的许多姬姓小国,已经陆续被楚国平灭。原本是中原屏障的陈蔡两国,也和楚国结成了军事联盟。本想争夺霸主的宋襄公,也被楚国打得大败,鲁、卫、曹等国,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楚国表达了归附之意。这时期北方诸国中,唯一有能力对抗楚国的,只有晋国,当然,力量还远远不够。

在和楚国对抗之前,晋文公也做了另一件事——安定周天子。比起楚国直接和周王室撕破脸的做法,晋文公则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这时期正好狄国进犯中原,把周王室的都城洛邑都打了下来,列国诸侯有慰问天子的,有怒斥蛮夷入侵的,可就没有出头发兵的。关键时刻,晋文公仗义施出援手,派兵打走了狄国人。这场战斗比较简单,意义却非同一般。晋文公通过此举,已经正式继承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地位,俨然以诸侯国盟主的身份出现。当然这个盟主,还要经历一个考验——楚国的考验。

晋文公之所以如此火速出手,一面是因为局势逼人,这时候的楚国,已经俨然摆出了全面进兵中原的架势,如果任其在黄河流域日益扩张,整个中原很可能都要并入楚国之手,到时候势单力孤的晋国自然无法自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此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归国的时候63岁,放在今天都要退休回家抱孙子了,而他的人生却刚刚开始,春秋时代人寿命不长,70岁就算是高寿了,晋文公等不得,也等不起了。所以不管条件是否充足,必须要动手了。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楚国终于“摊牌”了,事件的导火索,是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事实正如宋襄公临终前所料,遇到事情找重耳准没错。虽然晋国的许多大臣反对轻率动兵,但晋文公依然决定出兵,和楚国决战。出兵的决定果断,行动却不是盲目的,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晋文公做了一切努力,先是派人出使齐国和秦国,争取这两大国的支持,多年流亡积攒下来的人脉关系,这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齐秦两国最终同意派兵助战。与此同时,晋文公又打出了“拱卫周天子”的旗号,大肆渲染楚国冒犯周天子,争取到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此时军事上的局面,却对晋国非常不利,楚国的中军逼近宋国,右路军已经占领了齐国故丞相管仲的封地,对南下的晋军,已经形成了全面夹击之势。

不利局面下,晋文公决定吃柿子挑软的捏,楚国这次声势浩大不假,但要命的问题就是盟友太多,陈蔡曹等国都是被迫依附楚国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晋文公的第一个下手对象,就是给楚国充当急先锋的曹国,曹国这下可遭了当年怠慢晋文公的报应,被打得稀里哗啦。接着卫国也兵败如山倒,两小国很快就被晋文公平定。楚国闻讯后大怒,虽然楚成王严令楚国撤军,不要与晋文公冲突,但是前线主将,楚国名将成得臣依然率军冒进,重耳遵循了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故意节节退让,一直到城濮地区才停下来,楚国不依不饶,一心想彻底打垮晋军,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从双方当时的军力对比看,楚国还是有本钱的,成得臣虽然摆脱了楚国两翼,单独率军冒进,但他此时的兵力,仅战车就有1400多辆。晋国方面就寒碜多了,为了这次战斗,晋文公动了血本,出动了国内最精锐的三军,外加齐秦两国的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战车700辆。这就好比现代战争下,如果你的坦克比人家少一半,平原战争基本是没法打的。

所以楚将成得臣信心很足,以此时楚国的精锐部队,绝对的兵力优势,如果能够一举击败晋国,那么整个中原地区就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公元前632年初夏,战斗正式打响了,楚国率先发动了进攻,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吃掉晋军,然而事与愿违,在攻击受挫后,晋军迅速发动了反攻,700多辆战车,把战马蒙上虎皮,向楚军发起了反扑,楚国的军阵登时大溃,楚军争相逃命,一路遭到晋军追杀,这场楚军绝对优势的战役,却演化成楚军绝对劣势的溃败。1400辆楚国战车几乎全部报废,不是被打烂,就是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战败的成得臣无颜见楚成王,干脆自杀谢罪。晋文公的霸业,经此一战而成。

说起这一战成败的原因,主流说法是,楚国骄傲轻敌,晋国采取了正确的对策,一面孤立分化瓦解楚军,一面以逸待劳,诱敌深入,最终反戈一击。但决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却是,这时候的楚军,已经孤军深入到了城濮地带,远离大后方,楚将成得臣更招来了楚成王的不满,不管胜败,回去都是不好交代的。而孤军深入的楚军,经过多日的追击,物资供应早就不畅,而部队疲劳更严重,已经是人困马乏的强弩之末。在楚国人的绝对优势下,晋文公隐忍而后发,最终给了楚国人绝地反击的致命一杀。

城濮之战的意义,主流的说法是,成就了晋国的霸业,而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它使楚国人的北进脚步暂时终止。在城濮之战之前,楚国已然形成了对中原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果这时候无人能出头阻挡楚国,他甚至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兼并整个中原王朝,恐怕周王室的提前覆灭,也要提前几百年了。城濮之战后,楚国虽然元气大伤,但实力犹存,晋国虽然奠定霸业,却也无法乘胜追击,双方就这样形成了南北的均势。在整个春秋时代里,楚国与中原诸侯的南北对峙,其实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战略平衡。

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只维持了5年,公元前631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与齐桓公过世后齐国衰弱不同的是,晋国在中原的强势地位,却依然在延续。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一是晋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更加彻底,形成了明确的国君传承制度,以大臣辅助国君,确保了政权交接的稳定。另一点就是晋国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着与北方蛮族的战斗,军队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和作战精神,这一点和地处东部,国内承平日久的齐国,是截然相反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管理以及训练制度,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因和平生活的延续,战斗力出现退化状态。春秋时代的三大军事强国——晋国、楚国、秦国,都是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才保持了他们军事力量的持久强大。所以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强势扩张依然在延续。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战略重点,已经由南方转移到了西方,南方的楚国在经历了城濮之战的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北方的扩张,而晋国也无力南下灭楚。因此晋楚之间,出现了暂时的“和谐”局面。而西面的秦国,却渐成了晋国的大敌。秦穆公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原有想法的人,他是晋文公能够登上王位的恩人,在晋文公归国初期,两家关系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秦穆公的妻子,是重耳的大姐。而在重耳归国后,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两家可谓亲上加亲。重耳争霸中原的时候,秦穆公曾经出兵相助,在城濮之战帮助重耳打败了楚国,但在击退了楚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后,两家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和秦穆公合兵攻打郑国,但郑国由大臣烛之武出面劝说,使秦穆公单独和郑国缔结了合约,秦晋两家关系由此出现裂痕。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同样志向远大的秦穆公,是不甘心看到晋文公一家势力独大的,但在晋文公健在时,迫于两家的交情以及晋国强大的实力,秦穆公并没有太多动作。

秦晋两国的真正交恶,是从晋襄公在位时开始的。晋襄公名欢,是晋文公之妻逼姞的儿子,与雄才大略的父亲比起来,晋襄公性格宽厚,无其父的强势,对其父的各项政策,也多是“萧规曹随”,是个不错的守成之主。晋文公虽然过世,但当年辅助他成就霸业的文臣武将们却大都健在,因此这时期晋国的国力,也在蒸蒸日上。但秦穆公显然不这么看,此时楚国实力远缩在长江流域,中原各国,秦国的势力已经仅次于晋国,在强势的晋文公过世后,击败晋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机会已经来了。至于晋襄公,在秦穆公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怎么能和自己相比。

所以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只过了一年,秦穆公就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他的攻击矛头,还是对准了晋国的小盟友郑国,但是秦军大队人马杀过去的时候,却被郑国人用空城计骗了一把,误以为郑国已经做好准备,仓促撤军,在回去的路上,和晋国发生了崤山之战。这一战中,晋国早早在崤山设伏,抢在秦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发动突袭,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秦军全军覆没,三员领军大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全部被俘。后来虽然晋襄公母亲(秦穆公的女儿)说情,晋襄公将三个被俘秦将放了回去。但秦国因为这一战元气大伤,暂时不能和晋国交锋了。

秦穆公也是个硬气的人,而且同样具有雄才大略,在三员大将被俘之后,他并没有责罚他们,继续信任他们带兵,之后的数年里,秦国先后于公元前625年和624两次出兵,结果,秦国经过浴血奋战,虽然在崤山击败晋军,成功复仇,但晋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阻遏了秦国的进攻。严峻的局面,也让秦穆公打消了东进的念头。终晋襄公一生,秦国都无力东进。

秦国之所以在和晋国的争斗中处于下风,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晋国,在国力上远强于秦国,又占有地利优势,只要守住和秦国之间的山川险地,秦国就无力东进,即使晋国在野战败于秦国,也无碍两国交兵的整体战局。但对于秦穆公局面就不一样了,晋国是他们东出争霸的唯一障碍,除了进攻,别无他法。但防守是容易的,进攻却是困难的,在这样的局面下,秦国要与晋国争锋,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即使晋襄公在位仅7年就去世了,秦国依然在公元前602年的令狐之战中,被晋将赵盾击败。经过此战,秦国已经难以成为晋国争霸的威胁。

在与秦国交战的同时,晋襄公在别的战线上也连战连捷。一是彻底灭掉了白翟国。白翟,就是存在于晋国周边的“白狄部落”,一直是晋国的大敌,晋文公时期,虽然对白翟几次打击,却并未将这股威胁彻底消灭,晋襄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名将先轸为帅,彻底平定了白翟部落,但这一战晋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元帅先轸也在此战中牺牲。之后晋襄公调转枪头,又对楚国发动了一轮打击,这时候的楚国,局面和晋国相似,当年与晋文公争霸的楚成王壮志未酬,此时也到了人生末年,他迫切想借着重耳过世的机会一雪前耻。就在崤山之战之后,楚国再次发动了对晋国属国陈国的进攻,这一次晋襄公派大将阳处父迎战,学乖了的楚成王,这回也玩起了“退避三舍”的游戏,见晋军大兵杀到,就故意撤退,企图诱引晋军围歼。但阳处父一眼看穿了楚国的打算,反而将计就计,看到楚国撤退,就命令全军大呼“楚国败了”。结果不明真相的楚国军队纷纷逃窜,假撤退变成了真撤退,楚国对晋国的再一次反扑,就这样被晋襄公死死地摁了回去。

在晋襄公在位的7年里,对楚国、秦国、白翟3大强敌的战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晋文公身后的霸业被他延续下来,此时的晋国,也到达了他们霸业的顶点,但晋国的危机,却也因此到来了。

晋襄公是一个出色的守成之君,也是晋国霸业的延续者,但对于晋国的由盛转衰,他也是个重要人物。

晋国与齐国不同的是,晋国在重耳归国后,通过提升大臣权力的方式拱卫国君家族,维护朝政平衡,但这样做的结果,到了晋襄公在位时,却演化成了新问题——朝中派系林立。其统治核心,分成了“老臣派”和“功臣派”。老臣派包括晋献公时代就立下功勋的晋国贵族们,如郑簠、梁益耳、先都、荀林父等人,这些人有背景有资历。“功臣派”则包括了当年跟随重耳流亡的功臣,以及他们的后人,包括先轸、先克、赵盾。在晋襄公时代,两派之间的矛盾早已经浮出水面,相互之间的争斗不断。晋襄公最早的政策,是用老臣派来压制功臣派,但是随着功臣派势力的日益壮大,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绵上阅兵,重新划分了高层的人员构成,诸如赵盾、狐射、先克等当年功臣的后代们都得到了要职,而这个决定,也为晋国后来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这个决定,不过是一种政治平衡,他自认为以自己的政治手腕,完全可以压制住手下的群臣们,并可以借力打力垂拱而治。这个打算原本没错,但有个前提——他必须身子骨硬朗。在公元前621年的这次人事调整中,出现了一个政治新星——赵盾。他是当年追随重耳的名将赵衰的儿子,此时晋襄公给了他一个绝对崇高的职务——中军将。这是晋国军队里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集朝廷军队大权于一身。由一个资历浅的高干子弟担任这个职务,本意也很明显,就是好控制。可晋襄公千算万算却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次调整百日之后,晋襄公就身染重疾,临终前托孤于赵盾。但这一托,就把晋国托上了变乱之路。

晋襄公去世后,其子夷皋即位,就是晋灵公。赵盾作为托孤大臣,逐渐清除了各派势力,独揽了晋国的大权。晋国重新回到春秋初期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上,比上次更糟糕的是,这次国家大权没有落在同姓宗族手里,反而被外臣所掌控。赵盾这时大权独揽,国君晋灵公成了傀儡,对赵盾凡事依违。赵盾执政的20年,对内大肆清理忠诚于晋国王室的各路贵族,无论是“功臣派”还是“老臣派”,凡是挡路的统统干掉。对外发动战争,连续击败秦、楚各国。这期间,公元前607年,他又杀掉了晋灵公,立晋灵公的叔叔晋成公,把晋国的国君彻底拿捏到了手里。

赵盾的晚期,面临着晋楚争霸的又一转折点。楚国在经过了楚成王、楚穆王两代后,势力再次提升,开始了往中原地区的渗透。赵盾或打或拉,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拉拢中原诸侯,但是楚国的强势地位,却已经不可阻遏。赵盾晚年时,还是把楚国反弹的“弹簧”压到了最后,他在公元前602年拉拢了原本属于楚国的盟友鲁国以及卫国,粉碎了楚穆王时期精心布局的北方联盟,又组织了大规模的会盟,楚国的扩张势头,被他坚决地压制住。公元前601年,一代权臣赵盾与世长辞,在他去世4年后,晋楚爆发了邲之战,晋国大败,楚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就此完全形成。

赵盾执政晋国的历史,对晋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权势随着他的过世而烟消云散,但是晋国国君之位衰微的大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赵盾身后,晋景公在败于楚庄王之后,相继击败了齐国和秦国,虽然无力动摇楚国的霸主地位,却依然维护了晋国在北方的最强地位。之后的几代晋国国君,与楚国相互拉锯,却谁也不能打破晋楚对峙的战略格局。而晋国国内士大夫权力日益扩大的局面,却越演越烈。之后的向戎弭兵,三家分晋,又是另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