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袁后中国 第三章 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海外教授民国史经验浅介之一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1950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及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巨著,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地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也大为称赏。后来在常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四个小圆圈,十二年大混战

什么叫作“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做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1912年4月到1928年5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1912~1916)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要求”),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1916年6月6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1917)9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分海军和八十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民国九年(1920)7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民国史军阀篇主要战役图解


护法战争1917.9-1919.2


(上)直皖战争1920.7
(下)粤桂战争1920.8


(上)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4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10
(下)孙陈失和:陈叛孙1922.4-8中山返粤1923.1-2


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1928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1918年5月竟然鹊巢鸠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战争”。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6月16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

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最“肥”的城市(今日仍是如此),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1922年底败退东江。1923年2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词)的领袖,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踞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地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

原来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1923),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1924年9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10月23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象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作“马上得之”;毛泽东叫作“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的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也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

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1924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3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地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地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1912~1916)

二、皖系段氏当权(1916~1920)

三、直系曹吴当权(1920~1924)

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1924~1928)

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自右到左,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含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

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作“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糅,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袁氏当国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

且看:

袁世凯当国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5月)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1912~1913)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1913. 3~9)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1913~1915)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治国(1914. 7~ )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1915. 1~5)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1915~1916)

七、袁氏暴卒(1916. 6. 6)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1912~1916)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1916~1920)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1916. 6~1917. 6)

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1917. 7~8)

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1917. 9~ )

四、广州桂系排孙(1918. 5)

五、“巴黎和会”引起“五四运动”(1919. 5)

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1920. 7)

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1920. 7)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余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祺瑞也。

第三,老段为着“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底,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巨著,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

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1923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锟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 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附注:曹氏做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地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改公文,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画行”,往往只写“OK”二字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是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moral code)。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榘、杜月笙那一阶层,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1920~1924),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1921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G. 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1922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兹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直系曹吴当权时期(1920~1924)

一、中共秘密组党(1921. 7)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1922. 2~ )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1922. 4)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1922. 4~8)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1923. 1~2)

六、曹锟贿选做总统,中山继续北伐(1923. 10)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1)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1924. 10)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锅,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

安国军总司令对抗革命军总司令

“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时期(1924~1928)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踞北京(1924. 10~1925. 5)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1925. 3~)

三、奉军郭松龄自组“国民军”,联络冯玉祥倒戈失败(1925. 11~12)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1925. 3~11)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1926. 4~)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1926. 5~)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6. 12~ )

八、革命军宁汉分裂,清党分共(1927. 3~7)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1927. 6. 18)

十、蒋冯阎李二次北伐(1928. 1~6)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1928. 6. 4)

十二、张学良易帜(1928. 12. 29)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1927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辈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

“1927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1927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斯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1927年之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it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还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美国的那些小共产,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1927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的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社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1994年10月30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