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死于非命之前，先被杀掉的是汪广洋。

汪广洋是在洪武十年九月重新担任右丞相的，胡惟庸则在同月升任左丞相。此时，距离胡惟庸担任右丞相已经四年两个月，时间可是够长的。更何况在此期间，一把手左丞相的职位一直空缺，胡惟庸可以说是独掌相权。

因此，朱元璋在这时配齐班子，就意味深长。

似乎可以肯定，皇帝对胡惟庸的工作基本满意，否则他就不会将李善长退休以后空缺了六年多的职位给他。但与此同时，朱元璋恐怕也开始疑神疑鬼，否则他就不会把汪广洋调回来做二把手。在他看来，汪广洋既然是被胡惟庸排挤出京的，那就肯定会牵制胡惟庸，至少也能充当耳目。

其实想想也知道，汪广洋原本不是好斗分子，在中书省的政治斗争中又总是失败者。所以这次官复原职，他就只想明哲保身，不想惹是生非，竟然每天都泡在酒里。胡惟庸再飞扬跋扈，他也不闻不问，自顾自地夜夜笙歌。

没想到，这就惹出事来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监察部门向皇帝举报：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怒，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没有丧失警惕。事实上，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皇帝早就发现，六年半以来，胡惟庸越来越野心膨胀，自己则越来越大权旁落。官员的升迁，案件的处理，胡惟庸都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对皇帝封锁消息，以至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云集于他的旗下，胡惟庸的相府竟门庭若市。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皇帝约谈汪广洋。在他看来，这位同在中书省又饱受欺负和挤对的右丞相，多少总能够提供一些胡惟庸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的材料。如能坐实谋杀案，就更好。

没想到，汪广洋竟是一问三不知。

盛怒之下，朱元璋以朋比为奸欺君罔上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到了地老天荒的海南。事后，皇帝越想越气，又派出专使十万火急地追赶那犯官，追到哪里就在哪里赐死。

结果，汪广洋死在了路上。

胡惟庸也很快大祸临头。汪广洋上个月被杀，下个月就轮到他，罪名却不是谋反。据考证，当时朱元璋发表的各种言论，都只说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擅权结党。当然，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这已经足够让他粉身碎骨。

谋杀刘伯温的事，同样只字未提。

李善长则安然无恙。据说，面对群情激愤的臣下，朱元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朕刚刚起兵，李善长就投奔到朕的门下，声称苍生终于能够重见天日。那时，朕才只有二十七岁，善长却四十一了。追究他的责任，于心不忍啊！

这话半真半假，值得琢磨。

实际上，朱元璋并没说李善长无罪，只说不忍。这固然可以理解为袒护，同样可以理解为搁置。毕竟，李善长确实曾经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此刻旧话重提，不能说一点真情实意都没有。何况，朱元璋曾经以铁券与李善长约定，只要不是谋反便可免于死罪，本人两次，儿子一次。现在他仅仅对胡惟庸擅权结党负连带责任，当然罪不至死。

但，如果谋反呢？

那就另当别论。

不幸的是，胡惟庸的案子不断发酵，并且终于正式升级为谋反案。随着知情人的不断检举揭发和出庭作证，胡惟庸的阴谋诡计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堪称丧心病狂。

按照朱元璋钦定的结论，胡惟庸发动政变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这天他向皇帝报告，自家井里涌出了酒一般甜美的甘泉。朱元璋欣然前往观看，走出西华门时却被名叫云奇的宦官死死拦住。这个宦官情绪激动，气急败坏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此冲撞圣驾，当然只能招来痛打。然而云奇快被打死时，右手仍然指着胡府。朱元璋恍然大悟，急忙登上城楼，立即发现那宅中刀枪林立，埋伏了重兵。

于是，皇帝马上命令御林军将一伙反贼拿下。

这可真是天方夜谭。照这个说法，胡惟庸谋反岂非皇帝亲自发现而且人赃俱获的？既然如此，他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处理此案时，为什么只字不提“谋反”二字？

何况谋反必有同谋，行刺皇帝更非同小可。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将胡惟庸下狱严加审问，反倒匆匆忙忙在当天就把他杀了？天底下有这样杀人灭口的吗？

所以，故事都是后来编的。

李善长的案子也一样。按照供词，为两个“反贼”牵线搭桥的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李存义，后来胡惟庸也亲自出面与之密谈。开出的条件，则是事成之后封李善长为淮西王，但都被李善长拒绝。最后，李善长耐不住他们的纠缠，才叹了口气说：我老了。我死以后，悉听尊便。

这段供词诸书记载不一，也漏洞百出。其实李善长只要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死后封王根本没有问题，他要胡惟庸那张空头支票干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朱元璋治罪了。于是皇帝降下圣旨：李善长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居然对胡惟庸谋反之事知情不报，狐疑观望，暗怀二心，实属大逆不道！

给出的处分是：赐死。

李善长只好自缢，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

此案同样可疑。据正史记载，早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五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就有人举报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党羽。如果胡惟庸谋反是实，照理说就该顺藤摸瓜严加追查。然而朱元璋的处分，却只是将李存义打发到崇明岛居住，丝毫没有把事情弄大的迹象。

如此这般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朱元璋心知肚明，其实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更是毫无关系。但是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李善长应该上表感谢皇恩浩荡。毕竟，朱元璋硬要借题发挥大肆株连，也不是不可以，更没人拦得住。

李善长却一句服软谢恩的话都不肯说。

朱元璋很不满意。

胡惟庸案也仍在发酵。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胡惟庸里通外国，勾结日本人和蒙古人谋反的证人和证据，被找到或者说制造出来了。而且，那个据说是蒙古间谍的家伙被捕后还被李善长隐匿，洪武二十三年才重新捉拿归案。

这时，再迟钝的人也该知道，法网正在张开。

李善长却感觉良好毫无警觉。为了扩建住宅，他竟然向信国公汤和要了三百名士兵来打工。这当然是他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此刻却未免有顶风作案之嫌。碰巧汤和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于是一面照办，一面密报朱元璋。结果，李善长的谋反嫌疑又加重了：退休的宰相，要兵干什么呢？

如此不知检点，落入陷阱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李善长绝非胡惟庸同谋，对胡案更是问心无愧。如果有，从洪武十八年起，他就该夹起尾巴做人。同样，朱元璋杀李善长也绝非因为鸡毛蒜皮，而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和极其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改制，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