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但是，因为建国时间太短，仅短短的二十余年，就被汉所灭，还来不及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所以，一谈到秦代，就似乎没有文化可言。其实，秦代文化中，也有一些非常闪光的亮点，比如李斯的小篆，在中国书法史，可以称为空前绝后之作。再比如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在中国雕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伟大作品。在音乐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弦鼗的诞生。

先秦的弦乐器，无论是抚弹的琴、瑟、筝，还是击弦的筑，全部都是横放在案上或膝上演奏的，而后代广泛使用的抱于怀中演奏的弦乐器还没有出现。

据说秦始皇征调百姓去修筑万里长城，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闲暇的时候，民工们就把自己的苦闷悲痛和对家人的思念编成歌来唱，没有伴奏的乐器，他们就把鼗鼓（鼓的一种，就是今天的巴浪鼓。鼓旁有绳系两耳，鼓上有柄，演奏时左右转动柄，两耳击鼓发声）调过来，在鼓面上安上弦，把鼓柄作为音板来弹奏，就成了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抱在怀中演奏的弹拨乐器——弦鼗。后来为了区别于从西域传入的曲颈琵琶，又把弦鼗叫做“汉琵琶”。在弦鼗的基础上，才出现了三弦、秦琴、阮、月琴一类抱于怀中演奏的弹拨乐器。

汉代就不同了，立国时间长，国力强盛，使其有时间和财力来发展乐舞。

汉乐府的最大成就是采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民间乐歌的采集整理活动，使大批优秀的民间歌谣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些民间歌谣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和爱憎。乐府更重要的任务是为诗赋配乐，他们仍然把眼光投向民间，到民歌中去汲取养料。

汉代乐府的规模很大，演出场面也相当可观，达到“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的地步。

乐府所奏的音乐，有鼓吹、横吹、短箫铙歌、相和歌，其中相和歌的水平最高，是两汉乐府的精华。

相和歌的最高形式是“大曲”，这是一种在乐器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相和歌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

所谓“辞”，就是歌词，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就是“辞”。

“声”，指歌中有声音无意义，只起补占音节作用的字，即今天所谓“衬词”，如“咿儿哟，呀儿哟”之类。乐府民歌《有所思》中的“妃呼豨”等都是“声”。

“趋”和“乱”是结束性乐段，也是可唱可奏的。

最完整的大曲曲式，是一种三段体的结构：

第一段是“艳”，它一般在最前面，但也有在中间的，往往是一段优美抒情的乐段。

第二段是歌曲主体。它往往有好几段歌曲。

第三段是“趋”或是“乱”。“趋”是一种较为纾徐宛转的曲调，可能带有吴、楚地方的音乐风格，而“乱”则是较为激昂热烈的曲调。一个乐歌，如果需要抒情性的结尾，它会选择“趋”；而需要一个热烈的结尾，它会选择“乱”。这也就是为什么“趋”和“乱”不会同时出现在一首乐曲之中的原因。

并不是每一首大曲都有“艳”“趋”“乱”的。《宋书·乐志》所载的十五首大曲，只有三首是前有“艳”后有“趋”的。另外有一首有“艳”无“趋”，三首有“趋”无“艳”，一首有“乱”无“艳”，另外一些没有“艳”“趋”“乱”的记载。

汉代表演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是百戏。

百戏是一台节目的总称，包括杂技、魔术、武术、滑稽、音乐、舞蹈等。汉代的百戏，规模相当惊人，表演的技巧也非常高。

两汉时期，有一些新的乐器出现，一些旧有的乐器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秦代出现的弹拨乐器弦鼗，在两汉时期得到广泛使用，被称为“秦琵琶”。它的柄较长，音箱两面蒙皮。大约在公元前105年前后，乌孙公主下嫁昆弥，路途遥远，而许多中原乐器，如琴、瑟、筝、筑等，都不适合马上演奏，所以乐工们制作了一种新乐器，音箱是圆形的，两面用木制，短柄，有十二音柱、四弦。当时被称为“秦汉子”，后来被称为“汉琵琶”，实际上是后来阮咸的前身。

汉代出现的最重要的弹弦乐器是箜篌。

汉族地区的箜篌是横卧的，样子和琴、瑟相似，称为“卧箜篌”，又叫“坎侯”。

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汉灵帝时，从西域传入一种可以在马上演奏的箜篌，形状像小的竖琴，被称为“竖箜篌”。

吹管乐器中，最重要的是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出现。

先秦时期所说的笛、箫，都不是后代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那时所说的箫，是指排箫。而笛，似乎只是是定音高的竹管。

竖吹的箫的出现，大概和羌族使用的羌笛的传入有关。羌笛竖吹，四孔，后来京房在后面加了一孔，不用吹管和簧片，在顶部斜开一孔作为吹孔，成为五孔的箫。

横吹的笛大约是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据说是张骞通西域传入的。

吹奏乐器中，还出现了两种少数民族的乐器，一种是笳，又称“胡笳”，一种是角。

最早出现的角，大约就是天然的动物角，后来出现用铜、木、皮革、竹等仿制的，在唐、宋人的诗词中，都还有很多对角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