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使人民能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以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是“兴正礼乐”（《史记·周本纪》），礼用以别尊卑，乐用以和人心，二者相辅相成，建立起一整套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

由于把乐放在和礼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之一，所以，在国家的祭祀、朝聘、燕享乃至娱乐等场合，音乐被广泛地使用，国家音乐机构的人员多达一千多人。

在周代，音乐成为贵族、士人的必修课。国家兴办学校，是为培养官吏的，入学的学生称“国子”。在这里，他们会受到各方面的严格训练，也包括音乐舞蹈的学习。他们要学习唱歌跳舞，要学习六个“大舞”，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和六个“小舞”，即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还要学习少数民族歌舞等其他乐舞，还要学习乐器的演奏。正是由于对音乐的重视，使周初音乐得到很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音乐艺术也不例外，无论在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音乐在一切祭祀、燕享、朝聘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得极为广泛。

在非正式场合，在民间，音乐的使用更为广泛。国家兴办的学校要以乐舞教育学生，私人授徒的孔子，也把音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他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学生，乐列第二。他和学生在一起，经常“弦歌之声不绝”。孔子本人更是善弹琴、鼓瑟、击磬、唱歌的。他和学生之间，有许多有关音乐的活动和对话，他的学生也几乎人人都是弹琴唱歌和欣赏音乐的好手。

在民间，音乐的普及程度也相当惊人。《战国策·齐策》说“临淄（齐国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叙》说“昔楚南郢（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都可以看出当时民间音乐的繁盛。较之宫廷雅乐，这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乐歌显得十分清新活泼。

来自民间的新声俗乐，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清新活泼的形式，受到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们的普遍喜爱，为了享乐，他们便派人四处搜集民歌，这就是后代史家所盛称的“采风”。《诗经》中的大部分雅诗和颂诗大约是公卿及列士所献，而小雅的一部分和十五国风出自采集的各地民歌。

统治者采集民歌，是取民间新声，以充实其日渐僵化的“雅乐”。

先秦乐歌，被搜集、整理、改编、删削，最后合成一集，共三百零五首，就是《诗经》。

《诗经》中的诗歌都是歌词，都是要合乐演唱并伴以舞蹈的。《诗经·郑风·子衿》毛《传》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也说儒家“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北方民族的质朴，造成北方乐歌的凝重典雅的特质，而南方的楚民族，则沉浸于浪漫的巫歌巫舞之中，他们的音乐，也因此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色。

当时南方乐歌中著名的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牢商》等，可惜这些乐歌的词曲都没有流传下来。伟大诗人屈原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的不朽名篇《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代表了南方乐歌的最高水平。

乐律是音乐的基础。我国古代乐律学，有着十分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不仅与西方律学惊人地相似，非常科学，而且时时走在世界前列。

在夏、商时期，我国已经有简单的五声音阶。在周代就已经有相当科学、相当完整的律学理论与实践，已经有十二律和七声音阶。

先秦的乐器，见于记载的有七十余种。仅《诗经》所载，就有二十九种之多。

金类的乐器，仍以钟最为重要。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半音齐全，几乎能演奏所有宫调的乐曲。最为奇特的是有的钟敲击不同的部位，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

石类的乐器，仍以磬为主。这时的磬仍以石制，但也有少数是玉制的。除了单独的特磬以外，用作音乐演奏的编磬，规模也比较大了。

土类的乐器，主要还是埙。

革类乐器，指各种各样的鼓。

丝类乐器，是弹拨类的琴、瑟、筝和击弦类的筑。

木类的乐器有柷、敔。

匏就是葫芦，匏类的乐器有笙和竽。

竹类乐器，有箫、管、篪、籥。先秦时期所说的箫，不是后世的洞箫，而是被称作“参差列凤翼”的编管排箫，所以它又名“参差”。篪是一种竹制横吹的管乐器，和笛相似，八孔。籥，是一种用苇制作的吹管乐器，三孔。

这一时期的歌唱艺术也有很大发展，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歌唱。《礼记·乐记》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人们舂米的时候，会唱起劳动之歌，只有在邻里有丧事的时候才不唱；在居住的里巷中，人们也常常在相与唱和，只是里巷中有人出殡的时候才不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