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朋友住在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尽管我和他已交了十来年的朋友，我对他的印象总是模糊不清的，各方面都模糊不清：外貌、年龄、个性、背景等等。这世间有那么些人，别人从来对他们没有一个哪怕稍微清晰的印象，因为他们身上的一切，包括外表长相，都太没有定准了，比如有天上午，我与同事一起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爱出风头，目光短浅。话说到一半，同事忽然叫起来：“他是一个男的呢！”我一愣，心想也对，他的确是男的嘛，我怎么乱改他的性别呢？我的这位朋友就属于弄不清的那一类人。

尽管对他的一切不甚了了，如隔着烟幕，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给我来信了。

他的信上说，分别以来，他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本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写信的。但是他近来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这使他萌生了给朋友写信倾诉的念头，他首先想到的朋友就是我——这个家伙有时会玩玩套近乎的小把戏——这场灾难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好多次，他都认为自己将要一蹶不振，活不下去了，可是居然到了今天还没死掉！这真是个奇迹啊！

读到这里，我的神情渐渐变得严肃。我细细地往下读，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可是一直读完四五页，读到他连篇累牍地诉说他的巨大的悲痛，他的绝望，他的伤感，却始终不知道他究竟遭受了何种不幸。我想，也许在信的末尾会说吧？当我翻到最后一页信纸时，发现那上面写着一个谜语，还写着叫我到一本什么民间故事书上去寻找答案。信的结尾是这样的：“近来我对搜集谜语的事也厌倦了，乘着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将这个谜语奉送给你，我估计你最终能够破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字谜。”

十年以前，当这位朋友还年轻时，他时常陷入各式各样的男女感情纠葛中，时而颠狂不已，时而悲痛欲绝，但从未有过什么像样的结果。每一次胜利或惨败之后，他即与对手彻底分开，轻松愉快地在路上行走。有时还在闲聊中将对方加以漫不经心的评论，其中不乏贬损的言词。这似乎成了他的一种恶习。但在我们交往的最后几年，他似乎与这种事也绝缘了。并不是对女性有什么反感，只是严重的反应迟钝所致。往往与别人一起坐了几个小时，也没搞清对方是男是女，只是笼统地做出附和别人的样子。

这样一个人，居然想起来给我写这么长的一封信，这可是破天荒第一回。我粗粗看了一遍信之后，就打算拿到书房里，关起门来细看，我不知怎么认为这里面有些不便让我妻子知道的底细，我必须好好地猜测一下。我关好了门，坐下来将这封信反复地研究、揣测，甚至寻找起密码的痕迹来。当然我什么也没找出。

隔了一天，又收到他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比前一封调子更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死亡已经悄悄进入我的胸腔。”在这封信中，他还是没有谈到使他如此消沉的原因，只是提到一件事：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借走了他五块钱。还说这无异于行劫。一想到他竟然被人打劫，而强盗又是他的熟人，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就是活着也差不多等于死了。这一类话他说了又说，还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信的末尾也没有名字，只是盖上一颗没有字的红印，旁边加一注解：“像我这样一个白日里还被自己人打劫的家伙，名字对于我已是毫无意义了，你以后也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正当我准备给他写信时，又收到了他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很简短，只有三句话，告诉我他马上要来看我，并叫我×月×日去车站接他。

我按照他信上告诉我的车次去了车站，但是他没有来。我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心中不由得十分恼怒，好象被人捉弄了一般。我决心不去管这个人的事了。仔细一回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荒唐得很。

白天里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日子一长就渐渐淡忘了。可是奇怪得很，一到夜里，我就梦见这位老兄，看见他从月台上走下来，拍拍我的肩说道：“上一次你没接到我，是因为你思想开小差。我见你居然没认出我来，十分生气，就坐下一班车回家去了。”还有一次他说：“我们之间的这种秘密联系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随随便便向众人公布出来，就太可怕了。”

昏昏沉沉过了些日子，又接到这位老朋友的第四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都没提约我去车站接他的事，也没提我不给他写回信的事，只是起劲地对我谈起他的一桩买卖，讲起最近他已被赚钱的事迷住了心窍。“忘记痛苦的最好的办法。”他写道，“看见大把的银钱落进你的腰包（保险柜），真是难以形容的快乐。”他的这种口气倒让我吃了一惊。据我所知，这位朋友从来对金钱方面的事随随便便，心不在焉，我怎么也无法将他与一个贪婪的形象挂上钩。但他自己写出了他变化的原因：“自从上回发生那件劫走五块钱的事之后，我就对钱这东西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再说我刚好有这么大的痛苦需要逃避，我就一头扎进买卖的事里面去了。我估计有那么一天，你会来与我合伙干的。一个人在世上总得有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来干。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假如你来看望我，请事先通知我，我一定派我的下属去接你。我的地址是×××××××……”在信的末尾还写了许多吹嘘的废话，暗示他现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私下里养着三妻四妾等等。最后还忘不了提醒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忘记内心的痛苦。”

我碰巧有了出差到Z城的机会，于是我事先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请他来车站接我，或派人来车站接我（如果他很忙的话）。我走出车站，根本没有看见他。我担心他因为什么事迟到了，就在车站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我记起了上回的教训，就掏出地址，喊了一辆出租车去找他。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拐来拐去，最后在一扇破旧的木门前面停住了。门开着，我一抬脚就进去了。屋里十分简陋，却挂着四五盏电灯，很刺眼，我那位善于信口开河的朋友就一声不响地躺在木板床上，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

“喂！”我喊道。他表情冷淡地坐了起来。“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怪笑一声，说道：“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不通邮，你还没看出来？这栋房子是要拆除的危房，里面就住了我一个人。你来了正好，我盼着你来，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跟你说的是：我真寂寞呀！我的意思是说我无事可干。要是有事做，何至于躺在这里？不久前我刚刚越过了一道鸿沟，你来之前，我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幸亏我挺过来了，这事一想起就后怕。我写信时忘了告诉你，我们这里根本不通邮，你给我写过很多信吧？那真是浪费了时间了。我特意搬到这个不通邮的地方来，就是害怕那些不相干的人给我写信，甚至上门拜访。你知道，在我这种状况里，内心的宁静是多么重要啊！痛苦算不得什么，日常的骚扰才是最可怕的。比如要是你有这么一个父亲，每天都用那种目光盯视你的一举一动，请问你还怎么活下去？”

我手中的旅行包也没放，就听他这么瞎扯了一大通。我估计他根本忘了他以前写过的信了，也忘了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的了。

“你为什么一再失约？”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了。

“啊？对了，我和你有过某种约定！”他显得很兴奋的样子，“我答应过你，要把我的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断连缀起来，以便我有一个完整的形象。等一下。嘘。”他猫着腰溜过去，将身子往窗前探了一下，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是来找我的女孩子们，没意思透了，我总是躲着她们。”我明明看见窗外什么也没有。

说来也怪，从理性上说，我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人这里待下去，我应该抬脚就走，可是我居然呆了两个小时！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魅力，尽管他说谎，尽管他的话没什么意思，我还是留在他那里没走。

他又提议我以后将信写到他的一个舅舅家里去，要他舅舅转交给他。“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要知道我多么盼望听到你的心声啊！你和那些不相干的骚扰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想，我们分居在两个离得很远的城市真是一桩幸运的好事情，这使我们双方都产生了一种神秘感，然后我们通过信件传达这种神秘感。对这件事我有我个人的看法。”

我在Z城的那两天，我的朋友居然振作起来，陪我游览了一些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指着一些女孩告诉我：×××是暗娼，×××靠偷东西为生，×××每次都将骗来的东西与他分享。按照他的说法，这城里的女孩大都是些堕落分子，而且大都与他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他分明是一个穷光蛋，连坐车的钱都没有，每次我们外出都是徒步，而他绝不提到钱的事，也不提他的生意——如果他真的在做什么生意的话。那两天除了谈女孩，他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话题就是他的鼻子。他告诉我，有天早上起来，他忽然发现他的鼻尖有两点红的，他吓了一大跳，认为自己患了那种酒糟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形象确立为一个酒糟鼻患者。尽管只有鼻尖上有两点红的，这也无妨。他想，一个患酒糟鼻的人最好的处世方式就是肆无忌惮。因为不论他如何矜持，人们也不会对他的鼻子产生什么好感或同情心；不论他如何遮掩，旁人的目光也免不了要停留在他的鼻尖上。像这样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的好。而一旦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方式，立刻就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他这样决定了之后，就开始逢人便谈论起自己的鼻子来，所谈的方式或迂回或直接，或暗示或宣扬，反正看对手而定。此种谈话使他获得莫大的快乐。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他母亲来了，他就直接了当地向她谈起自己患了酒糟鼻这件事，不容母亲开口，他马上又补充说患这种病的人总有某些天才的迹象，如再加上勤奋努力，日子长了，事情总要发生根本转机的。最近他一直在埋头做生意，很多大主顾都对他表示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不是因为他的生意，却是因为他这个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些话母亲虽不全信，还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回去了。“最近幸亏有了鼻子的事，自我感觉好多了。”他凝视着前方说道。

我离开Z城的前一天夜里，我的朋友硬要我睡在他家里。于是那一晚我就睡在他的隔壁房间里。开始我睡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半夜他忽然敲门了。他进来，坐在我的床沿，反复地叹气，说些没意思的话，然后回到他的房里。等我刚一闭上眼，他又来了，很激动似的，告诉我他打算放弃他的生意了，因为一个人总得干点正经事，不能老这样混下去。好不容易讲完了，他回到他的房间，我正要睡，他又来了。如此反复，闹到天亮，我只好起床，他倒呼呼入睡了。

离开Z城后，我恨透了这位朋友。我想，用吸血鬼、虐待狂、骗子这一类词来形容他都不过分。我在火车上发誓不再与他往来。一回到家，他的电报也追随而来。上面写道：一切正常。真见鬼，莫非我每一刻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吗？我究竟怎么啦？我完全不关心他的事吗？时间的流逝很快就证实了他的预见。他总是那么英明正确。

“关于鼻子的事，”他说，（见鬼，他总是采用这种权威的语气！）“我最近又有了新的见解，事情的起因是一个过路的小孩。当时他正蹲在地上打弹子，我走过去和他蹲在一起，他就和我谈论起打弹子的技术问题来，自始至终完全没看我的鼻子一眼，而且态度的诚恳，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信赖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过路的小孩，他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他，一问就暴露出我十足的俗气。我只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他说完就收起弹子走掉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在心里大大为他喝彩！”接下去他又写到老朋友的女儿向他求婚，“我打算答应她的要求，我发现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丈夫，什么都可以的。只要有了固定收入，我就和她办婚事，当然这都是次要的问题。”

那么在他来说，什么才是主要问题呢？我实在想不出，是他的买卖？我又分明看见他什么买卖都没做。莫非他提起什么主要问题只是为了吹吹牛？与其说他躺在那间破屋子里冥思苦想，还不如说他什么都没想更为确切。现在这位朋友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我无法适应的随意性，并且毫不理会别人的存在了。既然他不理会我，我怎么还会每时每刻惦记着他呢？关于这位朋友，疑问越来越多，虽然无法忍受他，却又一天比一天更紧地被他的行为所牵引。

我正在疑惑之际，他却又唆使一个人到我办公的地方来劝我与他一道去作报告，那人是一位教授，名气并不怎么样。他来叫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装扮成一位政府要员，说是这样他的报告就会为此增色不少。我的工作是陪他坐在讲台上一声不响，板着脸，偶尔咳嗽两声。整个过程中我如坐针毡，不停地脸红，暗暗在心里诅咒我的朋友。那天夜里我好久没睡着，不住地往地下吐唾沫，似乎要把那种肮脏的感觉吐掉才好。

过了些天那位教授又来了，还带来我的朋友的亲笔信。信上将我大大夸奖一顿，声称我的思想感情已经进入了“超脱升华的新阶段”。我读完信，教授就拉我走，我们一同来到一个规格更高的会场。教授这一回调子也更高了，唾沫横飞，歇斯底里地叫喊：“我已经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我虽有点不安，但我不再脸红，因为我看到观众坐无虚席，脸上的表情有点木然，却并不反感，少数人还露出赞许的神气，并且这赞许大半是冲我来的，我不由得惊讶了。看来教授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思想轨道在平稳地运行，他就像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而我不过是一名惊慌的乘客，而且是搭错了车的乘客，时时刻刻都想往下面跳。我多么愚蠢啊！这样想过后，就心安理得了。散会的时候大家都来与我握手，我居然也应付得好一点儿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朋友亲自来我们城里作报告了，是这位教授推荐的。每次两人一起上讲台，教授讲完了我的朋友讲。在这种时候，我的朋友就故作惊人之语，什么“毁灭地球的大地震”啦，什么“人类末日的预兆”啦，还装模作样地跳几跳。当然听众全无反应，而教授和这位朋友却激动得不得了，回家的一路上都不停地谈论，到家后又不睡觉，胡乱吃点东西继续谈论，一直谈个通宵。这种场合，我仍旧作为政府要员坐在讲台上，我已经对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比较习惯了。我还是弄不清：我的朋友到底有没有搞清观众的反应呢？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真得意还是假装得意？是从心底里对自己所说的感到激动还是装出来的？当我用一些话语小心地试探我的朋友时，他就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头，宽宏大量地说：“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有些事，越是模糊越有意义。这可是我这一辈子的经验。”

作最后那场报告时，听众席上出现两个痞子，不但扰乱会场，还冲上讲台来殴打教授和我们。想象得到，我们三个文弱书生是对付不了他们的，结果当然是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逃走。在路上，我忍不住对这一事件有点怨言。不料我刚一开口，我的朋友的样子竟比刚才那痞子还凶，顺手就捡了路边一根棍子来打我，重重地打在我的背脊骨上，痛死了。他一下接一下不住手地打，我只好跳开来，跑得远远的，口里大声追问：“为什么要打我？”朋友回答：“为了让你清醒一点，不然你会认为自己成了个什么人了？一个大思想家！像你这一类的思想家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还不如多要几个刚才那种痞子呢！我们虽然挨了痞子的打，但是打得痛快！而你，唠唠叨叨，女人之见，像个长舌妇，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你赶快住口，不然我还要打，虽然听众将你当个人物看待，你可是托了我的福。要是我不喊你去会场，你现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骂完我就和教授一起将我撇在那里，而他们坐出租车走了。最近他们挣了不少钱，可以坐出租车了。我却分文未得，替他们搞义务劳动。

我在家里过了些清静日子，因为我不想跟在这位朋友的屁股后头转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我正在编一本词典，出版社催稿催得很紧，而我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想一想都后悔。话虽这么说，可是自从我作为政府要员面对几千听众坐在讲台上之后，我心里就生出了一条蛀虫，咬呀咬的，使我日夜不安。有时我忽然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再次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受到众人的景仰，就是死了也心甘。但我也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和那位教授带我去会场，安排我作为要员坐在讲台上，我是永远享受不到这份艳福的。我这辈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编辑小职员罢了。

渐渐地，我又产生了与我的朋友重修旧好的念头。但是怎样才能与他联系上呢？这些日子，他根本不理我了，他又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地址。我左思右想，唉声叹气，这种心理已经影响到我妻子的情绪了。在这个时候，偏偏我又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我手头这本小词典本来是我与研究所的一位同行合编的，可是我却趁他出国之际将词典出版了，并且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全归我。当我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做下了这件卑鄙的事。幸亏那位同行近几年不打算回国，而且早不将词典的事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妻子似乎总记得这事，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到了这个。后来我和她相遇，她总声音响亮地与我打招呼，满脸全是假笑。这件事使我背上了很重的包袱，有时我真想找到她去坦白算了。但我说些什么呢？说我是个小人、剽窃者？这样说了我心中的负担就减轻了吗？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知道了。她又气又恨，说自己瞎了眼，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竟没看出我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还在家里摔破了几个热水瓶和灯泡，哭得眼都肿起来。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发作，一下子就萌发了要谋害她的念头。

我首先潜伏在妻子下晚班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我用戴着手套的手紧握一根木棍，打算妻子一出现就给她当头一闷棍，将她打死，然后扔掉棍子跑回家。我在寒风中等了好久好久，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出现种种的情节，以及对付的办法。我越想越怕，手也抖得厉害，连棍子也握不住了，最后我干脆将棍子往一个角落里一丢，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到家里。回来后当然对妻子更仇恨了。后来我又设想了用砒霜下毒的办法，结果当然也没实施。倒不是心疼她，主要是怕自己因此而丧命。这两次谋害虽然没搞成，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每天被自己的罪孽压得气喘吁吁。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就将谋害的事向妻子坦白了。没想到她无动于衷，白了我一眼，说：“我早知道了，我还找到了你扔下的那根木棍，那是我们家用来防贼的，我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底下了。”我说：“你就不气愤吗？”“气愤？”她冷笑一声，“你又没伤害我，我干吗要气愤？你做得出什么辉煌的举动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算了，你天生不是杀人的料，何必扮演小丑的角色，什么事总是顺其自然为好。”我没想到真理竟是掌握在她手中，屠刀也在她手中，我反而成了待宰的猪。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

我的朋友又从北方的Z城给我写信了，是某研究机构特制的富丽堂皇的信封和信纸，信上的字迹乱七八糟，似乎有好几种字体，他在信的末尾告诉我，这封信其实是好几个人共同写的，写了好多天。他总是写几句又扔在桌上不管了，结果他的同事进屋来看见了，就在上面接下去续写，这样过了好多天，信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他和教授现在是如何风光，声誉如何高。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国家正式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可在广大听众眼里，他们比那些领导人还吃香。每天想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报酬也十分高。回想不久前，他还想找一个固定工作呢，现在他觉得那实在是幼稚可笑极了。目前他已成了家，妻子也加入他的讲演。他、他妻子、教授，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底稿都不用打，到处去乱讲，越乱讲观众的反应越好。现在他们唯一的憾事就是演讲团还缺一名政府代表成员，如果我能找个借口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体，将会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当然，他们事先要和我讲明，这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假如我是个聪明人，假如我仔细想了这件事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们的所在地！

那些另外的字迹所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我叫×××，现在是××演讲团的预备成员，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演讲新秀。请与我联系。

在信的旁边还有一种娟秀的字体写着：“我是你朋友的妻子，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他差，干这项工作丝毫没有提高我的身价，反而对我是种牺牲。我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来干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人，你应该收拾起行李马上来到我们这里。假如你有决心脱离庸俗的、窒息人的环境，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来这里之后，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头。比起这种崇高的荣誉感来，你那小小的词典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贯认为，平庸的环境可能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是极其无力的，不知你有没有同感。”

那个女人的话使我十分震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在心中揣测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演讲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市场，观众对他们如此着迷。

我的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大吹特吹，说他们已经红得发紫，飞黄腾达了。从那些杂乱的笔迹看起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在给我写信，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会议记录。可以想象他的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开不完的讨论会。看完信，我激动不已地在家里踱来踱去，一夜没睡。后来我就收拾起行李，以父母生病的借口向出版社告了假，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虽然朋友在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演讲团的全体成员将在站台上恭候我的光临，但当我伫立在北风凛冽的站台上时，明白自己又一次上当了。我掏出朋友的新地址，叫了一辆很旧的出租车。车子又一次在小巷里七弯八拐的，最后停在一张破旧的大门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又到了上次的老地方。我的脑子给搅得稀乱，我怀疑自己错将上次的地址给了司机，不料司机冷笑一声说道：“没错，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这条街有两种不同的街名，实质上一样。又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住，所以谁也不来过问地名混乱的事。乱就让它乱去，有人还乱中谋利呢！”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弄得我脸上发烧，慌张中多给了他两块车钱。“你要小心自己。”他伸出头来说了一句，然后发动了车子。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惴惴地想：“他也在乱中谋利。”这样心里就平静了好多。

还是那间破屋子，一进门就看见他给我的没写完的信堆在过道的窗台上，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多笔，大概是来一个人就在信上画几笔。黑糊糊的房间里坐了三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他们正在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完全不介意我的到来。终于他们喝完了，我的朋友站起来，沉着脸，问我：“你是抱着赚钱和出名的打算来的吧？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接收你。这不是太戏剧性了吗？一个普通的熟人跑来，我们让他和我们平起平坐，大家一起出风头。不，你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资格参加，别以为你上了两次台就算正式成员了，还差得远呢！我们这里可不喜欢平均主义。”

另外的两位都皱着眉头，很不欢迎我的样子。

“你们写信请我来的。”我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写信？”朋友哼了一声，“写信又怎么样？谁会没有一点点嗜好？我的嗜好正好是写信，你也有你的嗜好的。一个人，总该有自知之明！”

朋友的妻子和教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他们霍地站起来向外走去。朋友也跟着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暂且在家反省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过几天我们会叫你一道去作报告的。”

一连几天，我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闲荡，他们根本不过问我干些什么，他们忙得很。每天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盏肮脏的灯下热烈地讨论，讨论完了就数白天所赚的钱，各人眼里都射出贪婪的光。这时总有一些人从外面鱼贯而入，手里拿着小本子，将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听到的一些怪话记在本子上，记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走，大约是出去传播信息去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或两个神情不安的人站在过道里的那张桌子边，在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上乱画，东一句，西一句，原来我的朋友每天写信，原来他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心里感到这位朋友的深不可测。那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胸有成竹，随便挥笔在朋友的句子上乱涂乱改，还故意多写出几个惊叹号与破折号来，那种庸人嘴脸真把我气坏了。而我的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一心想的是钱，还有鬼知道的什么事。他数完钱就左右环顾，像在思忖将那一大叠票子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似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朋友没起床。当我从隔壁房里推开门进到他房里时，发现教授和朋友的妻子已经走了，朋友说他今天不想去，因为头疼。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意义？”他瞪了我一眼，“你以为我春风得意了吗？不，我目前的心境比死还难受！我受不了了！庸庸碌碌、四处钻营、吹牛诈骗。一个人，成天像这样生活，又不得不像这样，真不如死了的好！当然，我也有短暂的欢乐的瞬间，那种瞬间和任何人没有两样，就是当我赚了钱和名声的时候。可惜那种瞬间总是留不住，巨大的悲痛很快就压倒了暂时的欢乐，于是，我必得要再一次追寻，找到那种隐秘的、更能使我获得大的愉悦的新方法，加以实践，从中渔利。好了，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要打退堂鼓，洗心革面，从此退出演讲团，将宝座让给你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想一想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搞到这个位置吧！我今天只是偶尔情绪低落罢了，这类事常有。我今天不去会场，我要带你去看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吃过早饭，一起动身去看他那位“高尚的女友”了。在路上，他显得十分严峻，一言不发，走路时双手也不摆动。走了一阵，他脸上的表情由严峻变为了焦虑，好像心里有什么急事，又不便对我讲。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就冲到路旁的一个电话亭去拨电话。通完话，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赶到会场，因为那边已出大乱子了。这一次，我必须再次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出现，以便稳定人心。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我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假装一脸漠然的样子。

我们走到一个拐角，他又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你暗暗得意了吧？老实说，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不过既然被你撞上了，你就要提前走运了。看我们，苦斗了这么多年才捞到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小心谨慎，飞黄腾达的前景就在眼前。”

他们的会场令人沮丧极了。听众已经走了一半，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走掉，留下没走的人完全不听教授台上的发言，一些人玩扑克，一些人聊家常，还有一些在剥瓜子什么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家伙双目紧闭，呻吟似地大声发感慨：“说得多好啊！简直令人陶醉！想想看，他竟不停地讲了三十五分钟，这可是罕见的。据我统计，别人讲这个题目最多讲二十五分钟，超过一分钟也做不到！这回他可创了记录了！”

我的朋友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站在会场门口，横蛮地拉住每一个要出去的人，将他们赶回座位上去，朋友自己手里还拿了一把大扫帚，遇见人向外跑就用扫帚猛扑，打得那人只好乖乖退回去。就这样，剩下的一半人总算诚惶诚恐地留在会场里面了。当然谁也不朝讲台上看一眼，我也就没有必要作为政府官员上讲台了。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只要把守住门，不让任何人出去，这次演讲就大大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直接由我促成，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我朝台上一看，发现教授脸上的表情也是漠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那些惊世骇俗的话，而是手里举一张报纸在念。他的声音缓慢而厌倦，每读一段他就停下来一声不响，于是朋友的妻子（她是一个面相刻薄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拿过话筒去，口里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演讲团是人类的救世主。”“演讲团的功绩如泰山。”“演讲团毫不顾忌听众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真理的化身。”

她说完后，教授重又往下念报纸。待我细细一听，才知道教授口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在念报纸，而是天晓得的一些什么话，既不连贯，又无意义，根本听不清。他手中的报纸只是个幌子罢了。这位浑水摸鱼的教授，还为这次演讲要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我的朋友就爱信任一些这样的人。观众安静下来之后，我心里那个迫切的念头就开始折磨我了。我渴望有人注意台上的演讲者，这一来，我的朋友就会紧张起来，叫我上台去充当我原来的角色了。

我四处张望，想搜寻到一道专注的目光。但是没有，绝对没有。所有的人都将台上的发言者忘记了，连那个发感叹的家伙也睡着了。再看我的朋友，他也在昏昏欲睡，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这只猪，除了利用别人之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生性残忍的家伙，我白指望他了。想到此处，我气愤地迈开步子朝讲台上走去，我在台上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教授旁边，然后朝下一看，发现根本没人看我，我的朋友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散会，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位政府官员在台上。

一散会，他们三个就朝一个办公室飞奔而去，我也跟在后面。原来他们是去与邀请单位讨价还价。他们用下流的语言骂对方，想多捞点钱，三个人都叉着腰，争得脸红脖子粗，逼得对方只好让步。我在旁边又气又羞，只好一个人先回去了。

晚上分钱时我也在场。教授瞪眼看了我半天，犹豫不决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人，你看该怎么办？他没有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赶回来一两个逃跑者罢了。可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我们写信叫来的。我一发了那封信就后悔了，叫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什么呢？现在嘛，钱总是要给他一点的。”

我的朋友点燃一支烟，沉思良久，最后缓慢地吐出烟圈，说：“给他一点路费，让他走算了。他和我们在一块也显得很别扭的样子，我总觉得他是个外人。”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让我留下，因为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比如今天那种场合，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站在那里也可以吓一吓听众。朋友的妻子给我一张肮脏的五元小票子，外加一句带鄙视性的“坐享其成”。分完钱，我又听见他们拟出了明天行动的新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三人分头去一些地方散发他们印制的廉价名片，然后向那些收了他们的名片的人们索钱。教授振振有辞地说：“现在我们的水平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几乎用不着我们去讲演了。只要一提我们的名字，大众就如雷贯耳，所以只要给他们印有我们大名的名片也就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了。这种方法有很多便利之处，收效也快。另外我认为这项工作用不着我们亲自出马，明天我们回来之后，就可以将这项工作转交给这个人了。反正他现在没事干，又热心，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就此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呢？”

朋友和朋友的妻子都认为教授出了一个好主意，既解决了他们人手短缺的困难，又满足了我心理上的需要，另外还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可谓一举三得。

后来对于我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他们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没有合适的服装。担任这种特别的信使，一定要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才会引人注目。他们忧虑地在屋里踱步，狐疑地上下打量我，最后忽然异口同声地说：“好！就这样！这个人，用不着什么服装！”服装的问题就算是过关了。他们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迟钝，万一出了毛病，说出些不得体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呢？我立刻向他们发誓：我将只说那种含义深刻的语言，今天我在会场上已说了不少，应付今后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甚至大胆地说了一个这样的句子：“商女不知亡国恨”。我说这个句子时，他们三人会意地相互瞧了一眼，似乎是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好，我雄心勃勃地出发了。所到之处一律给我以热烈的欢迎。钱虽不多，但总是有一点。人人都知道我是来要钱的，他们拿起名片看一看，做做样子，然后紧盯我的眼睛，用沉闷的低音问道：“二十块钱够不够？”我当然忸怩一阵，然后收下钱，说些“阳光普照大地”“麦苗儿青青稻谷黄”之类的话，然后开路。这样倒也干脆，免去了相互间的寒暄。看来我的朋友和教授他们的估计还是不完全正确：我一共到了三十二个地方，没有一个单位的人们是需要多作解释的，他们一看名片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看也不看，就直统统地问：“你要多少？”看来当今的世界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用不了多久，每个人与另外的人都将心心相印，友好共存。

总之这项工作顺利得难以想象。我去找的那些人都给我以极高的评价，将我看作我的朋友的代言人，政府的高级要员。在分别时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弄得我大为感动。

飘飘然享受了几天好日子。就在我走完第三十二个单位，凯旋而归时，我的朋友突然朝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那天晚上，朋友阴沉着脸，信也懒得写，坐在桌边若有所思，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也心事重重。三个人都不看我，似乎是种鄙视的样子。房间里的空气闷得难以呼吸。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傻呼呼地说了两句笑话。我一说完，朋友的妻子就将脸一板，命令我：“滚出去！”“那些钱，你到底私下里搞去了多少？！”朋友冷不防一声大喝，犹如炸响了一个地雷，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拼命克制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言论。我说，一个人不应该对朋友乱猜疑，即使在外面听到种种谣言也不能轻信。因为看一个人，决不能只凭一时一事，而要作历史的分析。我到北方的这个城市来，可不是为了钱，要说钱，我在家里也赚得到，甚至毫不需要费大力气。我从一开始就是来追求精神满足的，哪怕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心里可是舒畅的。这一阵子我是收到了三四百块钱，但都一分不剩地交给他们了，我根本就不把金钱放在眼里，这从我的所做所为就可以看出。我的声音提得越来越高，到后来近乎尖叫了。

朋友听完我的表白，在桌上拍了一掌，说：“好家伙！我们就是需要弄清真相。你没有私吞公款是件好事。老实说，我并不完全相信你，如果你真的没拿钱，为什么要如此激动？不过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这种无头案是查不清的。在我们没盯你的梢的情况下，你悄悄走进一条没人的小巷，把钱塞进口袋，然后寄给你妻子，谁又会知道？好，不谈这事了，我认为散发名片的事不要再搞下去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说不定有人正从背后攻击我们呢！”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三个人忽然异口同声地劝我回家去。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好呆的，到处都有可能中暗箭，有可能掉下陷阱，防不胜防。他们还说我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跑，就不觉得乏味吗？这一类事，我居然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可叫他们担受不起。他们一点也不想掌握我的命运，这种责任太重大了，而责任和义务是他们最厌恶的事。”

我的朋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命令我收拾好铺盖，明天一早回老家，因为我和他们共同在北方工作了这么久，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够用一辈子的了。再说空间的距离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更加接近。我一走，他又多了一个写信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他说话时，他那三十岁的老婆就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我的外衣的下摆剪成了一圈流苏，还后退几步打量着，说“顺眼多了”。

我孤零零地提着箱子回了家。

十天过去了，没收到朋友的信。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信。

终于有一天我顿悟了：不会再有什么信了。对于我这位高深莫测的朋友和他的同僚，我本来就只是一件道具，一个偶然的过客。他们之所以召我去，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致，或者是看中了我这不同寻常的虚荣心。他们的目的一达到，我就没必要老是停留在他们那个阶层里面了。也许我这一生中，前面还会有另外一些好日子，但我不该回顾，不管从哪方面说回顾都是不利的。

我仍然与那位出国的同行的妻子相遇，却不再避开她的目光，甚至盯着她看，我想看看她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终于有一回，她冷冷地说话了：

“你，还在想着那件事？完全不值一提的小事。过多地去想它真蠢。”

她倒坦然了。或许她已看出来我比她更坦然了。

因为出外巡游一次，我又从半空落到了原来的位置。所有的人都对我在北方干的那些勾当装聋作哑，他们认为那是属于我个人的隐私，与我的品质挂不上勾，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人关心我在北方的所做所为，他们还将我的北方之行称为“卖橘子之行”。

“你那次去北方卖橘子，我们的社长大发脾气，差点下令要开除你。从这件事正可以看出上级领导是多么不理解我们的具体需要。为什么一个人就不可以有点自由，保留一点他的隐私呢？卖几个橘子难道就算犯错误吗？”同事之一忿忿不平地说。

“我在Z城参与了一桩诈骗活动，”我故意危言耸听，“你们竟会没听说吗？我分得不少的钱。后来那件事败露了，我就逃回南方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在这里满城风雨了呢。”

同事似乎有点耳背，自顾自唠唠叨叨地说：“我们同事多年，可说是贴心的老朋友了。平心而论，像你这样一位老职员，编了这么多的书，前不久还编了一本有用的好词典，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位大功臣了。而我们的社长，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我敢打赌，他自己的老婆也卖过一点什么东西。”

“我根本没卖橘子！”我喊了起来，“我告诉你，我是搞诈骗，我们天天出外演讲，冒充大学者，搞了不少钱，有一天我们还杀了一个人！这下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惊骇地捂住双耳，“别以为表面现象会蒙住我的双眼，我可是久经考验的老鸦。我听见什么了吗？没有！前年有一个人在我背后放爆竹，想吓我一大跳，可结果呢！我的眉毛都没动一下！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别把我当小孩。我很同情上北方卖橘子的小贩，他们也是生活所迫呀，我能体会到在天寒地冻中奔波是个什么滋味，我们这些朋友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这个老家伙还掏出十元钱放到我的桌上，说是“表示一点心意”。那张票子被我毫不客气当他面拂到了地下。站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同事都弯下腰去捡，他们的脸上带着那种宽容的表情，微微地叹着气，又假装毫不相干似的讲了一些别的话。最后，在离开时，他们又偷偷地将那张十元票子夹到了我的书里。

由于北方之行，我在我们出版社成了一个特殊人物了。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另眼相看，暗地里称我为“哲学家”——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去北方是为了卖橘子挣钱，而哲学和卖橘子之间有种必然的联系。我很想将我在北方遭遇的事向一位朋友倾吐一下，但就是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听我讲。平时他们都很忙，没时间坐下来。只要他们一坐下，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扯上卖橘子的事，大发议论。我将我的北方朋友从前写给我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又推脱不看，因为“信件是个人的隐私”，他们对隐私不感兴趣。临走时他们每个人总忘不了吹一通牛皮，说假如领导同意他们去北方卖橘子的话，他们决不会卖得比我少，说不定还要多，意义还要深远。就因为碰上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领导，使得他们有才能不能发挥，真太窝囊了。说不定一直等到他们退休，还等不到一个好领导，所以这辈子他们是完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听见同室的老张正在大发感慨：

“卖橘子这种事谁不会做？可就有人偏偏因为这个成了哲学家！是我们的智商比他低，还是我们的学历比他短？都不是！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机运是决定一切的。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人轻轻巧巧地上了火车，后来又在北方的什么鬼地方混了几个月，这一回来，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对他另眼相看了。怎么回事？这就是机运。运气落到这个人头上，挡也挡不住。表面上，他还和我们大家一样坐在这里，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他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有人不服气，效仿他去卖橘子，结果如何？奥妙在什么地方呢？奥妙就在于他是我们社里第一个想到去北方卖橘子的人。卖橘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第一个想到，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真糟糕，为什么我就没有第一个想到这种方法呢？”

这样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我由厌恶转为恐怖。现在只要听到“卖橘子”三个字，我就心惊肉跳，拔腿就走。如走不脱，我就指着说话的人的鼻子大骂一顿，骂得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对他产生了误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骂的人越来越多，骂人的词儿也越来越随意，如“蠢猪”、“蛆”、“蚂蟥”、“破罐子”等等。这些被骂的人根本不生气，他们全都认为我没有听懂他们话里的意思，所以一个劲地作解释，在解释时又将卖橘子的事扯了进去，又引起我一顿好骂。

无形之中，我把我自己与我的同事隔开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脾气不好”，从而避免和我谈话。如迫不得已，他们就在谈话时讲得飞快，使我听不清，还在讲完时补充一句：“这些话全是低水平的看法，请不要介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话高水平，桃子杏子，各有所爱嘛，这种事不能勉强。”然后一溜了之。

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这种关系，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日子一长，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凡事都有一定的名目，这个名目又是由众人于冥冥之中产生的，决不可更改的。比如我去北方这件事，大家都称之为“卖橘子”，这就是这件事的名目。我要想与人谈论这件事，绝对只能用“卖橘子”这个词，否则没人知道我在谈什么。

这样，我就在办公室假装无意之间与老张谈起：“北方的橘子为什么这样贵？我去卖的那个时候便宜多了。”

我说完这句话，老张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眼中闪烁着泪光，结结巴巴地说：“我早就想听你这句话了，只有你才是我的知音啊！我知道你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与我交流，但我没料到就是今天！对于这个卖橘子的问题，原来你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啊！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最近我打算去n大学讲一堂课，我早就选中了你作为研究对象，我要去那里详详细细地阐述这个橘子的问题。”

“不过橘子的问题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一件附带的事。我去北方的主要目的是会见我的朋友，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大家听听，他是多么的谦虚，完全不提自己，却推出一位朋友，多么高尚！这就是才能的体现！我们这里太缺乏这样的人了，人人都在自我吹嘘，恬不知耻，哼！”

“请你在讲课的时候不要提橘子的事。”

“为什么不提？！荣誉本该归于你，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我还要大肆宣讲呢！”

老张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稿子，要我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我写完之后，他笑眯眯地告诉我，这本稿件是他写的一篇有关我的哲学的学术论文，有一家显赫的杂志社即将刊用。现在我签了这个名，他就可以告诉那家杂志社我已看过了这篇文章，这就更有理由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关于卖橘子的事全都是用的暗示性的词汇，对具体的事物加以高度抽象，所以看起来就像一篇纯学术的论文，他这种方法也是向我学来的。他还说他和我应该精诚团结，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你来到Z城，车站空空荡荡，连个人影也没有，凄凉的心情油然而生。最后你叫了出租车。”他突然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大吃一惊。

“别以为我们不说就是不知道。群众什么都知道，就是找不到词汇来像你那样说话，况且也不想找。我倒是纳闷：为什么你不能用‘卖橘子’这一类词汇呢？那要通俗得多，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嘛。我从前也有过你这样一段经历，我自鸣清高，结果弄得自己十分孤立。你是我们社里第一个去北方卖橘子的，这还不够吗？我们都没有当上这第一个。你到底还要什么呢？人应该知足。我坐在这里，我就不断地想，你真走运，并没有费什么气力就获得了荣誉。多少人朝思暮想，拼命努力，结果是一无所获，难道不是这样吗？”

老张说话间有很多同事都拥到办公室里面来了，大家鸦雀无声地听老张讲，与此同时又用那种冰一样的目光瞟着我，有人还暗暗地冷笑。他的话一完，这些人的冷脸马上转成了热脸，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啊，正是这样，老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我们要好好团结，希望你今后将你这些同事们做出的成绩也在外面好好地宣扬一下，要知道一个人的好运气不会永不消失，集体终究是你的靠山啊！”

与我合作编词典的那位同事的老婆也在人群中，她似乎在向她旁边的人耳语，很活跃的样子，她的这种举动使我的神经有点紧张。我侧耳细听，谁知她说的全是与那本词典无关的话。从我偷听来的那些话来分析，这个人，她自己也在搞一项什么研究，她希望她的研究在我的口中得到宣扬，又怕我这个人是个利己主义者，完全不顾她和我的交情，所以她多次想请我帮忙都不敢开口。“人心莫测啊。”她叹着气说。

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办公室一直热闹非凡，大家轮流来这里谈我的成就，我的好机运，谈完后又诉说各自的艰辛和伤感，并提出要求请我帮他们宣传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人还要我与他们合作搞研究，因为在我去Z城以前他就研究了我也在研究的项目，我不过是抢先想到了“卖橘子”这一招罢了。我走在了他的前面，致使他的成果成了废品，所以我非与他合作不可，要不我就成了小人得志，说出去岂不怪难听的？

因为我对所有的人的请求一概拒绝，一个星期后，再也没人来找我了。

时隔不久又传来一种流言，说我去北方并不是卖橘子，却是干着贩卖妇女的勾当，内幕十分可怕，我们有一个大的团伙等等。

这种流言传到我耳朵里后的一天，我在机关的过道里遇见了那位与我合编过词典的同事的老婆。她主动向我打招呼，问起我的“事业”怎么样了。

“你听到流言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早听见了。这怪谁呢？还不是怪你自己？你太骄傲了。”

“为什么呢？”

“要是你不说那一堆废话，不故弄玄虚，哪会有这一类的流言呢？假如我是你，我会很直爽地将我在北方的活动告诉大家。例如卖了多少橘子，与哪些人发生过联系，卖橘子一共赚了多少钱等等。而你呢？闭口不提你的活动，无中生有地扯出一个什么朋友，尽说些别人听不懂的鬼话，像是在打哑迷，又像是在愚弄大家，搞得别人都对你有很大的意见。我听说流言是由一封信引起来的。这封信是写给我们社里的领导的，写信人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信是从什么地方寄出。这个人告诉社长，他需要通过社长来通知你，他和你的共同事业碰到了麻烦，搞不下去了。社长将信交给很多人看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猜测，是什么样的事业呢？这一猜，流言就出来了，对不起，有人在注意我们了。”

她匆匆地离开，满肚子狐疑。

过道的尽头聚了一群人，大家都在观察我的动静。

我的朋友竟会写信给社里的领导，这真是太意外了。他是有意让我在社里站不住脚吗？还是用这种与我为难的形式来暗中与我交流信息呢？莫非他的最后用意竟是让我回到他的身边？然而他并没有给我写信，我无法知道该上什么地方去找他。现在我努力回忆我在Z城的那些事，也想不出一点完整的线索来了。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怕，到后来竟也真的怀疑起我的朋友是否与贩卖妇女有关来。他们三个背着我偷偷摸摸的到底在谈些什么呢？

还有一件想不通的事：既然他们叫我去了Z城，又为什么要将我赶回来，而且我回来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与我联系了呢？

有一天夜里我忽然惊醒过来，将所有的事从头至尾又细想了一遍。也许那封莫须有的信正是一种神秘的召唤吧？我应不应该遵从它呢？难道我非得持有一封朋友写给我的信，才能去北方的Z城？难道一封信真的能给我以莫大的心理保障？

我一连好多天忐忑不安，左思右想，终于又在一个昏暗的早晨收拾起我的行李搭上了北去的火车。这一回，我没告诉社里的领导，也没向任何人请假，我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打算一去不复返了。我也不知道这决心从何而来。我在去车站的路上碰到我的一些同事，他们都一式地朝我点头，说：“好，你马上要发达了。”

同样的北方的车站，同样的出租车司机，同样肮脏的、七拐八弯的小巷子，同样破败的房子。只是有一点与昔日大不一样：房子里没有人。电灯开着，但的确没有人。我忽然明白：这里面不会再有人了，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我独自坐在那张空床上，用双手抱着头苦思苦想了整整一天，到晚上才迷迷糊糊地睡了。第二天清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

我夹着公文包到了科学院，这个单位我从前与我的朋友以及另外两位一起去作过报告。

传达室的老头老远就向我打招呼：“哈！您来了，哲学家！我们这里等您等了好久了，您怎么到现在才来？大家都说他们患了饥饿症，据说是一种精神的焦虑引起的。因为什么？就因为您不来。”

我连忙向他解释我没来的原因，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最后我又问老头，我应该到礼堂去作报告吗？像从前一样吗？我告诉他因为我的朋友不能来，我只好独自来完成演讲了。

老头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半天，慢慢地、意味深长地说：“您的朋友？我当然知道您的朋友的事。至于演讲嘛，您不用费心了。请问Z城的人民谁会不知道您——伟大的哲学家？您来了，这就已经够了，不是吗？请您在这个本子上签个名，我们将按时将您的报酬寄到您的住处，明天您将得到您的第一笔报酬。钱不会很多，因为我们不是阔佬。我们从前也养过一个哲学家，我们给他的报酬多了一点，结果他骄傲起来，事情不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了经验：不能对他们过于娇纵。”

“但我并没有干工作，怎么好意思收钱？请问我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我以为这老头有点疯。

“您能来就已经够了，您签了名，这是真的，而且我的眼睛很厉害，我认识您。您来了，这是我们科学院的荣幸。您请不要在这里停得太久，免得被人注意上，失去了神秘感。好，您走吧，去家里等着，我们明天一定给您寄钱，我们熟悉您的地址。”

“我住的地方没有街道名称，也没有门牌号码，你怎么寄得到？”

“您这样想吗？”老头眨着眼说道：“您这样想就错了。我请您将我当作您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我是那座房子的房主，您不过是房客，我已经在您现在的房子里住了十多年了。您看，这一来就清楚了，您不用担心什么了。”

“但那地方不通邮。”

“一切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原先不通邮，是我的一种策略，现在我要它通邮，也是我的一种策略。”

就这样，我在Z城留了下来，并与科学院守传达的老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月月初，这老头就亲自将工资送到我的住处——正如他说的，钱虽不多，却也够用——然后坐下来同我聊天。传达老头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愿意听，因为太寂寞了。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一块上小饭馆去吃饭，吃完回来又聊天。有时聊得太晚了老头就干脆睡在我这里。按照他的说法，本来他就是这里的房主人，所以用不着客气，反倒是我，因为住了他的房子，他又为我向科学院争取到了我的研究基金，应该对他怀有一种感激之情才对。

我在Z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除了月初传达老头来一次以外，平时我就无所事事，穿过这几条破败的小巷，如丧家狗一样在街上溜达，或是整天呆在房间里睡觉，没有任何人来找我，因为除了传达老头，我在Z城任何人也不认识，我也得不到外界的信息。

有一回我的电灯坏了，可就是找不到人来修理。Z城虽大，街上商店很多，却连个修理水电的地方也没有。我跑到科学院的传达室去找那老头，那里的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传达室没这么一个人，我一定是搞错了。我就嚷嚷起来，告诉他，我还在他们单位领工资呢，我是一位专家，他们请来的，不是什么骗子。那位青年劝我不要激动，并说他们单位请来的专家多得很，他不能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专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说不是骗子，也不能高人一头呀。

我憋了一肚子气回到我的住处，晚上又是黑灯瞎火的，只好早早睡觉。这种苦日子挨了半个月，总算到了月初，传达老头来了。他居然带来了工具，二话没说就帮我修好了电灯的线路。我正要感谢他，他却大发雷霆：

“谁叫你去科学院的？请问？你这个呆木头！（他不再称我为‘您’了）死尸！你以为你是哲学家我就不敢骂吗？我告诉你：越是哲学家我越要骂！一个人应该安分守己！我已经告诉你，你只要在家里等着就算完成了你的工作，可你干出了什么事呢？你不相信我们吗？你到底追求什么？想想看，每月两百块！白送给你！这就和养着一条蛀虫没什么两样。我这个老头子辛辛苦苦干了五十年，到头来只有一百块，但我却知足常乐，不希求份外的东西，请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疯了吗？你知道群众现在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吗？你在科学院引起了公愤！很多人说你目中无人，胡搅蛮缠，还有人说你是想夺权，想当科学院的院长！你去听听群众的呼声，想想你的行为给我带来的后果吧！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你，我一直干得很好，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快要退休了，你不要给我的工作留下污点好不好？”

老头子一席话说得我眼前一片昏黑。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吗？我丢了工作，跑到北方来当一个哲学家，落到失去自由的地步。可有谁逼我这样做了吗？没有，完全是我自愿的追求。自从与我那位表情模糊的朋友见过面之后，我一直在像条疯狗一样往目前这条道上奔。话又说回来，我真失去自由了吗？完全没有。我在这里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来干涉，只是不能去科学院。细想我那次去科学院的动机，除了为修灯一事之外，我有没有在下意识里想借此机会捞点别的东西呢？老头子不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对我发脾气的吗？确实，正是在我去科学院的途中，有那么一些久已忘怀的意识在我的头脑中就如沉渣泛起，使我的头发晕，眼发亮，完全忘了自身的所在了。我的脑子里甚至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也许我从前那位朋友已经成了科学院的院长？是不是他每月吩咐给我送钱来的呢？这样一想，我很是快乐了一阵，吹着口哨，私下里认为苦日子已经到头，寂寞也将结束，我将每天被人群围绕，每天到万人大会上去演讲。这些想法都被那守传达的青年吹得烟消云散，早忘记了，现在经老头一提醒才又想起来。

老头的唠叨总算完结了，我的肚子也饿起来，于是想去小饭馆，老头子却不饿，一把拉起我就往外走，说要带我去见他的一个老朋友。

“这个人在科学院守了五十年传达，”他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说，“德高望重。一个人，如果想要跨进科学院的大门，首先就要从这位老传达的眼皮底下得到许可，这种事没有捷径可走。等一下，首先让我叫你猜一猜，这个人是男是女，有多大岁数了？我数一、二、三，你就回答。好！一、二、三！”

“男，七十三岁。”

“哈！你错了。这个人是一位老太太，七十八岁。”他得意洋洋地拍起手来。

我饿得发抖，只好在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两个烤红薯，一人吃了一个。

我们到老太太家里时，老太太刚起来，正在慢吞吞地洗脸。老太太很胖，行动很困难，每动一下都不停地喘气，她的头发全掉光了，又不戴帽子，看上去很怪的。她只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紧盯她的一举一动。

洗完脸，她就开始慢慢悠悠地打哈欠，一个接一个，打了十来个之后才将眼光对准我们。这时我便看出她只有一只好眼，另一只是一个空洞。我以为这下她该要说话了，谁知她却掉转身子去摆弄一个煤油炉子去了。

“我们今天来得不是时候，”老头悄声说，“我们来得太早，而且老太太情绪不太好。我们还是先回家去吧，下午再来。”

于是我们溜出房间到了外面。我有些生气，抱怨说不知他干吗要带我上这样一个地方来，是什么用意。

老头很严肃地说：“这种事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除了她，还有谁在科学院守过五十年的大门？你能在我的带领下到这里来，难道就没感到莫大的荣幸吗？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啊。看守大门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这种工作最能体现人的价值。作为一位哲学家的你，如果不能认识清楚这一点的话，那太危险了。你可以深入地想一想：为什么科学院要设这样一个神圣的大门？为什么要派一些杰出的人物去担任看守保卫工作？可以说，正是我们这些守门人决定了所有来访者的命运。比如你，如果我在初次与你见面时没认出你来，如果我将你赶出门外，即使你是一个哲学家，又能怎么样呢？你还能像这样每月白拿两百块钱，逍遥快活吗？现在你总应该明白这位老太太的重要性了吧？她守过五十年的大门！何等辉煌的战绩！简直可以说是和国家总理的位置差不多了。”

“那么你是怎样知道我会来你们科学院的呢？要知道我原来只来过一次，而且时间很短，我觉得我上一次来你们院作报告没有表现出任何才能，所以这一次被你们封为哲学家我倒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你能告诉我其中的缘由吗？”

老头嘻嘻地笑着不予回答，却建议我将那位老太太的住所的门牌号码铭记在心，因为他认为在我今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我将不断地按照她的设计发展自己。这一切都将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就因为她是最早的守门人，这个道理就像白天的太阳一样显目。守门人是什么？守门人就是规划和具体设计每个进入大门的人的命运的人。我已经去过了传达室，这就等于已进入了科学院的大门，因为这一点，那位老太太已经在对我仔细地加以审察了，难道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吗？不要因为她没说话就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可是法力无边的人物。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走到了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饭店，一人要了一碗米粉。我刚吃了一小半，老头就把筷子一放，招呼我快走。

“又有什么急事吗？”我大为不快。

“我刚才忘了一件重要的事了，就是老太太有个习惯，每天早晨吃完饭坐下来看报纸时，总是一看就入睡了，雷也打不醒！她要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你一定注意到了，刚才我们出来时她正在做早饭，现在可能已经坐在那里吃了，我们必须趁她吃饭时和她谈问题，否则难以找出时间了。我们要赶紧快跑。”

老头不由分说就拖起我跑。

老太太果然在吃早饭，她朝我们“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然后又埋下头去切她的面包了。

“丁老太，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学生，还是一位哲学家呢。”老头毕恭毕敬地说，一边将我推到丁老太的面前。

“来了就好，不要走了。”丁老太含糊地说，继续切面包。

丁老太的话对我来说有三重意思：一是此刻不要离开她的家，二是不要离开科学院，三是不要离开哲学家的职位。她到底是哪一个意思呢？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希望她会加以说明。但她只顾吃面包喝牛奶，任凭我尴尬地站在她面前。最后，当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的时候，她的头一垂，伏在桌上入睡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心里有底了。”老头说。

回去的路上，我问传达老头丁老太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头长叹一声，说道：

“丁老太说得还不清楚吗？对我来说，她的话就像一面镜子！每次她说话我都感到心里透亮，满怀信心。还从来没有人挑剔过她的表达方式呢！你太让人失望了，我对你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而且你还是一个哲学家，这就更让人困惑，你竟会体会不出丁老太话中的含义。”

我们一边走，老头一边数落我“不争气”，“不努力”，“太让人伤心了”。他越说越气，到后来竟一跺脚，撇下我自个回家去了。

我在马路上独自站了一会儿，心里生出了一个想法。我决定一个人再到丁老太家去一次，弄清我心中的疑惑。我回到那栋大楼，上了三楼，到左边第二个房门去敲门。开门的却是一位年轻男子，阴沉着脸问我要找谁？听了我的话又硬邦邦地说：“没有这个人！”然后将门用力关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明明没有找错房门嘛！我想了一想，又去敲第三个房门，谁知出来的又是那位凶神恶煞的男子，吓得我连忙道歉。他白了我一眼，又一次用力关上门。难道会是第一个房门吗？我踌躇了好久，终于鼓足勇气去敲第一个门，门开了，出来的还是那位凶神。

“你这该死的恶棍，想抢劫吗？”他朝我大吼一声。

我拔腿跑下楼，跑到街上，从外面打量这栋大楼，发现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地闭着，所有的房门都是一模一样。那么，我有没有可能弄错了楼房呢？就在半个小时以前，我明明和那位丁老太在一起，现在她总不会从这楼里消失了吧？我应该再去试一试。

我又上到四楼去敲左边第三个门，听见里面的脚步声，那人没开门，却开了一扇窗，他冷冷地说：

“你以为我住在什么地方呢？你总没料到我会住在丁老太的楼上吧？”原来是传达老头。“你找不到丁老太的。我早就说了，没有我，你怎么分得清这些房间？这座楼是一座大坟墓。”他说完就关上了窗。

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正向我这边移动，每走几步就蹲下去捡什么东西，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我用双手用力敲传达老头的房门，眼看那影子越移越近。最后我终于飞也似地跑下楼去了。

真的，为什么我从不曾料到过传达老头会住在丁老太的楼上？从外面看，那是一栋普普通通的楼房，谁料到那里面会藏着数不清的秘密呢？我坐在家里，想到那条阴暗的走廊，和走廊上那个模糊可疑的人影，不由得心有余悸。又回想我自己糊里糊涂从南方来到科学院，成为一个职业哲学家的事，将来龙去脉细细一想，似乎是这守传达的老头一手安排了我的命运。为什么一个看门的会有这么大的权力，他的权力是谁给的，这又成为了谜中之谜。难道我如今还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跑吗？说实话，由于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溜达，我确实时常盼望他来到我的住处，以解除我的寂寞。丁老太的事实在是太蹊跷，太深不可测了，这幽灵似的丁老太，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两天后传达老头来了。

“丁老太对你并不是很满意的，”他向我宣布，“你必须等待她老人家改变对你的看法。今天科学院的院长要和你谈话，我们马上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你不会骗人吧？我太激动了，你是说院长吗？”

“正是院长。你干吗那么激动？这使你看上去有种势利的味道，很不好。”

我跟随传达老头到了科学院的传达室。老头叫我坐下，由他去打电话给院长。我不安地等着，整整等了半小时，老头才从里面房间出来，兴高采烈的样子，说：

“院长现在很忙，叫我们在这里等到下午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就来接见我们。”

于是我们就在传达室等待。传达室门口人来人往，但每个人的态度都十分暧昧，他们一闪就过去了，总不让我看清他们的面貌。传达老头站在我背后告诉我：

“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这里进去的每一个人，在我家里都存得有一一本厚厚的档案，这道门可不是随便进得来的。就比如说你吧，难道不是我批准你进来的吗？你也有一本档案，我已经在上面记录了很多东西了。你看，那边有一个卖香肠的小伙子，谁都搞不清他为什么会成为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也是我仔细挑选上的。如今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卖香肠，同时他又是我们的研究员。一切全取决于我的眼力，当然还有丁老太的判断。丁老太退休之后，我更尊重她的意见了。”

有一瞬间，我似乎认出了一个熟识的女人的脸。她停在门口，凝视着我，大约停留了半分钟。我紧张地、窘迫地回忆着，可就是想不出她是谁。她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趾高气扬地从我面前走过去了。“她有着很好的档案记录。”传达老头说道。

我们一直等到天将黄昏才传来院长的电话。他说他又有新的客人要接见，所以这一次，他全权委托传达老头与我谈话。

“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传达老头松了一口气，收拾东西打算离开。

“可是你还没和我谈过话呀。”

“啊？你这个缺乏灵性的人！瞧，这就是哲学家的缺陷，你还没有懂得院长的意思吗？应该怎样来和你解释呢？我们快走吧，你真烦人。”

走出门，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又鬼混了一天。一到马路上传达老头就与我分道扬镳，因为丁老太等他回去商量一件“要事”。我盯着他的背影，看见他并没有朝丁老太家里去，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跑。这老头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的确碰见过丁老太一次，那是在马路边上，在人群中。老太太低着头，拄着一根拐杖摇摇晃晃地前行。

“您好啊，丁老太太。”

“啊！你是来帮我修电话机的吧？要知道，自从这该死的电话机一坏，我就与上面隔断了一切音信。寂寞呀！年轻人，你能理解老年人的心境吗？”

“我不是修电话机的，我是……哲学家，和您见过面的。”

“是吗？如今哲学家是多起来了，有什么好处呢？完全没有！你能理解老年人的痛苦吗？”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去拄着拐棍继续前行。

院长并没有来和我谈话，传达老头也没有，他们每次都把这事忘了，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多次。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若处在我的地位，绝不应该对一件事耿耿于怀，所遇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快地忘记，才能得到内心的宁静。可在当时，每一次院长通知我要和我谈话，我都要没来由地激动一阵，跟随激动的便是那种难以形容的沮丧。传达老头大为不解，他说他想不出我有什么要激动的理由，他更想不通的是我为什么会如此的势利眼。“这是例行公事。”每次他来通知我时都这样说。经过多次反复后我才知道，所谓和院长谈话就是这么回事，根本不会有我想象中那种面对面的谈话，没人理解我究竟还要什么。

传达老头现在时常对我说：“你已经多次与院长谈过话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学会像他这样来看问题呢？莫非我的思维已钻进了死胡同？还是我生来性情古怪？

一次在饭桌上，传达老头在我肩上用力拍了一掌，说道：

“你这个滑头！整日里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心里想些什么，以为我老头子会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把你的档案拿给你看，你会大吃一惊的！”

“请你举一个例子。”

“好吧，我对具体细节不感兴趣，我愿意打比方。比方说，刚才我们来饭馆的路上，你看见那边的围墙上有一个驼鸟的图案是不是？你的确是看见了，我却没看见，所有的人也都没看见，你无法证实你看见的东西。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正在想，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总会有那么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看见那图案，这一来，你就可以确定那件毫无意义的事了。从现在起你就要大声疾呼，逢人便告。你这个滑头，你总该知道，更可能的是，要不了几年那堵墙就倒塌了，还有谁对你的心病感兴趣？你这个滑头。”

“不会没人感兴趣的。”

“当然，比如我。我不是时刻在关心你吗？不论那墙倒还是不倒，我的态度始终如一。不过你要是期望还有除我之外的人来感兴趣，那可就作错了梦。我为什么感兴趣？因为我是科学院的老传达。我不关心什么图案，只对你的想法，你的眼光感兴趣。真情就是：你必须在我的循循诱导下，于某个下午深入科学院的内部。我是光荣的看门人。”

“我认为丁老太与我的事无关。”

“哈！你这个滑头，你想撇开你的上级吗？我告诉过你是我选择你来当哲学家的，你知道是谁促使我作出抉择的？你没想到这一点吧？丁老太是我们那栋大楼里的管理人，发号施令的角色，她将批准我处理你的待遇问题。现在你总知道你要撇开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了吧？”

“我真想到科学院里面去，立刻，你应该可以想到我现在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从南方跑到此地来干了些什么。”

“干了些什么？现在不正是你心中理想的实现吗？我不能根据你的迫切心情带你去科学院里面，这是违反常情的。我告诉你，你必须打消这种迫切感，直到有一天，我们于无意中误入那个圣地。我是受丁老太委托的光荣的看门人，一切尘世间的干扰都不能影响我的抉择，你早该看出这一点了。”

接下去一连十多天老头都没来，也许他是对我生气了吧。我终日在马路上游游荡荡，可怜巴巴。时间长而又长，我拼命放慢节奏，在痛苦中煎熬。可我周围的人们（或假设的人们，因为我现在基本与世隔绝了）谁又会相信我内心的空虚呢？他们一定认为，一个哲学家，一定是成日里冥思遐想，遨游太空。要么就是坐在一个桶子里一动不动吧。假如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曾想，每天一个人逛马路，吃小饭馆，痴痴地等着一个什么看门人来，他们又对我作何感想呢？他们会不会相信我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发现我根本不懂什么哲学，而且对哲学也丝毫不感兴趣呢？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但要纠正这个误会已来不及了，我利欲熏心，昏了头了。

回忆我所做过的事，感到自己还是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第一，我听信了一个北方朋友的胡言乱语，也不谨慎地加以证实，就只身北上，与他们混在一起，而其他人是不太可能如此冒失的。第二，当出版社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称我为“哲学家”，并将我的活动称为“卖橘子”时，我没有站出来将真情公布于众，告诉他们我从未学过哲学，告诉他们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剽窃者，而是对哲学家的称号加以默认，单单否认卖橘子的说法。如果换了其他人，是不会搞这种折衷主义的。他们要么全盘否认，要么全盘接受。第三，我为了当这个冒牌的哲学家，竟然孤注一掷，抛弃了家庭、职业，只身跑到北方来，这又是十分不合常情的举动，这就可见我内在的虚荣是何等的可怕，超出旁人。现在，我已经达到了我追求的目标，领受了冒牌哲学家的一切秘密的好处和坏处，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我不是于几天前还亲口对丁老太说过“我是……哲学家”这样的话吗？

月初的时候传达老头给我送来了生活费，他送完就要走，有急事的样子。为了挽留他，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对于我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这件事怎样看？”

没想到老头听了这句话，就像见了鬼一样瞪了我一眼，转身就出了门。

我开始去丁老太和传达老头的住所外面徘徊，尤其是夜里去得更多。我抬起头，看见黑洞洞的大楼里空无一人，细细倾听，却又听见一些脚步声，令人毛骨悚然。这件事已成了我生活的中心。白天，大楼里也有些人进进出出的，都是些陌生人，我一次也没看见过丁老太或传达老头从大楼里走出来。

有一天夜里，我壮着胆子上了楼，走到三楼，忽听得黑暗中有脚步朝我奔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

“那种事永远不可能水落石出。”

我蹲下来静候，说话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大楼里又归于一片沉寂，所有的窗口都是一式一样。我溜下楼梯，狂奔回家。

还有一天中午，我抓住大楼里一个男子的衣袖，死死地跟定了他，反反复复地问他是否认识丁老太这个人。那人锐利的目光朝我扫了一眼，我忽然感到他是我的老相识，于是一愣，松了手，挤出一个笑脸来同他寒暄，而他就在这一瞬间挣脱我的纠缠，大踏步地走掉了。后来我努力回忆，又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之所以觉得他眼熟肯定是某一种幻觉的作用。这种幻觉后来又产生过多次，每产生一次，都加强了大楼对我的诱惑。我每天朝那个方向走去的时候心里都怀着一种希望，认为我一定会在那里遇见一个老朋友，旧知己什么的，而每一次的失败又使我的希望更为强烈。

我的住处一天天颓败了，雨水渗透了一面墙，北风又掀掉了厨房里几片屋瓦，房子里散发出一股霉味。我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等了又等，内心十分焦躁。

又一个月过去了，传达老头推门进来，将钱放在桌子上，没有像上次那样很快走掉，而是坐了下来，一声不响。我刚一开口对他说话，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将嘴唇一撮：“嘘——”于是我闭了嘴。他像变成了化石一样坐在屋当中一动不动。我全身不舒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在座位上扭动不休，但没有产生离去的想法，我在等一个新的转机。一直坐到吃中饭时分，老头站起来，也不和我招呼，一人独自出去了。下午他又来了，还是一动不动地坐下。我徘徊、叹气、弄出一些响声，但他岿然不动。傍晚时分他又站起来打算走，我拦住他问他明天还来不来？他沉吟了半晌，回答：“我将适当增加伴陪你的时间。”

因为他的那句话第二天我没去大楼，怕他来了我不在家。我等了一整天，他却没来。第三天也如此。我在心里嘀咕莫非这老头在撒谎？他采取这种姿态是有什么重大的决定要告诉我吗？第四天，我正打算出门，他来了，撑着伞从外面进来，满脸的不高兴。

“谁让你等我的？你完全没必要等我。这所房子又没上锁，我想来就来，你不要特别在意这一点，更不要抱什么希望，我的到来完全是我本人兴之所至，与你没什么关系。”

他用袖子掸了掸椅子上的灰，就坐下来一声不响了。我又开始围着他转，叹气，弄出响声，而他仍然岿然不动。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有耐心。他坐到中午就离开了。

后来他又接连来了两次，每次都板脸坐在那里不说话，之后又不来了。我只好又去大楼外面徘徊，心里空空荡荡的。

日子一天天挨过去——不挨过去又能怎样呢？到了老头又一次到来之际，我已经是急不可耐了。他一进门，我就感到自己完全被他所吸引，愿意永远同他在沉默中共度时光。而周围的一切，这所房子，潮湿的墙，很旧的桌子，简陋的床，都像是为我们而创造，具有了某种权威的含义似的。一天过去，老头似乎对我比较满意，第二天他又来了。我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同他坐在破烂的房子里，我们既不对视，也不谈话，一直坐得腰酸背疼才换一个姿势。奇怪的是一天下来，我竟对自己有种满足感。我巴不得老头天天来陪我坐，不要隔很久才来一次。

传达老头看出了我焦急的心情，说道：

“这是不好的，请问你怎能指挥我？我想来便来，我不来你盼也是白盼，请你恢复内心的平静。我在某一天将要带你进人科学院的办公室，不过这句话你不要放在心里，我记起来的时候就会带你去的。”

隔了一天他又来了，显得很高兴，并带给我一个好消息：院长本人要亲自来这里看望我了，请我在家里等待。我掩饰着脸上的得意，在房间里忙乎起来，我要将房子打扫一下。老头开始一声不响地看我忙，后来他忽然说：

“我们走吧。”

“去哪儿？”我十分诧异。

“去科学院呀。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那里迎接他吗？请问他是什么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命运的主宰，不是吗？再说他又不认得来你这里的路。”

我一想也对，就与老头一道匆匆地往科学院赶路。到了传达室，老头去打电话，里面回答说院长已去了我家，一早便坐车去的。我们一听急得要死，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往家里飞奔。一路上我头上冒着汗，拼命催踩车的，半小时后终于到了家。我和老头上前推开门，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见桌上有两个茶杯里面的茶喝了一半，水还是温热的。

“院长来过了。”老头满意地说。

我拔腿出门要去追，被老头死死揪住。

“你要干什么？”他严肃地说，“这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我多次提醒你对任何事都不要刻意追求。请你仔细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思考一番，就可以看出这正是院长找你联系的独特方式。难道你认为你可以与自己的命运谋面吗？我们去科学院，他老人家来这里，这中间错过了什么？什么也没错过，天地间的万物各行其道，正常得很。谁让你生出这种冒失的想法，竟然要去追赶他老人家？你太无知了。丁老太真有眼力，哲学家的确没什么用。”

“我们今天什么也没干。”

“啊，你竟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吗？我们去了科学院，以独特的方式与院长联系过了，这不叫作工作吗？你对自己的工作如此小看，请问你倒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

“院长还会来吗？”

“当然会来，对于每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人，院长决不会忘记。但你用不着对这事耿耿于怀。还有一件事我要通知你，我和丁老太最近讨论了对你的看法，我们对你目前的进步比较满意，这些都要写进档案，有利于你正式进入科学院。我们还希望你彻底克服急躁情绪。”

老头在房间里巡视了一番，建议我将床般到另一个角上去，因为离床头不远处已开始漏雨了，而他认为潮湿对于我的健康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这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我的生活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每天由逛马路，去那座大楼外面徘徊，坐在家里发呆构成，每天如此。有几次我似乎看见了丁老太，待到迎面细瞧，却发现又是个陌生人。发工资的那一天，传达老头又是兴冲冲地进来了。

“院长马上来这里，他已经出发了。”

我像弹子一样弹起，拿了一把扫帚匆忙地扫起来。我坚持不懈地忙乎了两个小时，直到屋里的每样东西都变得干净、顺眼，而同时，我时刻在侧耳细听，但始终没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响声。

老头也开始着急起来，口里不住地唠叨：

“院长是怎么回事呢？我亲眼看见他出发的，他说在途中还要去银行一次，再拐到你这里来，为什么现在还没到？是路上发动机出了故障，还是小偷偷去了他的钱？或者更坏：司机酗酒？因为违章驾驶被警察扣留？院长本人心脏病发作？他老婆……”

他不断地猜测下去，越猜测我心里越不安，而他却越说得起劲。又过去一个小时了，我开始长吁短叹，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老头设下的骗局，目光炯炯地逼视他，而他却泰然处之。到了中午十二点，老头约我一起去传达室打电话，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们到了传达室，老头接通了电话，叫我亲自去听。那头传来一个很清晰的男中音，他告诉我，院长本来要直接上我家去的，但考虑到上一次我亲自来院里迎接他的事，惟恐我这一次又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去过银行后，他就改变了主意，叫司机急忙往回赶，以免错过了与我的会面。他没料到这一次我会坐在家里等他，而他却花了很长时间坐在科学院的办公室等我，最后有位客人来看他，他就与客人一道去一个大饭店了。他委托传话的人通知我，他很乐意与我进行这种形式的会面，这一次他对我很满意，也为自己院里有这样一位哲学家感到高兴。

我一边听电话，焦急的情绪一边上升，好不容易待他说完了，我连忙问道：

“我要怎样才能与院长约定一个见面的时间与方式呢？”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好久。最后那人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已经和您说得够清楚了吗？”

“可是我想约定这样一个时间和方式，这对于我十分重要。”

“您是否认真地听过了我和您说的一切？您怎么还不明白？！”他显然生气了，我却一点也不明白。

“假如事先约好了时间和方式，”我急匆匆地解释道，“我们就可以顺利地会面，这样就不会浪费院长的时间和精力。事情十分简单，打个比方说：我去科学院，院长等我，或院长来，我等他，我们用不着……”

那人没听我说完便“啪！”地一声挂了电话，犹如向我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我脚一软，坐到了地上。传达老头冷笑着，一字一句从牙缝里清晰地说道：

“你的逻辑真是古怪，简直无可救药了，你还破坏了我的形象。我希望你今后少开口为妙。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向院长汇报你说的话，这可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多么意外啊，你现在竟会听不懂我们的话了，这是否因为你与世隔绝得太久呢？”

那一天我的情绪十分沮丧，我不断地想到与院长错过见面这件事，作出种种设想，而传达老头忽然对我的设想产生了很大兴趣，一直陪着我，到深夜才离开。我们在一起不停地谈论这件事，他甚至在纸上写下了那些设想，我记得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

“如果院长与我们同时出发，则他到达银行时我们正好到达科学院。我们在科学院被告知院长已出发往我家，于是我们拼命往回赶，途中我们撞了一辆车，没有受伤，却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时候院长正好到达我的住处，他等了约莫五分钟，十分生气，赶忙回科学院。在院长回科学院的途中，我们刚好解决了撞车事故往回赶，与院长迎面碰见，院长严厉批评传达老头失职，忿忿离去。”

我们就这样一个设想接一个设想。我满脑子惶惑，传达老头则十分兴奋，不时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刺耳，又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有一次，他说着说着竟然将手指头点到我的鼻子上来了，弄得我十分反感，忍不住大吼一声：

“难道见不到院长我就完了吗？”

我这一吼，老头更兴奋了，举出种种我不能与院长直接谋面的重大原因，末了又补充说：

“这些日子我和丁老太真为你忙坏了啊！”

“假如这一次院长没有与我错过，而是按正常的方式见了面，情况会怎样呢？”

“正常？你认为我们不正常吗？还有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你竟然小看它！你和院长已经见过面了，为什么你就不懂呢？”

“可我并没有与院长见面。”

“你所说的见面是怎么回事呢？让我帮你说出来吧！”他跳上桌子，用一个信封做成一个小喇叭，大声朗诵起来：“灰绿色的云彩啊还有蛤蟆、蜻蜓和桌上的热水瓶，为什么如此急促地移动？我快要走进半月形的拱门，莫非我的脚步很重？”他又跳下来，拍拍我的肩，和蔼地说：

“这就是你所说的见面吗？你这个滑头，满脑子虚荣作怪的可怜的人，我和丁老太为你的事整天操劳。我们已经搬家了，你知道吗？”

“是吗？”

“早就搬了，不过还在你常去的大楼里，只不过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我们不在任何房间里，谁也发现不了我们，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你，我相信你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大楼就如阴森的鬼魂，萦绕于你的脑际。’你体会到这个了，这很好。”

“有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又见到丁老太了，那种感觉是很模糊的，我完全没把握，我像一个苦役犯。”

“模糊会给你带来幸运，小伙子，你真幸运——我们在为你效劳。如果你每次去那楼上都遇见一个黑影，那就非同一般了，你就可以想想那些古怪的问题了。你蹲在那里，肯定还听见过猫的脚步声，不是普通的猫，是那种猎狗一般大小的山猫。你的缺点就在于某些时刻过于伤感。”

传达老头临走时给我留下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他告诉我他最近要回老家去，所以很久不能与我见面，请我自己好好保重。

他的衰老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留下死一般的寂静。

传达老头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孤独中度过。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去科学院的大门外徘徊了。我伸长了脖子朝里面瞧，看见传达室内空无一人，传达老头的椅子仍摆在原地方。我往那里面走了两步，立刻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将我一把推出门外，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失望、焦急、惶惑、苦恼，这些感情困扰着我。抬头望去，科学院的楼房隐蔽在远处的丛林中，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房顶的避雷针。

也有那种时候，从大门里窜出一辆小轿车，但窗内放下了天鹅绒的帘子，无法看见里面。车子像弹丸一样弹出老远，消失在马路尽头。有一次，我曾朝着一辆黑色的小车大声呼喊：“院长！院长！”车子没停，一溜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大门里走出两个穿黄制服的人，命令我马上离开。我说出传达老头的名字，并告诉他们我是个哲学家。

“传达老头吗？”其中一个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几眼，“那人是这座城市里有名的骗子，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城里前几天夜里失窃的事你听说了吗？一个老贼，就是这么回事。”

“我在传达室亲自与院长秘书通过话。”

“那又怎么样呢？人人都会得到这种机会的。我听说失窃的事正是与一个什么哲学家有关，你不要再来这里转悠，免得引起怀疑。”

“你们在污蔑老传达。他一直在你们院看门，是一位功臣，我第一次来这里就是他接待我的。”

“当然，你们一贯臭味相投嘛，这种事一点也不稀奇。”

“一个骗子，一个老贼，怎么会成为科学院看守大门的人呢？”这中间缺乏过渡的环节，我完全糊涂了。

“请你不要将两件事混为一谈好不好？这是一种严肃的区分，我可以向你打这样一个比方：有一个人每天夜里飞墙走壁去行窃，白天却是十足的正人君子，科学卫士。我们怎么办呢？应该对他行窃的事忽略不计吗？将那看作他个人的嗜好吗？当然不能，我们同样要对他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的危害一点也不比那些职业盗贼小。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还经常加倍放肆呢！我们听说你也不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老实人，你干过剽窃的勾当，受害者没有起诉，你以为我们会不知道吗？总而言之，决不能让人随便模糊了这类事的界限，我们有责任向你提醒一下。”

我还想辩解，他们两个人就一边一个抓住我的手臂，推着我向前飞跑，跑了很远才松手。等我站稳脚跟，发现自己已到了马路上，而那两人已经不见了。远远望去，科学院的大门也消失了，原来的位置上只有一团灰蒙蒙的雾。当然，科学院是不会消失的，是我的眼睛已经昏花了吧。我回想那个人说的那番话，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件事：几个月前我来到Z城，住进现在的破房子，是传达老头帮我修好了电灯的线路。他虽然已是六七十岁的人，却手脚麻利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一点也看不出老年人的僵硬。当时我一点也没在意这一点，现在却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就训练有素！原来他每天夜里飞墙走壁！这件事我越往下想就越毛骨悚然，我又记起剽窃一事——原来我与老头半斤八两！原来老头早知道我是个剽窃者才看中我，将我封为哲学家的。他将我封为哲学家，然后告诉所有的人关于我曾经剽窃一事，然后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才是个老滑头，保密能手，无法捉摸的幻影。

我边走边胡思乱想，高一脚低一脚的，忽然有个人从背后揪住了我的衣服。我回头一看，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原来我的面前站着那位久违了的老朋友。他仍然是模糊的脸面，但声音响亮得如洪钟：

“你和我们同处一个城市，我妻子说，这事就像一个传奇。我知道，自从你收到我的第一封信之后，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浪费时间了。我们将住房让给了你，使你顺利地开始你的新生活，但是刚才我去视察，发现房顶已经漏雨了，这样的疏忽不该有，很不好。我对你能否维护好那所房子很不放心。你知道吗？最近我们更加飞黄腾达了，我们仍是三人演讲团，听报告的人成千上万。现在我们用不着去会场了，只要在家录好音，拿到会场去放就是。我们同时也在关注你的事业的起步，要知道，万事开头难。”一边走，他的手仍然紧紧揪住我背后的衣服，似乎怕我逃走一样。

“你知道传达老头的去向吗？”

“让我来设想一下你到Z城后的活动吧。你下火车后，便遵照我的教导去了科学院，他们将你封为哲学家，可并没有给你房子住。这时候，你灵机一动，想到了属于我的那所房子，于是你走进那所住宅，私自将它据为已有，因为这给你带来诸多的方便。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你不安，惶惑，沮丧，最后一天天成熟起来。”

“一个守传达的老头主宰了我的一切，我就是被他封为哲学家的，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呸！什么传达老头，那只是一种表象罢了。你难道还没有体会出来，所有的事全是可有可无？如果你下火车那一次没去科学院，却是去了废品站，其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也许你现在就要向我打听废品收购员的去向了。如果你真去了废品站，他们会封你为废物回收利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那你的地位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传达老头，而在于你自己。你这个人，浑身透出那种邪恶的欲望，让人一眼看见你，就要将你作为一个特殊人物对待。不过即使当了废品所的研究员，房子也是没有的，你还是会想到去占据我的住所，我也只有自认倒霉。多么清静的地方！作为一个自由人住在那里多么自在！现在像你这种自由人已经不多了，而我们，每天还要录音，忙得要死，永远不能过逍遥的日子，时间永远属于别人……”他边说边在我衣服上乱揪，将我的衣服搞得皱皱巴巴。

我们快走到我的住处时，他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阵，闪烁其词地告诉我，他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我的一个原先的同事打算向法院提出讼诉，控告我剽窃一事。那个同事逢人就说，将事件的内幕说得十分肮脏，甚至使用了“乘人之危”这样的字眼，因为他的宣传，我在家乡已经声名狼藉了，他还说法院很快就会向我发出传票，不管我潜逃到什么地方都躲不脱。这些消息弄得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讲完后，就松开紧抓我衣服的手，独自朝另一个方向走掉了。

我一进屋就将门关死（我早就请传达老头将每道门修好），还细细地将屋里的每个角落察看了一番，然后颓然倒在床上。我的脑子里乱哄哄的，只觉得有种不好的事会要发生了，从今以后也不能随便出门了。

这里共有四间房，最里面的是一个杂房兼厨房。白天，我就呆在杂房的一张桌旁，这里光线幽暗，寂静无声。我将前面三间房重重上了锁，像猎狗一样警觉地倾听，一听见一点什么骚响马上就打主意逃跑。杂房后面的窗口是唯一的出口，也比较安全。只要打开窗跳出去，就到了市郊的一条小巷。但是万一他们从这窗口进来呢？

到了吃饭的时候便是最紧张的时刻，我轻手轻脚地打开每一道锁走到外面，探察一阵，一溜就溜到小饭馆。我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遮住半边脸，低着头迅速往嘴里扒饭，扒完就走，根本不知道吃了些什么。我又去附近买了很多方便面和饼干，争取一天只出来一次。夜里，我警觉地躺着，不开灯，半醒半睡地度过漫长的夜晚。糟糕的是房顶渗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我移了好几次床都不行。现在只有紧挨炉灶的一小块地方是干的，我就将床移到了这个地方。但这里也有缺点，窗外无人的小巷里一到夜里就像有许多野物奔跑，还撞到我的窗户上。有时这些野物又相互厮杀起来，发出可怕的嗥叫，弄得我只好起床踱步。

这样可怕的日子挨了一个月，并没人来抓我，那悬着的心才放下一半。照照镜子，已经像个野人，胡子头发老长，红通通的眼珠炯炯发光。

又挨了些日子，仍旧没有一个人来理睬我，我开始担心传达老头是否已从这世上消失了。我又偷偷去了一次科学院所在地，隔得远远地张望。我看见传达室里空空的，看见那两个穿制服的家伙藏在大门后面的隐蔽处，不时有车从里面开出来，车窗都用金丝绒的帘子遮得死死的，也有些人从大门进进出出，但不再经过传达室。似乎是，那两个穿制服的家伙接替了传达老头的工作。我一边观察，背上一边冒出冷汗来。试想如果这老头已经消失了的话，谁来给我发这每月两百元的工资呢？并且我住的房子也漏得越来越厉害，我对此又完全束手无策。没有了房子住，没有了工资，我还算个哲学家吗？我妻子会怎样看我，家乡的人又会怎样看我？我还有脸回家吗？虽说院长承认我吧，但院长从不与我直接见面，非要通过传达老头。而现在传达老头失踪了，这等于我和院长已经失去联系了。再说那两个穿制服的凶神又决不允许我到科学院里面去，还说老传达是一个老贼什么的。现在我只要稍稍离大门近一点，他们就扬起手中的电棒，做出威吓的样子。退一步说，就算院长还承认我，没有了房子和工资，又如何在此地呆下去呢？眼前发生的这些事，会不会与家乡的控告或流言直接相关呢？我这样寻思的时候，看见大门那儿出现了一些变化：几十个保卫人员分站两旁，一辆从外面开进去的小轿车从中徐徐通过，停在离大门不远的处所。车门开了，从里面下来一位头发雪白的老者，再过一会儿，又走出一位。那人伸伸腰，转过脸来，却是传达老头！传达老头已换了装，很气派的样子，挽着头发雪白的老者缓缓步行，朝两旁的保卫人员招招手。我跑到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朝着传达老头大声呼喊，可他连头也没回。他就这样走到里面去了。

我呆呆地站立在烈日下，有个人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是我的那位古怪的朋友。

“你该回家了。”他朝我诡诈地眨了眨眼，“还等什么呢？人人都盼望一个体面的结局，你也不会例外。不过你不是已经有过了辉煌的日子吗？在你的家乡，阳光明媚的南方，你可以继续过这种辉煌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已初具规模。看那隐蔽在密林丛中，飘渺的屋顶！看那屋顶的避雷针！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我想通知你，我的妻子也盼望你马上离开。想当初，她还曾经帮你将衣服下摆剪成流苏呢！你没有忘记这件事吧？”

我没有立刻回去，我在那破屋子里又躺了好多天，传达老头始终没来。我躺的地方也开始漏雨了，这房里再没一块干地方可挪，我就一动不动，让雨水滴在毯子上。我不再锁门，反而将大门打开。我想，现在就是法院派人将我捉了去，也是对目前状况的一种解脱吧。谁来理睬我，谁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身上只剩很少的钱了，这都是我从传达老头给我的工资里省下来的，因为我一直有那种不安全感。我数了数，一共八十三块，回去的路费是不够了。当然，必要时可以打溜票。

当我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的时候，我的那位朋友来了。他以我熟悉的姿态快步走进房内，口里吵吵嚷嚷地，吩咐我赶快收拾行李回南方去。

“我连路费也没有了，怎么回去？”

“啊？”他吃惊地耸动左边的眉毛，“你竟然连路费也不留下！你一直就没有想过回去的问题吗？人类的虚荣心是何等的可怕啊！你从南方来到这里，当了一个什么哲学家，你以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从此不必再回去了吗？算我倒霉，我这就去帮你买票，我们一起走吧。”

火车开时，朋友敲着车窗的玻璃，恶狠狠地说：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好，我又回家了，回到这个工作了多年的办公室。奇怪的是社长对于我将近一年的出走不闻不问，同事们也像是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我仍然每天去上班，处理稿件。连我的妻子也像没事人一样。我回家推开门，她看见我，抬了一下眼问道：“来了？”我说：“来了。”后来我们就一起坐下吃饭了。她始终没问起我这一年干了些什么。

于是只好我来问她。当天晚上，在我的反复追问下，她才打着哈欠说道：“什么一年？你不是只去了半个月吗？我记得清清楚楚，半个月。我的记忆从来没出过错。”

我经常与那位被我剽窃过的同事的妻子在走廊上相遇，她每次都朝我微微一点头：“你好。”

我记起来，大家对我这一次去北方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上一次可说是满城风雨，人人都谈论我去北方卖橘子的事，人人都称我为“哲学家”。而这一次，我去的时间长得多，却谁也不提这事，就仿佛我什么地方也不曾去过，就仿佛我一直与他们在一处，他们也不再称我为哲学家，而是直接叫我老D，他们明明是已经忘记我曾被封为哲学家这件事了。

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也产生过将我在Z城的日子向他们炫耀一番的念头，因为我毕竟当过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并以哲学家的头衔白拿工资不干活，还差一点被科学院的院长亲自接见。如果我不离开，说不定传达老头终究会到来，我至今还在当我的哲学家，这可是与他们每一个人都大不相同的。可是每当我要开口，同事们就打断我说：

“这种事嘛，普通又普通，我们也经历过的，并没有什么意义。”

没人爱听我的辉煌的经历。

我的妻子也不爱听，还说我最爱夸大其词，明明去了半个月，非要吹成一年。

有一天，我又忍不住在人前说起：

“我有过一段传奇似的经历。我这个人微不足道，可经历是……”

我的话没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朝我竖起大拇指：

“老D真是越来越滑头了！”

“老D真是能说会道，别出心裁又花样翻新，哈！”

“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英雄辈出的大时代吗？谁能说不是？？”

我的辉煌的经历暂时就留在我那不太清楚的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