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顾城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漂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待待,那里待待,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作:《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须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款,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做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两百只蛋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地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

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地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使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烨,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像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担负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去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

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像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像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流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击石头,这一块大石头,他要击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击啊击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