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每位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得珍贵,我特地送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检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和科学作对,无事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您哪儿不舒服”吗?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都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而小阿姨在一旁说“她就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地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的病?

…………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那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现在人都不在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别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妈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妈说我错了,她也听不见了。

妈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我常常瞪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失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妈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妈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妈。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余生不断地反省,而妈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再也无法替妈多担哪怕是一点点痛苦。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妈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妈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情。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不住地去想。我想妈的感受,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借助她的力量来开导开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自己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后,只好对胡容一诉衷肠。

胡容试着帮妈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她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妈,妈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妈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着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的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的一声跌坐下去,便说:“您看,您咚的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是很危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利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自己多锻炼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妈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妈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受累,她毅然决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妈:“您怎么能这么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还能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意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炼到了四大皆空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儿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儿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呵呵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大度,而是天生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了我,甚至卖了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记恨。

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一九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妈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

他品行极好、忠厚老成,却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学业,跟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老死他乡,我也不会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译的谜。

记得中学时代有个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

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因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因贫血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候……

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

也许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

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

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便只好自艾自怜、心生怨气……

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

…………

我自作自受地选择了这种生活,并且没有本事解脱不说,还把这种种缺陷的伤害转嫁给妈,让她成为这种生活的受害者。

我在生人面前还能做个谦谦君子,忍而不发。在妈面前却忍不下去,也不忍了。

知道不论跟谁都得进入角色,只有跟自己妈才不必着意“关系”,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干脆说,母亲就是每个孩子的出气筒。

只要妈多说我几句,或是不听我的安排,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来说去,我就来火了。即使为了她好,也做得穷凶极恶。

其实八十高龄的妈并没有给我多大负担,很少需要我的照顾,尤其我在先生那边恪尽妇道的时候,她不但自己做饭,还要张罗我们的日子……更不要说她前前后后带大了我、又带大了唐棣,我们两代人都是她千辛万苦,东刨一口食、西拣一块布养大的。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让我尽了一点所谓的孝道,最后还不落忍地匆匆结束了这种依赖我的,前后不过两个多月的日子。

妈从没累过我,倒是我把妈累了一辈子,是我把妈累死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初我出访三周,知道妈舍不得花钱吃水果,特地把买水果的钱留给小阿姨,让她必须定时去给妈买水果。回家一看,妈还是把这笔买水果的钱收回了。

见我急了眼,妈分辩说她天天都按我的要求吃水果了。

我打开冰箱一看,那是水果吗?都是些烂橘子!

五月,在中国这种不注重保鲜技术的地方,是吃橘子的季节吗?那些橘子干得成了橘子渣,而且越吃越上火,妈的便结就会更严重。我大发脾气,把那一兜橘子哐的一声扔到了墙角,还把妈的手杖摔断了。

我说:“妈,我真是累死了。您要是疼我,就让我少操些心,我让您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我就会少磨几次嘴皮子、少受许多累是不是?您看,为了这样的事,我们三天两头就得吵一次。”

一见我发了火,妈就摩挲着我的头和我的脸说:“好孩子,别生气了,妈改了,妈一定改。”

可是过不了几天,妈又不听招呼了。我又非得大发一次脾气不可。

我知道妈是为了给我省钱,哪怕省一分也好,她总觉得为我省一分钱是一分钱。她省一分,我不就少挣一分、少累一分吗?

我急扯白脸地说:“妈,您再省,我也发不了财。您就是不吃不喝,一个钱不花,钱也剩不下。”妈完全不懂我的劝导,更不肯和我合作。她就是不明白,我的钱怎么也得花光,与其在别处花光,不如让妈花光。可妈就是不开窍。

再不我就给妈磕头、下跪,求她吃,求她喝。那种磕头、那种下跪,是好受的吗?

我不但不感恩于妈,甚至把妈这份苦心、爱心,当做是农民的固执。有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甚至说出让妈伤心至极的话:“您的脾气可太拧了,怎么劝都不行,怪不得人家和您离婚,谁和您在一起也受不了。”

…………

这期间妈还问了问做过放疗的胡容,放疗疼不疼。胡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

其实放疗的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比如恶心、低烧、脱发、消瘦、食欲减退等等。虽然我为妈准备了预防这些副作用的药,但效果不会很大,她一定还会感到痛苦。先生说,即使妈能闯过手术关,也不见得闯过放疗关,毕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

但是妈对胡容说的这些话,胡容也是在妈去世以后才对我说。我问她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她说,那天在我家门口告别的时候,几次都忍不住要对我说了,可是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她不忍心再说这些令我大恸、大受惊吓的话。同时又觉得妈那些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妈看上去虽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像她说的那样,说走就走了。哪儿想到果然就成了真。

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

这就是命!

吃过午饭不久,妈说要上厕所。我没有扶她,还是要求她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

可是我眼前突然一暗,就像落下了一道沉甸甸的黑幕,一件意想不到,让我感到毁灭的事情发生了。

妈不但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下,如鱼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来。她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进入无意识状态,有一种大撒手的解脱和魂游已远的渺然。

那一瞬间,我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有一切都完了,再怎么努力都不行了的直觉。

我的头一下就蒙了。

接着是气急败坏,甚至是愤怒。

那不是一般的气愤。

妈这样做,简直是对我对她的爱的背叛;

是对我自她生病以来,唯恐丧失她而饱受煎熬、担惊受怕的背叛;

是对我们共同的苦难、艰辛的背叛……

我的大爱,那时一下变成了大恨。

我恨妈的心理障碍;

我恨妈的固执。这固执不但是她自己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

我恨妈不再、不能和我配合起来,为迎战越来越近的脑萎缩、为她能好好地活下去而决一死战。

我恨妈这样做不但对不起我,也对不起她自己。我们最艰苦的阶段都熬过来了,冒那么大风险、受那么大惊吓,情感上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现在却这样自暴自弃。我和妈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都救不了她吗?

我恨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

接着这愤怒,是无底的恐惧。

妈一旦知道这样滑下去的轻松,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一滑,可真是一滑而不可收了。如果截不住这个滑坡,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我就别再指望她今后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了。我真怕她就此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疾病的勇气……

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脑萎缩的后期症状,难道这么快就来了吗?

这简直就是往深渊里坠。我决不允许!

妈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时,我要她活下去的愿望,可能胜过她自己。

我没有扶妈,反而冷酷地说:“好吧,就当这是床,就此练练怎么从床上坐起来。”

妈在地上爬来爬去,翻来翻去,连从地上坐起来都不会了。爬到长茶几前就用两条胳膊撑着茶几,两条腿软软地斜蹬在地上,一点劲也不使。仅仅靠着胳膊上的力气,把上半身撑了起来。这怎么能站起来呢?要想站起来必须两条腿使劲才行。

不一会儿妈的劲就使光了,浑身累得发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不论驾车的车夫怎么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来了。

此后,我再不忍看路上那些驾不动辕的老马,那会使我历历在目地想起此情此景。记得母亲去世不久,当我见到一匹滑倒在地的老马,不论怎样挣扎,也难以从结冰的路上爬起来的时候,甚至站在大街上就不能自已地痛哭失声。

妈一定精疲力竭,魂魄都出了窍。动物对此有非常的感应——对妈感情极深的猫咪这时冲了过来,厉声地嚎着,用它的小脑袋一抵一抵地抵着妈的两条胳膊,好像为她受这样的折磨心痛不已;又像要保护妈;又像要助妈一臂之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发出丝毫恻隐之心去扶妈一把。我连畜生都不如了。

最后还是妈渐渐收拢了两条腿,两腿这时才能用上一点劲,然后站了起来。

可我还是不肯就此罢休。见妈的腿好不容易懂得了使劲,就想趁此机会让妈再巩固巩固腿上的感觉。

结果是适得其反。

妈又出溜到地上爬了起来,一直爬到靠窗的沙发前,面朝南跪坐在地上不动了。

那时妈只要一扒面前的沙发就能坐到沙发上去。所以我还是逼她自己爬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可是妈不,她说:“咱们协商协商。”她的意思是让我把她搀起来。

我狠着心说:“不协商。”

刚说完这句话,电话铃响了。是谌容来的电话,其实我何尝放心让妈老是跪在地上?三言两语说完电话又赶紧回到客厅,希望这一会儿能发生奇迹,妈已安坐在沙发上。

没有,妈还在地上跪着。

妈可能跪累了,两条胳膊全杵在身体左侧的地上,上半身的重量也就全倾泻在那两条杵地的胳膊上了。因为上半身向一边倾斜,臀部也就翘起并向左侧扭去,这样,她连坐直自己的身体也不会了。

我说:“您把身体侧过来,屁股放平挨着地。屁股一挨地您就能坐直了。”她照着我说的试了试,果然坐直了。

我说:“您看,多容易啊。不过一秒钟的时间,您就会了。一切您都能做到。”

妈自己也说:“连一秒钟也没用。”

可妈就是不能自己起来坐到沙发上去。

最后,我看时间拖得太久,她又实在不肯起来,只好把她搀起来。

妈刚在沙发上坐好,就用颤抖的手把歪斜了的帽子戴正,像所有遭了凌虐而又无可应对的弱者那样,只能自艾自怜、下意识地整整自己凌乱的衣着。

这时妈又要上厕所,我不再逼她自理,搀着她去了厕所。

为妈整衣的时候,我看到她身上的紫癜更多了。

联想到几天前就出现的淤血情况,这才猜想妈可能又添了什么新病。我想,一定要带妈到医院去了。但那时已是星期六的下午,医生护士都下班了,即使到了医院,妈既无高烧又无痛苦,也不一定会引起值班医生的重视。妈虽然添了新病,却并不一定是大病,等到星期一再上医院也不迟。

可是我错了,那正是大病,而且是要命的大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