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比我有主意。一九八七年患黄疸性肝炎住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护士总是拖到十点以后才给她输,每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输不完,她就没法起来打饭。而我一般下午才到,她不得不经常麻烦病友。为此妈要求护士提前给她输液,以便赶在午饭前输完。

护士不理会妈的要求,她就来了个绝食。这才引起护士长的注意,那个护士不但提前了输液的时间,态度也好多了。

妈手背上的大块淤血,是不是说明她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我那时要是能预见这个信号带来的后果,就不会同意手术了。

所谓特护,并不是医院里专有一批干这个事情的人,而是护士们的第二职业,全靠自己挤时间干。白天不能耽误正常工作,晚上还要值特护的班,几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很辛苦的。

我们这位特护虽然不断冲盹儿,但都能及时清醒过来,给妈量体温、量脉搏、查看各方面的体征。尽管查下来的情况都很正常,我还是一点不敢懈怠,眼睛连眨也不敢眨地注视着妈的动静。

按理有了特护,我就可以大撒手了。可我觉得让她服侍妈的大小解总是不妥,还是由我亲自动手为好。

按照妈的脾气,我本以为她会拒绝他人,包括我在这方面的服务,没想到她什么异议也没有。大概到了这种身不由己的地步,也只好听人摆布了。

这一夜算平安地过去了。

特护交班以前,说是要给妈换上干净的被单,因为被单上沾了不少妈的血。我问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换?她说妈用不着起来。只见她一个人把妈翻过来又翻过去的就把被单换好了。真不愧“王牌护士”之称。

那个早晨,是我记忆中一个非常明媚的早晨。

九月二十五号换了一个特护,不可能老是“王牌”一个人盯着,她还有她的本职工作。

下午,我发现连接导尿管的口袋里尿量很少,心里一惊,以为妈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妈把导尿管蹬下来了,漏了一床的尿。我知道这个特护是外院来进修的护士,怕是做不了什么主的,只好先在床上铺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再垫上厚布垫。不过妈还是等于睡在尿坑里了。

这个晚上,妈的两只手还是像绕毛线似的在胸前绕来绕去,我们又用绷带把她的手固定在床栏杆上。迷蒙中妈也曾想把手从绷带里挣出来,但我们总是给她绑了又绑。

这一夜,也算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四。白天没有给我们安排特护,护士长说抽不出人。完全由我这个没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顶班。白天还好说,大夫护士全在病房。到了晚上怎么办?护士站又只有一个值班护士。我一再请求护士长晚上给我们安排一个特护。

这天,妈的神志渐渐恢复过来。我问她头疼不疼,她说不疼。

又问她头晕不晕,她说不晕。

又不断伸出手指考问她:“这是几个手指?”

妈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妈就不只是高兴,而是兴奋了。虽然她不说什么,我却看得出来。

比如手术后本应多睡,就是妈自己不想睡,她那经过大手术的身体也会自然调节她的睡眠。可她居然就睁着眼睛。她是舍不得睡呀,那等于是死而复生的体味,她一分钟也不想放过,更何况她做的本是别一番准备。

晚上,“王牌护士”又来护理妈了。

幸亏是她来了。

我立刻告诉她妈睡在尿坑里的事。她马上就找来干燥的褥子和干净的床单,甚至还有被套、枕套。为了大换卧具,我们把妈从床上抱起来,让她靠坐在太师椅上。这时我才看出这次手术对妈的影响之大。她力不能支地瘫靠在椅背上,颈子软软地歪着,全身都显出在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生气丧失殆尽的颓唐和烦恼。

待卧具换完之后,妈才又睡在了一个舒适的床上。

由于前两夜都平安无事,我想第三夜更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何况还有“王牌”特护。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把折叠床撑在阳台上,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很快就被惊醒了。

妈不安地折腾起来。

特护又是给她量血压,又是给她量脉搏。我紧张地查看妈的全身,发现她的刀口出血了,而且越出越多,把包扎在头上的绷带都湿透了。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特护,她赶紧把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找来。王大夫打开头上的绷带,我看见妈左半边刀口对接得很好,缝得很光滑,针脚很小也很匀称。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已经长牢了。果然如妈所说:“我的皮子可合了,很容易长上。”

这半边刀口是甲大夫缝的。

右半边的刀口不但没有对接好,缝得也很马虎,以致刀口两边的头皮向外翻着。鲜血正是从这里的每一个针眼往外直冒。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吓得两腿发软,趴在床栏上哭了起来。

这半边刀口是Y大夫缝的。

王集生大夫只好又在妈右半边的伤口上补缝了几针。

如果说妈最后是因为凝血机制紊乱,引起某个要害部位出血而造成猝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凝血机制的紊乱呢?会不会是由于右边伤口没有缝好,再次出血的打击造成的?

也许不能这样说,但也不能不这样说。

但是我的心告诉我,这正是妈过世的原因。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后会怎么想,也许他什么都不会想。

我的朋友、人民医院的张主任说,这个晚上的刀口出血,无论如何是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不祥的信号。

妈对王集生大夫在她头上的操作不但没有任何反应,反倒胡言乱语起来。

“你们要秉公办事!我就这一个后代……”是横下一条心血战到底的气势。听这话音,好像是我遭了什么难,妈正不惜牺牲地为我伸张正义。即使她在昏迷状态,为我而牺牲自己也是在所不辞。世上唯有这份真情,才是溶化在血液中的。

又说:“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哪,怎么就把我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大马路上,让那么多人站在两边看我……”

“你们这是骗婚……怎么扔给我一个红裤衩……”

…………

补完这几针,流血才止住了。但是王集生大夫很不放心,他担心血会回流脑膜,再从刀口进入颅内。嘱咐我明天一早一定去做一次CT检查,看看颅内有无血肿。

血虽然止住了,快天亮的时候妈的心率开始加快。快到多少,我不清楚。幸亏特护很有经验,又把内科的值班大夫请来了。值班大夫正好是内科主任。张主任听了妈的心脏,说没问题。护士们也说,张主任要是说没问题,那就真是没问题。我想既然护士这样说,说明张主任一定是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就没再把心率快的事放在心上。

比起妈对我的恩情,我对妈的关心太不够了。当时我为什么没再追问一句: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心率会快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当时最应该问清楚的问题吗?

如果当时我能追问一句,也许就会引起大夫更多的考虑,没准就能及早发现妈的问题,也许就不会酿成后来的大错。

可能真像人民医院张主任分析的,那一夜就是不幸的开始。

九月二十七号,星期五。一早就推妈到CT室去做检查。没有帮手,还是得求助于隔壁那个陪床的小伙子。可我们两个人还是没有力气按照大夫的要求,把妈的头送到指定的检查仪器的凹槽里去。我俯身抱着妈的头,又要使劲把妈往仪器里挪,又怕过于使劲把握不住平衡,哪只手不小心碰了妈的伤口,或哪只脚落空一个跟头摔下去,两手一奓摔了妈。所以特别注意保持平衡,并且由于这样努着劲儿而紧张得浑身发抖。

我仰起满是汗水的脸,恳求站在我身旁那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姓W的大夫:“大夫,谢谢你了,请帮我们抬一抬吧。”

W大夫一动也不动,两只手潇洒地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眼睛直直地,连回避也不回避地看着我那满是汗水的脸。我甚至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快意,让我不得不检点自己:以前是不是在哪儿伤害过他?而他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我不敢说什么,更不敢埋怨他。我知道,要是我说点什么只能使妈更加倒霉。好比说妈脑子里明明有血肿,就冲我难成那个样子而他能一个手指头都不伸,他就敢说没有血肿,等等。

我只好拼却全力抱着妈的身子,一点一点把妈的头往仪器那个凹槽里挪。我担心位置不准确影响检查的效果,那就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我再也挪不动了。当时我的那个心哪,真是苦透了。

W大夫也就那样马马虎虎地拍了。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妈颅内没有血肿。王集生大夫说,幸亏妈出血的部位是在脑膜切口的另一侧。

下午,妈清醒了,说她晚上做了很多梦,并且一字不差地把梦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梦见有人把我拉进一个帐篷之后,又扔给她一个红裤衩,她觉得那种情况很像骗婚,就冲上去和那些人理论,并且上诉到有关部门……

又梦见我把她一个人赤身裸体地扔在马路上,大夫们在马路两旁站成两排,看着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马路的中央。这可能是手术给她的刺激。

我说:“做这样的手术都得把衣服脱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需要抢救的情况,说不定要在什么部位做应急的处理,到那时再给您扒衣服就来不及了。”

尽管做了这样的解释,妈对把她赤身裸体地放在手术台上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是不高兴大夫,她是不高兴我。她觉得我作为她的亲生女儿,竟然让她出那样的丑,很有些伤心。

虽然她这时刚刚恢复神志,对进来照看她的大夫和护士,一律都能说声“谢谢”。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妈的手术,和手术后的一切反应都太顺利、太正常了。一般人脑手术后常有的水肿、血肿、感染、发烧,妈一律全无,最高一次体温不过三十七度五,而且很快就降下去了。

我、大夫,包括妈自己都太乐观了,真正是乐极生悲。

要是妈手术后哪怕发点烧,也就会引起我和大夫的警惕了。

术后第五天,九月二十八号晚上,连在妈身上的管子、瓶子都拿掉了。

临睡觉的时候妈对我说,病床睡得很不舒服,她想睡我的折叠床。我就和她换了床。

见妈术后这些天一切正常,我以为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可是我刚睡着就惊醒了。

一醒就发现妈在折叠床上坐着,正要从床上站起来。我吓坏了,她要是摔倒问题就严重了。我庆幸自己及时醒来了。

我立刻让妈回到自己的病床上去,并且把病床两旁的栏杆也安上了。她一副痴呆的、木愣愣的样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谵妄”。这是她第一次“闹”,还不太严重,以后就愈演愈烈了。

现在回想,妈的“谵妄”也和别人的不大相同。一般说来,别人的“谵妄”术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她却发生在术后的第五天。

不过其他方面的情况很让人感到鼓舞。便结的现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有了食欲;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哑了;也不昏睡了……总之,手术前的一切病状似乎都消失了。

一撤了输液,妈马上就想吃东西。术后第一次正常吃饭,吃的是瑞芳送的广式稀粥。

那天瑞芳走后我问妈:“您想喝粥吗?”

她兴意盎然地说:“我早就想喝了。”

“那您怎么不早说?”妈有了食欲,就是恢复健康的征兆。我们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

“人家还在这里坐着,我怎么好意思就要吃人家送来的东西呢?”

妈,妈,您总是这样顾脸面,委屈自己。您还是个病人呢!

我赶紧从被窝底下掏出盛粥的瓶子给她倒粥。还好,粥还是温的,正好食用。在医院里这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土保温法了。妈吃了两碗,差不多把瑞芳送来的粥全吃光了。

然后就是手术后第一次下地。我对妈说:“妈,不怕,您两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我的动员没有用,妈还是吓得大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粗气。两条腿软得像是煮烂的面条,无论如何挺不起来。她贴在我的身上,全靠我奋力后仰挺着身体支撑着她,两只胳膊往上提着她,才勉强站立。但是她的脚踩在我的脚上,却很有力。虽然很疼,我也没敢动窝,我怕一挪脚闪了妈,万一我抱不住她就糟了。

这时护士长恰巧走过。她严厉地说:“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腿和手术一点关系也没有。”

妈果然噔的一下就站直了。

然后我和小阿姨扶着妈到走廊里去,她不愿意,可是她还不能自由行动,只好由我们搀扶着她慢慢向外走。在护士长的指挥下她虽然站起来了,但走起路来腿还打晃,每迈出一步膝盖就往前一拐。但她总算能迈步向前走了。

病房里的人见妈一下地就能走路,对妈以八十高龄战胜疾病的顽强精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否则我为什么非要妈到走廊里去。这对妈的康复将是很大的鼓舞。

当然还有一些显摆。我和妈出生入死地奋斗到这个地步,难道不值得显摆一下吗?

下地的第二天,妈就不要我们搀扶,自己就能扶着病床周围的栏杆绕着病床走来走去,而且走得很利索了。

很快妈就行动自如了。

第三天,妈自己就能到处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复杂的功能她恢复得很好,而且好得出人意料;有些很低级的功能却恢复得很差,甚至丧失?比如说,自己从躺位上坐起。

后来我常想,要是妈第一次从躺位坐起的时候,护士长也能在旁边这么吆喝她一嗓子就好了。

妈一到走廊里去,病房里的人就对她鼓掌,表示他们的祝贺、敬意和鼓励。这时,妈就笑眯眯地向人家挥挥手,说:“谢谢,谢谢!”

那时妈对自己的身体还充满了信心:“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

那时妈还有闲心和我研究:“你说对面病房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在搞婚外恋?有两个女的老来看他,可是还不一起来,而是分别来。他在走廊里碰见我的时候,指着搀扶他的女人挺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自己能走她还非要扶着我不可。’”

我想妈既然有这份闲心,就说明她身体恢复得不错。

后来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瘤子是良性的。

这是我们最感幸福的一段时间。

我常志得意满地对妈说:“妈,我真高兴我签了字,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妈也多次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要是不签字,她会后悔一辈子。”

连甲大夫也对我说:“你决定手术还是对了。”

现在想想这句话,真觉得是上天对我的鞭笞。

胡容来看望妈的时候,见她脸色又红又白气色极好,就说:“姥姥年轻多了。从今以后,您的年龄应该从一岁算起。以后谁再问您多大年纪,您就说:‘一岁。’”

手术后妈确实显得年轻了,因为手术在头上横切一刀,又经过缝线,头皮相应拉紧,额上的皱纹自然见少。

剩下的遗憾就是妈那双眼睛。

妈年轻时压倒群芳、风光一时,这双眼睛功不可没。那不仅是双眼皮,简直是三眼皮。

可是到了老年,三眼皮一耷拉,就比一般的双眼皮厉害得多了。妈的一双眼睛,竟让那眼皮遮得不见庐山真面目。

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

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妈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着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妈早年是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又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母亲与唐棣。一九八六年夏。


长城。一九九〇年秋。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

“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妈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走多远、走多久,她都默默地忍受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怎么一来就打碎了呢?我心里别扭极了,可是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只好想,她经常打碎东西,我还曾让她到医院检查过,看看是否有神经方面的问题。这次打碎妈的口杯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我的多虑。

但是不要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经过这次大难,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见妈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才把不手术的恶果告诉她。妈说:“实际上手术前几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不过我不大信。妈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我给她买过法国一种叫做“都可喜”的药,针对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点,我特意告诉她,这药是法国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妈果然说她服药以后,眼睛清楚多了。其实按照她的病情,吃什么药都不行了。

十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还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

我陪床住院期间,无法分身回家,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54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把他们鞋上、手上的脏物,实实在在地蹭在我的身上。下车以后就着街灯一看,我那深蓝色的裙裤上,沾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往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

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爽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疡。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则由小阿姨代劳。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我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

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疡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

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

妈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

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是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

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硬铁皮硌疼了妈。

每当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为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只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只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靠拢至大腿根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得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妈几分钟就要小解一次,可是根本就没几滴。我想,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腾人呢?难道就不能多憋一会儿,把排尿的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妈却又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

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了,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见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折腾,肯定还是神志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妈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的时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疲劳的我考虑。累急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候,我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她也总是恨恨地“哎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弄得滚到被套一头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

那时妈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运转的“内分泌”了。如果说妈是因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堵塞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脑桥那根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慢慢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认为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是在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累。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见微知著地探析她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老人来说,分秒之间的差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想都是我害了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