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着妈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她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看了妈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妇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妈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开身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亲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连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苍老,也更显得孤独无援。想必我也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表达对大夫的信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地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

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那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所谓地说:“不怕,一点儿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来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妈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子,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妈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妈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左右。

妈是为了我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妈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妈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一旦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妈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妈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妈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我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心比心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准备做换胯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托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随时都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儿。”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儿。”

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妈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头坐下,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说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礼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急着结婚的唐棣决定在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

虽然我们常常与妈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露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妈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妈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高雅。在我们的一生中,“吃”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妈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

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尽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我老想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妈也不认为他是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妈去世后胡容告诉我,妈曾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致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妈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戗戗起来。一戗戗,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妈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妈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妈没有解释过,但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对她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所以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妈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搭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妈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最后几年妈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

……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房子住,我身体没什么病,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我都挂念!

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

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陕西宝鸡。后中为母亲,前中为张洁。左为母亲的好友方茵琴,她曾多次帮助贫困中的我们。


母亲(前排左二)与陕西蔡家坡扶小的同事们,一九五〇年元旦。


母亲给唐棣的信,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道:

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持续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生活的担子够她戗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太多了……

正像妈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妈不“提醒”,不等于她想像中的那把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妈的心撕成了两半。

妈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时时在我的身旁。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妈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妈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一样的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妈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代后事么?

然而妈要交代的岂止这些?

也许妈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妈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后来,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我却感到分外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堤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着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妈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个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拼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了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了。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的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好的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代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得取(得——张洁)你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

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唐棣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妈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了唐棣;

妈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所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忙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妈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部分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母亲给唐棣的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妈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

妈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妈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开身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里,妈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妈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妈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妈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恓惶;

妈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妈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妈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着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后悔地想,还不如让她有点思想负担和压力,那她可能就不愿意手术。不手术的话她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实在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