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口述

2008年10月13日上午7:00~8:30

季羡林: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至于如何进行,如果口不停地说,一天可能就够了。但是那样太累。现在决定一天说两个小时,大概八九次就够了。别的工作也可以做。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别人来听,也可以。

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从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说起。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猪年,辛亥年,西历的1911年,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我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划归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村。后来因为在去德国的护照上,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可能不知道谁看到后,误认为是1911年8月6日。于是我也糊里糊涂地,在1986年,在江西庐山,公开以8月6日为生日了。

我出身于贫农,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大有文章。

我的故乡,那个地方在清朝末年,是非常贫困的。山东省当时是贫困省,而清平县属于鲁西北,是穷中之穷。那里的人在山东熬不下去了,就闯关东。

我的父辈,根据季氏的习惯实行大排行,有11个弟兄。老大、老二是举人的儿子。当时举人在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没有,所以官庄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出了个大官的村庄。举人到其他地方的一个县里当教谕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季姓,在全国是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姓,我们这一支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到清平县的。

举人的两个儿子,生活比较优裕。二儿子善于经营,很富裕。我小时候,他家雇着长工,养着两头大牛。官庄分为前街、后街。我们家在前街。他家在前街是第二大富户。第一大富户姓张,住张家楼。宅院四周有铁丝网围着。

父辈的行三、四、五、六,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统统下关东了,后来客死在那里。

我的父亲行七,叔父行九。还有一个行十一,是最小的叔父。行十一,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他一叔。出生以后,家里养不起,送到离官庄5里地的王里长屯,就是我外祖母的那个村子。当地简化成王长屯,改姓刁,而名字我始终不知道。我和一叔一生有来往,叔侄关系非常好,非常融洽。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思考自己一生的憾事,觉得对一叔没有尽孝心,是憾事之一。

所谓王里长屯(当地叫五里长屯),是以官庄为中心来确定的,而为什么这样,原因并不清楚。可能就是因为官庄出了个举人,而周围村庄都没有。

我小时候,我们那里有老缺。到我们村的老缺有五六个人,五六杆枪。我见过他们在村子里绑票,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让主人家拿钱去赎。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把500大洋交上,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我们家当时很穷,绑票绑不到我们家。但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成为贫农,有个故事:

举人家虽然富裕,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帮助我们家。按道理讲,他们应该帮我们,也有能力帮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帮。父亲和叔父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就到村头的枣树林子里,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对付。兄弟两个商量,在官庄早晚得饿死。于是,下决心进济南闯荡。但是父亲文化不高,认得几个字,到济南怎么生活?

父亲和叔父到济南以后的生活,前半段两个老人不愿意对外人讲,从来也不对我说。可能相当艰难,没有什么闪光点。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拉过洋车。

兄弟俩在济南不好混,如果待下去,可能两个人都要死掉。他们商量,叔父去东北闯荡,父亲留在济南,继续拉洋车。

九叔闯荡到关东以后,发生了一个奇迹。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九叔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

说到大洋,这里还要提一下,大洋是银圆的民间称呼,以前中国没有银圆。据说中国的银圆最早是来源于墨西哥,每个银圆7钱2分。在袁世凯的“袁大头”出现以前,使用的就是墨西哥银圆。后来广东也造过银圆,孙中山的头像,但是那个银圆比起袁大头,气魄小多了。银圆那时候叫鹰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济南高中教书,每个月的工资是160块大洋,大学助教的工资是80块大洋。

这3000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当时没有银圆支付,兑换成制钱。九叔和父亲商议,要富贵而归故乡,要回家看看。九叔雇了一个小推车队,装上制钱,络绎不绝地往清平官庄推。

父亲也回到官庄。父亲是个朱家、郭解一类的人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他要炫耀财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有水井的水浇地。还要盖房子,但是新砖瓦很难一时间买得到,于是父亲悬赏:谁家能够提供盖房子的砖瓦,高价买进。就是旧砖瓦,谁家拆房子卖,也可以以高出新砖瓦的价格买进。一时间,旧砖瓦凑齐。盖房子不是盖楼房,而是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大门朝南,北、东、西各五间。

父亲一辈子是农民,因为举人的缘故,能够认几个字,也会写信。他本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炫耀却是天生的本事。官庄是个小村,没有集市。农村里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他这一掷千金的风格,就这么干。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言里没有,据说日文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中国特有的。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士。

1933年我母亲病故,我从北平回家奔丧。坐火车先到济南,又从济南转汽车,到清平的汽车站,没有直达官庄的汽车了,再走,就得雇脚夫。我下车以后,一看满眼的青纱帐,因为是秋天了,就向驴夫雇了头毛驴。赶毛驴的农民对我说,身上有什么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没有,如果有,把它交给我。当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为什么。驴夫告诉说:这里绿林好汉很多,专门抢有钱人。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是北平。然后他又问你这么个体面人物,是哪个村的孩子?我回答说,是官庄的,父亲是季嗣廉。他一听是季嗣廉的大少爷,接着说:“那就不要把钱交给我了。季七爷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绿林好汉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会来抢季七爷大少爷的钱的。”

哪知道,九叔拿到官庄的钱,很快被我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很快,地卖完了。该拆房子卖了,不多久,北屋和东屋的房子拆完了。砖瓦买的时候贵价买,而卖的时候,却是贱价卖出了。

最后我们家,到我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我就住在西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概四五岁,母亲带我到这三分地里去,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夹,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熬粥吃。我可能是具象记忆,对具体画像,很容易记在脑子里。

对门住的,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他们家也穷得够呛。他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我们村子附近的麦子已经被拾完了。所谓“拾麦子”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我们那里的农村叫“败家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这样,我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我们家造成了贫农。

造成贫农,对我来说,大有好处。“文革”时聂元梓整我,我家如果没有贫农的成分,我会被打死的。

不仅造成了贫农,保护了我,命运还把我造成了男孩子,如果上帝把我造成女孩子,我就不会到济南城里去。

为什么呢?

上面说了,我父辈大排行11个。大大爷、二大爷是举人的儿子。三、四、五、六,下关东,没有回来。父亲老七、叔父老九,还有十一,省略了十,就是一叔。

八叔回去过,在济南见过八叔。为什么他回去呢?因为传说他在东北发了财。其实他也没有发财。老八也下关东,在那里,冬天帮人家看林场。入冬,大雪封山以前,把粮食、油料、盐等生活必需品弄一点进去。冬天就在林子里住,一冬就不出来了。八叔到济南的时候,我问他,你冬天是怎么生活的,他这么说的。一冬就这么生活的。另外呢,挖一个陷阱,狗熊不知道,居然一只大狗熊掉进陷阱,他们就拿石头砸,把这个狗熊砸死,就吃狗熊的肉,就这样吃肉。

八叔挖了几十年的人参,后来有一次,挖了一棵几百年的大人参,大概很少很少,病人就用人参须须涮水,谁生了病,病人就喝那个水。在人参还活着的时候,把人参的须须,往水里蘸一下,据说,喝蘸过人参须须的水能够治病。大家轮流着蘸这棵参。这就是药。八叔以为可以发财了,但是有一家,不小心用开水把参给烫死了。烫死了,就没有用处啦。没有法涮了。八叔发财不成。八叔什么时候去的东北,我不知道。

八叔挖参的消息传到老家的村子里时,村里人把八叔当作财神,派人到东北请财神,把他请回去,帮助村子里的人发财。八叔没有本事帮助乡亲发财,过一段时间,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也过不惯关内的生活,就又回了东北,终老在那里。

因为父辈没有男性后代,而我是唯一的。我就沾了这唯一男孩的光。当时二大爷因为没有男孩,一度也想把我过继过去。但九叔在济南,条件好一些,于是我到了济南。我过继给叔父,但是没有改口,一直叫叔叔,没有叫爸爸。

我一辈子沾偶然性的光,这次也是。

我到城里,也不愉快。叔父有自己的女儿,名字叫秋妹,我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叔父养活了我,没有叔父,我可能会一辈子当农民,可能早死在农村了。所以,没有叔父,我进不了城。因为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我对叔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这是实情。

我在北园高中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在高中教德文的教员来自青岛。教德文发音不清楚,老是把gut(好的意思)的发音发成“古吃”。他喜欢独创一种十七字诗,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诗体的一种诗,我记得他有一首十七字诗: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因为两人中有一人是瞎子。

我因为受他启发,也写过一首十七字诗,表示寄人篱下的那种不愉快心情:

叔婶不我爱,

于我何有哉,

但知尽孝道,

应该!

我借此不过是略抒心中的不平,结果是,惹得叔父的亲生女儿秋妹,一肚子的不高兴。

我并不迷信,什么教也不信。缘分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缘分。实际上,缘分在哲学上可以叫作偶然性。缘分是一种解释不清的人事关系。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