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简单的小本子当中，

记录着我逝去的岁月；

这样，当我日后再次翻看，

就能想起往昔的快乐时光。

1916年

乔治·福斯特·凯南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科苏特·肯特·凯南是一名律师，为威斯康星州政府引进了个人所得税法；继母是路易斯·惠勒·凯南。他有三个姐姐——珍妮特、弗朗西丝（Frances）和康斯坦丝，还有继母所生的弟弟肯特（Kent）。乔治的生母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在他只有两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乔治很早就表现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兴趣，尤其是很多美国人视为预防措施的军事训练，因为自从1914年8月以后，战争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

尽管弗洛伦丝死于阑尾穿孔引起的腹膜炎，但小乔治一直认为母亲死于难产，这让他产生了伴随其一生的罪恶感。不过，这种伤感的情绪在这一年的日记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十一岁的乔治在这些零散的日记中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生性活泼、求知欲强的孩子，天资聪慧，不是书呆子，总是很快乐。

1916年1月21日，密尔沃基

今天，我们进行了一场地理随堂测试，感觉非常糟糕。进入一月，天气已经转暖，冰雪开始融化；今天我们不得不在融雪烂泥中踉跄着行走。因为感觉有一点点慵懒（slopiniss，原文如此），我一放学就回家了。我想，我可以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木屋粉刷完。

1月29日‍

1月31日

由于总统先生的到访，今天下午我们没有上课。我跑到礼堂去听他的演讲，那里人山人海。之后，我去叔叔阿尔弗雷德（Alfred）的办公室找他，在路上看到总统先生的汽车驶过，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总统的车。后来，我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见了总统先生，他的夫人就站在他的身后。我的小木屋终于刷完了。

2月20日

今天早晨我步行去了主日学校，在教堂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下午，我和肯迪（肯特的昵称）还有爸爸去俱乐部，看他们打桌球。晚上，我参加了教堂的爱国礼拜，我很喜欢教会里詹金斯牧师（Dr. Jenkins）的布道：“做好备战。”

2月21日

今天下午放学后我步行回家，和肯迪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吃完晚餐后，爸爸给我读了《以斯帖记》和《约伯记》的一部分，这些都出自《圣经》。

2月25日

今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亚特·莫塞尔（Art Morsell）还有莱昂纳德·巴里（Leonard Barry）一起玩了弹球。晚餐后我去了礼堂，想看看海军民兵们是不是在训练，结果有点儿失望。

3月3日

我去泰勒医生（Dr. Taylor）办公室打了预防伤寒症的疫苗。打针没有想象中那么疼，只是扎针前他拍打我手臂血管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灼烧般的刺痛。城里发现了两百四十四例伤寒症病例，已经有五人死亡。

3月4日

此篇日记被乔治·凯南删除。

3月23日

早晨醒来后，我发现屋外积了将近二十英尺厚的雪。到处都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肯迪的小推车和我的自行车上也是。早餐前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扫雪，将积雪推成了一个雪球。早餐后我和珍妮特沿着汽车在雪地上留下的车辙步行去上学，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大雪让小汽车和卡车寸步难行，雪地上的车辙是行人唯一可以行走的地方。下午我去了山姆家。忘记说了，下雪的时候还伴有雷声。

4月1日

今天是愚人节。上午我去参加了国家安全青年团（Junior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会议，听了两场有意思的演讲。演讲者一个是陆军军官，另一个是海军少尉。听完演讲，我又在附近闲逛玩闹了一会儿，学习了霍奇基斯转膛炮的射击方法。

4月8日

早晨我去了桑特先生（Mr. Santer）的足球场，国家安全青年团的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在一位海军军官的指导下训练了一个半小时。

4月22日

今天上午我帮妈妈干了点儿活，然后趁着海军民兵解散之前又跑去看他们训练。

4月23日

今天是埃斯特和查理（Easter and Charlie）的生日。从主日学校回来后我去了他家，看望了他的父母。他爸爸给了他十一美元。

5月1日

下午放学后，我步行回家。然后，我和妈妈还有肯迪一起去外公家看小猫崽。玛丽婶婶的猫四天前生了五六只小猫。我们的成绩单出来了。我又名列优等生名单，排名第十，成绩是87.125%。

5月15日

今天下午棒球训练，之后坐车回家。从今以后我就用左手击球了，因为我的左手击球技术几近完美，迷惑了投手。

1924年（上）

这部分日记主要写于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的最后几个星期。显而易见，这些留存下来的残缺不全的记录，仅仅是凯南数量庞大的大学日记中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在凯南的记忆当中，大学阶段的生活并不愉快，但从日记来看，他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跃。凯南对学业一丝不苟，成绩却令人喜忧参半。在此期间最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或许是，后来凭借散文风格获得无数荣誉的凯南，在申请写作课程的时候居然被拒绝了。

4月28日，普林斯顿

今天早晨，在麦克尔罗伊的讨论课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威尔逊总统。他说威尔逊最终会被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向美国人民阐释了一战的意义，让这个国家问心无愧地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并为之做出牺牲。

4月30日

今天有雨，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研读古奇的《现代欧洲史》。这本书典雅凝练，对纠正我自入春以来出现的幻想倾向很有帮助，因为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理解和分析其中的句子。

5月1日

今天主要的事情是和艾瑞克一起穿过佩恩庄园，参加克里奥（Clio）讨论组，主题是排日法案。很自然，讨论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我仍然要将观点记录下来，免得日后遗忘。处在目前“君子协定”之下的事态让人不甚满意，但是，在事前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警告或者与其协商的情况下，就突然通过排日法案仍然是不合理的。日本大使的抗议并不是想表达对一部分参议员的愤怒；抗议本身也并非试图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指手画脚；这仅仅是一个提醒，如果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提交的法案，使之上升为法律，就意味着它是美国的正式意见，即日本政府没有秉持君子之风，那么日本就不会听之任之，因为美国并没有给日本机会对此问题进行解释。

5月2日

除了学习，我今天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在接受了将近十五年的“教育”之后，我现在才学会该如何吸收知识；或许，从明年起，我就能开始自如地吸收知识了。

5月6日

今天只上了八点钟的一节课。原本打算利用上午在佩恩庄园好好读历史，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看鸭子和游鱼戏水。于是，我决定早点回去完成计划的学习任务。回去之后，我先去游了一会儿泳。晚上，一直学习到八点半，然后去看望阿米。他和我争论种族问题，并向我显示，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比我深刻得多。他极力说服我接受他的“低劣种族消灭论”。尽管我不理解为什么这种观念从原则上讲就是错误的，正像有一些理论乍听起来非常合理，但只要想想应用的困难，就会发现这些理论不切实际；不过，只要我还身在校园，只要日后还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理论家。还是先思考一下自由贸易和计划生育问题吧！

5月9、10日

周五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关于航道的论文。下午晚些时候，我去坎贝尔（礼堂），演奏了五弦琴。整个晚上，我都在前程街（Prospect Street）的聚会上游荡，主要是在克洛斯特家（Cloister's），艾德·格林（Ed Green）是东道主。聚会非常不错，没有喝酒。一整天都在走来走去，腿酸疼得无法忍受。早晨六点才上床休息，七点半又起床开始学习，接着闲逛了一整天，晚上又去聚会跳舞。这次是在德兰西街（Delancy St.）2310号菲尔家。整个聚会激情四射，感觉很棒，我也乐在其中。啊，我该好好睡一觉了。

5月12日

惠特莱斯教授就美国工业发展问题做了最后两场讲座。其中一场比较有趣，令人印象深刻；另外一场，我听完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记住。惠特莱斯教授详述了我们本质上并不喜欢变化，我特别想把我对这个问题的独特理解告诉他，但最后还是没有说。麦克尔罗伊的讨论课很有意思，特别关注帝国主义和“各地人们的权利”等问题。下午给康妮和康尼写信，感谢康妮寄来一盒软糖，然后建议康尼今年夏天好好用功，不要陪我去欧洲了。当然了，他一定不会听我的，因为他缺乏远见，对未来把握不清，不相信我的判断。康尼对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和他一起去欧洲，一定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会遇到无穷趋紧的考验、麻烦和苦难；但是人本就毫无理性可言，我仍然对一同出游充满期待。

5月17日

十点才回来。住我楼下的一个家伙忘了带钥匙，进不去屋，他穿着正装，显然是刚从舞会上回来。他什么都没有带，只得到我这儿碰运气。我翻出一条旧时在军校穿的白色帆布裤子，让他拉着一头，我拉着另一头从窗户翻出去，爬到他房间的窗户外面，爬进去从里面打开了门。不用说，他一辈子都得感谢我。

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天空中一轮满月，月光明亮耀眼，周围的星星黯然失色；轻柔的微风徐徐吹来，空气中充满香甜的味道，就像舞会上的美女从身边一闪而过留下的甜美气息。我在研究生院南面毗邻高尔夫球场的小道上慢慢踱着步，嘴里叼着烟斗。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丛，繁花似锦，在月光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辉，一切都美轮美奂。

哦，小姐，我凭着这一轮圣洁的月亮起誓，

它的银光染亮了果树的树梢。

在游泳池的北面，发球区的护栏附近，有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在来回地踱着步子，口中喃喃自语。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反正我一靠近，他就迅速地走开了，但还在对着月亮自说自话。看来在普林斯顿，傻瓜可真不少啊。

5月18日

花了将近一整天阅读美国史和康拉德的《奥尔迈耶的愚蠢》。下午到研究生院听了一场管风琴演奏会。但不知为什么，感觉没有从前那样享受了。晚上，跟哈里一起去钥匙与封印俱乐部吃了晚餐。

5月19日

今天浪费了好多时间。大约一点，散步到佩恩庄园，坐在树荫下读完了《奥尔迈耶的愚蠢》。晚上，见到了默奇先生，他说我之前的英文成绩太糟糕了，不能选修他的英文写作课。我的虚荣心备受打击。

5月20日

中午参加了麦克尔罗伊的讨论会，会后他就一直“算计我”，说我“在一些问题的分析上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能力”，在他的课上我会成为最优秀的学生。我选了他的课。晚上与大卫·怀特（David White）聊了很长时间；这是我在社交方面与众同流的最后阶段。拒绝遵循（或者说不能遵循）传统是第一阶段；接受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则是第二阶段。

参议院通过《战后补偿调整法案》（Bonus Bill）的消息让我顿生灵感，想写一篇评论投给《普林斯顿人报》（Princetonian）。但是，智慧教会我，还是把议论发在日记里吧。

一个人应该深怀敬畏之心去仰视美国的参议院，因为这些参议员都是成就辉煌的人士。

毫无疑问，他们的前辈曾经创下惊天伟业；自内战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他们成就斐然，让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更毋庸谈超越了。1866年挫败了约翰逊总统邪恶计划的“共和党多数”，齐心协力积极策划建设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伟大人物，以及今天让我们的国家免受国际法院（The World Court）掣肘的忠诚爱国者，都将在美国人民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记。

但现在这些记录要被刷新了，更伟大的事业正付诸实施。所有的荣耀与辉煌都属于美国第67届国会！这帮立法笨蛋的所言所行证明了他们的水平：偏狭得让人瞠目，愚蠢得令人震惊！

5月23日

几乎一整天都在复习，为明天的历史课测试做准备。下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去游泳，晚上出去散步。古奇《欧洲现代史》的内容，摩洛哥、巴尔干国家，还有1907年英俄条约复习得很好，其余内容根本没有复习，不过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5月27日

麦克尔罗伊今早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谈了罗斯福，又跑题谈了威尔逊，他引用了一条评论，说到威尔逊推动经济明显增长但到后期又因他而经济下滑的例子，这让我颇有想法，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今天，格蕾丝姨妈、里斯小姐（Miss Reese），还有其他几位忘记了名字的“小姐”开车来玩，查尔斯和我跟她们一起在孔雀酒店（Peacock Inn）吃午餐，之后开车去兜风。

顺便说一下，今天早晨，我内心的纠结无以复加，我登上威瑟斯庞礼堂（Witherspoon Hall）的最高处，告诉艾德·格林我在给他的女友写信。感觉轻松多了。

5月29日

下午，和鲍勃·麦金利（Bob Mckinley）一起学习（1850年以来的）欧洲史。放纵自己又买了一张舞曲唱片，陶醉其中，真是奢侈至极。顺便说一句，鲍勃坚持认为，1900年英国是支持德国的，如果他所言正确，那么我（在沃尔特期末考试中所写的）关于英国缘何支持法国的所有有力论点都显得不堪一击。再见了，优等生。

6月6日

正好是最后一页，这个日记本的页数恰到好处。周六，我去纽约取了护照，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就是无所事事地闲逛、四处游览、没完没了地见面拜访和其他一些琐事。欧洲之行开始后，我要继续保持写日记的习惯。

1924年（下）

大三暑假，凯南和“笑容灿烂的希腊大男孩尼克”，也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斯·迈克拉斯·麦索朗基提斯，以及一个来自中西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同学，周游欧洲。凯南从父亲那里只拿到六百美元, 三个旅行者希望能在履行期间找到工作，赚钱补贴差旅之用。

6月21日

上午十点或者十一点，我们整理好行囊，中午踏上了前往里奇伍德（Ridgewood）的旅程。从普林斯顿到新泽西州卢瑟福（Rutherford）这一段路，是和一位191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的绅士同行的。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跟我们说起他如何在洛杉矶弄到一笔钱：先从报社搞到空白的订阅收据，拿到价值四十美元的订阅报纸，然后运到城外去兜售。他还讲了在一个小镇政治集团中的经历，如何用指纹为选票暗做标记，这样就可以查看接受贿赂的人是否按照约定投了票。

大学里的一个朋友开着帕卡德（Packard）过来，带着我和尼克（原文如此）去了里奇伍德的乡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选址绝佳，可以欣赏哈德逊河旁逶迤的山脊。他说里奇伍德没有犹太人——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远比即将前往的欧洲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6月25日

我们又去了城里的圣基督教青年会（St.Y.M.C.A），想找个房间安顿下来，但是徒劳无功。那时已经凌晨三点半或四点了。我们下定决心要想办法节省开支，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中央公园。尼克找了一条长椅躺下来，我直接睡在地上。我们就像两个真正的流浪汉，在公园挨到早晨大约六点半。

八点，我们又去了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等待轮渡售票室的人上班。我们简直是公园里最不体面的人：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皱巴巴的，胡子两天没刮了，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天气像往常一样炎热，我们疲惫得要死，感觉非常气馁。

九点钟，我们询问了“伯伦加利亚”号（Berengaria）的票价，船将在下午五点离港。售票员告诉我们，可以花九十七元五角买三等舱的船票。也就是说，加上签证和小费，这会花掉超过一半的现金，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非常气馁。

“尼克，”我说，“船上肯定有浴缸和大床。”想到这些，我们马上抛却了顾虑，立即买了船票登上“伯伦加利亚”号。

6月26日

天啊！我们竟然跟这样一群人上了同一条船！这些卑劣、狼藉、肮脏、下流、病态、孱弱、无知、可怜之人，是上帝造人时的败笔之作，没有谁能出其右。有一个独眼的男人；一个皮肤黝黑、包着头巾的家伙不停地咧着嘴笑；一个黑人妇女；一个满脸胡须病怏怏的老人，一眼望去活像君士坦丁堡失业的圣诞老人；一个面目可憎的匈牙利人，坐在甲板的长凳上，肮脏的头发就像拖把，嘴巴大张，黑洞洞的，十足的傻瓜样，我猜他正在哼唱民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面色沉郁，那表情就像电影里的政治大亨，只不过嘴里没叼着未燃的雪茄而已；一个高大的英国男人和身材同样健硕的妻子，两人都面无表情；一个日耳曼人长相、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似乎饱受癫痫和圣维特斯舞蹈病（St. Vitus Dance）的折磨；还有至少上百个意大利佬（spaggettis，原文如此），他们长得都一样，蓄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污垢满身；还有一些身形强壮的妇女，头戴着古怪的花边帽，神情呆滞；还有一大群脏兮兮、闹哄哄的孩子从舷梯上摔下来，用洋泾浜英语（Pidgeon-English，原文如此）相互谩骂。三个英国护士，脚大得出奇，沉默寡言，神情严肃；此外，还有操着伦敦腔的乘务员，多得数不过来，他们服务的唯一宗旨是拿到想要的小费，这些人形体削瘦，神情萎靡，一副典型的伦敦人模样；最后是两个受人尊敬的、彬彬有礼的美国女老师，她们和周围的庸人没有任何交流。我和尼克很希望能鼓足勇气过去和她们打个招呼。

住宿情况其实并不差。我们有自己的房间（感谢上帝），只有一点，因舷窗离水面太近，不能打开，屋里得一直开着灯……除此之外一切都好。有一个吸烟室，如果大家都能遵守规矩的话，也还不错。还有一个酒吧，我们的手头并不宽裕，无法进去品尝。船上的食物算不上美味，但还说得过去；或许是因为看见了船上的那些人，我才对船上的食物有偏见，除了让人生厌的旅伴之外，这算是一次比较舒适的航行。

幸运的是，这些人基本上都不喜好社交。想跟我交谈的，都被我摆出的普林斯顿势利鬼的样子吓走了。说起来我在大学里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学会了在不想与别人聊天时成功地从搭讪中脱身。我的方法如下，先是情绪铺垫，面含愠怒之色，向搭讪者投以审视的目光，接着用彬彬有礼但冷漠坚决的语言予以回绝，随后脸上再表现出厌烦之情，沉默不语。这是所有普林斯顿人都掌握的社交之法，更是耶鲁人和哈佛人炉火纯青的一项技能。在这种三等船舱里，这一招真是百试百灵。

7月2日，英国，南安普敦

我们想办法避开了海关官员，快速出关。走上南安普敦的大街，我们震惊了。靠道路左侧行驶的出租车，陈旧怪异得超乎我的想象。私家车都很狭小，以至于车流中的很多福特汽车，看起来就像是老式的斯坦利蒸汽车（Stanley Steamers）。顺便说说，很多车子确实以蒸汽为动力，外形看起来就像是游艇、火车头与普通平板货车的混合体。街道上跑着外形奇怪的双层车，几乎看不到第五大道上那样的公共汽车，他们把这种车叫作有轨电车。街道都很狭窄，大多数房屋看上去也很老旧，没有高楼。如果是在美国的话，一些男人的穿着一定会引起路人的注目。你可以试想一下“花花公子”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的模样：神情庄严地从高得离谱的自行车上下来，头戴圆顶礼帽，尖领上打着彩色蝴蝶领结，身穿条纹衬衫和短腿裤，骑车时裤腿儿撸到了膝盖。主街上的百货商场里都有酒吧，白灰墙面上写着介绍葡萄酒或烈性酒的冗长广告，人们一望即知。这些酒吧大多年代久远，不过也有一些新近才开张；实际上，这个地方呈现出一种18世纪和20世纪混合的风格。在港湾酒店（Harbour Inn）或是类似的地方，刻着“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国王威廉一世敕建”“建于1695年”“蒙主恩典”等字眼，这些古老的建筑已经跟整个建筑群融为一体了。而就在它们附近，你会发现一些风格相似的建筑，外墙铭牌上却写着“伍尔沃斯百货商店”（F. W. Woolworth—3d.& 6d. Store）字样。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找到住地后，我们就出去寻地方吃饭了。晚餐的牛排非常美味，但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夜幕降临，我们四处闲逛了一会儿，又去餐馆吃了面包、奶酪，还喝了点儿啤酒，然后就回去睡觉了。旅馆更像是寄宿公寓，收取的“床位和早餐”费太高，不过在大床上睡觉真是舒服极了。

7月3日

下午五点乘火车到达埃克赛特（Exeter）。我们漫步街头，我在一家二手书店淘到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随后，我们找了家旅馆，最终成交的价格是四先令六便士。在英国，所谓的旅馆就仅仅是一栋房子而已，为旅客提供的床位和早餐价格总是比其实际价值要高出两倍。对房主来说，提供住宿服务基本上是一种兼营的副业。我们在南安普敦住的小旅馆就是理发店兼营的，这次暂住的旅馆则是面包店兼营的。

7月4日，星期五

大约上午九点半，我们出发去《罗娜·杜恩》（Lorna Doone）里写过的乡村。我们步行了六至八英里，又搭了两次车走了六至八公里，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蒂弗顿（Tiverton）。吃过午饭，四处走了走。我们想看看古老的布伦德尔中学（Blundell's School），就是约翰·里德的学校，但又不想浪费时间，心里明白在找到地方安顿下来之前，闲逛得越久，花的钱就越多，旅费还是很高昂的。

打听离开蒂弗顿的路时，我们遇到一个上了年纪、说话絮絮叨叨的律师，他念的就是布伦德尔中学。他像一个犹太布贩子似的拉着我们到他的寓所，展示他珍藏的古玩，回忆年轻时的岁月。虽然年近古稀，但他很硬朗，也很健谈，由于大量吸烟，他的嘴唇早已失去健康的颜色。他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老物件儿，这些藏品让他颇感骄傲。其中有一幅画，描绘的是约翰·里德曾经就读的老校舍，制作画框的木条是这个老男孩从校舍木板上偷偷掰下来的。

半小时后，我们终于摆脱了他，动身前往达尔弗顿（Dulverton），希望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因为出发时已是下午了。前三四英里的路程我们一直步行，后来遇到一个农妇，她邀请我们搭她的双轮马车。这是一种只有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除了她之外，车上还有一个婴儿、一辆婴儿车，以及几个包裹。不过，我们还是挤上去了，外加我们的行李箱。农妇非常健谈，我们愉快地聊了半个小时，内容主要是农民的艰辛困苦。她问我们是否觉得税率调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我感到，我们没有向她解释清楚一件本国制造的商品并不一定比外来品便宜这一点。下了马车，我们又换上一辆汽车，直驱达尔弗顿。蒂弗顿到达尔弗顿沿途经过一处非常美丽的山谷，田野平坦，树篱齐整，还有古朴的乡村茅舍。越往北走，土地越不平整，人烟也渐渐稀少。

到了达尔弗顿，趁尼克忙着找地方填饱肚子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邮局。给父亲写了张便条，请他再寄一百美元给我。

7月6日

吃过早餐，我们就立刻出城四处打探。说的话还像是在美国那样，友好直白，没有拐弯抹角的客套，对方也坦诚地回应我们。常见到一些妇女站在门口，不知道男人都去哪儿了。“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可以寄宿的地方吗？”“不，我可不知道哩。”“那你们家收留房客吗？”她惊恐地回答：“不！我们从不收房客。乡下人可能会收留房客，要不你问……问问他们吧。”谈话至此结束。快到中午，我们放弃了，回到镇上，在那里终于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餐厅。在埃克赛特这样的英国小镇，除了教堂，星期天还开门营业的地方屈指可数。我们在火车站等了很久，其间我读了《罗娜·杜恩》，尼克睡觉。四点钟，我们上了火车，到达伦敦已经是八点一刻左右了。

我们在伦敦谁都不认识，对于这座城市也一无所知。不过，尼克记起来，美国大学俱乐部联盟或者一个类似的组织，就在罗素广场。他热情地向一个叫博比（Bobbie）的人打听路线（他就喜欢和人套近乎），然后我们搭巴士向着目的地出发。到达广场附近后，我们又问了一个人——也叫博比，是否知道美国大学俱乐部联盟在哪儿。他没听过这个地方，不过他给我们指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在的位置，离我们站的地方也不远。我们可以住在那里，不过要交五先令六便士的费用，听起来还能接受。无论如何，能和美国人讲话，我们觉得很高兴，而且终于可以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了。

我们和负责人聊了一会儿，他是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们，现在不可能找到每晚少于五先令的房间，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伦敦的游客都在二十五万人以上。看来我们只好再去别处找找看了，还得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失业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几乎没有钱买返程回家的车船票了。我们去了这家伙推荐的一家小餐馆，只花了两先令就吃到一顿大餐，这可比其他地方便宜多了。

7月7日

游览伦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总是下意识地将它与纽约比较，或者说是将两者进行对比，因为相较于两个城市的相似之处，我更能注意到二者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伦敦缺少高楼大厦，双层巴士往来如梭。双层巴士在下城诸区已经取代了有轨电车，不像纽约那样仅见于各区中心周边的两三条街，而是各条主要街道上都有，且数量众多。伦敦的地铁，或称“地下交通系统”，看起来倒是比我们的先进许多。在一个繁复和忙乱的城市，地铁交通也必然是繁复和忙乱的，整个系统看起来就像是由几条互不相干的线路组成的，盲目而随意，缺乏明显的秩序。不过，说到公共汽车，虽然乘坐机会不是很多，但我不得不说，运行真是畅通，而且车厢也比我们的干净，乘坐更舒适，更具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巴士和地铁收费都是两便士，但是如果对路线不够熟悉，常常会因为错过站而花些冤枉钱。车辆都靠左侧行驶，这让人颇感不解——我有时简直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安排，对美国游客来说，常常要琢磨半天才行。准备过街道的时候先向左看是我们的习惯，现在却必须向右看，真让人难以适应。

7月11日

今晚我们写了祈祷词，打算在安全返回美国之前，每天晚上诵读。

我写道：

亲爱的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却没有赐给我们一丝荣耀，

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让我们快些回去吧，

让这一切都快些结束吧，阿门。

尼克写道（他更在意食物）：

我的主啊，你让我们遭受痛苦，

让我们吃着令人作呕的伦敦杂烩；

请让外面的雨不要再下个不停，

最好还能给我们送来一点现金。

7月12日

我们在圣吉尔斯圆形广场（St. Giles Circus）附近的莱昂餐厅（Lyon's Place）吃晚饭，跟漂亮的女侍应生打趣一番，她减免了我们的一部分账单。现在有三个服务生知道我们的窘境，其中两个是得利快餐店（Express Dairy）的，只要一见我们来吃饭，他们就会给我们端上几大杯免费的水，并且在结账的时候通常故意少算一两样东西的费用。

7月16日

我决定，继续向欧洲大陆出发，去他的经济拮据！我们可以去法国，在马赛结束行程，然后让那里的领事送我们回国。为什么两个年轻能干的美国人，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资金问题，就得在英国待上一个月，踟蹰于此，而不踏足欧洲大陆？

7月17日

我们在清晨六点十五分抵达巴黎……我从没有见过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哪怕只有一点点相像的也没见过。它同时拥有华盛顿的宏伟气象、费城的林荫大道、大都市纽约的自由和华丽（更有甚之），以及伦敦的厚重历史感。街道和林荫大道相当宽阔，交通从不拥堵，据我所见，出租车可以在林荫大道上疾驰，任意变换车道，无视规则，肆无忌惮地加速，就像在芝加哥一样。

7月20日

安静的一天。我一直在房间里写东西，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停笔休息。然后，去一个小公园转了转……看完了《罗娜·杜恩》。五六点钟时，我们打算去荣军院瞻仰拿破仑墓，谁知道关门了。于是，我们乘地铁到巴士底广场，在那里吃了晚餐。尼克在我的提议下点了双份的牛排和土豆，格外满足。我说他的想法、愿望、遗憾、梦想、希望、兴趣全都关于口腹之欲，他听了面露怒色。或许，并不完全是口腹之欲，但是至今为止，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身体不舒爽时精神就痛苦万分，而身体的需要一经满足，情绪也分外高涨。我们沿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那条路返回来。我很好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拍摄地点在哪里，如果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取景，那他们是如何真实地复制出大教堂的；如果是在巴黎，那他们又是如何让周围的景物符合15世纪的特色，要知道这些景观具有明显的20世纪风格。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明年秋天写一篇关于“普林斯顿的民主”的文章。我想驳斥那些谴责普林斯顿“势利”的叫嚣者，同时也要批评，普利斯顿的环境并不民主，也就是说，我要反对的是目光只停留在毕业，把获取社会威望当成大学生活唯一目标的人。我有很多问题要思考。是什么让人们对普林斯顿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极其敏感？这种分层是好事吗？它的存在基础是什么？什么是它本应依靠的？当然，我也想写写“黄金年代”的普林斯顿与现在的不同，是“光荣属于普林斯顿”的时代已经逝去，还是仅仅经历了形式的变化。不论哪种情况，促成它们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7月21日

一整天都被宿醉折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喝了一瓶酒之后，忽然有些失落和伤感，给哈丽特写了一封短信。

还在构思批判普林斯顿生活的划时代文章，想加入关于今年暑假收获的内容，那就是我领悟到，唯一的优点是坚强，唯一的缺点是软弱，在坚强与软弱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月22日

凡尔赛宫确实如传说中一样，尽显宏伟奢华。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能建造这样一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看着宫殿墙壁的一幅幅历史名画，我借机好好复习了一下历史，但是实话实说，这些画会让你笑而不语，因为它们通常表现的是一个重大时刻，例如拿破仑为他的军队授旗，亨利四世凯旋巴黎。人人都知道，所有盛大的仪式，不管是婚礼还是加冕礼，总是一成不变无聊至极，有时甚至有些怪诞。出席者以及他们吸引来的观众都表现得过于兴奋，没有完全认识到仪式的严肃性，以致场面颇具喜剧效果。

这让我想起普林斯顿战争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烈日当头，可怜的沃伦· 哈定总统坐在晃眼的白色水泥台阶上，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眉毛上的汗，比起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他更关心的是一杯冰镇啤酒吧。

从凡尔赛宫出来，我们坐有轨电车到拿破仑曾经就读的圣西尔军校（St.Cyr）参观。到达后才发现军校只在周三和周日对外开放。有位绅士告诉我们，拿破仑没在这里上过学，我们出尽了洋相。

晚上六点半左右回到巴黎，在林荫大道的圣米歇尔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匆匆去索邦大学看了看。温暖舒适的夜晚，我们从容漫步，穿过塞纳河，走到协和广场和玛德莲大教堂。我们招了一辆马车，喝了点儿白兰地，然后坐车来到香榭丽舍大道的凯旋门。刚经历了六天的饥饿，对我们两个来说，今天真是够奢侈的。从凯旋门走回住处，现在我完全同意那句话：没有哪里能和家并论，也没有哪里能和巴黎媲美。

7月24日

八点钟左右，在圣拉扎尔车站（Gare St. Lazare）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像往常一样，我喝了“红葡萄酒”，然后特别点了“修道院黄酒”。饭后我们向东闲逛，路上我又喝了一点儿酒。之后溜达到一家小店，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我在那里高谈阔论：等我有了钱，我要在芝加哥大展宏图。

7月25日

很早就醒了（其实已经十点了），头疼得厉害，去美国运通取邮件。我收到两封邮件，一封通知我不可能从南安普敦那边把钱要回来，另一封告诉我，有一笔钱已经给我汇到英国。于是我发电报要求把钱转到这边来。如果这笔钱少于二十五美元，我们或许会去马赛；如果有七十五美元到一百二十五美元，那我们可以去意大利；如果超过一百二十五美元的话，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游历，什么时候想回家再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日后在美国开一家航空运输公司变成百万富翁；成为商业航空业的哈里曼。

路上我还去塞纳河附近的一个地方游了泳。尽管河水很脏，跳板不好用，气温也相当低，但我还是挺享受在这里游泳的，而且只花了十五美分。

晚上，我下楼去通知服务员明天早晨八点叫我们起床，发现旅馆老板一家人正围坐在办公室里。有个老人以几乎每秒六十个字的速度教训我，批评我们整天就知道睡觉。他主要怪我们喝了太多啤酒，而不是喝葡萄酒。他甚至想让我明天一大早五点半就起床，和他一起出门散步，他要带我看看世界上最大的集市。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亲自上来叫我，再给我倒杯水，等等。要不是明天还有事要做，我一定会和他去，让他看看我是能起得来的。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争论了，好吧，他赢了，因为我的法语蹩脚，我只知道那么几个词。

7月26日

九点准时到了美国运通，但是邮件还没分拣出来。出去吃了东西，十点返回，收到法兰（Fran）寄来的一百美元和留言：别怕给父亲发电报要钱，他愿意汇钱。哦，可怜的法兰，她显然是被我从伦敦寄去的信给吓坏了，一字不落地将我的境况告诉了爸爸。爸爸当然极其生气，咬着牙向她保证，他一定会给我寄来所需的全部旅费。谁也不会像她这样，怀着满心的好意，却把事情办得再糟糕不过了。她满怀好意为我即将面临的风波铺平了道路，造成的结果就是，恐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造访剑桥街309号了。但是：

为了既成的灾祸而痛苦，

徒然招惹出更多的灾祸。

所以，就这样吧。目前也无力改变什么。等回到美国，我就把钱还给法兰。我想我会继续和远方的家人保持联系。

我们决定用法兰的钱去意大利，就当是父亲寄来的。到纽约后，再将父亲寄来的还给她。

【乔治和尼克从巴黎乘火车前往都灵。】

7月27日，都灵

一番费力搜寻后，我们找到了十四里拉一晚的房间，安顿好已近中午了。我们下楼到隔壁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餐厅里有一群和我们年纪相仿的意大利年轻人，眉清目秀，穿着都很整齐，比我俩强多了。我正跟尼克说着我对他们穿着的看法，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开始用英语跟我们交谈。他说他的母亲在纽约经营一家餐馆，他自己也在那里待过五年。于是，午饭期间，我们有了一位翻译，了解了很多关于意大利的知识。我们谈起《是的！我们没有香蕉》（Yes! We Have No Bananas）这首歌的各种版本，非常高兴。这首歌在这里还很流行（美国早在一年前就没人唱了），他非常想学这首歌的英文版。我们将英文版的歌词写给他，他也把意大利语版的歌词写给我们。

午饭后我们回到房间睡觉，直到晚上八点才醒。我做了糟糕、诡异、很不寻常的梦，在深深的绝望中醒来。我梦到了家人，陷入沉思。有那么一瞬间，我记起了整个梦境，但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梦非常特别，梦中发生的事情仿佛就躲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我只知道这让我感到非常悲伤。我会做两种梦，一种是基本每天晚上都会做的上百个寻常之梦，就是些与前一天有关的现实记忆和大脑里的图景，这些记忆的影像在梦中随意闪现，繁杂而无序。每当睡觉时，我们的想象和记忆会从思维的羁绊中释放出来，肆意驰骋，然后对思维产生影响。另一种梦，我无法解释。与第一种梦相比，这种梦更有秩序，有时候还颇具创意：梦中我们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或听到非常有趣的事情，还会对其进行清晰合理的思考，而这些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看来，对这种梦，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种心灵感应。

7月29日，热那亚

今天，又去海滨逐船询问碰碰运气，失望至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费力在一条小船上找个工作更让人气馁的吗？我们用惯常的礼节让领事深深折服：在有多少现钱的问题上，我们向他撒了谎；同样地，就我们能否在这个鬼地方找到活干的问题，他也对我们撒了谎。当然，他劝我们向家里拍电报要钱，告诉我们在这边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经验丰富的水手还闲在家等活儿，有个美国人正在热那亚的拘留所里饱受煎熬，等等。除非我们已经身无分文，或者他终于确信我们不可能被他唬住向家里伸手要钱，否则他是不会帮我们的。当时，甚至连尼克也认为，他没有义务帮我俩找到工作。当然啦，如果我们没钱了，我们肯定会进拘留所的。到时候，这位大使就会非常热心地替我们垫付发电报的费用；我和尼克——至少我，是不会向家里发电报要钱的。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是，他会遣返我们回国，还是不管不顾，就让我们一直待在拘留所里。

7月30日

今天上午去达乐航运公司（Dollar Line）办事处途中，我顺道询问了一下荷美邮轮（Holland-American Line）的价格，包括火车票在内。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仅仅是好奇想知道票价是多少。当女职员告诉我从莫达讷（Modane）出发票价是一千四百里拉左右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莫达讷到这里现在只需要五十里拉，整个行程加上餐费也就一千五百多里拉，这与我们在别处听到的一千九百里拉的报价相去甚远。我又让那位女士查询核对了两三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并没发现任何不妥。于是我冲回旅馆叫醒尼克，把他连拖带拽带到这里。一番详细的询问之后，我们初步预订了“沃兰达姆”号（Volendam）的船票，这艘船会在8月6日离开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那时候有可能舱位都订满了，原本预计父亲本周能汇来的一百美元钱也可能没有及时汇到（或者稍晚才能汇到）。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对我们来说都进退两难，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虔诚的信徒正祈盼着回家。钱款有可能明早就汇到，也可能除非我们写信去催，否则永远也到不了。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下午，我们走下公路，登上一处山峰，一览热那亚。向海边瞭望时，我强烈地怀念起密尔沃基市。崖壁下的海水环绕礁石，平静而和缓，放眼望去，蔚蓝的地中海特别像从密尔沃基市东面遥看的密歇根湖。但一转念就发觉，我们现在身处距密歇根湖四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一棵棵棕榈树、一栋栋方形房子、肮脏杂乱的街道，还有绵延起伏、若隐若现、蜿蜒到城镇的贫瘠山丘，都与密尔沃基市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跑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收留我们的夫妇人很好，只是他们提供的所谓“卫生舒适”的房间，既不卫生也不舒适。

下午，沿着海滨漫步，这又让我向往起在密尔沃基市曾经渴望拥有的一艘小船。假设这样的“不幸”真的降临于我的话，如果诸多条件都能兼顾的话，我希望这艘船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长，足够容纳一个配备一两张床铺的舒适船舱，但船也不能太大，否则一个人无法驾驶。我会用它来干什么，船舱要怎么装修，我要驾着它去哪里……我要先把船里装满足够的食物，再去想下一步。

7月31日

没有邮件。没有汇款。尼克一直睡到下午一点。早晨我出去逛了一圈，看到了热那亚股票交易所。和它相比，纽约的交易所简直就像贵格派教会的默祷会一样安静。意大利人说话时天性喜欢夸张的发音和手势，身处人群中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拥挤的股票交易所里，意大利人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免费搭乘了热那亚的有轨电车，我感到非常高兴。

8月1日

确认没有邮件之后，十一点半左右，我们出发去登山。尼克想去看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去观风景的……

在大门口，几名警卫告诉我们不能进入城堡，我们只好作罢。一个警卫好心地给我们一罐凉水，我们给了他们几根美国香烟以示感谢。休息期间，和他们聊了半个小时。他们是一帮粗俗、鲁莽又懒散的人。尽管沟通有点儿费劲，但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的工资一天只有四十分（相当于两美分），这座古老的城堡现在已经变成政府的重要无线电站了，里面有大约五十座无线电台，还有水手（像美国一样，这里的无线电通信由海军管理）。他们还说，他们既不喜欢意大利，也不喜欢墨索里尼，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去美国。

8月2日

今天下午，我们买了两册平装书，一册是《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册是《康拉德文集》，每册八里拉。然后我们回到旅馆，看书，睡觉。我读完伯利克里这部分后，就想把之前构思的一首诗打磨一下。这首诗还没有写完，不过已经有了粗略的轮廓。这真是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人们说真理就是美。美的真理！

傻瓜！竟然不去一试就全盘接纳！

傻瓜！竟然迷恋青春的花哨美梦！

美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谎言！

像那寻到手的花朵，会褪色，会凋零，

是对我们那可怜的希望的嘲讽。

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哪有真实？

我大声地诅咒，

诅咒那上帝，深知这苦难，

却依然高唱自由，绝不为他的奴隶打开枷锁。

但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这样糟糕，

他是否该承受这样的诅咒。

几乎不经意就获得千百种幸福，更坚实，更少虚浮，

但也只是幸福，与美无关；

幸福将感恩之心一点点注入人类的体内。

它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只源于灵魂深处，

我们曾一度获得伟大的智慧，

是否将重获更多的真义？

写得还差强人意吧。

8月4日

当发现自己做事有过于急躁的倾向以及其他不足时，我开始努力克制，好让脾气和性情更平和些。我认为人类面对的问题很大限度上并不在于他们不能完全洞察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在于他们总是能在一瞬间意识到它，而在其他方面则过于软弱，无法面对问题，只能选择逃避。这种多少有些哲学意味的问题，自然是没有标准答案来解释的，但我以为，人们面对问题时，已经预设了一些不尽合理的假设，把这些假设当成必然的解释，并依赖这样的解释。如果他们足够坚强，就可以在这个不合乎逻辑的前提下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几何学那样。只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强大，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结果也显得无能为力，继而为情绪所掌控，让矛盾不断堆积。

8月5日

早晨还是没有收到邮件，我们告诉轮船代理和美国运通公司的人员，我给家人发了电报要求汇钱过来，请他们帮忙查询是否已经汇到，没有这笔钱，我们无法继续后面的行程。他们说会在四天内给我们答复。

下午我们到城市另一边的海滩去玩，还游了泳。海水和周边的环境都非常肮脏。与美国相比，这里的人对泳衣的穿着完全不讲究。大多数男人只穿着一条泳裤，小孩则一丝不挂。

我们跟船主——或者叫“船老大”，商量了半天，想在他那里租一个靠近地面的铺位，我们现在的铺位在五层。他开始要价四里拉多，然后降到两里拉，一口咬定，再不还价。看他这样子，我们便说，看来我们只好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并且准备离开。没过一会儿，他就喊住我们，说我们明天可以搬到低一层的船舱里。所有的事情都表明，要么就跟那些欧洲人挣个高下，要么就坐等被宰。

意大利菜让我的肠胃颇不舒服，尤其是今晚，我感觉很糟糕，不得不从我们少得可怜的钱中又拿出四里拉买了一些蓖麻油。我想明天卧床休息，吃饭注意一些，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8月6日

我仿照在刊物上读到的风格，写了几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打油诗打发时间，比如下面这首：

在四岁的稚嫩华年，

他离家求学，

为了习得生意真经，

为了日后把商铺经营，

他开始学习的历程，

先学会“祈求恳请”，

又学会“水果热卖201”，

还有如何“偷税漏税”。

他还阅读了长篇大作，

谈的是《养猫》，

但他发现太无聊，

于是换了一本《手风琴演奏高级教程》。

今天还是没有邮件，我们想一定是邮寄过程中出了问题，因为我俩目前一封邮件都没有收到。

8月8日

经历了经济危机，熬过了缠身疾病，似乎就要否极泰来了。对了，我想我患上痢疾或者类似疾病，可能是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尼克好心地提醒我：这种疾病，千万不可小觑。

大约十一点，我踉跄下楼，来到美国运通公司取件处，想问一下布里斯（Bliss），热那亚有没有会说英语的医生。布里斯是个金发碧眼、严肃而阴郁的英国人。我到那儿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家里的钱已经到了，汇款单据可能中途在美国运通处理寄送和银行手续的另一家办事处耽搁了。我立刻去兑换，在工作人员午休之前拿到了一百三十美元。然后，我吃了点儿东西，整整两天，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午餐后，我们怀着好奇四处逛了逛，等着轮船售票处在两点开门。我们去了一家卖大理石工艺品的艺术品商店，在那里我发现一个用雪花石膏做的小型威尼斯圣马可狮子雕像，我想买来送给康妮做她的结婚礼物，但是现在我还买不起，等回美国之后再想办法买吧。

我们要乘坐的火车将在六点二十分开往巴黎。我们最后很匆忙地简单收拾了一下，五点四十五分离开住地，导致尼克和旅馆老板大闹一场。后者要求我们多付一天的钱，因为我们没有及时通知他要退房的消息。我真希望能完整地复述吵架的内容，没有比这更激烈的争执了。

旅馆老板：不行，你必须付这个账单。

尼克：我们不会付——

旅馆老板：我要叫警察了！我……

尼克：警察！老家伙，我们还有美国领事呢……

旅馆老板（因愤怒而发抖）：啊，我……（挥舞起拳头）

尼克：你想怎么样？

我走到柜台旁边……

旅馆老板（已经愤怒到极点）：滚蛋！

尼克（与旅店老板同时吼道）：滚蛋！

旅馆老板（败下阵来，但咬牙切齿地嘟囔）：好吧，你们就付到今天早上的吧。

我们在都灵换乘，车厢里有两个退伍的法国老兵，一个正忍受下颌肿胀之痛的法国人，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脖子粗壮、皮肤黝黑的英国人，泰迪·罗斯福那种类型的，有点儿印度血统。“可以说，这是个污点”，他极其苦恼地跟我们说道。他带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有一瓶矿泉水，于是我们就把威士忌和矿泉水兑起来喝。午夜，我独自回到半空的隔间，留下尼克和那个英国人，他俩还在争论在美国能否花钱买到大学文凭的问题。我放松地睡了一觉，两三点钟，我们到了莫达讷。

8月8日

我正试着辨认车站墙上的时刻表，这时碰到了今夏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黑人，他的双手和脸上都是污垢，但当我看到他的衬衫和衣领上也沾满了煤尘时，我才意识到这是沿意大利铁路长途跋涉的结果。他体形矮小（他后来自嘲他是“小虾米”），戴着眼镜，满脸无辜，一副让人怜悯的天真样子。他的形象真是不够体面，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分肮脏”，被煤灰蹭黑的脑袋上盖着一顶破旧的帽子，和尼克破破烂烂的帽子倒是不相上下；他身穿亚麻外套，经过意大利铁路的“洗礼”，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他一张口，我就确定他是个英国人，他一本正经的古板英语，和毫无体面可言的外表形成强烈对比，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骑行者，正职是化学家。在每年的两周假期里，他都会秉承英国人特有的严谨和热忱骑上车去旅行。很显然，他在骑行中从来不过多考虑体能问题。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他除了不停地骑车，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他想着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天能骑一百五十英里……

有一次，他被几个摩洛哥的摩尔人扣押，这些人因性格暴烈、目无法纪而恶名远播。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他用受害者般无辜、低缓的语调讲述了那段经历。我们听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对他或许不太公平。

“有一天，”他说，“下午四点左右，我停在一个小镇问路，说要到另一个地方过夜，那里离这个村庄大约有四十英里。他们告诉了我两条路线，一条是坦途，另一条要绕点儿弯路，他们称之为驼路。我想应该挑战一下驼路，便出发了。事实证明，那条路真的十分崎岖，我没有预计中骑得快，一直到夜幕降临，我仍然在赶路，没到目的地。

“骑了一段后，我看到路边燃着一堆篝火，不过我决定不去理睬，继续前行。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三个大块头，挡住我的去路。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于是用手势告诉他们，我想要继续赶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用一种非常愤愤不平的语气继续说道），他们抢走了我的自行车，我没法把车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其中一个人指了指我要去的方向，然后举起了枪，像要开火似的。是的，他们有枪，腰里还别着刀或剑一类的东西。他们打手势要我跟他们走，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到了他们的帐篷。你们知道，就是那种需要手脚并用，爬着进去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黑面包和咖啡，吃完后我们就都躺下睡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给我吃了早餐，然后放我走了。”

听起来，与其说这些人试图伤害他，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他，免得他在夜路上遇到真正的强盗。

拂晓之时，他与我们郑重告别，像来时那样跳上自行车，甚至连外套都没有脱掉。他骑车远去，消失在晨霭中。

8月9日

很早就起床，做了些琐事。午饭后，我去看医生——一个叫鲁滨孙（Robinson）的美国人，他说我得的是痢疾，给我开了些药，我在附近药店买到了。

8月13日

起床，刮胡子，收拾行李，吃饭，九点到达荷美邮轮的等候室。我们又被检查了一遍，还打了疫苗。然后，他们把船票交给我们……

我们遇见了一个布朗大学的学生，1925年那一届的。我和尼克以纯粹的东部高校学生的方式招待了他，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我常常认为人们总是蔑视经典，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毕业于新英格兰不太有名的大学，或多或少地喜欢仿效和接受旧式的经典。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圆滑。塞缪尔·贝隆（Samuel Balou）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处事精明沉稳，说话委婉得体。除非是别人先挑起事端，不然他从不会跟人起纠纷、争吵，或不礼貌地打断他人。贝隆先生对何种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了如指掌，即便是身边的人对他有所冒犯，他也不会表现出过激的情绪；几乎从来没有感受过吃惊、不屑和愤恨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通常当一个搭档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不过面对类似的情况，贝隆先生基本都应对自如。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清秀但黝黑的脸。尽管跳舞的姿势并不优雅，但他是一个很好的舞伴——现代舞又不要求舞姿优雅。我的意思是说，他肯定是跳舞跳得最好的，不论哪个女孩与他共舞，都会感到非常自在，他既不激情四射让人难以承受，又不索然无趣让人感到乏味，他是一个让人满意、受人尊敬的贴心舞伴。

他表现得如此“精明沉稳”的方法很简单。他凭借着天性而非后天的学习，就具备了东部高校学生费尽力气才能获得的品性。比如情绪，它实际上是社交活动中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对于人际交往的种种虚伪行为，特别是“上流社会”中的那种人际关系，人们出于真实情感会对其嗤之以鼻，但这种表达并不合时宜，不利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交往。要做到极致的温文尔雅，就不能轻易动感情。大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贝隆先生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他完全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是个理想的楷模。

我并不是在说贝隆的坏话，或暗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的确过于模式化了，就像预先设定好的机器人一样。他很通人情，很讨人喜欢。在这一个多月里，我见识了太多无法理喻的外国人，与他的偶遇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宽慰，他是一个中规中矩、个性单纯的人。

8月13日

我们最好把一次旅行当成一个整体而非零散日子的集合来看待，尽管旅程中的每一天都很开心，但每一天都大同小异。这就是我对旅行的理解。

出洋旅行最要紧的可能就是船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略有提及。我喜欢乘船，整个旅途中都很喜欢，我甚至希望能一直待在船上，做一名船员……

跟我一起住在三等船舱的乘客，我估计有三十人。当然，也包括眼前的尼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下面的船舱里，有些晕船，但还在读书……乘客中有一群德国人，共十一人，其中一位头发灰白、善良和蔼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朋友，他准备搬到密尔沃基市和儿子同住。我跟这些德国人愉快地交谈，顺便练习了口语。还有一位可怜的荷兰女人，她体形瘦削，面容枯槁，带着七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二岁。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们，她有些晕船，有几个孩子也晕船，我很同情他们。

还有一个从洛杉矶来的美国家庭，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这位母亲有着典型的中产阶级气质，忧心忡忡，早先在英国当儿科护士。她支持针对日本的移民法案，希望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或亨利·福特（Henry Ford）当选总统，对国联不屑一顾。她的大女儿只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些，长得很漂亮，朝气蓬勃，读起言情小说来如饥似渴。另一个女儿聪明伶俐，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娇惯的孩子。她名叫珍妮特（Jeannette），有时候让人讨厌，有时候又很招人喜欢。

我很少对他人心生憎恶，但是在船上确实遇到了让我厌恶的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佬，戴着帽子，留着浓黑的小胡子，身着棕色法兰绒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衣领的位置，却不系领带，袖扣也没有扣上，下身穿一条蓝色哔叽裤，没有系腰带，可能是由于懒惰，他脚上的棕色军靴没有系鞋带，白色的袜子露在外面，同时还露出一大截灰色的毛料衬裤。他话很多，但说话软弱无力，有种无知、虚伪、狡诈的感觉。好吧，愿上帝保佑他。还有几个看起来神情懒散、普普通通的底层荷兰人，两个邋遢肮脏的波兰年轻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这些就是“芬丹”号（S.S.Veendam）上的乘客，今天是这艘船第十四次航行。

我几乎没看到上等船舱的乘客，而所见的也没有吸引我的地方。就连在甲板上散步的漂亮女孩，我也没有欲望再多看一眼。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只有勇敢才配得上公平，只有世故才能获得公平。事实上，塞缪尔·贝隆经常到甲板上去，甚至还能参加那些人的舞会，因为一个人只要穿着体面，有一定的交际手腕，糊弄乘务员就不是一件难事。几天之后，贝隆就跟船长混熟了，还得到了他的允许，可以经常到甲板上去闲逛。

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耐心而密切地关注着天气变化，我喜欢研究天气，此外，就是在阅读。我读了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和萨巴蒂尼的《喋血船长》，还看了几本杂志。此外，我还有了一项新的爱好，就是观察海水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化。

8月23日

今早大约八点，出入境检疫员登船查看我们是否携带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虫。过了一段时间，船驶入港口，纽约时间十点十五分，我们停靠在霍博肯（Hoboken）。海关检查、和众人告别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大约在十点四十五分，我们终于再次踏上新世界的土地。我们身上仅剩两美元二十五美分了，这还是之前节省下来的一英镑，我们在船上兑成了美元。尼克决定和朋友乔（Joe）在纽约待一晚，然后再去普林斯顿，他要和迪金森夫人（Mrs. Dickinson）商量工作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最好先去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找康妮拿些钱，回到普林斯顿之后再做计划。我们先一起去了麦卡尔平（McAlpin）（花了我十美分），乔在那里工作，但还没上班。于是我和尼克分头行动，我出发去斯克内克塔迪。我乘地铁到242号大街，再乘从扬克斯（Yonkers）直达哈斯廷斯（Hastings）的公共汽车。我吃了午餐，这趟旅程下来，我还剩下一块六毛钱。我一路搭顺风车去奥尔巴尼（Albany），旅途并不顺利，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了。让我搭车的几个司机都是常见的类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一个货车司机，一个平凡的青年，一个好心肠的电气承包商，两个酒鬼；还有一个业余修理工，他花了宝贵的半个小时修理一辆老旧杰弗里牌汽车的阀门；最后一位是个少言寡语的职业赛马师，他开着一辆老式福特敞篷车，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载我走完去奥尔巴尼的最后四十英里。他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他要去奥尔巴尼和一个合唱团的姑娘约会，他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了。

我在奥尔巴尼坐上一辆电车，一路上睡到了斯克内克塔迪，在那里又换乘了一辆公交车。找到康妮的家并不容易，不过最后我还是找到了。我按响门铃，等着克罗韦尔（Crowell）来开门。他们假装出很高兴见到我的样子，还为我准备了晚餐。十二点半上床睡觉。

8月25日

早上和康妮一起去了市中心。陪着她逛了一会儿，然后我去理发，她就回家去了。我还修了胡子，买了一双袜带，这是康妮坚持要我买的。下午四处闲逛了一会儿，写了几封信，还做了其他琐事。晚饭后我乘电车去奥尔巴尼，然后坐哈德逊河上的晚班航船到纽约。这艘大船叫“奥兰治堡”号（Fort Orange），老旧得可怕，特别大，简直太大了。

至此，关于欧洲之旅的记述全部结束，筋疲力尽的乔治·凯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