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顿波托贝洛路的那座房子被战争毁了，四周全是炮火轰炸过的建筑。丘奇街的房子也被战争毁了，周围都是废墟。人们经常在轰炸过的地方燃起篝火，处理房子里的尸体。除了这些，这两座房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我搬出的那座房子里，政治就意味着食物、配给制和政府一贯的蠢行。但在丘奇街的房子里，我突然触摸到了曾经熟悉的东西：国际政治、共产主义、同志、激烈的辩论，还有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使命——按照某个隐形的蓝图重建不列颠。琼·罗德克在波兰学院工作。她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共产主义者。她认识“党”（这是人们对共产党的称呼）里面的每一个人，认识艺术圈的人。她的经历不同寻常，可以写上一两本书。她是两个杰出人物的女儿，他们来自贫穷但生机勃勃的伦敦东区——当年的东区，那个以它的天才向世界提供艺术和精神生活的东区。她父亲约翰·罗德克是一位作家，当时的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不知为何，他辜负了大家的期许，成了一位出版商。她母亲是个美人，曾做过一些艺术家的模特，甚至包括著名的伊萨克·罗森堡。她父母把她扔在福利院。这种福利院存在的目的，就是帮那些没有条件抚养孩子的父母照管他们的孩子。福利院是个冷酷的地方，尽管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显得和气、安宁。她父母有时去看她，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每天都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从福利院和其他更严酷的困境中幸存了下来，靠着遗传的艺术天分当上了乌克兰一家戏剧公司的演员，并轻松地学会了德语和俄语。那段时间，她跟公司里的一个德国演员生下了一个孩子。既然布尔乔亚式的婚姻已经被永远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索性不结婚。大战开始前，为了把那个男演员弄出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格兰，她费了不少力气。在《暴力的孩子们》一书中，我把他的外貌安在以哥特弗莱德·莱辛为原型的那个人物身上，因为我心里想，这就是彼得的父亲。前者是中产阶级，后者很富有——按照德国衰退时期的标准来看，非常富有。我用一个人来代替另一个人，但并没有取得我想要的效果。哥特弗莱德说，虽然我把他写进了书里，但实际上，他和那个德国演员的共同点仅限于他们都是德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哥特弗莱德那样说只是为了表明一件事：他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著名演员欣策多年来一直在经济上帮助琼和她的儿子欧内斯特，他陪伴在他们身边，看着欧内斯特长大。他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故事也值得写下来。艰难的时代总会成就卓越的人。但如果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践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不得而知。

战争结束后，琼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伦敦，发现自己没有地方住。她在丘奇街上看到现在这座房子，房屋敞着盖儿，四面朝天。她心想，这就是我的房子。她拎来几桶水，开始洗刷每一间屋子，刷了好几个晚上才刷完。战争损失委员会派工人来维修房子，发现琼在里面，跪在地上，手里拿着板刷。

“你在干什么？”

“打扫我的房子。”她说。

“是我的。”

“那你最好拿出文件来证明一下。”

她身无分文，于是去找父亲，请他为她担保一笔银行贷款。她父亲有些不安。那些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的人，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在金钱方面帮助别人。靠着有担保的银行贷款，以及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她终于得到了那栋房子，也就是她现在住的这栋。

这些坎坷的经历使她可以本能地体察到别人的痛苦。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敏锐、最准确的。她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她总会通过一些很有想象力的方式给人以实际的帮助，而不是表现为多愁善感。我拿了很多人和她作比较。我总是遇到那些在战争、监狱、集中营和一切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幸存者在经历过灾难之后就会变得更强大。

彼得在原来那栋房子里过得很快活，在这里也一样。琼的儿子欧内斯特已经是少年，和琼一样出色。他就像彼得的哥哥。没有伴侣来分担重任、孤身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人都明白，我刚才交待的是那个时期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住在原来那栋房子里让我觉得很奇怪，仿佛浸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那么我在肯辛顿丘奇街的生活则像是索尔兹伯里的公寓里的生活的延续——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总有人来喝茶、吃东西、争论问题，还经常发生吵吵嚷嚷的辩论。我上下楼梯时要经过一扇敞开的门，那门通向小厨房，里面经常挤满了同志。大家在那里吃点心、聊天、喊叫，或者秘密地散布新闻，因为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着很多事情，大家只能压低声音讨论，不能公开。我再次置身于这样的氛围：每次见面、每次交谈都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世界的未来就落在你肩膀上——你和你的朋友，以及世界上所有跟你一样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护卫队。我陷入了矛盾。跟哥特弗莱德·莱辛这个“百分之一百五十”在一起生活过之后，我对这种教条和自负感到厌倦。哥特弗莱德已经陷入生活的谷底，因为精神萎靡，他对非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理念的态度变得更加粗野、狂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像看镜子一样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就像一幅滑稽的漫画，但是没错，那就是我。G. M. 霍普金斯的诗句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豺狼，更加凶狠；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

我会从梦中醒来，嘴里念着“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我，霍普金斯说的就是我。

我生活在群氓中间，我是群氓中的一个。同志们经常爬上楼梯，来到房子顶层，因为上面住着一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和她那招人喜爱的儿子，还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带着异国情调的人，这在当时总被当成新闻。我发现人们很愿意听我讲南非和南罗得西亚 。在共产圈子之外，只要我说南罗得西亚不是黑人的天堂，人们就难以忍受。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真是冥顽不化。我在那些不愿意了解真相的人那里遭到了太多白眼，而同志们却希望了解真相。共产圈子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只要你偶然说起，“我曾去过秘鲁，而且……”，大家马上就想探个究竟，因为全世界的重任都落在他们肩上。我越来越觉得这很荒唐，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回顾了索尔兹伯里的岁月，有很多年，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具有粉碎世界（把世界真的打碎）的重要意义，但是站在伦敦看过去，那一小群人却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然而，我知道，在南罗得西亚全体白人中，只有这一小群人看清了真相：白人的统治必将结束，并且为时不远了。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观点，而在于我们努力的效果。现在我再次置身于少数派当中，这群人知道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当时是冷战的高潮，韩战已经开始。共产主义者一天比一天孤立。共产圈内部的气氛被毒化了。例如，如果你对“美国人在战场上投下感染了细菌的物质，使用细菌武器”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你就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我充满疑虑。我憎恶那套宗教式的教条，事实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某某同志信仰不坚定了。”共产主义者会这样说，带着挖苦的语调，这种语调已经渗透到了别的谈话中，越来越常见。但同样，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讲这种话的绝不仅限于跟理想化的苏联达成共识的同志。

尽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志们都接纳了我，因为我说着他们的语言。我告诉他们，在南罗得西亚时，我加入了我们自己创立的共产党，或许任何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都会对那个小党不屑一顾。他们不理会我的话，或者他们根本就没听见。和我交往的人总是以为我跟他们想的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心中的强烈信仰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没有人会那么冥顽不化，居然不认同那些信仰。当时，我还不能跟琼和那座房子里的客人讨论我的“疑虑”。如果说党的路线让我如鲠在喉，那么还有一种东西比这更强烈。英国殖民者总是怀着英国文学激起的憧憬来到英格兰。“在那里我们会看到雪莱、济慈和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看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丁的英格兰，我们将会呼吸到文学的慷慨气息。在流放中，辉煌的文字支撑着我们，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踏上光明之地了。”我遇到的每个共产主义者都是由文学哺育大的，是文学支撑着他们，而其他人并非如此。简而言之，尽管有些许改变，但毋庸置疑，我在南罗得西亚的经历仍然在这里继续着，尤其是我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来捍卫我写作的权利和时间，而不是跑出去散发小宣传册或《工人日报》。不过对于一个跟哥特弗莱德·莱辛抗争过的女人而言应付英国的同志们绰绰有余。哥特弗莱德曾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写作只是布尔乔亚的自我沉溺。”人们给作家和艺术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干别的事情，不让他们写作、画画、作曲，因为这些“只是布尔乔亚的自我沉溺”。这种压力从当时一直延续到现在，将来还会继续，尽管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根源在于嫉妒，而且嫉妒的人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却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疾病的侵蚀。

我现在已经是受到认可的新作家，这个身份对我很有帮助。《野草在歌唱》深受好评，卖得很好，版权甚至卖到了国外。短篇小说集《这曾是老酋长的国度》反响也不错。不用说，我遭到了同志们的攻击，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他们觉得《野草在歌唱》中了弗洛伊德的毒。当时我还没读多少弗洛伊德的书。而我的短篇小说没把组织起来的黑人工人阶级的视角放进去。他们说得没错，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有组织的黑人工人阶级的视角。共产主义文学批评的愚昧已经无以复加，你随便引述他们的一句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讽刺或挖苦他们——很像今天的“政治正确”。

我要抵挡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自己人。例如，一份流行报纸《每日写真》（跟《太阳报》一样，停刊很久了）的编辑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说要付给我一大笔钱，条件是我写文章支持绞刑、体罚孩子、严刑重典、妇女留守、打倒社会主义、关押共产分子。我说，这些观点我全都不赞成。那个身材矮小的猥琐男编辑说我的个人观点无关紧要，如果我愿意，他会培养我成为一名记者，而记者应该学会就任何主题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不断地拒绝，他不断地提高价码，同时火气也越来越大。我飞奔到街边的电话亭，给朱丽叶·奥希打了电话。我很缺钱，但是她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写言不由衷的话，不能写低于自己的最高水准的文字；如果我开始为钱写作，那么接下来我就会开始相信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她说出版社在付款期没到之前是不会付我版税的，但如果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她就去问问，而且她会让《每日写真》的编辑别再纠缠我。

还有其他类似的机会，都是魔鬼的诱惑。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我有时的确在编辑的办公室好奇地逡巡，因为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人怎么会那么卑劣？怎么会那么不择手段？让作家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写作，让他们为了钱而写二流的作品——这些编辑大概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吧？

《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招来了一片谩骂，但同时也使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个派对邀请——作为“姑娘们的一员”去款待新成立不久的民族政府的来访官员。好奇心不容我拒绝这个邀请。我感到不可思议，南非的习俗居然也适用于这里——“英国板球队要来了，弄些姑娘来陪他们”。来访的十来个南非白人，都是部长或比部长级别略低的官员，他们来伦敦狂欢。我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但我觉得把他们作为一个种类来描述更恰当。他们个个体格高大、食量惊人、兴致高涨，在餐厅吃晚饭时不停地讲笑话。那些笑话全是关于如何打压黑人的，因为在统治者的圈子里，那是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他们满脑子都是鬼花样。吃过晚饭，我们进了宾馆的房间，我在那儿有被某个或多个男人动手动脚的危险。有一个“姑娘”告诉他们，我是敌人，在我面前讲话要小心。为什么是敌人？他们质问的语气似乎在说:难道还有人会不相信那些绝对正确的观点吗？“她写了本书。”那个女人说。她来自南非，暂住于伦敦。“那么我们就把它禁掉。”他们诙谐地回答。一个男人说（我正在竭力避开他的膝盖）：“嘿，伙计，我们才不在乎那些自由分子读什么，他们能干什么，关键是那些黑鬼读不了你的小书。他们不识字，我们就喜欢他们这样。”在南非，“自由分子”和“共产分子”通常是混用的。

我跟哥特弗莱德住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人们进进出出都在谈论政治和战争。在丘奇街也一样，只不过战争不再是靠流言和宣传，而是从前线归来的男人亲口讲述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真实发生的事件跟之前听说的情况作一番比较。与此同时，我和哥特弗莱德之间也回到了我所熟悉的局面：每见一次面，他对我的反对就增加一分。他的境况很糟。他本以为在伦敦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在索尔兹伯里，他不是白手起家，成功创立了一个大型律师事务所吗？他在伦敦有亲戚，他向他们申请工作，但遭到了拒绝。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他们（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是被英国勉强收留的外国人。或许是他们不喜欢他。他知道自己能胜任那些职位，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可笑的是，十年后，德国共产主义者成了一种时尚优雅的身份。同时，他还为英苏文化关系协会工作。这个组织在肯辛顿广场有一座房子，他们在那里举办讲座，主题是苏联艺术界的欢乐景象。每次集会，最后两排的椅子上都坐满了真正在共产主义世界生活过的人，他们总是设法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有多么恐怖。我们安慰他们：那些都是中老年人，不谙就里，思想反动——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措辞，使用起来感觉良好，同时也是让一切严肃的思考停下来的最保险的办法。哥特弗莱德挣的钱很少。多萝西·施瓦茨在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附近有一套大公寓，她为哥特弗莱德提供了住所。冷战的高潮（或者说深渊）使哥特弗莱德比以前更加恶毒、愤怒、冷酷地蔑视任何跟党的路线稍有偏离的观点。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办法跟他待在一起。我没有自怨自艾，但我是怎么容忍他那么久的？因为我别无选择。我们在孩子的问题上意见并无二致。彼得的大部分周末都是在哥特弗莱德和多萝西那里度过的。通常，我送彼得过去，坐下来喝点什么，听一通刺耳冷酷的斥责，然后离开，享受两天的自由。我经常去戏院。那些日子，为了能在排成一溜的凳子中间找个座位，我得一大早去排队。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的座位上看演出，花的钱相当于今天的三四英镑。就这样，我看了在伦敦上演的大部分戏剧，有时候只能站着看。我一直对戏剧保持着狂热。

我还去了巴黎。现在的人不会明白当时巴黎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迷人的梦想之地。那些没有参军的英国人被战争困在岛上好几年。人们经常会说，他们被幽闭症折磨，梦想着出国，尤其是去巴黎。法国因为戴高乐、自由法兰西和抵抗组织而变成了一块磁石，更不用说游击队的迷人光环。现在我们的厨艺、咖啡和着装都很好，所以很难记起我们曾经怎样渴望着法国，甚至把法国当成文明本身。女人们对法国还有另外一种感情。法国男人爱女人，并且会表现出来。但在英国，大多数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工人们在大街上冲自己吹两声口哨，而且也不全是善意的口号。琼爱慕法国。她在那里有过快乐的时光，她的法语很不错。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法国人。琼觉得她美貌绝伦，跟她相比自己一无是处。这当然不是真的，但你不能跟她争辩。我见过这样的女人，而且不止一个。她们总是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除了她自己。“她很美，是不是？”琼会这样喃喃说起一个女人，但那个女人其实不如她漂亮。她让人做了一身非常漂亮的黑色西装，配着紧身短裙和男式马甲，里面是带着波浪式领子和袖口的白衬衫。她去巴黎其实是让这身打扮接受考验，因为那里的男人会称赞你的衣着。她回来后恢复了信心。我认识的很多女人都说，一个人为了自尊也应该去趟巴黎。但法国的状况也并非没有讽刺性。一张报纸上登过一幅漫画：一个法国男人穿着一身标准的武装行头，穿着旧夹克，戴着贝雷帽，叼着高卢烟，陪伴着一个打扮得像模特一样的法国女人——一个是矮胖邋遢的男人，一个是高挑优雅的女人。

我去巴黎的时候，我的着装还达不到能获得法国人赞许的水平。但男人们的确会用专家的目光飞快地打量你一番，从头发到面孔到着装，然后给你打个分数。这种打量是不夹杂感情色彩的、中立的总体评估，看完后也不一定会前来邀请你。

曾经在歌剧院发生了一幕。中场休息时，我在走廊里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走进来。她也许只有十八岁，身上穿的白缎子裹身裙也许是她的第一件晚礼服。一个雅致的女人，一袭雅致的礼服。她泰然自若地站在门口，接受人们的打量、评价、判断。没有人说话，但大家也许都在默默地鼓掌。她一开始有些羞怯，想要退缩，但慢慢有了信心。她站在那里，含着泪微笑着。是专家们眼神中无形的欣赏、赞许和爱慕使她振奋。可爱的法国深爱着它的女人们，让她们对自己的女性气质感到自信——从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起。

我第一次去巴黎时，住在左岸一家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旅馆里。哥特弗莱德说我应该去找他姐夫的母亲。我去了，找到了一位年迈的女人。她穿着旧式衣服，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房间很高，在一座又高又冷的旧房子的屋顶下面。通过她，我进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的生活网络。这个圈子里没有男人。她们很穷，衣衫破旧，只能勉强糊口。她们住在女佣的房间里，或者躲在任何一个肯容纳她们的角落里。她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有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难所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经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们机智、聪慧，是最好的伴儿。她们就像当时住在伦敦的那些难民一样，你很难弄清楚她们靠什么过活。她们用漂亮的杯子给我盛珍贵的咖啡。她们坐在火炉边，不断往炉子里添木头、煤块和从街上捡来的任何能烧的东西——那些从街上捡来的东西要被拖上几百级冰冷的台阶。战争开始后，吉斯太太就再也没听到过她儿子的消息。她说，儿子蔑视她，因为她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她蔑视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我说，我也算是个共产主义者。她说：“别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些女人的丈夫、情人或儿子要么已经被杀，要么已经将她们遗忘。她们是那么勇敢，在贫穷与病痛中互相支撑。跟在伦敦的时候一样，我听到了很多跟幸存和煎熬有关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在伦敦谈论的政治都只是理念和原则，是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但那些高谈阔论被溶解在这些话语中：“我表哥……在寒鸦渡”、“我儿子为了掩护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让德国人杀了”、“我从德国逃到波兰，从波兰逃到俄国，从俄国逃到西班牙”……

我在巴黎买了顶帽子。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我必须买，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一顶巴黎的帽子证明你牢牢抓住了优雅本身。吉斯太太站在我身边说：“不，不是那顶。对，是那顶。”这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积攒的屈指可数的法郎放在手袋里。她站在那里，代表着巴黎。那顶帽子我从来都没有戴过，但至少我拥有一顶巴黎的帽子。琼说：“你准备拿它来干什么？”

还有一次去巴黎，我住在另外一家简陋的旅馆里。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去世的旅馆吗？我下楼去前台询问，旅馆女主人说：是，他就是在这里去世的，而且就在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人们偶尔向她打听这件事情，但她也说不出什么，毕竟当时她还没来这儿。我去付账，但前台没有人，于是我敲开了旁边房间的门，里面的人说，进来吧。那是一个昏暗而凌乱的房间，角落里放着几面闪闪发光的镜子，椅子上搭着一些披肩，还有一只猫。夫人坐在扶手椅上，身体被粉色的紧身胸衣扣得鼓鼓的，一双肥胖的脚放在水盆里。年轻的女仆正在替她梳理着枯黄衰老的头发。夫人把头发撩到脑后，仿佛那是珍宝，长在她想象中的年轻的树上。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场景吗？或者是左拉的小说？或者是德加的《门房》？总之绝对不会是二十世纪的小说。我徘徊在门口，看得出了神。“把钱放在前台吧，”她说，“账单就在那儿。别忘了回来再见一面，夫人。”但我没有回去，我觉得不应该破坏那完美的一幕。而那次旅行，我也没能见到吉斯太太，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曾有过许多稀奇古怪的邂逅，其中有一次就发生在我的某次巴黎之行中。那时，从巴黎回伦敦的飞机晚点了几个小时。大家在奥利机场干坐着，无聊疲惫，烦躁不安，好不容易才挨到登机。坐在我旁边的南非人从我的口音中听出了我来自罗得西亚，并开始和我攀谈。他喝醉了，我想，但后来我又想，不，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我几乎没有听他说话，满脑子盘算着：飞机落地要到下半夜了；我坐不起出租车（我要到几年后才坐得起出租车）；彼得仍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后来，那个男人的话才渐渐进入我的耳朵。他告诉我，他去了巴勒斯坦，协助伊尔根抗击英国占领军，而且帮忙炸掉了大卫王酒店。现在，他已经尽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职责，问心无愧地返回南非。女人喜欢听告白，尤其是如果她比较年轻（好吧，那时我还算年轻），有一定的吸引力。当一个男人喝醉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神志不清时，女人在他们眼里就算不上人了；在这一点上，很多男人清醒时也这么认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我应该想想怎样提醒当局。我们着陆了，机场几乎空无一人。我开始想象，如果我对空中小姐说我想见警察，事情会怎样。“干什么？”我似乎能听到她尖刻的声音，因为她和我一样，只想快点躺到床上去。过了一会儿，其他乘客都下了飞机去乘巴士，一两个男警察走过来。

“刚刚在巴黎过来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他说他参与了炸毁大卫王酒店的事，还说了一些其他事。”

警察犹豫起来，相互瞥了一眼，然后又审视着我。我又累又烦，而且外表普通，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说，这个人告诉你，他一直在参与炸毁这家酒店的事情？”

“是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就是说，他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他在耶路撒冷犯了谋杀罪、叛国罪还有天晓得什么罪？”

“噢，算了吧。”

但事情当然不会到此为止。我还得继续接受满腹狐疑的警察的询问，直到他们确定我不是傻子。

“嗨，嗨，你还是回家吧，亲爱的，把整个事情忘了吧。”

但问题是，我到现在依然相信那个人说的是真的。或者——这样也许更有意思——整个事情都是他的想象，只是他的想象太强烈了，炸旅馆，杀警察，以至于这些想象对他来说变成了真的，而且必须跟人分享，哪怕只是跟身边同机的陌生人。

我也去了都柏林，邀请我去的是一些作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印象中我度过了一个愉快、友好的夜晚。但最令我难忘的不是这个。我离开那个晴朗、干燥、炎热的国家一年多了。我以为我在伦敦已经尝遍了阴沉和灰暗，但突然间，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满眼都是凌乱破败的古建筑，同时不失庄严。这是一座以自己为骄傲的城市。但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面带饥色，打着赤脚，胳膊冻得发红。没有哪座城市会像当时的都柏林那么贫穷。那是一种锋利的、啃噬人心的贫穷，而这种贫穷也在折磨着作家们。有位作家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是默文·沃尔写的《焚烧的叶子》。这是一本不该被遗忘的书，它描写了一个醉酒的周末，描写了一次绝望的醉酒。不到十年，我再次来到都柏林，而那座落魄饥饿的城市已经消失了。

我为《焚烧的叶子》写了书评，发表在某刊物上，也许是《约翰·奥伦敦周刊》。现在看来，那是一份很有趣的期刊，是业已消失的文化，或者说亚文化的产物。那时在整个英国，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聚到一起。他们读书、论书，在酒吧或彼此的家中聚会。有些人受到激励，也想成为作家。不过，“每个读过小说的人都想自己写一本小说”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约翰·奥伦敦周刊》不是高级的文学刊物，跟《伦敦书评》这样的杂志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它也有自己的标准，并且试图向那些高水准的刊物看齐，例如它刊登诗歌，有一些文学竞争对手。很遗憾现在没有这样的杂志了。还有一份刊登短篇小说的期刊——《大商船》。这是一份严肃的期刊，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它不会刊登加缪或伍尔芙的小说，它只刊登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它的读者群也远远超出了伦敦这个范围。它真正的力量是外省的文学与文化。另一本消失的杂志是《小人国》，它刊登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梗概，五花八门的片段和图片。有一阵子，帕特里克·坎贝尔担任了《小人国》的主编。他现在之所以能被人记住，是因为尽管他有些口吃，但仍然出现在电视竞猜节目里。我曾在《小人国》上发表过一篇故事。借着它的“帮助”，我们在蜗牛馆吃了几次午餐。在当时，那种有美酒相伴的漫长午餐是对作者和编辑的额外奖励。蜗牛馆后来几经变迁，不幸滑向了新式烹饪风格。那时很有趣，我们经常是唯一在那里吃午餐的客人，而到了晚上，那里就人满为患了。

一个来英国旅行的美国人问我是否读科幻小说。我说我读过奥拉夫·史德普顿、H. G.韦尔斯、儒勒·凡尔纳。他说这是个不错的开始，随后就送给我一大捧科幻小说。当时的感觉至今都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让我激动不已，而且它们包含着各种思想，以及社会批评的可能性——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气氛压抑，对新思想充满敌意。但是我对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感到失望，觉得不够生动。我的导师说，这依赖于文化母体，如果主人公是人造行星安德洛墨达25,000片区的尖端工程师狄克·坦崔斯，工号65092，你能期待他有多生动呢？说得很对，但我始终觉得，能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那样，把人物形象刻画得丰满而生动的科幻小说至今尚未问世。如果有，那么首先它将是一部伟大的喜剧。如果现在的科幻小说足够精彩离奇、震撼人心，读者为什么还会抱怨？科幻小说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如果你刚从传统文学中回来，那么只要打开一本科幻小说，或者跟科幻作家待上一会儿，就会觉得好像在一个空气混浊的狭小的老房子的墙上开了一扇窗。

我的新导师说他会带我去科幻作家聚会的酒吧。他真的带我去了，好像是弗利特街旁边的费特巷的白马酒吧。屋子里挤满了戴着眼镜、身材细瘦的男人。他们集体转过身来，警惕地打量着我。房间里弥漫着阳刚的氛围。不，这个词带着性别优越感，或者应该用“爷们儿”这个词？但这个词又太朴素、太平常。那群人形成了一个秘密宗派、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但没有女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虽然有那位美国人护着我——那些人认识他、欢迎他。他们带着防御的姿态，因为文学界不承认他们的地位。他们也拿自己的防御态度开玩笑。我很愚蠢地谈起尼采的“超人”，谈起《启示录》，而他们个个神情尴尬。我更愿意相信了不起的阿瑟·克拉克当时也在场，但事实上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离开英国去美国了。

当时，我觉得这群人住在郊区，目光狭隘，很是乏味。我甚至对他们感到失望。然而我错了。就在那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在那家平淡无奇的酒吧里，涌动着这个国家最先进的思想。皇家天文学家曾说，“把人送上月球”的想法太荒唐了。而这些男人们在谈论和思考的，正是卫星通信、火箭技术、太空船、太空旅行和电视的社会应用。他们和世界上与他们一样的人们保持着联系。“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你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说。“我们，”阿瑟·克拉克说，“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刻，这是人类作为地球公民的最后时光。”但我的障碍在于我没学过数学和物理，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知道自己因为无知而被排除在科学领域的发展之外了，而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线。和十九世纪不同了，现在的人们不再从最新的文学小说中寻找关于人性的新闻。

人们列出了“二战”后最优秀的作家，但是不包括阿瑟·克拉克、布莱恩·奥尔迪斯和任何一位优秀的科幻作家。所以，目光狭隘的其实是传统文学。

就这样，我为自己和彼得创造了一种生活，那算得上是一种成就，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很享受这种生活，尤其是他进了肯辛顿的幼托学校，而且我们跟琼和欧内斯特在一起，家庭气氛很愉快。没有哪个小孩像彼得这样爱交朋友。我们的一天仍然从5点钟开始。他醒来后，我要花上两个小时给他读书讲故事，因为琼的卧室在我们下面，她要晚些时候才起床。彼得有时也听收音机。我们今天已经忘了收音机在电视机出现之前扮演的角色。彼得喜欢听收音机，什么都听。他听的两部广播剧，都是根据艾薇·康普顿-伯内特的小说改编的，每部长达一个小时。他会守着收音机，一动也不动。他在听什么？听懂了吗？我不得而知。我相信小孩具有充分的理解力，跟成年人知道的一样多，甚至更多。他们在大约七岁的时候才会突然变得和成年人一样愚蠢。彼得三四岁的时候什么都懂，到了八九岁时却只看漫画书。我不止一次在小孩身上看到这一点。三岁小孩看电影《2001：太空远航》会看得入迷，但四年后，他就只能看《路柏熊》了。

那时我正在写《玛莎·奎斯特》。那是一部传统小说，尽管当时出版社更想要实验小说。我设计了上百种构思，包括打乱结构，变换叙述方式，但最后，小说还是采用了直截了当的形式。那本书记述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亲、所有的苦恼，以及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

就在那时，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说她要来伦敦跟我一起住，帮我照顾彼得。她在信中还提到了一件超现实但又无法避免的事情——她自学了打字，要做我的秘书。我对此感到头痛。

我崩溃了，径直往床上一倒，拉过被子蒙住头。我每天把彼得送到幼托学校后就躲进床上的阴影里，一直待到必须去接他回家为止。

我现在又遇到了时间问题。我记不清时间，以至于在写这段经历时不得不去查看日历和那些冷酷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一直模糊地觉得，我在登比路住了……嗯，也许有三年多的时间。之所以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儿童时代，而当我们用儿童的视角看事物时，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直接的。我在登比路不可能只住了一年！但无论我如何抵赖、抗议，在住进琼的房子之前，我来伦敦的确只有一年。而收到母亲的信时，我在琼这里也才住了六个多月。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月就像几年一样长。时间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三十几岁时，一年要比小孩的一年短得多（小孩的一年几乎没有尽头），但比四十几岁时的一年要长一些，而等到七十几岁，一年就是一眨眼。

她肯定会来找我，但我竟然天真地以为她不会一有机会就来。南罗得西亚对她来说意味着流放，她做梦都想着伦敦，现在……她跟她女儿相处得并不融洽，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她们总是在对抗？噢，别计较了，那个姑娘再顽固也会学会听妈妈的话的。她是共产分子？她总是跟名声不好的人交朋友？没关系，她母亲会把她介绍给真正的体面人。她写了那本白人极其痛恨、给她母亲带来痛苦和耻辱的《野草在歌唱》？还写了一些反映市政区的不公正的短篇故事？那么，她——这个姑娘的母亲——会向每一个人解释，不住在那个国家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白人面临的问题，而且……但作家不是在那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吗？她的观点是错的，她以后会明白的……她竟然提议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要知道那个女儿第一次婚姻破裂后离开了两个孩子，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德国难民，而那个德国人喜欢黑鬼，嘲讽宗教。

我母亲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认为，她当时没想太多，也没法想太多。她渴望回到伦敦，回到她1919年离开时的伦敦。但她在伦敦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除了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的戴茜·莱恩。戴茜已经是个老太太了，跟她妹妹一起住在里士满。她妹妹以前去日本传过教，而她哥哥一家人则住在伦敦。戴茜这次回伦敦是为了参加她侄女的婚礼。他哥哥的小姨子已经说了：“我希望简没有打算在婚礼上出风头。”简，这个充满爱意的昵称，使莫迪不再认为她还保持着魅力。戴茜写信告诉我母亲，她一定不能抢镜头。

1924～1950年，超过二十五年，我母亲一直在非洲，背井离乡。现在我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能够理解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也许什么都不是。对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那段不幸的非洲经历已经无关紧要，但对当时三十岁出头的我而言，那段岁月是我记忆的全部——我母亲住在非洲，属于非洲，她怀念的伦敦浓雾和快乐的网球派对纯粹是她的突发奇想。

为什么她要对我紧追不舍？但她注定会这样。她怎么能以为……但她就是那么想了。不久，她就会费劲儿地爬上狭窄的楼梯，带着无畏的微笑走进我的房间，然后把家具都挪一遍。她会翻看我的衣服并说它们不合适。她还会查看墙上的小保险箱。要是她发现我没有冰箱，就会说孩子吃不饱。

就在那时，茉艾迪·约克尔进入了我的生活。她的介入仿佛是天意，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诧异。

茉艾迪是伦敦最早的共产主义的流亡者中的一个。当时的伦敦住满了战争难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活了下来。她以前是维也纳人，是共产主义者。她有一群朋友在苏联或其他国家度过了战争时期，回国后做了东德的政府官员。茉艾迪去了东德，因为那里有她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她被赶了出来，因为她是犹太人。当时斯大林仇视犹太人，而她不过是这种仇视的受害者之一。那一时期被称作“黑暗年代”，而我一直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从来不纪念斯大林暴政下的受害同胞。所有的事情都淹没在纳粹大屠杀中。然而在整个苏联，以及每一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犹太人都遭到了屠杀、折磨、迫害和监禁。这是一场蓄意的种族灭绝。但是不知道为何，斯大林从来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谴责，尽管前者的罪行更严重。斯大林的屠杀无论是受害人数上还是迫害方式，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大屠杀。1948、1949、1950、1951、1952，这几年受害的犹太人很倒霉，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想到那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也许有几百万？

一个年轻警察把茉艾迪押送到东德边境，眼中含着泪——他不喜欢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哥特弗莱德已经去过东柏林，也看到他的姐姐和姐夫（永远的学生）在文化联盟工作。他决定回德国。他向党提交了正式申请，希望获准返回祖国，但没有收到回音。茉艾迪·约克尔说他对共产主义的基础课一无所知。你必须在你认识的人身上下工夫——后来人们管这叫“悄悄话”。也就是说，他应该先设法过去，再动用关系，得到一个留下来的机会。不过那也只是个机会而已。从西方去德国的每个人都被视为罪犯和敌人，稍不慎就会永远消失。哥特弗莱德很不喜欢茉艾迪，用我从未听过的措辞咒骂她，但他还是听从了她的建议，回到德国，动用关系，并幸存了下来。

然后是彼得。茉艾迪仔细观察了一下我和彼得的生活状况。我和彼得总是关在那个小套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她的朋友艾希纳一家也是难民，从奥地利来，住在东格林斯特德附近。他们非常穷，有几个孩子，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房子周围是一块两英亩的地，地里都是粗糙的岩石。每到节假日就有小孩子寄宿在那里，有时多达二十人。孩子们都过得很开心。彼得也开始去艾希纳家，最初只待几天或者只是周末去，后来有时会待上两三个星期。我在维多利亚车站送他上长途巴士。在旅途的终点，他将变成成群结队的乡村孩子中的一员。这种安排再好不过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

接着，茉艾迪看到了我因为母亲即将到来而陷入了某种状态。她说我应该去找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里的糖妈妈的原型。她说，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会熬不过去的。她是对的。现在大家都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却没人这样做。英国没有，只有美国才有，但即便在美国，这种现象也还处在萌芽状态。共产主义者尤其不会去做“心理分析”，因为心理分析按照定义就是“反动的”，或者不需要看定义它就是反动的。但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就去了。每周两三次，大概持续了三年。我觉得心理治疗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最疯狂的反常和讽刺，用共产主义者常用的“矛盾”这个词来描述都过于温和了。首先，萨斯曼太太既是罗马天主教徒，又是荣格派心理医生。和很多艺术家一样，我喜欢荣格，但没有理由喜欢罗马天主教。萨斯曼太太是犹太人，她丈夫很和蔼，长得像伦勃朗，是个犹太学者。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她说，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表明我想回避自己真正的问题。她说，罗马天主教蕴涵着对事物更深、更高的理解，跟女修道院的肤浅有天壤之别。犹太教也没能达到那种更广更高的境界嘛？但她不打算和我谈这些。“我们刚才在讨论你父亲，是不是，亲爱的？我们继续吧。”萨斯曼太太的专长在于帮助创作受阻的艺术家消除障碍。他们有的不能继续写作，有的无法继续画画或作曲。她认为这是她的使命，但我并没有“受阻”之苦。她想讨论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使她一直觉得很受挫。当我回避她时，她就会提起这个话题。萨斯曼太太接受过很好教育，是一位有教养的睿智的老妇人。她给予我支持，而这正是我需要的。她支持我抵制我母亲。压力降临时，我感到难以承受，因为我母亲是如此可怜，如此孤独。她不断地对我进行感情勒索，但她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状态让我变得虚弱——萨斯曼太太只是说：“如果你现在不坚决，你就完了，彼得也完了。”

我母亲是……我忘了我母亲是哪种原型，只记得她是某一种原型。萨斯曼太太经常用“她（他）是这样一种原型……”或者“这回是这种原型”来为我们的讨论收尾。例如，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可能是爱烈屈拉，可能是安提格涅，也可能是美狄亚。问题是，一方面我本能地喜欢“原型”这个概念，喜欢辉煌而永恒的人物，他们从文学和神话中升起，就像大自然从岩石和大山中创造出千姿百态的石头一样；另一方面，我憎恶标签，不喜欢共产主义，不喜欢它的腔调，因为它总是试图用恶意而机械的陈词滥调为每样东西贴上标签。然而萨斯曼太太这里的标签却更多，无论你是否把它们浪漫地称作“原型”，它们总归是标签。我不明白，既然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那她为什么还要在乎我的批评。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就像对待小孩，他们总是说“给我吃药”、“给我把舌头伸出来”。心理治疗师也是如此。当我们做梦时，我们是在“给”治疗师做梦。顺利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之后，我发誓要做让她高兴的梦。不过在最初的阶段，是她要求我做梦，而且最好是连续的梦。她很喜欢我做的远古时代的“爬行动物”的梦，也很喜欢跟我父亲有关的梦——他在森林里埋得太浅，会从坟墓里钻出来，或者会把山上的狼群引下来，把他刨出来。“这些是典型的荣格梦。”她温柔地说，脸色因为兴奋而泛红。“有时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人在这个层次上做梦。”从我有记忆开始，“荣格梦”一直是我的夜间风景，但我没有做过“弗洛伊德梦”。她说，在适当的时候，她也会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她说的“适当的时候”是指当病人处在个体化进程的很低水平的时候，她是想让我知道我还处于那个阶段。

“荣格梦”——太好了，远古的共同经验的层面。然而，只要我听到母亲要来的消息就会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做“荣格梦”又有什么用呢？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萨斯曼太太，怎么看我都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治好我。

另外一些事也让我渴望得到支持。

其中之一是我的情人。有天晚上我和茉艾迪·约克尔一起去参加一个派对，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男人。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一起生活的男人，命中注定我要拥有他，依偎他，跟他快乐地在一起。

是的，他有名字，但和其他人一样，我要考虑到他的孩子和孙子。《刻骨铭心》发表后，我遇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孩子和孙子。我懂得了，同时代的人对彼此的看法未必和他们的孩子一样。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更不用说祖父母。难道不是吗？孩子并不拥有父母的生活，尽管孩子们（也包括我）心怀嫉妒地审视着父母，仿佛父母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我想起了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他跟我一起吃午饭，讨论他父亲。我对他说：“詹姆斯在兰德的矿上工作的时候——”

“噢，我敢肯定他从来没在那里工作过。”他自信地回答。

我对另一个年轻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很喜欢女人？”我得到的回答是一丝淡淡的嘲讽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家伙？你最好闭嘴，毕竟，这跟他儿子没关系。”

我叫他杰克。他是捷克人，战争期间一直跟着我们的军队当军医。他还是——还会是什么——共产主义者。

他爱上了我，爱得嫉妒、如饥似渴，甚至满腔怒火，那是矛盾中的男人特有的怒火。我没有立刻爱上他。一开始，我喜欢的是他对我的炽烈的爱，我觉得那是继哥特弗莱德之后一个不错的机会。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合适的男人了。我的“错误”已经结束，我在自己最想住的伦敦安顿下来了。我经历过的一切已经让我变得适合家庭生活。我现在可以很确信地对自己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嫁给弗兰克·威兹德姆，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四年的传统婚姻。我和哥特弗莱德也不合适，但我们也过得相当传统。按照法律和社会的眼光，我是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姻都不算数。我那时太年轻，太不成熟了。我跟弗兰克的那种欢快、亲切、近乎草率的关系算不上特别，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人们往往轻易就会结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渴望更好的婚姻。我跟哥特弗莱德的婚姻是出于政治目的，如果他没有进拘留营的危险，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当时，很多人结婚是为了给某人提供一个姓氏、一份护照、一个住的地方。伦敦有些组织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那些身处险境的人救出欧洲。在今天这个稍稍幸运的时代，人们或许已经忘了那样的婚姻在当时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不，我真正的感情生活还在前面，而我已经具备了使关系亲密所需的一切才能。我天生可以跟合适的男人融洽并充满激情地生活在一起。现在这个人出现了。

杰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是家里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他每天要走几英里的路去学校，就像现在很多非洲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这在当时的欧洲很常见，英国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只是现在的人们不愿去回忆英国二三十年代的可怕的贫困。杰克十岁出头就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跟他的同学们一样。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他而言，党就是家和未来，就是他最内在、最健全的自己。他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有选择的。我遇到他时，捷克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宣判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十一个人被绞死。那些都是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这一切的幕后导演就是斯大林。对杰克来说，整个世界崩溃了。这些老朋友怎么可能是叛徒？他不相信。但是党不可能犯错误。他做噩梦，在睡梦中抽泣，就像哥特弗莱德·莱辛。我再次跟一个会从噩梦中惊醒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灭顶之灾。第一次是他全家——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姐姐——都死在毒气室。

即便在当时，这也算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很多比这更悲惨的故事。我在1950年遇到的人，要么参加过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役，要么到过集中营解放现场，要么参加过西班牙战争，要么就是经历了各种恐怖幸存下来的难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和血污渗透了我的童年。杰克的故事让我觉得像是某种延续：唉，你还能指望什么？

我们能很好地理解对方。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现在判断两个人的方式会让那时的我觉得“冷漠”。我现在看着一对情侣，心里会想：他们在情感上、身体上、心理上都合适吗？我和杰克在这三个方面都合适，而最合适的也许是情感。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自然倾向，即倾向于对生活和事件做出黯淡的理解，这种理解较为温柔的表现形式叫作“讽刺”。使我们不和谐的是我们的处境，而不是我们的天性。我打算跟这个男人永远地安定下来，而他刚从战场上回来，要去找他那个多年前结婚的陌生妻子，以及他几乎不曾见面的孩子。

心理医生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年轻女人会强迫性地买衣服，如果她们曾濒临死亡，或者曾多次割腕自杀，或者曾被父母威胁。她们格外迷恋着装，很注重外表的齐整。她们挥霍无度，让旁观者困惑不已，其实只是为了使生活齐整，以免崩溃。

一个多年来跟死神赛跑，每次都只领先一小步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即便没有死在毒气室里，也可能会跟他的好友一起被当成叛徒处以绞刑——他定会受到各种强烈需要的驱使，而去跟女人睡觉，去占有女人，以此来确认生命，维持生命，继续向前。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有理由责怪杰克让我失望，因为他从未允诺过什么。何况，虽然他没有亲口说“我跟其他女人睡过觉”、“我没打算跟你结婚”之类的话，但他已经以开玩笑的方式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明白了，只是我不肯听。直觉告诉我，只要我们在各方面都相处得无比惬意，他就没有理由离开我。当时的感情太强大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思考。这或许是所有女人的共性。“真的，这个男人在说胡话，他不知道什么最适合他。况且，他的婚姻根本算不上婚姻。当然算不上，因为他大多数晚上都在我这里。”现在我头脑很清醒，但在当时实在难以做到。

起先我只是因为反对母亲而需要支持，而没过多久，杰克也成了我渴望支持的理由。他是毛德斯莱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他曾经想当神经科医生，但当时在英国，神经科太吃香，一位来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医生”根本无法跟那些英国医生竞争，于是他进了当时不热门的精神病科。但没过多久，精神病医生就变得很抢手了，甚至比神经科医生还时髦。他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行医者。他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并不是因为他曾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注定会蔑视弗洛伊德。他说弗洛伊德是不科学的，这在当时相当于攻击斯大林，或者说攻击神。我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带我去牛津听汉斯·艾森克的讲座的情景。当时的听众几乎都是毛德斯莱医院的医生，都是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讲座的主题却是心理分析的不科学性。那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站在讲台上，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告诉一屋子愤怒的人，他们的偶像有缺点。那些听众是我见过的最愤怒的人群，而汉斯·艾森克至今仍没有丧失让人愤怒的能力。1994年，我跟几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讲起这次讲座，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有趣，结果他们冷冰冰地回答：“他总是胡言乱语。”但是杰克很钦佩他。杰克认为精神分析的基础是泥做的，这种怀疑把萨斯曼太太也囊括在内——如果连弗洛伊德都不科学，那他又能传授多少科学的东西给荣格呢？但是我说，我去找萨斯曼太太不是为了寻求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她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把弗洛伊德、荣格、克莱恩，以及其他合适的理论混合起来运用。杰克觉得我的理由没有说服力。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荣格，但这仍然跟科学没关系，不然为什么不干脆去听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讲座？效果将完全一样。他对我的“荣格梦”不以为意，而当我开始做“弗洛伊德梦”了，他就更不上心了。只是我自己觉得不自在。我在按照要求做梦。对一个困惑惊恐、乞求明路的人而言，心理医生的影响极大，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病人渴望取悦导师，因为对她来说，那位导师一半是母亲、一半是父亲，拥有一切知识，威严地坐在椅子上：“好了，今天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杰克。比如说，有一天我和萨斯曼太太坐在一起，几分钟都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道：“我敢肯定你知道，虽然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我们在交流。”这句话很不明智。她认为我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一定会把这类话当成“神秘家的胡说八道”。她说的不是身体语言（“身体语言”这个词以及对人的姿态、手势等进行解释的技巧都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心灵之间的交流。她的话一出口，我就想，好吧，是的，把这种异端邪说当成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下来吧。尽管杰克曾经那么痛苦地批判共产主义，但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这事儿跟他讲，他一定不会认同那些“神秘”的思想。

杰克因为我去萨斯曼太太那里而责备我。他说我是大姑娘了，应该明确地让母亲离开，让她去过她自己的日子。她身体健康，不是吗？她很坚强，对吧？她也有足够的钱过活，是吧？

母亲的处境让我痛苦焦虑。她可怜巴巴地跟乔治·劳一家住在肮脏狭窄的郊区。乔治·劳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兄弟，年老而且残疾，和母亲也没有共同语言。母亲不断给我施压，非要跟我住在一起不可，因为她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她哥哥已经去世，她觉得她哥哥的家人和以前一样令人讨厌。她确实很拮据。按常理，正如她一直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合住一套公寓，分摊开支，况且我需要有人帮着带彼得。她说，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帮我带彼得。周末的时候，她常带彼得出去玩或者去旅行。有一次去了怀特岛，彼得接受了洗礼回来。她告诉我，这是她的责任。我没跟她理论，因为跟她理论从来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未尝不好，至少我可以跟杰克一起待上三天。我和杰克不在的时候她就住进丘奇街的顶层，尽管对她来说要爬上那里的楼梯很困难。琼不介意我母亲在她那里，她只是说了句“她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我也不会介意琼的母亲，尽管她们相处得也不好。我会听她母亲自哀自怜地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这是一部社会史，艰难时代成功地把这一页写成了一个故事：一个漂亮的犹太姑娘，她来自伦敦穷苦的东区，在艺术家和作家中间求生。

杰克说我应该在我母亲面前直起腰杆，再也不低头。

琼也——用一个含糊的词，可以说是“卷入”了心理治疗，但是各种尝试最后都以失败收场。有一次治疗结束后，她对我说，一个艺术趣味那么差、住在弥漫着卷心菜煳味的房子里的人，怎么可能对人类灵魂有高深的见解？这番话值得大笑几声，就像很多痛苦的事情一样。

琼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天赋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她有很多天赋。她擅长绘画，有人说她的风格像凯绥·珂勒惠支，那还是在凯绥·珂勒惠支获得艺术圈的认可之前；她是专业演员，擅长舞蹈；她也擅长写作。也许是因为她的天赋太多了，以致她始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某个专业轨道上。而住在她的房子里的我，却出版了三本书，并且获得了好评。她对我和杰克都持批评态度。她不赞成我抚养彼得的方式，认为我太随意、太放任，把彼得当作成年人。她说，光给他读书、讲故事是不够的，还需要……那么，还需要什么？我觉得，她批评我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儿子不满意，因为没有哪个单亲母亲不认为独自抚养儿子是个缺陷。而且，我是从殖民地来的，不优雅，也许这是她最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在小事上最容易起摩擦。有一个星期天，我请人来吃午饭。我准备的食物里有苏格兰蛋，这在南非是自助餐的主食。琼站在一旁看着它们，很不高兴地质问道：“为什么给人吃这个？街上明明有家很好的熟食精品店。”她批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这只是我的感觉。她对别人的批评和她令人赞叹的慷慨、友善形成了对立。这两种倾向共同驾驭着她，而她对自己的批评与贬低远远超过她对别人的批评。

为了抵挡这种无止境的挑剔带来的压力，我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意识，越来越冷淡。是的，我在重复我母亲的状态。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萨斯曼太太。萨斯曼太太从我和琼口中听到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并且需要同时支持我们两个人。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天下午，琼冲上楼梯，指责我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

“什么？”

“我梦见你把我从悬崖上推了下去。”

我跟萨斯曼太太讲起这件事情，她说：“那么，你真的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了。”

琼不知道，我之所以会觉得受她压迫，是因为我崇拜她。在优雅、自信和一般的处世经验方面，她具备我所没有的优点。几年后，当我告诉她这一看法时，她觉得难以置信。

杰克把琼视为竞争对手，或者这也只是我的感觉，总之只要琼批评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批评琼。“你为什么不自己住？你为什么需要一个母亲式的人物待在自己身边？”他没有看到，住在琼的房子里有助于我躲避母亲，而且对彼得来说那里再合适不过了。

杰克觉得我对彼得过于呵护了。他很难跟自己的儿子相处，也坦率地告诉我，他不会成为彼得的父亲。

这也许是当时最糟的事情。我知道彼得多么渴望有个父亲。这个小男孩对每个人都敞开心怀，充满热情。他奔向杰克，举起胳膊——却遭到冷淡的拒绝。他把胳膊轻轻放下，垂在两侧。杰克问他一些大人的问题，他不得不慎重、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时抬眼观察杰克的脸色。他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不安和焦虑。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

我和琼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女人，都习惯于独立生活，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但我们相处得很好，经常坐在餐桌旁聊天，人民、男人、世界、同志，而最后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有批评色彩。老实说，在餐桌旁跟琼聊天是我最愉快的记忆。我们的厨艺都不错，在做饭的时候会有小小的竞争。我们的谈话内容我后来用在了《金色笔记》中。

有一次，琼说给我看样东西。“不告诉你是什么，跟我来好了。”一栋小房子，在一条小街上，走路两分钟就到了。房子里到处都是昂贵的家具和画，里面有四个人。琼站在门边，我站在她身后。她朝一位躺在贵妃椅上的慵懒的女人挥挥手，那女人穿着泡纱睡衣。一个男人弯腰为她呈上香槟，那是她前夫；另一个男人正在抚弄她的脚，那是她现在的情人；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男人红着脸，怀着兴奋和爱慕，等待机会。没有我们的位置，于是我们道别，那个女人叫道：“一定要再来，亲爱的，什么时候都行。我在这里快被自己折磨死了。”她遭受着一种奇怪的疲劳症的折磨，只能躺着。看来是她的前夫和情人在维持她的生活。“好吧，你告诉我，” 我们往家走时，琼大笑着说，“我们做错什么了？她甚至算不上很漂亮。”我们忧心忡忡地回到家，回到我们负担过重的生活。

一周有两三次，我们会跟萨斯曼太太讨论自己以及对方的行为，并对动机进行追根究底的探寻。不过现在，和那些痛苦不堪、难以承受的事情比起来，显然是“我刚买了些牛角包，一起来吃？”或者“你听到新闻了吗？真可怕，我们聊会儿？”更有趣。我最喜欢听她谈论她通过父亲和党的工作认识的那些艺术家和作家。她对世事的洞见常常令我折服。比如，大卫·邦伯格曾为她父亲画过肖像，但当时艺术圈的人不重视他。“哦，别担心，这很正常。不过等到他死了，那些人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她对此淡然处之，而我却义愤填膺。大卫·邦伯格一生贫困，无人赏识，然而他死后，事情果然像琼说的那样。她从派对上回来，告诉我奥古斯塔斯·约翰也在场。她说她告诉年轻的姑娘们：“最好小心点，别被他哄去当模特。”因为奥古斯塔斯·约翰那时已经是个滑稽的角色了。她还告诉我，她刚刚从BBC附近的酒吧回来，就是路易斯·麦克尼斯和乔治·巴克常去的那个酒吧。而且她刚刚在BBC劝雷吉·史密斯看一些手稿。雷吉·史密斯对年轻作家一向很慷慨。她是1954年苏荷广场集市的组织者之一，当时大家一定玩得很开心。我听到她响亮快乐的笑声沿着楼梯传上来：“你肯定不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明天再告诉你。”

是琼说服我以多种方式履行自己的“革命义务”。罗森堡夫妇因为间谍罪被判死刑，我发起了一次为这对夫妇请愿的活动。跟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上。每个共产党员都相信，或者都说自己相信，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我认为他们有罪，只是没料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有人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

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女人在《时代》杂志工作。她是共产主义者，而《时代》杂志是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仇恨、斥责的对象，因为它“散布关于苏联的谎言”。党的一位官员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对她说，她应该保持清醒，并把《时代》杂志内部的事情汇报给党。她答应了，没有想太多。然而突然间，一股反间谍的热潮席卷而来。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当成间谍，但她对自己说，简直是无稽之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把一家杂志社内部发生的事情告诉一个合法的政党，怎么能算是间谍行为呢？但媒体却告诉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她在惶恐不安中离职了。在恐慌的氛围中，没有哪个共产主义者是无辜的。

我想罗森堡夫妇可能只是说了句“哦，当然，如果这边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他们有罪，而且他们从监狱中发出来的信也令人作呕。他们显然是希望这些信能登在报纸上并被宣传，而同志们却觉得这些信感人至深。如果在其他非政治性的场合下，同志们是有能力从这些书信中看出虚假和伪善的。

这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点，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点，即我们显然已经被迫犯下了许多谋杀罪和重伤罪，毕竟不首先打破鸡蛋，谁也做不出鸡蛋饼。但要是有人稍稍暗示一下其中的肮脏，大部分共产主义者都会表现得很愤怒。这种行为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间谍活动；党当然没有拿莫斯科的钱；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当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党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的最纯洁的希望——“我们”的希望——除了纯洁，党不可能存在其他东西。

我对罗森伯格夫妇的态度很简单——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就算他们有罪，也不应该被处决。我收到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回信，大部分都表示，既然党拒绝批判苏联的罪行，那么他们也没有理由为罗森堡夫妇请愿。

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只是觉得处决罗森堡夫妇不符合道义。我再次成为公开被围攻的共产分子。我收到很多泄愤信和匿名电话。在政治情感强烈的时代，罗森堡事件引起了太多的愤怒和仇恨，以至于人们很快就会忘记，隐藏在所有喧嚣和宣传背后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是非抉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案子里仍然有些无法解释的东西。罗森伯格夫妇被处决后，没过多久，英国和美国就揪出了大批间谍。有些人为了钱而叛国，有些人使几十位同胞丧生，但没有一个被绞死或坐电椅。罗森堡夫妇的罪行比他们轻得多，而且还有年幼的孩子。有人认为，他们被判坐电椅，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包括我——怀疑，那些判刑的人只是想看着一个年轻、丰满的女人被“烤熟”，并从中获得隐秘的快感。有时候，对某件事情的争论远比那件事情本身更能引起关注，罗森堡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琼的指示下履行的另一项“义务”和谢菲尔德和平大会有关。我挨家挨户地发放颂扬这次盛会的传单，但都遭到了冰冷的拒绝。报纸上说，这次集会是苏联发起和资助的——当然是这样，但我们义正词严地否认了这一点，而且自己也信以为真。这是一次真正让人厌恶的经历，是我履行过的“革命义务”中最糟糕的一次。当时天气阴冷灰暗，没有人会关心谢菲尔德的美。而且我前所未有地见识了英国市民对一切共产主义事物的强烈的敌意。

我和杰克一起去了两次巴黎，其中一次写进了《红酒》这篇小故事中。有一天，我们坐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吵吵嚷嚷地过去，掀翻了汽车。是什么让他们满腹仇恨？掀翻汽车是法国人特有的自我表达的方式，杰克在战前就见过一模一样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也见到了。

还是那次旅行。另一件事情，另一家咖啡馆。那天我们坐在路边喝咖啡，一个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女人牵着她的小狗向我们走来，或者说，飘然而至。她是妓女，打扮得极其华丽、十分完美。现在的巴黎街头已经看不到那样的妓女了。杰克望着她，目光中同时流露出遗憾和欣赏。他低声对我说：“上帝，看看，只有法国人才会……”她走到我们身边停下，盯着杰克。片刻，她轻蔑地说：“Vous êtes très mal élevé, monsieur.”意思是：你很无礼，先生。或者说，你真粗野。然后她飘然而过。

“可是，如果不想引人注目，为什么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呢？”杰克说。（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因素），“如果一个人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享受这样的女人，他敢碰她吗？要是我肯定会把她的发型弄乱的。”

第二次巴黎之行中，我们去了一个黑洞洞的、像地下室一样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群观众，都是法国人，他们表情凝重地望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那个女人穿着高领的黑色长裙，没有化妆，黑眼圈带着哀伤。她在唱歌，唱的是那个年代的精华，《今生无悔》以及许多其他的歌。那些歌无畏地倾诉着战争和占领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并且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当时在巴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人行道上放着成堆的花环或鲜花，上面的墙上是一个弹孔，旁边写着：xxx在这里被德国人枪杀。你感受到了由同胞情谊引起的痛苦，于是停下脚步，但在充满戏剧性的愉快气氛中，这种痛苦也受到了污染。

我们去戏院看布莱希特的公司，也就是柏林剧团带来的《母亲的勇气》。在那之前，还没有哪个德国公司敢在巴黎演出。杰克认为会发生暴乱，毕竟德国人这么快就出现在法国，很危险，但我们应该去。这将是个历史性事件，何况还是布莱希特的作品。第一天晚上，整个剧院被层层包围，里面是观众，外面是警察。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剧团只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彩排。那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这在当时当地表演再合适不过了。剧幕缓缓升起，观众一动不动，剧场一片沉默。因为之前耽搁了太久，所以没有中场休息，全场寂静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们憎恨这出戏？意味着他们会受仇恨的怒火驱使而突然冲上舞台，引起骚乱？戏剧接近尾声，一位声名狼藉的老妇人虽然被剥夺了一切，但她仍然想跟上军队，于是大声喊着：“带上我！带上我！”台下依稀响起了些许呻吟和抽泣。沉默，沉默，沉默——突然观众站起来，呼喊、鼓掌、哭泣、拥抱，而演员们则站在舞台上抽泣着。这个场面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出自本能的感动，而是欧洲对自己的觉醒，是战败的屈辱的德国在向欧洲哭喊：带上我！带上我！

我从未在剧场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它让我目睹了一场戏剧可能遇到的最完美的时刻，好像剧本就是专门为了那一场最完美的演出而写的。在那之后，我也看了其他版本的《母亲的勇气》。

后来听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说，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避难时曾帮阿兰夫妇看小孩。那时布莱希特刚写完《母亲的勇气》，请阿兰读一下。阿兰读完后告诉布莱希特，这个剧本很有前途，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海琳·韦格尔很气愤地说：“这是一部杰作！”泰德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挖苦自己，并像真正的故事家一样对其进行反复润色。他说他对布莱希特的批评十分粗俗，就像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一样滑稽：“去掉那个老婊子。你必须得让剧本充满性感的诱惑力。这里应该有个美女。我知道了——修女怎么样？一个新出家的年轻修女。让我们看看……拉娜·透纳……费雯·丽……”

我和杰克还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月，那是我们最长的一次旅行。在那期间，彼得由我母亲照看了一阵子，由琼照看了一个礼拜，其余的时间都去了艾希纳家。我们的钱不多。那时杰克还不是资深医生，而且要养家。我们能各凑出二十五镑吗？旅途的开销加上汽车的费用一共是五十镑。一路上，我们吃面包、香肠、青椒、番茄和葡萄。直到今天，每当我闻到青椒的气味，感觉到里面尚未散去的阳光的热度，西班牙之旅的回忆就会再次将我包围。当你从法国穿过国界进入西班牙，就仿佛回到了十九世纪。那是旅游业兴起之前的西班牙。我们开车去了萨拉曼卡、阿维拉和布尔戈斯等城镇。人们相互推搡着来看外国人，衣衫褴褛的男孩们抢着给我们看车，昼夜各六便士。当我们在一家很便宜的餐馆吃饭时，饥饿的孩子们把脸贴在餐馆的玻璃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对杰克来说，我们正在驾车穿过的是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的回忆，是他经历过的每场战役的每个时刻。他历尽磨难。对他和跟他处境相似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英国和法国背叛民选政府的那一刻开始的。他为那些饥饿的儿童感到痛苦，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处都是黑袍裹身的肥胖的教士和身穿黑制服的持枪的警察，杰克感到怒不可遏。当时的西班牙穷得让人绝望，就像爱尔兰。

但是……我们在野外开阔的地方裹着毯子入睡，因为我们喜欢满天的星星。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但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们裹着毯子坐起来，看到两个深色皮肤的人骑在高大的黑马上，披着红毯子，就像围着披肩。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面无表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然后穿过田野。他们身后是灼热的蓝天。

我们有时坐在橄榄树下吃面包和橄榄，喝深红色的葡萄酒，有时躲在小教堂里，一边等待正午的酷热过去，一边等待胳膊和大脑恢复。

我们去看了斗牛。在那里，杰克为了六头牺牲的公牛而抽泣。他低声说道：杀了它，杀了它。

在马德里，有一些女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把脚放在水沟里。我们把自己的蛋糕给了她们，又为她们买了一些。

我们觉得阿罕布拉就像我们自己的地方——阿罕布拉总会激起人们的强烈情感，要么恨它，要么爱它。

我们经常激烈地争吵。我相信，而且也有经验：充满活力的、频繁的性生活会引起突如其来的对抗风暴。托尔斯泰和D.H.劳伦斯都对此进行过描写。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把车停在空旷的乡间，开始做爱，在干涸的水渠里，在森林里，在葡萄园里，在橄榄树丛里。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争吵。妒忌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但这毫无道理，因为我爱的是他。在穆尔西亚的一个小镇上，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在一家并不凉爽的咖啡馆坐了一整天。杰克认定我跟一个英俊的西班牙人眉来眼去。我们吵得很凶，最后不得不去旅馆过夜，因为杰克——我们的医生——认为，是饮食和睡眠不足让我们变得暴躁。

我们沿着直布罗陀海峡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一家旅馆也没有。我们在内尔哈见到了几个渔夫，他们在海滩上做鱼给我们吃。我们睡在沙滩上，看着星星，聆听着波涛的声音。一年后，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塞罗那之间将会出现星罗棋布的酒店，但在那时什么也没有，除了几个镇子，就是蜿蜒空旷的海岸。巴伦西亚附近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切勿在此游泳，危险！”但我还是下水游进了诱人的波涛中间，接着一个浪头把我举起，摔在沙床上。我爬出来，耳朵里灌满了沙子。杰克带我去了当地的医院。两个医生用拉丁语交谈，证明拉丁语仍然活着。

阿维拉地势高，容易起风。干燥的芦苇叶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精美绝伦的咖啡色水瓶和罐子。我在那儿买到了我有过的最漂亮的水瓶，而且只花了几便士。

在西班牙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使我震惊：一边是野性十足、荒蛮而空旷的美景，一边是廉价而沉闷的旅馆；一边是随处可见的贫困，一边是缀满黄金和珠宝的教堂，仿佛西班牙半岛上所有的财富都放在了教堂里。即便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去了三次德国，第一次是去找哥特弗莱德。前一年夏天，彼得去德国找他父亲。我曾告诉过哥特弗莱德，除非他对自己的境况很有把握，否则别让彼得去找他。他对我的政治敏感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不屑。他觉得只要他愿意，当然可以随时邀请彼得去德国。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而且，茉艾迪·约克尔也说他的判断有误。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战争期间，旅居国外的德国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很多人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我之所以生气，一方面是因为哥特弗莱德多年来在政治见解方面总是侮辱我、教训我，而事实上，我经常是对的，他才是错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彼得，他曾经有个无比和蔼的父亲，但现在却被这位父亲抛弃了一般。

现在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那的确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责怪他是因为他从未托人偷偷送信出来告诉我，他不能跟西方保持联系，因为他可能会因此丧命。这不是一件难事，当时有很多人进出德国。有人去东德正式访问，回来后告诉我：“我见到了你那位英俊的丈夫，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的爱。”“他不是我丈夫。”我说，“而且，需要他爱的人是彼得。”我憎恶东柏林，它在我眼里是共产主义的丑陋和虚伪的浓缩。然而有些同志却很崇拜它，一直到苏联崩溃前夕，他们还在说：“东德的路走对了。东德的经济领先于其他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初的革命没有在德国爆发，多遗憾。”

另一次德国之行是去汉堡。杰克想去寻找战争期间失踪的一位朋友，可惜没有找到。汉堡遭到过猛烈的轰炸，废墟尚未清理。二月的天空，阴沉而寒冷，苦涩的风从北海刮过来。杰克说当地有个工会的节日，是个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参加。在建筑物的空隙间，在废墟里，大堆大堆的篝火燃烧着。人们喝醉了，拿着酒瓶，围着篝火踉踉跄跄地蹦着、跳着。他们唱着，或者说吼着战争年代的老歌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歌曲。他们就像一群匈奴在五朔节之夜狂欢，非常恐怖。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三十年后，我重游汉堡，跟一位出版商说起我记忆中的情景，他说：“不可能，这儿从没发生过那种事情。你想到的可能是柏林或慕尼黑。”

我在柏林确实也见到了废墟，绵延几英里，并且当时我就站在曾经矗立着勃兰登堡门的地方。三十年之后，我回到那里，看不到一点废墟的迹象，好像战争从未发生过。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还是小孩，住在柏林。在他们的记忆中，除了永久的饥饿，就是在炸毁的房屋中间玩耍。他们以为城市就是那样的，有些街道完整，有些街道破败。后来他们去了没有被毁的城市。其中有一个人小时候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他母亲靠着为美国人打工才勉强养活了他。他看了一部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电影后说：“总有一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长得像奥逊·威尔斯那么胖。”那一天真的来了，他的医生对他发出了警告，他不得不节食。

我跟杰克去德国南部旅行，后来我把那次旅行写进了《天堂中的上帝之眼》里。整个德国的情绪都很低落，民众很愤懑。那次经历让我很沮丧，写那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有些德国人责怪我写了那个故事，但我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在思考我们全体——欧洲建设自己，摧毁自己，建设、摧毁、建设……

令我最不愿回忆的是在火车站台上，一个女人向我走来，抱怨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了。她质问我：“你知道这是不正义的行为吗？这公平吗？德国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一齐攻击我，声音中充斥着伪善——当一个人有意识地站在错误的位置上时，语气中总会带着那样的伪善。

杰克要去德国旅行，部分原因在于对德国的政治定罪。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愿相信祖国的罪行，但毕竟，这个国家几乎把他的家人赶尽杀绝了。

我很矛盾。我是在“一战”的影响中长大的，其中也包括受了我父亲的影响——他对德国士兵抱着强烈的认同感，认为他们和英国士兵一样，不过是愚蠢的政府的牺牲品。我曾嫁给从被希特勒控制的德国逃出来的受害者。成长环境让我相信：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条约》的直接产物，如果战胜国能以明智的态度宽容地对待德国，“二战”就不会发生。我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胆量早一点站出来反对希特勒，支持那些被我们怠慢的反纳粹的德国人，“二战”就有可能被阻止。当时在德国让我非常痛苦，我被两种力量撕扯着。我一方面为德国人感到难过；但另一方面，德语和德国的标记唤起了我对战争的恐惧，尽管那是缺乏理性的愚蠢的反应。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个晚上，我站在柏林的一个铁路站台上，突然意识到站台上的每个人都曾在战争中受伤——断腿的，缺胳膊的，没眼睛的，所有的人都喝醉了，那是战争和艰难时代特有的醉酒方式，那是辛酸的醉酒——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和主动把鼻子往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上蹭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几十年，我都没再去过德国。后来，德国再度完整了，悲惨破败的景象也消失殆尽。求求你，上帝，让它们永远消失吧。

我接下来要写的，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神经质的行为——我决定加入共产党。当时，我的“怀疑”开始变成一种持续的折磨。一些琐碎的现象表明苏联已经变得很恐怖。人们开始讨论这些现象，窃窃私语，小心提防，以免被人听到。在我的记忆中，大家从未认真地坐下来，深入讨论过我们听到的传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人说着说着就突然泪如泉涌：“噢，这太可怕了。”也有的人突然指责道：“不管怎么样，这肯定只是些反苏宣传。”还有的夫妻开始争吵，甚至闹离婚。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总是抱怨那些老赤色分子“试图为自己辩解”，但老一辈人则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很自然的事情。解释过去，经受检验，这并不是在为自己辩解。

我来把这个悖论说清楚。当时在欧美，有一类人热衷于权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都是那些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具社会关怀的人。这些正直善良的人支持着我们时代最恶劣、最残忍的暴政——共产主义中国是个例外。

当时的首要事实，即“思维定式”是：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它已经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资本主义要为每一项社会弊病负责，包括战争；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经常听到热切的共产主义布道者说：“不管是谁，只要跟他谈上两个小时，我就能说服他——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共产主义也不完全是干净的？或者套用同志们的说法：“共产主义也犯了错误？”那是因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的。但如果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德国的话，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而苏联继承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成功的帝国这一事实，要到几十年后才会被人们注意到。用不了多久，当工业发达的国家进入共产主义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共产主义。

我曾设想过以“政治”为标题单独写一章，这样，读者若是觉得这个主题很枯燥的话，就可以把一整章直接跳过去。在那个时代，政治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冷战成为带着毒素的空气。在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那种非常癫狂的思维方式。如果屈服于癫狂的只有一个女人，倒也不打紧，然而整整一代人都成了某种社会精神疾病或者说集体自我催眠的一部分。现在，我并不想证明什么，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都是某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之后，一定有人会说：“你们怎么不管什么都相信？”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宗教的思维定式，跟充满激情的宗教真信徒一模一样的思维定式。阿瑟·库斯勒和其他几位作者合写了一本题为《失败的神》的书。现在，把共产主义称作“宗教”已经是陈词滥调，但使用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必然理解它。共产主义从宗教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狂热，还有整个图谱——好人和坏人，得救的和无法救赎的。我们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框架——地狱：资本主义，所有的恶；救星：集所有的善于一身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炼狱：不打碎鸡蛋，谁也做不出鸡蛋饼，兵营、集中营和其他；然后是乐园……然后是天堂……然后是乌托邦。

然而我远远算不上真信徒，因为，我一生中最认真的爱恋——杰克，他身上就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内在冲突。如果你喜欢，可以用“矛盾”这个词。他的十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同志、亲人，被当作叛徒绞死了。当我告诉杰克我在考虑入党时，他说我在犯下一个错误——他说出这话的时候一定无比伤痛。但作为一个走过弯路的人，他知道，这种劝告是在浪费时间。“你会成长，会走出这个阶段。”他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

阿瑟·库斯勒写道，当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仍然决定留在党内的共产党员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秘密的解释，一种无法跟朋友和同志讨论的解释。我认识的一些共产主义者表示：没错，报道出来的那些罪行都是真的，但绝不像资本主义媒体说的那么坏，但斯大林同志肯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因为有人向乔大叔隐瞒了真相。我对那些事情进行了理性分析，我的“秘密解释”是：苏联的领导层已经腐败了，但守候在共产主义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会在恰当的时候掌权，然后共产主义就会继续向着公正、完美的社会迈进。当然，除了杰克，我不能跟任何人讨论这种解释。但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乔大叔把那些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全杀光了。

还有就是像所有殖民地来的人一样，我对英国当时的阶级体系感到震惊。英国是两个国家——现在好一些了，尽管改变不大。我刚到英国时，我的罗得西亚口音让我可以跟工人阶级聊天，因为他们把我看作禁忌体系之外的人，但当我可以讲中产阶级的标准英语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不是我特意选择的，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吸收周围的口音。一道帘幕就这样垂下来，门“砰”地关上了。我想说的是应该把工人阶级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出于上层阶级的友善或者是家长式的“和蔼”。然后我发现，三十年代那些靠着苦茶水、人造黄油和果酱熬过来的人们，那些长年失业、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们，居然投票支持保守党。

有一次，一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朋友带我去吃午饭。他是我在罗得西亚认识的。他对我说：“你会学着通过这一关的，女人在这方面很擅长。”他带我出去吃午饭就是为了说这个。显然，他的用意是好的。当我说我根本没打算“通过”时，他表示不解。人们没有必要非得敬重他的阶层。再过六七年时间，只要“那一代人”——愤怒的青年人成长起来，我就没有必要为这种立场辩护了，但在当时我必须为它辩护。两个人都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

还有一次，我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去贝斯沃特的一家酒馆。他曾经也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那是个公众酒吧，我们在柜台边叫了饮料。坐在墙边的人都盯着我们，他们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其中一个人起身向我们缓步走来，特意告诉我们：“你们不该在这儿。那边才是你们的位置。”他说的“这”发音有点像“介”。我们顺从地走向他指的地方，走向自己的同类——中产阶级。这类事情今天仍在发生。虽然外国人，以及从国外回来的人总在抱怨这种阶级体系，但英国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说——你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所谓的下层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这种身份制度“内化进”自己的生活了。

我后来意识到，在这种对英国的尖刻的批评中，我的想法跟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样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凄惨而污秽的贫穷。我们和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的人一样，都感到愤怒，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佛朗哥提供武器，而法国和英国政府却拒绝为合法政府提供支援。一种强烈而持续的羞耻感涌上了很多人心头。如今，那种因为自己的政府的行为而感到羞耻的情感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是一种业已远去的纯真。那种羞耻感让一些人变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的是一笔痛苦的遗产。或许人们已经忘了，西班牙难民曾经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被困在靠近边境的难民营里很多年，好像他们是罪犯，应该受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极度贫困的西班牙人经常在苏荷区的两个酒吧里聚会。他们说世界把他们忘了，其实他们是最早起来反抗纳粹、反抗法西斯的人。然而，有些愤世嫉俗的人却说，那正是他们的罪。

就这样我入了“党”，这是当时对共产党的普遍称呼。当时我讨厌拿着党员证，讨厌加入任何组织，讨厌开会——现在也一样。我只是想记录下这自相矛盾、愚蠢癫狂的情感和行为。很久很久以后，一直到前段时间，我才想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应该脱离党的时候，却仍然坚持留在党内。但现在先讲这么多。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很多人到处去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但从未想过要加入党组织。我看不起他们。用不了多久，伦敦就会涌现出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也会到处去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以使布尔乔亚震惊，使父母心烦，使自己和他人感受到愉快的震颤。

文化委员山姆·阿伦诺维奇和我面谈。他年轻，瘦削，带着军人般的硬朗和那个时代阴沉的幽默。他曾是伦敦东区的贫苦孩子。他曾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教育。但那并不是他的温床，因为他是犹太人，是拥有圣书的民族中的一员。我不止一次听东区的犹太孩子说起，他们是怎样在饭桌上听父亲、叔父、长兄，甚至母亲争论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的，即便饭桌上的食物也许都不够吃。“党”为什么会选一个根本没读过现代文学作品、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担任文化代表？面谈的地点在考文特花园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国王大街说……”“国王大街的那些白痴……”“国王大街传唤我，但我告诉他们……”）他就像长官面见新手那样听完了我的话。他说，当他听说有位知识分子想要入党时，他觉得很有趣，因为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退党，他等着读我的退党声明。然后他带我去了东区，他成长的地方。那是我在伦敦的早期生活中最鲜活的记忆，但山姆却说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他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已经死去的文化。他惋惜这种文化的消亡，因为它具有勇气和凝聚力。山姆的人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或者说他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其中一种是“贝列尔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散步时，有时会看到他在那里跑步。我们会叙叙旧，聊聊天，比如，彼得在周末经常会跟他的女儿萨布丽娜一起玩。现在，山姆在帮助住在他长大的地方的孟加拉人。伦敦东区的孟加拉人也是一群信奉圣书的人，但不知为何，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圣书的指引下，变成满怀激情、好思辨、有见识的聪明人。那样的人能够从贫穷中崛起，为知识、商业和艺术注入活力。孟加拉人的孩子不是听着父亲、母亲、叔父、哥哥争论宗教、政治和文学问题长大的。他们听不到诗歌，也听不到引经据典的争论。他们入学后成绩也不优异，不像之前住在同一个街区的贫穷的犹太人。

有些人难以脱离党组织，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有那么多个性丰富的杰出的人，他们慷慨、善良、聪明。

我可以从我经历的很多事情中挑两件出来证明这一点。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缺钱。我必须放弃单靠积蓄生活的日子，必须出去找工作。就在那时，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陌生的共产党员寄来的。信上说，他们喜欢我的书，得知我有困难，就随信寄来了一百英镑。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他们不要我还，只是希望，当我有钱的时候能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并附上同样的条件：将来把钱送给需要的人。对这些从未谋面的人，我永远心怀感激。

没过多久，阶级体系使我觉得自己像被关在监狱里，于是我向党组织申请去走访矿工社区。我找到了靠近唐卡斯特的阿姆斯索普。那是一个阴沉压抑的村庄，不过因为是新建的，村里人觉得跟住在旧村时比起来，他们已经算幸福的了。有一个矿工家庭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夫妻俩成为共产主义者已经几年了。我在他们家看到了在别的村民家看不到的成堆成堆的书。他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和广播剧。他们跟我说起西比尔·桑代克战争期间带着剧团到这里给矿工演出莎士比亚的场面，还说社区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这对夫妇曾经去过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那时大众旅游尚未兴起，他们是村里唯一一对外出旅行过的夫妇。那个旷工是父亲式的人物，或者说是大家默认的代言人，总是有人到他家里向他讨主意。他跟我谈论矿工社区、英国和自己的生活——那些二三十年代最常见的贫穷故事，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但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他说的却都是谬论。然而，如果你告诉他，他无比景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幻象，斯大林其实是个恶魔，你就会杀死他心中的东西——希望，对人性的信心。一端是合理、清醒、诚实，另一端却是谎言组成的海市蜃楼——这种双重现象在当时很常见。

我在他家里住了两周。我经常醒着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就在他们的卧室下面，我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咳嗽声。井下作业让他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不允许孩子们靠近矿井，他觉得在井下过的简直是猪狗不如的日子。

我跟他一起穿过街道，看到一群年轻的矿工刚从井下上来。他们在井口的浴室冲了澡，然后穿上他们最好的廉价西装，裹上红色的围巾，走向唐卡斯特，去消磨夜晚的时光。他们向我的东道主打招呼，也冲我点了点头。这位老矿工对他们表现出一股愤怒的温柔：“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好，围巾也不保暖。”你也能感受到小伙子们对他的感情。

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英国对英国》里。

我的党员证的发放被推迟了。我收到了苏联的“世界和平作家请愿行动”的邀请。这类鼓舞人心的组织在当时很兴旺。这次行动是内奥米·米基森和艾利克斯·康福特发起的，可惜没几个人愿意去参加。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不断收到信件和电话。他们说我会消失在集中营里。我说，苏联作家怎么可能任凭受邀的客人失踪而熟视无睹？影响岂不是很坏？就像当初茉艾迪·约克尔回答哥特弗莱德一样，他们回答我：“你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如果真的被他们干掉也是活该。”

我们一行六人：内奥米·米基森和她那懂俄语的表弟道格拉斯·杨；阿诺德·凯特尔，来自利兹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A. E. 科珀德，短篇小说家；理查德·梅森，战争期间最畅销的小说《清风不识字》的作者，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位英国年轻士兵爱上一位混血女护士的故事；还有就是我，初出茅庐的作家。我们知道，作为战后首批访苏的西方作家代表团，我们几个在文学上的声誉远远达不到俄国人希望吸引的作家的水准——那是在1952年。

我们开了个预备会，大家情绪高涨，讨论很激烈。艾利克斯·康福特很不喜欢代表团里有个共产分子——阿诺德·凯特尔——这家伙肯定会设法蒙骗我们，向我们灌输谎言。内奥米·米基森不赞成他的看法。她了解阿诺德，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小伙子。A. E.科珀德在政治方面单纯得像个婴儿，他参加了弗罗茨瓦夫和平大会后爱上了共产主义，像服了迷幻药一样。会议演变成一场密谋。艾利克斯·康福特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指导我们智斗阿诺德·凯特尔。我记得当时理查德·梅森也在场。

党组织也认为，一次访问中有两个共产主义者不太好。他们让我先不要正式入党，回来以后再入。这种做法立刻把我置于虚假的境地，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欺骗不是我的本性；我喜欢直截了当、开诚布公，也因此经常遭到批评，被认为不够老练。

事后那些更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从一开始就被卷入了欺骗行为中，而且有可能被识破。我相信他们的说法，但这种相信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我开始更深入地看问题。为什么只要在党周围，事实就会遭到歪曲？人们把魔鬼叫作“谎言之父”，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些更古老的词，比如“谎言之国”。

我们的代表团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组合。先说内奥米·米基森，她是三十年代为女性生活开辟新领域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小说《玉米王与春天王后》。她是农场主，是苏格兰的镇议员，而她丈夫迪克·米基森是国会议员，也是积极的工党成员。A. E.科珀德写的一些小说情感温柔，笔调带着讽刺和幽默，而且见识敏锐，可以跻身最优秀的英语短篇小说之列；然而很不幸，他爱上了共产主义，这对他保持目光清晰没有多少好处。理查德·梅森说他去苏联是因为他去年刚刚去过洛尔德斯，他觉得苏联之行将是很好的对比，会是一次很刺激的体验。但是他虚伪而庸俗，打扮得像个抽烟斗的英国乡绅，表面上不温不火、沉默寡言，内心却很浪漫。阿诺德·凯特尔之所以成为代表团成员是因为内奥米邀请了他，而且党也同意了。至于我，也就发表过一部受到好评的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

在机场集合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用怀疑的，或者说谨慎的目光打量着阿诺德·凯特尔。但他的镇定和理智却反而让他立刻变成了整个队伍的领导。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些共产党人总是被视为妖魔鬼怪，而一旦你亲眼见到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异乎寻常地正常。

我们几个人对苏联的看法大相径庭，却能变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是因为报纸的大肆渲染使我们抱成一团，另一方面是因为阿诺德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以统一战线的形象出现。这一定是来自国王大街或者苏联的党的方针。这让“右翼”的内奥米和道格拉斯感到吃惊。A. E.科珀德很沮丧，因为他一心想代表整个英国公开地、永远地拥抱共产主义，问题是他没有接种过政治疫苗，一点儿政治头脑也没有。他完全被与政治的初次接触征服了。而理查德·梅森，不管他是出于天性还是刻意伪装，都看不出政治色彩。因此我和阿诺德意识到我们俩处在核心位置。这很合我的脾气，也很合我的狂妄自大。如果我们几个当时在俄国人面前争吵，至少可以更公正地表明英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但在当时，随着访问一小时一小时地进行，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英国人，是爱国者。我们一见到俄国人，马上就形成了统一战线，因为那些俄国人都是守旧的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很简单——当然是这样！但按照当时的观点，这类民族主义跟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毫不相干，共产主义设想的是对全人类的一视同仁的爱。听着主持人布林普上校般的论调，我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在南罗得西亚的共产小组里的经历。那时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去理解“党的路线”中那些拐弯抹角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辩证法的杰作任意操纵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尤其是从哥特弗莱德嘴里说出来的话。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在费尽心机编织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解释俄国同志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当时的俄国人知道了一定会笑掉大牙。我和哥特弗莱德都曾说过，没有哪个真正的共产党会认可我们的理想主义式的夸夸其谈。这种说法多么正确，只是我没有料到会碰到这么刺耳而粗陋的民族主义。但我为什么会没有料到？俄国人，或者说斯大林，从来没有隐瞒这一点。我跟阿诺德一起讨论这种精神上的不愉快，因为其他人不会理解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俄国人经历了极其恐怖的战争，因此不得不退回到民族主义中。因为那场战争，我们不得不原谅俄国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列宁格勒战役中损失的人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战争中损失的还要多。这就是为什么捷克人杰克不断对我说：“你们这里的人就是不会明白。”那时候，“苏联”和“俄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尽管今天似乎不能。

我不得不说，我们几个人对那次访问的记忆并不一致。比如，大约二十五年后，我发现我跟内奥米·米基森记住的东西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回忆，而是我们两人记住的就像两次根本不同的旅行。我大吃一惊，这促使我开始去理解那奇特而捉摸不定的记忆。在那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有过共同经历的人会记住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像我们的苏联之行那种异乎寻常的经历。我跟阿诺德之间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的记忆大多是吻合的。

我一生中很少像那次旅行那样感到撕扯、震惊、失望、警醒……重生，对那段旅行的记忆也是我一生中鲜活的记忆之一。关于记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住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而且有时候，我们记住的反而是琐碎的细节，不一定很重要。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记住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当时格外警觉，注意力格外集中，全神贯注于当下。而我们通常的状态是心不在焉，例如在想早餐吃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或者回想自己跟某某说过的话。至于我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刻更活跃、更警觉，那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那次旅行中，我的意识绝对存在于每一分钟，这就解释了我的记忆。我经常下决心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又决定不写了。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苏联的任何言论和观点都必然会激起剧烈、狂怒、片面、狭隘的情绪，而且无法指望获得任何冷静的评价。况且，我记住的东西不见得会让同行的其他代表感到备受恭维。当然，他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而如今，剩下的只有远方传来的鼓点的乐声……

我们的官方东道主是以阿列克谢·苏尔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协会。很快，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的名字就会成为苏联压制正直作家的代名词。他相貌平平，表面上保持着当时苏联一贯的风范，使人相信他爽直、开朗、坦率，相信他是老实的苏尔科夫，是苏联的朋友们的朋友。但在背后，克格勃监视、指挥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吗？知道，但我们对克格勃的看法可以说很幼稚，也带着傲慢的色彩。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开玩笑说，克格勃会监听我们的电话，看门的会检查我们的行李，但我们毫不担心；我们来自西方，不喜欢那类事情。我们没有把自己看成克格勃的工具。事后表明，我们的确不是他们的工具，尽管如果我们成了他们的工具，他们会很高兴——毕竟有很多人这样做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战后首批来访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他们应该迁就我们，让我们过得愉快。他们称“二战”为“伟大的爱国战争”，这个称呼突出了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感到不自在。

在接待仪式的背后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的恐怖，是大清洗，是古拉格，是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是黑暗年代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不能说出来的不公、折磨、谋杀和酷刑。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记得有报道称最近刚刚发现了集体坟坑，并且证实，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被投进监狱，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斯大林不想花钱新建监狱，于是通过枪毙犯人来解决问题，然后继续抓人。我们遇到的那些俄国人背后正是这样的历史。当时斯大林还活着，像蜘蛛一样从克里姆林宫监控着一切。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些，但斯大林却在阅览苏联的一切出版物——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所有的戏剧、电影脚本。他让人用指定的歌词创作歌曲，以配合战争的不同阶段，包括一次次战役。他确信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经常引用他的这番话。解禁的苏联档案活灵活现地体现了亲爱的约瑟夫大叔的性格。

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来访人员一定像一群不太聪明的孩子。我曾经不止一次怀疑，我们的那次访问是否对这种说法有所贡献。前克格勃、格勒乌和其他情报机构的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西方共产党人和同行的来访者像一群幼稚的孩子，当苏联坦克碾过他们时，他们会喊：欢迎，欢迎。”不，那些更天真的人会喊：“但是，同志，停下坦克；你们正在犯下可怕的错误，你们在玷污共产主义光辉的名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布拉格被逮捕，他是左翼工党人士，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罪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犹太复国运动间谍”——这个罪名的含义是“你是犹太人”。他在狱中向拷打他的人和狱卒申诉，他说：“同志，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在弄脏工人阶级的手！你们怎么能用这样的行为来损害自己、损害世界上所有正直的人？”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在一个庄重的房间里举行，一张长桌，二十多个人。苏尔科夫以浮夸的演说开场，为后面的发言定了调子。

苏联作家，或者确切地说是党的官方方针跟英国作家代表团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在第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显而易见了。随着访问的进行，这条鸿沟不仅没有变窄，反而越来越宽。

我们这边第一个发言的是内奥米。内奥米是个中年女人，看上去无异于一只友善的小猎犬，她说她在二十年代来过莫斯科，经历了最精彩的爱情插曲，但今天的苏联为什么对自由恋爱抱有敌意？她回忆起跟她的情人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河里洗澡，还有其他种种愉快的时光。苏联曾经是情爱进步的灯塔，但现在“你们完全在背道而驰”。不用说，我和阿诺德都羞愧得面红耳赤。这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啊！我们重任在身，要代表我们的国家！但现在我在想：这种难以置信的举动是不是对付那些浮夸修辞和豪言壮语的神来之笔？

接下来，道格拉斯·杨开始为成为英格兰的附属的苏格兰说话，提倡为被剥削的殖民地伸张正义。他在访问过程中不时穿上苏格兰短裙，以起到戏剧般的突出效果。他非常高、非常瘦，他穿上苏格兰短裙的戏剧效果要比普通人更明显。他抓住一切时机站出来为遭到践踏和压迫的苏格兰呼吁。我毫不怀疑他是诚挚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但他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每当他为受压迫的民族呼吁时，共产党员们就不得不站起来为他喝彩，于是言不由衷的喧闹的喝彩声一浪一浪爆发出来，打断了会谈。

我已经不记得双方发言的细节了，但我没有忘记当时的感受。我觉得那是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灌输给我的感受的直接延续——你不了解……有多可怕。这次省略的内容是经历了“二战”的俄国人以及整个苏联——他们的孤独与绝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由于私人的原因，阿诺德也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在情感上非常认同俄国人，双方重复争论着一些事情——那不是讨论，而是各自一再强调迥异的立场。他们用他们的信条攻击我们：文学必须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进步；共产党有权决定什么该写、什么该出版；创造全人类的辉煌未来是党的责任。我们则捍卫自己的原则：个人良心的诚正；个体的责任；艺术家的义务是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这种争论似乎远远没有结束。共产主义的立场如今体现在政治正确的捍卫者身上。当时的俄国人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当他们说其实根本不需要官方的审查制度时，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一切可能的严肃讨论之外。“共产主义作家建立起内在的审查制度，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写。”这种内在的审查在我们看来很恐怖，而他们居然为它辩护——不，是以它自吹——让我们大为震惊。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必须冠以一串赞美之词，比如伟大的、光荣的等。这是因为对斯大林哪怕一丝一毫的低声批评都会导致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不，我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在报道里读到，斯大林同志在集会上讲了五个小时，群众的掌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吹嘘，在我们的文化中，对领袖的这种尊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领袖”这个词颇让人尴尬。几十年后，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当我读到“疯狂的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时是多么懊恼。时间惩罚了我们的傲慢。

阿诺德曾两次想组织代表团成员间的协调会议——协调“右翼”的内奥米、道格拉斯和左翼的科珀德。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阿诺德会到我房间里和我匆忙地商议一下，因为白天的紧张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当时，内奥米打算代表我们全体发表一番讲话，谴责集中营，颂扬民主制度。科珀德威胁说，如果她这样做，他就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代表我们全体说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国人听到的都是英国政府编造的关于共产主义真正本质的谎言。阿诺德承诺负责对付内奥米，如果内奥米为所欲为，我们就集体告辞回家，同时他会告诉道格拉斯·杨别再穿着他的苏格兰裙扮傻了。而我必须告诉科珀德，如果他任性而为，我们就会集体告辞，而且内奥米也会发表她的声明。我按照计划做了，科珀德听了非常沮丧。我们的谈话是在我房间里进行的，或许说“套房”更恰当一些，因为那个房间看上去好像膨胀版的维多利亚风格客厅，到处都是浓墨重彩的豪华桌布、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雕花镜子和厚厚的地毯。他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A.E.科珀德曾是个穷孩子，一向痛恨“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人”。在他眼里，英国的制度完全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共产主义的构想对他而言是最纯粹的常识。他十年前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我同情他，爱他。他有着纯洁的心灵，没有能力理解邪恶——如果我可以用“邪恶”这个词的话。我很少遇到像他那样惹人爱的人。自从弗罗茨瓦夫和平大会之后，他一直生活在狂喜的迷醉中——那个大会帮他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善，一半是恶。

这里必须提一下1948年8月25日到29日期间在弗罗茨瓦夫举行的知识分子世界大会。这是第一次大范围的“和平”大会，由苏联发起并操控，1948年后以不同的形式召开，直到苏联解体。这些会议千篇一律，因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立场必须完全对立。我在这里引用两篇《泰晤士报》的报道，读者可以通过它们推断出其他的大会、研讨会是什么样的。

知识分子与宣传泄愤大会

弗罗茨瓦夫，8月27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开幕日做了挑衅意味十足的演讲，今天他的演讲继续折磨着知识分子世界大会的与会者。在那天的演讲中，他恶毒地攻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本质和西方文化的若干方面。

法捷耶夫的讲话为整个会议议程定下了基调。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为苏联观点与西方观点之间一贯的、徒劳的相互刻薄攻击。比如今天，在二十多人的发言中，只有一个人的发言内容是围绕着知识分子，而不是法捷耶夫设定的政治层面展开的。这个人是法国作家朱利安·班达先生，他提出，教育者和历史学家应该停止颂扬战争狂，“不管他们胜利了，还是战败了”。文学应该致力于颂扬文明、正义，表彰反对破坏的人。

除开这段发言，一整天的会议都是两边在唇枪舌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美国代表对法捷耶夫的有力回应。他说的那些关于苏联的事情在今天的波兰一般没有谁会在公开场合说。他是布林·霍夫德先生，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督导。他说，法捷耶夫先生的发言如果出自一位负责任的政府成员之口，那么这样的讲话就是在“为一场预谋的军事攻击制造舆论，宣扬其正当性”。霍夫德先生说，美国人认为，既然在历史上，帝国主义的诱惑总是随着一国的财富和力量的v增长而增长，那么苏联“不会比我们更有免疫力”，而且在对世界发号施令这件事情上，美国人觉得苏联一点也不甘居人后。

今天发言的英国人是J.B.S.霍尔丹教授，他说，他也认为当前最大的战争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帝国主义带来的危险。他批评俄国人没有让大家能够“获得关于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充分信息”，他说，这些信息对影响英国的知识分子很有必要。

知识分子集会，苏联作家大爆发

今天，由法国和波兰组委会主持、旨在寻找和平之路的知识分子世界大会在并不和平的气氛下召开了。波兰外长莫查洛斯基先生向代表们致欢迎辞之后，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先生以他一贯对“美帝国主义”的恶语攻击为大会揭开了帷幕，而且这一次他把美国文化中的“反动侵略”元素也囊括进来。

法捷耶夫先生还攻击了“助长侵略宣传”的写作流派，提到了T.S.艾略特、尤金·奥尼尔、约翰·多斯·帕索斯、让-保罗·萨特和安德烈·马尔罗。他说：“如果豺狗会打字，豺狼能执笔，它们就会写出这些作家写的东西。”面对这位苏联作家的恶言恶语，英国作家奥拉夫·史德普顿先生做了克制而坚决的回应。他提醒法捷耶夫先生这次大会的目的，他说，如果大家希望能达成任何共识，就都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关心他人的视角”。

史德普顿先生说，没有哪一方可以宣布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双方（并非只一方）都动用了“歪曲真理的手段”。史德普顿先生特别回应了法捷耶夫先生对艾略特先生的评论，他说，尽管他们也许不赞成艾略特的政治立场，但他在英国诗歌史上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德普顿先生今晚安排了英国和俄国代表的私下会谈，让他们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坎特伯雷主任牧师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J.B.S.霍尔丹教授，J. D.伯纳尔教授，C. H.瓦丁顿教授，海曼·利维教授，理查德·休斯，奥拉夫·史德普顿，刘易斯·戈尔丁，拉特兰·布鲁厄姆，伯纳德·斯蒂文斯，弗利克斯·托普尔斯基，朱利安·赫胥黎博士，A. J. P.泰勒，丹尼斯·索拉特，爱德华·克兰克肖。这可以算是全明星阵容。（名单由《泰晤士报》登出。）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世界和平作家请愿行动。一天深夜，经过没完没了、让人筋疲力尽的宴会、演讲、参观（集体农场、少儿假日营地、博物馆）之后，A.E.科珀德和我坐在我的房间里说话。我们的话一定会让那些隐身的窃听者听得连耳朵都要拧起来，感到难以置信。“不，”我说，“你一定不能在广播上说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不，你也不能声称英国是暴政国家，比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糟。你真的希望我们公开地争吵，让我们的报纸狂欢一场吗？”“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开争吵，”他说，“如果这是我们的真实感觉。”他不时地想要吻我，抚摸我。我严肃的责任感让我抗拒这种情爱的调笑。况且他老了。

我的任务还包括去理查德·梅森的房间，告诉他一定不要再一有机会就说自己从来没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我们的东道主读过所有的英国文学名著——东道主中的作家们确实读过——而梅森在丢大家的脸。假如人们提到屠格涅夫，他可能就会慢吞吞地说：“谁是屠格涅夫？”我以为他是在装腔作势，他的这种姿态类似于道格拉斯·杨的苏格兰短裙。但他读的书确实不多，他宣称自己成为作家完全是个意外。一位孤单的年轻士兵，受伤躺在医院里（我想是在缅甸），爱上了棕色皮肤的美丽护士，出于无聊写下了这个故事，然后这本小说就成了畅销书。他说他觉得文学名著很枯燥。他真的这样想吗？在他麻木平庸的人格面具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力。像我们一样，在莫斯科目睹的一切让他很沮丧：沉闷的街道、空空荡荡的商店、难看的衣服，还有那里的氛围。当时刚好是斯大林去世之前。照看我们的是个名叫奥可萨娜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姑娘。我们求她允许我们到街上随心所欲地四处逛逛，但她显然给吓坏了。我们趁她不注意时开了几次小差，但都被她焦虑的训斥声给喊回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不准你们……”

那些街上的商店里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面包店，那些极好的面包店拯救了丑陋的街道，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面包，褐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上了黄油的脆软面包闻起来非常诱人，我们忍不住想马上坐下来就吃。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商店是女士的紧身胸衣店。商店里几乎没有衣服，卖的鞋子要么松松垮垮，要么样式笨重；精致、大胆、时尚、多彩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街上却有紧身胸衣商店，每间店里都有一两件极其鲜艳的浅粉或紫色胸衣，配着梁柱一样的束腰和闪闪发亮的粉色缎带。但店里一件胸罩也看不见。

旅行归来后我将它们记录下来。一幕幕小小的、色彩明亮的场景从故纸堆和旧笔记本中跃入我的脑海里。“哦，上帝，所有这些发生过的事情，真有那么回事儿……”

我们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被四周的巨幅画作团团围住。画上画着吃草的奶牛，快乐的农民，宜人的风景。内奥米是现代艺术品收藏家，她站在一幅画着牛群的画前面，拖着牛津口音说：“这头奶牛真不错。”不知什么原因，她的牛津口音在俄国听起来更明显了。我们的向导——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盯着那头奶牛。“不错的奶牛，”她拉长了声音说，“但她真的需要挤奶吗？”工作人员的目光与她天真的双眸相遇，但如果他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丝毫也没有夸张）。“苏维埃的奶牛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他郑重地说。内奥米说：“我家的牛群里有一头跟那头棕色的一模一样。”我们跟在后面，面带微笑，甚至冒险笑了出来，但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让我们打住了。

苏联艺术家们只能画“健康的”画。这些艺术家似乎通过一些小花招缓和了他们的处境（至少缓和了一点点）：一幅画完成后，他们会特意画上一条狗或者一个明显不协调的形象。当这幅画拿到官员面前接受评判时，那些官员一定会批评它，这样万一有来自上面的批评，他们才可以脱身。这时候画家会站出来说：“同志，我刚刚才看出来，都是因为那只狗。我不应该把那只狗画进去。”“很好，同志，那么就把狗拿掉吧。”这幅画就通过了。后来我发现在很多场合这种策略对我极其有用——有时的确需要适当的调整。

在一次前往集体农场的路上，官方汽车正转弯驶上去农场的路，这时内奥米问，我们能不能停一下。四五辆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了车，大约有二十个人，站在路上，望向田野。当时是八月，天气非常热，粮食已经收割了。“土壤风化得很厉害。”内奥米手指着田野说。确实是这样。“但这个农场去年的粮食收成很好。”“好吧，但如果让土壤继续这样风化下去，你们的好收成持续不了多久的。”她说。这样，她压抑已久的批评欲变本加厉地暴露了出来。

正是在这个集体农场，我目睹了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勇敢的事情。

我们六个人和以阿列克谢·苏尔科夫为首的东道主们站在那里，面对着一群集体农场的农民。东道主把我们介绍给他们。这时，一位和托尔斯泰一样身穿白色罩衫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他想讲几句话。其他人马上呵斥他，让他归队。但他站着不动，说他必须跟我们讲话。一片沉默。奥可萨娜显然吓坏了。老人开口了。奥可萨娜开始翻译。我们这边会说俄语的道格拉斯·杨阻止了她，“不，你翻译得不准确。”他语气温和，像个教授。老人于是对着道格拉斯说，他开始翻译。奥可萨娜双手紧紧扣在一起，仿佛在祷告。“你们一定不要相信他们告诉你们的话。外国来的客人听到的都是谎话。你们一定不要相信摆给你们看的。我们的生活很糟糕。俄国人民——我在为俄国人民讲话。你们回到英国必须把我的话告诉每一个人。共产主义很糟糕——”其他人把他拖了回去，围着他，责备他，但他站在那些人中间，用热切的目光盯着我们。这极不寻常——他们责备他、捏怨他，却没有像躲避贱民一样远远地躲着他。接下来是漫长的、祝酒连连的进餐，他静静地坐着，望着我们，而其他人都在责怪他——语气中饱含着对他的感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当时，一个人会因为比他的情节轻微得多的事情而消失在古拉格，再没有什么罪行比在外国人面前讲这样的话更严重的了。他会被逮捕、被处置，他知道。

用餐时，科珀德很开心地跟集体农场的教师和护士调笑。他喜欢年轻、可爱的女人，那两个女人又漂亮又温柔，跟他眉目传情。

我试着把这一幕想象成一个电影镜头，真的很可怕。一张长桌子上摆满了鲜花和葡萄酒，一场宴会正在举行。一边是从农场挑选出来代表苏联农民的特殊的人；一边是我们，快乐的代表团成员，扬扬自得的——这样的旅行会让人滋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一边是党的官员，个个和蔼可亲；一边是那个穿罩衫的老人，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们。阿尔弗雷德·科珀德在调情。我们发表讲话。道格拉斯·杨提醒我们苏格兰农民遭受的所有苦难。内奥米谈论英国农场的做法，严肃地把它跟我们路上看到的田间情况作对比。

卫生间里有一个相框，镶着吉普林的诗《假如》。人们告诉我们，这是大家最喜欢的诗，每个人都能背出来。

我再次在卫生间的门上看到《假如》，是在肯尼亚的一个富庶的大农场里，农场里到处挂着女王的照片。

我们被带进一座大楼，那里放满了感恩戴德的臣民们献给斯大林的礼物。看到这些让人难过，因为礼物大都很难看，是真正的乡村风格或田园传统的扭曲和退化。比如，斯大林的脸占据了每张织毯的中央位置，每个雕盒、每件金属工艺品上都刻着斯大林的脸。我离开众人，一个人走出去坐到外面。就在那里，我决定按照共产主义的套路写一个故事，因为我开始很不自在地意识到我们自鸣得意和高人一等的姿态。故事里面会有非常好的人和非常坏的人，就像狄更斯的小说。我写了这个故事，标题叫《饥饿》，讲的是一个来自非洲乡村的年轻人，他倾家荡产，以整个生命为赌注来到大城市。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常见的事，并不只发生在非洲。故事的背景来自我认识的非洲人，如果我去问他们，他们就会非常精确地告诉我，这件或那件事情在村子里是怎样做的，索尔兹伯里的各个地方和下等酒吧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重印了几次，但我为它感到羞愧。我早年写的很多故事我都希望它们永远消失。这个故事的问题是过于感性，这往往标志着起源不纯：这个故事的杂质是我带着一种道德观念在写故事。

内奥米、我和奥可萨娜站在红场的圣巴兹尔大教堂里，内奥米在教训奥可萨娜，说俄国人没有品味。内奥米在整个旅程中都在忍受着审美上的折磨。所有的东西都很丑，都是二流的。如果阿诺德和我嗫嚅着说，这是因为战争，她就会说，没道理，这些材料和家具都是新生产出来的，但它们太难看了。她指着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图案让奥可萨娜看，对她说：“你们的教堂里有这么美的东西，怎么还会在衣料上印那么难看的图案？”奥可萨娜很困惑。她不知道新棉布和丝绸上的图案很难看。内奥米让奥可萨娜看自己穿的短裙，但奥可萨娜看不出那条裙子比她早晨给我们看的那捆棉布好在哪里。她觉得大教堂的墙面上的图案太旧了，而且也过时了。后来她问我，如果内奥米是个富有的太太，那么她为什么穿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如果你买得起丝绸，当然会一直穿丝绸。奥可萨娜最好的裙子是丝绸做的。“而且很好看。”理查德·梅森献殷勤地说。阿诺德和我在私下里讨论内奥米对东道主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并且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还讨论了怎样阻止她。我们真的责备了她。“内奥米，你不要再这样伤害他们的感情了。我们不会让你再这样下去。”

“但我就是不明白，”内奥米扯着大嗓门儿嚷嚷起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家具上学学好的样式？偏偏弄出那种垃圾。”

“但是内奥米，”睿智的阿诺德说，“农民传统被粉碎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模仿现代的东西。他们的审美趣味是旧的，但他们不得不按照新的风格发展趣味。”

“好吧，”内奥米拖长声音说，“但我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就是要在鸿沟上架设桥梁：我很欢喜告诉他们，他们的趣味坏透了。”

“那么等到回国后，我们就会告诉媒体，你一直在居高临下地训斥俄国人的审美趣味。”

“可是阿诺德，我亲爱的孩子，你这话不可能是认真的吧。”

“你在伤害他们的感情，内奥米。”阿诺德说，眼中含满了泪。

到了列宁格勒，他们问内奥米和我是否介意住同一个房间。我们觉得很奇怪，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他们也许是想听听我们在一起会说些什么。正值八月，晚上并不完全是白夜，但也差不多，只有两个小时是全黑的。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是张双人床，内奥米也躺在上面。她捅了捅我，想让我讲讲我的爱情生活，这样她就可以把她二十年代的情人的故事告诉我。我觉得仿佛回到了中学寝室的那种暧昧的聊天。她说现在的年轻女人真的很死板。我睡着了。

列宁格勒是个哀伤、灰暗、优雅的城市，到处是黯淡的景象。墙上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被炮弹炸裂了缝。在十年前那次围攻列宁格勒的战役中，一百五十万人死去了。我们从一座宫殿走到另一座宫殿，它们的建造风格，我知道有些人会非常喜欢：到处都装饰着镀金的花体字和丘比特，玫瑰般的肌肤，粉色和蓝色的缎带，大方的徽章装饰——一场凹凸有致的建筑盛会。这是因为沙俄皇室推崇法国艺术，把法国宫殿的风格引入了俄罗斯。我们去的少儿之家以前也是一座宫殿，相比之下，那些沙坑和秋千的设计显得更加没有品位。

我们跟苏联作协列宁格勒分部有一次正式会谈。于是，就在那些浮华的房间中的一间，我记忆中最阴沉的一次会谈开始了。内奥米说，她会坚持让列宁格勒的作家请米哈依尔·左琴科出来让我们看看。西方有传言说左琴科已经死了，被谋杀了。阿诺德和我听到这个都吓坏了。首先，为什么要把一位作家像法庭证据一样呈上来？而且我们知道，作家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都在保持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左琴科本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许就是被西方当成检验苏联的样本。但内奥米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不记得我们的东道主的名字了。会见的开场白都冠冕堂皇、热情洋溢。我们已经不胜厌倦，在私底下说：感谢上帝，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只要再听一次讲话——

“再祝一次酒。”

“再参加一场宴会。”

那些讲话你只要听上一小会儿，就再也听不进去了。口若悬河的辞令仿佛会让你的脑子麻木：词语——声音——麻醉剂。这类讲话在会上持续了几个小时，但不时地被一个年轻诗人打断，他的举止就像贵格派信徒，经常感觉到身不由己的冲动，会突然跳起来，背上一段献给斯大林的颂诗。显然，没有谁敢冒不敬君主的罪名来反对他的举动。因此，每次他跳起来，那些官员都向这位受到神启的婴儿报以慈爱的微笑，甚至为他鼓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左琴科被带了进来，坐在房间中央：俄国人坐在一边，我们坐在另一边。他是个瘦小的老头，皮肤蜡黄，面带病容，但他的神色勇敢、庄重。他就像集体农场的那位勇于抗命的老人，仿佛有一种气场笼罩着他、保护着他。那些官员中有多少多么附庸、走狗、舔屁虫，当他们看到那么多作家（无论这些作家是不是他们的朋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集中营，都会人人自危。左琴科受到官方的批判（这意味着他也遭到在场官员们的批判）已经很久了。他写过一些非常滑稽的脍炙人口的小故事，表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公民生活的种种扭曲和反常。他还写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说，题目就叫《人民》。这部小说有一阵子获得了官方的称赞，但肯定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坐在我们面前，在主席的示意下，他说，他确实还活着，而且身体不错，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为自己早期消极、批判性的作品感到懊悔。他现在在写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主题是那场伟大的爱国战争，希望能以此为自己以往的行为赎罪。

米哈依尔·左琴科不久就去世了，他是病死的，没有死在集中营，因此他比很多苏联作家都幸运。阿诺德和我讨论过他的死讯，心里面希望本来被我们视为荒唐愚蠢的干预行为也许最终保护了他。但我不认为斯大林——这类事情的决策者——会在意我们这些“有用的白痴”（列宁对我们这类西方人的描述）的想法。

到了这一步，代表团的人不再假装是一个共同体。跟过去一样，自由活动的时间，内奥米和道格拉斯总是在一起。

科珀德想跟我在一起，我答应了。莫斯科的阴森让他感到不安，但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代表团——又让他兴高采烈。

但我大多数时候都跟阿诺德在一起。我们聊啊，聊啊。现在回想起来多么可笑——我们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不要忘了，整个世界的未来都落在共产主义者肩上。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的力量”。现在我意识到，青春期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靠我们，因为成年人简直是一场灾难。

紧张、压力、争执、睡眠不足和高强度的行程安排让我们每个人人格最阴暗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或者至少是把我们都推向自己的本性的极端。理查德·梅森变得更孤僻、更沉默寡言，而且愈发地夸张自己的俗气：“抱歉，我连剧院和音乐会的边儿都没挨上过。”科珀德总在聚会中寻找楚楚动人的漂亮女人，或是某个无拘无束的人，跟对方聊他年轻时如何独自徒步走遍了英格兰——对方往往是萨缪尔·马沙克，他年轻时曾徒步走遍俄罗斯。科珀德逢人便说他厌恶政客，憎恨自己国家的统治阶级，热爱共产主义。道格拉斯·杨一有机会就谈起受欺压的苏格兰人，他那颀长的身躯和苏格兰短裙为他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内奥米那种上层阶级的慢条斯理的腔调让人越来越无法忍受：“可是这些可怜的东西，他们必须多见识见识更好的东西。”阿诺德变得越来越感情用事，经常眼含泪水，随时随地准备哭泣。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舞厅，让我们看看人民玩得多么高兴。那是莫斯科的主要娱乐大厅，是个很丑、很简陋的地方。乐队演奏着1930年的舞曲。放眼望去，一个男人也没有，只有女人和姑娘在一起跳舞。“为什么没有男人？”我们傻傻地问。奥可萨娜说：“男人们都战死了。”奥可萨娜没有男人，也不指望结婚：就像我母亲那代人，她们的男人死掉了。

阿诺德抽泣，而我变得越来越专横。

阿诺德和我坐在我的豪华套房里商量（我们的每句话都被监听），我们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再也受不了官方的浮夸说辞了。俄国人的问题在于跟外界缺乏足够的接触，不知道怎样简简单单地说话，说人话。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设计一个问题，迫使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必须如实回答，绕过那些套话。我们设计出来的问题是这样：“在任何社会——即便最僵化的社会——都会有新观念出现。新观念一开始通常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是在蛊惑人心，但后来就会被人们所接受，直到新的‘异端邪说’出现再把它们扫进垃圾堆。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可以防止文化的腐朽或停滞。苏联是怎样为这样的进程留出空间的？”我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的原话，即便不是，也反映了问题的意思。趁着苏尔科夫没有被亲信包围，阿诺德和我对他说，我们想问一个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仔细听了我们的问题，点了点头（以苏联风格要求的坚定姿态），回答说：“好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他明天陪我们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会答复我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托尔斯泰的庄园，一个朝圣之地。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真实的回答。

我们开着几辆汽车前往乡村。路边有些当地人在卖野草莓。官员们都买了，鲍里斯·波列沃依买得最多。他其实不是官员，但他在莫斯科陪我们。他写了几部关于伟大的爱国战争的小说，备受赞扬。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跟我们在一起。他刚出版了一本情诗集，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尽管官方认为情诗是危险的东西，而且斯大林本人也说过，他认为这种情感的抒发应该牢牢地限制在卧室之内。人们经常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以显示这位伟人对艺术的父亲般的关怀。鲍里斯是个有魅力的人，孩子气十足，热情洋溢，到哪里去都开着摩托车。大家一有机会就要插这么一句：这就是那位举足轻重、备受推崇的作家，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特别优秀就不骑着摩托车到处跑。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房子。你如果意识到托尔斯泰是贵族，而且属于俄国的显赫阶层，眼前的房子就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这座房子不大，里面却住了很多人：亲戚、孩子、仆人和访客。最触目的是里面的家具非常简陋，公爵夫人在上面频繁分娩的沙发摆在普普通通的公用间，而沙发的式样像是为了让人最大程度地感到不舒服而设计的。

树林和田野景色宜人。午餐用的长桌摆在树下，大约可以供三十个人就座。苏尔科夫的女儿也在场，她是个快乐、漂亮的姑娘，是她父亲的宠儿：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她，还向我们炫耀自己的女儿。她说她要去极地旅行，共产主义的浪漫想象一下子吸引了阿诺德。他问她是不是要去北极探险，苏联姑娘当然做得出这样的英勇之举。她可爱地大笑，说不是，她要跟学校里的朋友一起去游览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只有回忆起这样的时刻，我才能把自己重新放回向往英雄主义的氛围中，那是共产主义的空气。

阿诺德和我在等苏尔科夫的答复，但他没有任何表示。离开庄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到边上去，但他站着不动。他一步也没离开那些官员，提高了嗓音，因此目光可即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转过身来，看着他。他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开始演说：“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维埃联邦，将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没看我们的眼睛。这显然是别人指使他说的，克格勃在窃听了我们激动的讨论之后，给出了一番套话，让苏尔科夫和他们都不会有危险。苏尔科夫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立场，但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阿诺德和我讨论了他的答复，认为我们的期望太高了。我们是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而他在整个访问过程中 是党的主要代表。

阿诺德和我一有机会就讨论斯大林和这些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下面这个小故事的不同版本不断出现在当时的故事、小说和回忆中：“我的拖拉机/摩托车/汽车坏了。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一个淳朴、和蔼的人站在我面前，他有着一双诚挚的眼睛。‘遇到麻烦了吗，同志？’我指了指那台机器。他告诉我，是汽化器/发动机/刹车/轮胎坏了。‘我想你会发现问题出在这里了。’他微笑着，神情坚毅又和蔼，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我意识到这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个为俄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人。”

我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崇敬备至。但阿诺德忍受不了一丁点儿反对斯大林的话，他相信斯大林的同事们向斯大林隐瞒了真相。阿诺德也感到痛苦，因为党犯了很多“错误”。他是个渴望尊重权威的人，正如我渴望反对权威。他向我吐露了他的秘密：他是同性恋。我几乎没感到吃惊。他说他在这次出访之前去见了哈里·波利特（共产党领袖），告诉他，作为同性恋，访问苏联让他有顾虑。哈里·波利特跟同事们商量了一下，他们认为没有问题，党会支持他，但只要有间谍、漂亮男孩等可疑的人来接近他，他就应该立刻向党报告。阿诺德很感动。同性恋当时在英国是非法的，可能会因此进监狱，也确实有人为此进了监狱。现在被我们视为想当然的宽容态度要等很多年后才会出现。“党亲自”支持他，我相信这是阿诺德在其他人纷纷退党之时仍然坚持党员身份的原因。我也很钦佩哈里·波利特和他的同事们：这些传统的、受人尊敬的工人们接受了阿诺德，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儿童夏令营，这差不多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只是摆给我们看的。可奥可萨娜和其他人却坚持说，苏联的每个孩子夏天都会在夏令营待上六个星期，他们去的夏令营跟这个一样好。这个夏令营运作得非常好，里面都是围着围裙、扎着丝带的可爱小姑娘和彬彬有礼的小男孩。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图书馆，里面摆满了俄国、英国和法国的经典。小床上、公共间里到处摆着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著作，还有英国的翻译作品。“我们的孩子只读最好的。”全国都这样吗？是的，我们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我们几个当然对此进行了讨论。一点不错，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都跟我们一样多，我们也看到人们在地铁上阅读名著。“矛盾”的地方在于：在这些人生活的国家里，麻木粗野的浮夸言辞每时每刻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却是在人文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仅仅是一卷托尔斯泰就足以跟官方的所有教导相抵触。

我认为，文学——一部小说，一个故事，甚至只是一行诗——具有摧毁帝国的力量。“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

从前，俄国有个知识阶层，他们从音乐、艺术和文学中获得教养，我们从上千部小说和戏剧中了解到他们。他们在共产主义时代遭到持续而残酷的摧残，幸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的遗产。但现在似乎不是这样了。因为共产主义崩溃后，西方最低劣的产品——色情和暴力——像洪水一样涌入俄罗斯，那些残存的遗产也随之崩溃。一种独特的文化从此消失了，它曾给世界带来过真正的灵感。

我们受邀去撒马尔罕，但内奥米说她必须赶回英国，她要参加阿盖尔郡的市政会议。她的借口跟道格拉斯·杨的苏格兰裙、理查德·梅森的“总的来说我更喜欢洛尔德斯”一样，都是一种故意的轻慢态度，以显示自己对东道主不屑一顾。

这个邀请带着一丝超现实的色彩，但要说超现实的话，又有什么能跟装饰红场的高悬的宣传横幅比呢？横幅上写着：“多喝点香槟吧！”因为政府一直在跟“酗酒”这个魔鬼做斗争，跟伏特加相比，他们觉得香槟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在没完没了的宴会上，偶尔听到的官员之间的谈话也很超现实，他们谈论在黑海度过的心旷神怡的假期：“那里鲟鱼的做法让我妻子很倾倒。”

我们的节目并不全是集体农场、人民宫和演讲。我们看了《红罂粟》，虽然是政治教育芭蕾舞剧，但并不枯燥，因为它讽刺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夜总会的堕落场景。观众能欣赏一下他们本应该蔑视的一幕。看着扭动的裸体，观众的脸上呈现出渴望、羡慕、谴责的表情。但歌剧《伊凡·苏萨宁》的观众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是另一个俄国，它保存完好。伟大的歌声，伟大的音乐！但在我们看来，这部作品已经中了过去的魔咒，因为它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到你能数得出树上有几片叶子。这部歌剧的主人公是个农民，老百姓中的一员，他奋起反抗侵犯俄国母亲的敌人，为了保卫沙皇而战死。有些观众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抽泣，在为期两周的让人晕眩的访问中，正是这一幕直接说出了“伟大的爱国战争”的核心，说出了那场战争对这些俄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在弗兰克·约翰逊的公寓度过了一个晚上，约翰逊是驻莫斯科的英国报界人士。所有来访的外国人都会去他的公寓做客。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同情，现在看来，他当时可能一直是克格勃。他是个很有亲和力的公众人物，他的妻子是个俄国美人。就是在约翰逊的公寓里，我听到俄国人（包括约翰逊的妻子）说出了“我讨厌黑人”这样的话。而且像南非的任何一个白人太太那样，说“我不会用黑人用过的杯子喝水，我要给它消毒”。俄罗斯人还谈起苏维埃联邦中的非俄罗斯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波罗的海诸国等——他们的态度就像南非白人一样：“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就全完了”；“是我们在支持着他们”；“他们很落后”；“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加入俄国”。

晚上他们开车送我们去机场，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轿车的后座上坐着奥可萨娜、阿诺德和我，道格拉斯·杨坐在司机身边。半黑的公路上，一个男人突然踉跄着闯入车头灯的光柱中，轿车急转弯，但还是撞到了他。我们全都跳下车。一个农民躺在地上，四肢摊开，流着血。他喝得烂醉。奥可萨娜突然变成了复仇女神，说我们应该把他留在路上，惩罚他。我们坚持把他带上了车，他躺在阿诺德的怀里，神情恍惚，说着胡话，血流不止。阿诺德一边哭，一边热切地用手臂围住他，护着他。他怀里抱着的是整个苏联：几百万死去的人，失去了男人的女人，还有被战争摧毁的、凄凉的街道。我知道这是他的感受，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奥可萨娜一直在痛恨地高声训斥：“你怎么敢这样做？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外国客人，你怎么敢给我们的伟大祖国丢脸？你会因为这个受罚的，你应该感到羞耻。”道格拉斯·扬向我们翻译她的话，带着讽刺的声调。这是整个旅程中最怪异的场面，是一种概括，一幅漫画：流血的醉汉，苏联的保姆兼悍妇，阿诺德在抽泣，道格拉斯刻意夸张的苏格兰口音，语调中充满怨恨、愤怒和控诉，而我打断了奥可萨娜的喋喋不休：“等我们到了机场，你就送他去医院，你保证？你会送的，是吧？”

到了机场，鲍里斯·波列沃依在等我们，他骑了摩托车来跟我们说再见，笑容满面，体现出真挚的同志情谊。波列沃依是个善良的伙计，他答应我们，他会让他们送醉汉去医院。“情况很有可能是，”道格拉斯说，“不被枪毙就算走运了。”我们都同意他的看法，阿诺德也没有反对。

我们为离开而高兴——我们都这么觉得。

回国的途中，我们在布拉格停了两天，参加了卡罗维法利电影节，还去参观了一个美术馆。也许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记住得很少。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一行六人漫步走过画廊，我掉队了，独自一人在一间展厅驻足观看一幅我喜欢的画。美术馆的服务人员走过来，低声说：“我爱你，我一定要跟你结婚。带我去英国吧。”他不顾一切地哀求，抓住我的胳膊说：“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带我走吧。”就在这时，口译员走进来，履行她的职责，结束了我危险的离群状态。那个身材矮小的服务人员马上指着一幅画，仿佛在为我解说。他上了年纪——或者我当时认为他很老——消瘦，忧伤，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焦虑。我走了出去，他的目光跟随着我，他逃离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也一起消失了。他的生活，出于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他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后来跟杰克讲起这件事情，杰克说：“可怜的杂种，可怜的小杂种。”声音中混杂着怨恨、痛苦和愤怒，这是他的个性。他接着说：“你干吗不跟他结婚？不过，一旦结婚，别以为你可以很快摆脱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杰克为了从纳粹手里救一个姑娘，跟她结了婚，这是党的安排，但后来很难让她跟他离婚。她终于同意见面，见面后杰克责怪她：“我帮了你很大的忙，你却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她满怀怨恨地对他说：“婚礼后你甚至没有带我出去吃顿午饭，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想想看，”杰克说，“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我就会送给她一枝玫瑰，或者别的什么花，那样我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他在影射以前一个非常著名的苏联故事。苏联的婚礼禁止人们表达柔情。一对年轻的爱人像当时所有的苏联夫妇一样，按照最简单的程序在登记处完成了婚礼。尽管他们对苏联的纪律忠心耿耿，但心里仍然感到难过、凄楚仍然感到感情的匮乏。有人送给他们一些花：一个反抗的姿态。所有人都觉得好受了一些。

我们六个人一回到伦敦就重新团结了起来。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现在真的无法再现当年那种咬牙切齿、剑拔弩张的冷战氛围。我们面对着一群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记者，他们对我们的憎恨已经让他们几乎顾不上礼貌。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我们不得不辩护，尽可能地辩护，内奥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恨我们，我们就恨他们。这种局面引起了我的思考：记者们最大的敌人有时正是他们自己——我一生中绝不止一次这样想。

在那之后，我拒绝了各种各样的和平使团或文化使团的邀请——当时正值各类使团开始前往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时期。我记得曾经接到过访问中国、智利、古巴和其他国家的邀请。同情共产主义国家或者至少不敌视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总会受到邀请。麻烦在于，虽然你不喜欢党的方针，但你喜欢你遇到的人。通过饱含同情的想象，你跟他们结为一体，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一定是恐怖分子绑架人质后发生的情感模式的一种体现——通过潜移默化，人质很快跟绑架者结为一体。共产党政府总是利用来宾的声望来打动他们控制下的民众，但这些民众其实非常明智，不容易被打动。当时人们一直在争论：一个人应不应该接受官方的邀请，去访问镇压人民的国家？现在仍然在争论。当我1993年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跟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一起去访问中国时，在东方工作的西方记者跑来告诉我，我去中国是个错误。但当我问一些住在伦敦的中国人我该不该去中国时，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为什么不该去？”

“因为人们会以为我们赞赏中国政府。”

我一回到伦敦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萨默菲尔德也立刻来找我，让我加入共产党作家小组。但我已经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入了党，我知道我入党是一种神经质的决定，伴随着一种无助的被拖着走的感觉，仿佛服了迷幻药，或是被催眠了——就像我第一次结婚是因为战争开始了，而当我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却要了孩子——就像被鱼线钩住嘴巴的鱼。苏联之行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要远大于它的政治影响。我的思想和情感开始发生矛盾。我当时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支持”苏联只是我的童年情感的延续——战争、对苦难的体谅、对痛苦的同情、对善恶的认识——我只知道有什么东西深埋在我的心底，像噩梦一样驾驭着我。

我当时在思考——我力图保持冷静客观——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一位前党员朋友讲起这段经历：与奥可萨娜告别时，我看到她那么穷，工作那么努力，没有几件衣服和饰品，就想送给她一只埃及的镀金镂空小手镯。这个手镯不值多少钱。但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是因为恐惧吗？肯定不会吧。她结结巴巴、惊慌失措地拒绝了。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这位专家朋友。他用那种看到别人仍然处在自己刚刚脱离的幼稚状态时（他不久前刚刚退党）的暴躁口气说：“不要那么天真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有这样一只手镯，克格勃（他们当然在指导她的日常工作）就会指控她接受腐化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贿赂。她可能会因为这个进劳改营。”

另外，我们在苏联遇到的那些作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讨论皇室？他们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女王多么感兴趣，君主立宪是多么好的制度——当然是对英国而言，对他们就不合适——他们多么推崇我们。苏联作家究竟为什么对英国皇室感兴趣？“显然，”他回答，“他们不能公开地讲他们多么痛恨共产主义。他们绕着弯子讲，希望你有悟性，能理解他们。”

作家小组几乎要被它的内部矛盾压垮。啊，究竟是什么样的怀旧情绪让我用了这种陈腐的套话……但“矛盾”这个字眼在当时多么有用，我们总把它挂在嘴边——当我们试图抓住时代的过山车。

作家小组里面都是卓越的人。先说说约翰·萨默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写了一本书——《西班牙志愿军》——里面描写的是他参加的历次战斗。这本书题献给约翰·科恩福德，那是他在西班牙牺牲的朋友。他也写了些优秀的短篇小说，收录在《幸存者》中。他身材颀长，抽烟斗，会从他那没有笑意的嘴唇中吐出他对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超现实诊断，同时目光坚定地告诉你，他是很认真的。一个喜剧人物。他谙熟英国的酒馆，还写了一本关于英国酒馆的书。就是他带我去的苏荷区夜总会，他说这些夜总会已经没落了，它们的鼎盛期是在打仗的时候。他跟画家茉莉·莫丝结了婚。当时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没有钱。他们在曼斯菲尔德路西北三区花了两三百英镑买了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面堆满茉莉·莫丝的画、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和小古董。那些古董花几个先令就能买到，因为维多利亚风格的任何东西都过时了。这个弥足珍贵的小珍宝坊——既是房子又是珠宝盒——在六十年代的建房大发展时期，跟成百上千的房子一起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伦敦最丑陋的公寓街区。一个生活艰难的冬天，萨默菲尔德夫妇破产了，他们的大公猫出去替他们抓鸽子，他们把鸽子炖了，分一半给大公猫。

作家小组在我的房间里开会，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出门，还因为我告诉过约翰·萨默菲尔德，我厌恶开会，而我最近参加的会议已经够多了。他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去你那里，这样你就逃不掉了。他以前告诉过我，入党时最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比如，乘巴士或者晚间外出。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随随便便把各种事情强加给你。“但是不行，你不能说你不愿意去开会。”他们指的是谁？是党，是国王大街。

作家们对国王大街都抱着这样的态度，那些国王大街的领导们跟大卫·洛的卡通画里的工会马没有多大区别，是一群冥顽不化的蠢货。他们无法对“党”产生的忠诚都折射到苏联身上，苏联当然不会像国王大街那样蠢。

蒙塔古·斯莱特是个聪明敏捷、性情活泼、有很多侧面的小个子男人。他曾为本杰明·布里顿改编过《彼得·格莱姆斯》的剧本。当时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当时战事正酣，他在书中揭露了英国政府对抗乔莫·肯雅塔的诡计和肮脏勾当，遭到了报纸的猛批：“你指望共产分子会写出什么东西来？”他写的都是事实，但没过多久，真假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肯雅塔在肯尼亚战争中获胜，立即变成了伟大的长者，受到了每个人的尊重，尤其是在肯尼亚的白人。

杰克·比钦是个诗人，有妻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带着彼得到布里斯托尔拜访过他们。他们没有钱，住在联排房子中的一套破败的旧公寓里，那个地段现在只有富人住得起了。他们的房间宽敞、漂亮、非常冷。我还没有提过那些年月的寒冷，那时的房子往往只能靠一两个小电炉取暖，有时根本没有取暖设备。我们五个人——杰克、他妻子、新生婴儿、彼得和我——在巨大房间的中央像难民一样蜷缩在毛衣和毯子下面，气流到处乱窜，像冷风刮过。杰克现在还活着，生活在西班牙，写诗，写历史。

杰克·林赛是澳大利亚人，他也许是我见过的被党拖下水的好作家的最典型例子。他博学多才，对很多学科都颇有了解。他写两类小说，一类是符合党的方针的正统小说，描写工厂、工人和无产阶级；一类是充满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小说，跟艾丽丝·默多克所做的一样，不过他没有艾丽丝·默多克写得那么好。这两类小说就像出自两个不同的作家之手。他也写传记。

有个研究兰德尔·斯温格勒的人让我谈谈对他的印象，我说他不是作家小组的成员，但后来发现他是。我确实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一直都没出现。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兰德尔·斯温格勒说，作家小组是一个迷失的天才们聚集的水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他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和妻子花5英镑在埃塞克斯买下一处农舍，那里没有自来水、电灯、电话、暖气和抽水马桶。那里是夏日的天堂，但到了冬天呢？他们住在那里，花好几年的时间设法解决贫困的问题。然后埃塞克斯的农舍变成了一种时尚……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伦敦的最后一场大雾到来了。你把手举到面前也几乎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内奥米召集我们几个访苏的人在河堤的米基森公寓重聚。我站在河堤上寸步难行，我迷路了。我淹没在浓雾中，就像淹没在脏水里。突然一个男人撞上了我，是个苏联官员——我想是苏尔科夫——他正因为大雾而欣喜若狂，因为每一个外国人都很欣赏狄更斯笔下的浓雾，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会说：“你们伦敦可怕的大雾……”“但已经没有大雾了；我们有了《净化空气法案》。”听到的人感到失望。清除掉一个强有力的标志可没那么容易。

我在党内时没有参加过一般的会议。很多年后，我已经不再是党员了，有人邀请我去给一个共产党小组做讲座。那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小组，都是普通党员。地点在南伦敦的一条贫民街道的房子里。人们为我鼓掌。屋子里坐的都是潦倒的和孤僻的人，他们缩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而言就是俱乐部，或者是家庭和亲人。然而——这一点让人心碎——这里也有乡下的汉普顿和默默无闻的密尔顿，他们往往都是自学成才，有独创精神，质疑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除了共产主义。

去参加巴黎的共产党集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告诉国王大街，我要去巴黎，想去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他们让我跟崔斯坦·查拉联系。查拉是党员，很讨人喜欢。国王大街必须先获得法国共产党上层的许可，查拉在上层的指导下工作。共产党在左岸的支部受命接待我，但有个前提条件：他们讨论政策时，我不能在场。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话题仅限于政治。坐在我面前的是共产主义的查拉，丝毫没有无政府超现实主义的查拉的迹象。我对他说，左岸当地支部以为我会做什么？我会去把他们炸飞？他可不觉得我的话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一个人如果想入党，可以先去旁听一次会议，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组织。崔斯坦用他的沉默表示：没法指望英国同志不是这样。我坚持道，这没有错。他问，我们怎么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我说，如果间谍和敌对势力下定决心要渗透进来，他们可以从各个角落打入内部，我们防不胜防。他麻利地说，我错了，警惕才是关键。这是这种情景里典型的言语交锋（共产圈子里有很多人经常经历这样的交锋！），它并没有妨碍我们对彼此的好感，但他确实对我感到失望。他清楚地让我知道，法国共产党瞧不起英国共产党。

崔斯坦把我带到左岸圣日耳曼大街附近的一栋大楼里，那一带刚刚开始成为旅游胜地。门口的保安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到里面又检查了一次，给了我一张临时通行证。我们走进一个大而沉闷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摆着一张给官员们用的小桌子。房间里有一百多名共产主义者，个个看上去都像军队招募的士兵，因为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军人的行头，这些可能是军队的冗余物资。他们——男人和女人——显然都把自己视为一场战争中的士兵，因为他们行走、说话的姿态全像士兵：冷峻、干脆、负责。没有人在笑。也许他们在想象中仍然认为现在是游击队、占领期和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高潮。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已经预见到明天战役就要打响，但他们在讨论的只是社区里的筹款活动。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要求我离开。崔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难怪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容易相处。他们真的需要这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吗？德国的占领毕竟在十年前就结束了。他轻柔地说（以表达对我的原谅），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我回去向作家小组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他们说我应该早就料到法国人是这样的。法国人喜欢把每一件事情弄得戏剧化。

我想作家小组的这类会议应该不超过十次。我们对文学的讨论完全没有屈从于党的路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至于我，同志们告诉我——作为我对党的思想贡献的总结——我提出的问题，要么是他们从来没想过的，要么是答案太显而易见，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去想的。而我的麻烦在于：我区分不出这两类问题。

接下来，共产党作家小组把我放到了一个真正滑稽的位置上。蒙塔古·斯莱特和约翰·萨默菲尔德告诉我，他们参加了作家协会年会。他们说，这是个独裁的不讲民主的组织，采取一成不变的寡头制。作家小组的人以前都没参加过年会。他们已经把我的名字提交上去了，推荐我当管理委员会委员。我怒火中烧，说：“我跟他们说我讨厌开会的时候，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轻松地对我说，我身为党员毕竟要做点什么，我可以把这当成革命义务。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气，对我的格格不入的状态感到幸灾乐祸。这种态度我再熟悉不过了。于是我来到切尔西的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开会，协助操办社团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是由两位知名共产党员引荐的，他们把我视为一股入侵势力的滩头阵地。他们指望在我身上看到同志们身上常见的不诚实和两面派特征。毕竟，他们对党的手段不太可能怀着天真的态度，因为他们当中必定有些人曾经是党员，或接近过党组织。我不记得当时遇到了哪些人。一个年轻女人宣布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待在这里是为了跟我这个颠覆分子相抗衡，她很少把她那双连讥带讽、学识渊博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开。但愿我能回忆起她是谁。至于我自己，我又沮丧又气馁。我对英国文学界的政治一无所知，也不太在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困境占据——我要在重重问题的包围下写作：没钱、孩子、妈妈、心理咨询师、情人，还有（这不是次要问题）如何才能不引人注意地脱党。因为在当时，任何公众人物退党都会伴随着媒体的一阵齐声喧哗：“某某某离开了共产地狱。”“共产党的机密泄漏了。”你总会遇到前同志抱歉地对你说：“太抱歉了。那些话我没有说过，都是媒体编的。”（当时的媒体跟现在一样。）

我在委员会待了一年，痛恨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虽然我已经习惯于处在错误的位置上——我有时觉得这是我在襁褓里就背上的诅咒——但这次错位是最严重的。错位的发生是因为你周围的人相信你的想法跟他们一样，或者他们认为你的想法跟他们的差异很大，而且他们断定这种差异就是他们所认定的那种差异。当你发现这种或那种立场过于简化、只是一套死板的戒律时，你也会跟周围的人错位，而且这意味着每次聚会时，你的头脑都会不停地发表意见，夸大其词。我一直都在这样做，甚至从小就是这样。年轻时，我头脑中的这种唱反调的议论是恼人的、激烈的，但年龄越大，我越感到疲乏：“噢，上帝，恐怕事情只能这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无须向任何一个前殖民地的人（这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无争议的前英帝国属地的人）和大多数外国人解释。到英国之前，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看到的都是英国人在艰苦的地方工作，经常孤立无援，面对各种各样的匮乏和蛮荒。我们知道，最让英国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登上险峰之巅、驾着小划艇穿越大西洋、只身一人在沙漠或丛林深处探险。“不屈不挠”是最恰当的词。自给自足，热爱孤独。然而在英格兰，一群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却显得安逸、狭隘，一遇到外来人就会抱在一起，一脸警觉的孩子式的表情。他们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少不更事的特征，经常被人们归结为：“想想看，不列颠已经有几百年没有遭到入侵了。”

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细的气质，他们都小小的，很温顺，深深地、本能地永远拒绝面对危险的东西，哪怕只是不熟悉的东西：不愿意去理解极端的体验。外国人猜测——为对比起见，写下这段文字的我也是外国人——在英国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爱德华时代的婴儿室，四周摆满了防御性的尖锐的荆棘，房间深处躺着睡美人，身上别着一个纸条：别碰我。一个圣诞节，有个小孩到我这里来做客，我要陪他玩。当时是七十年代，在伦敦可看的节目有：《彼得·潘》、《让我们排一场歌剧》、《水宝宝——小烟囱工》、《爱丽丝漫游奇境》、《蟾宫的托德》、《维尼熊》。我们去看下午场的《维尼熊》，当你看到是年轻的妈妈、而不是孩子在泣不成声时，这会让你想到许多。

在不幸担任委员会委员的那年，记忆深处浮现出两段插曲。一次是讨论根据萧伯纳的《卖花女》改编的《窈窕淑女》。萧伯纳其实为伊莉莎写了一个结局：她接受了那位富有但性格柔弱的求婚者，借此摆脱了她的出身和折磨她的息金斯，随后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音乐剧制片人却坚持认为，伊莉莎应该跟息金斯结合。于是文学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受虐狂女人，高高兴兴地给男人提鞋，舔男人的手。作家协会是萧伯纳遗产的代理人，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们的反应都让我很震惊。我当时无法相信，现在也很难相信，萧伯纳明明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但作家协会居然会为了钱歪曲萧伯纳的意思。正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我跟这些人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错。另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狄兰·托马斯动身去纽约的时候，他想动用协会在纽约的关系。他那时已经是个醉鬼，很有破坏性，大家都认为应该提醒纽约的同行。这类事情让我当时很震惊：一个艺术家居然有肆意妄为的神圣权利。但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了，任意妄为、指望别人去善后的诗人和作家我已经见过不少。

还有一次经历我觉得也可以归入“共产主义经历”之内。有次我在彼得放假的时候带他去了哈斯丁，我们住在奥克赫斯特旅馆，它是多萝西·施瓦茨为共产主义者开设的。奥克赫斯特有讲座、培训和常见的配套设施。我觉得那个地方让人沮丧。那里充满了“我们和他们”、“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抗无知世界”的氛围。习惯了阳光和一望无垠的天空的人很难喜欢哈斯丁。我在那里不断碰到一些人，你今天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曾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现在都极具声望，但当年他们的确进出于奥克赫斯特旅馆，听讲座或者做讲座，有个人甚至在那里当服务生。真正让我觉得有趣的，是阿莱斯特·克劳利以前就住同一条街上的姐妹屋：内瑟伍德。二三十年代，光彩夺目的秘密教派在英国盛极一时，参与者并非全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比如叶芝就曾经加入了“新曙光”。克劳利以他那让人眼花缭乱、神秘莫测的才能而著称，到了五十年代仍然为人所称道。但他最后的光景却很惨淡。他死于1947年，但我去哈斯丁时人们还在谈论他。“按说他是个魔法师，不是吗？那为什么他过得像个流浪汉？”多萝西经营的旅馆富有美誉：罗伯特·特雷塞尔以这栋房子为背景，写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那里的客厅的天花板非常漂亮，所有的客人都被告知，它可能出自特雷塞尔之手。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是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经典之作，再版过很多次，最早面世是在1914年，但当时出版的是删节版。弗雷德·鲍尔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特雷塞尔的生平，终于找到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的原始手稿，在朋友的帮助下花70英镑买了下来。有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它确实是真的。出版完整的版本有困难，因为删节本当时还在发行，而且有几家出版社认为全本的社会主义色彩太浓了。最后他们终于说服了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的莫里斯·康福斯出版全本。劳伦斯与威沙特是共产主义出版商。新书大获成功。乔纳森·克劳斯（他后来是著名的文学作品代理商）当时还在当油漆匠和装修工。他是弗雷德·鲍尔的朋友，他给鲍尔提了一些建议，并设法让韦登菲尔德出版社出版了鲍尔为特雷塞尔写的传记，韦登菲尔德是主流出版社，没有社会主义倾向。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不想出版鲍尔写的传记，因为鲍尔在传记中透露，特雷塞尔不属于工人阶级，他可能是一位富有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儿子。那时候差不多正是琼·利特尔伍德导演的“工人阶级”话剧《你不会永远高高在上》赢得满堂彩的时期，这出话剧讲的是建筑工人的故事，亨利·查普曼写的剧本。查普曼也是乔纳森的朋友，媒体把查普曼描绘成哈斯丁的砌砖工。然而让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倒胃口的是，最后人们发现亨利的出身也是如假包换的中产阶级。

那段时期，我遇到的人几乎都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卫士。但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一个没有醒悟的、不关心政治的人，一个女人（这是典型的情况）——每周来我这里打扫房间的女佣。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跟我从小看到的那些苏格兰农妇一模一样。她是杜格尔太太，大概有六十岁，瘦削，苍白，身体不太好，香烟不离口。然而如果命运挟裹着她，让她越洋过海去到南罗得西亚，她会怎么样？其实她跟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受欺压，但她自愿配合那些剥削她的人。她在一家雇用女清洁工的公司的名册上，那家公司向我们收取的小时服务费高得不能再高，但付给她的钱只有一半。我告诉她，如果她独立经营，挣的钱可以翻一倍，但是没有用。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挺好。”她有位差强人意的丈夫，经常要靠她支持。她爱他。我的一篇题为《他》的小故事就是受到杜格尔太太的启发写的。杜格尔太太在柔情蜜意地谈论丈夫、满怀善意地谈论雇主之余，会闷闷不乐地想一下里灵顿街坊10号发生的谋杀惨案，那座房子就在我们住的那条路上。

她的雇主曾派她去那里干活，但那里的人觉得她不合适。“弄不好就可能是我，”她喃喃地说，从手拎包里取出刚从报纸上剪下的谋杀现场照片，“他们发现的那具尸体本来有可能会是我，是不是，亲爱的？”

《我们当时怎样想——时代精神》

首先，国家医疗服务，福利国家。我们多么骄傲、多么欢快——而且多么自信！最棒的事情仍然是年轻医生们合伙开的诊所，这些医生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是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三十年代记忆犹新，《群星俯瞰》、《无以相爱》、《要塞》这些家喻户晓的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境况：只要有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就可能被拖垮。三十年代可怕的贫困，还有英国统治者对人民苦难的冷酷的无动于衷——但现在我们是福利国家了。养老金意味着老年再也不是威胁。（四十年后，政府可以温和地说，但我们支付不起，然后就砍掉了市民认为他们一直支付着的救济金。有人想过去起诉食言的政府吗？但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当时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居然会相信政府的承诺？答案很简单：浪漫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状态，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有可能。）不再有“救济金”，“生活状况调查”也不复存在——“生活状况调查”可能会让倒霉的穷人得不到帮助，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认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告诉我，当年她好几天没吃的，只能靠从面包房里乞讨来的发霉的面包过活，负责执行“生活状况调查”的官员拒绝帮助她，因为她还没把地板上的垫子卖掉。“生活状况调查”这几个字激起的苦涩愤懑今天已经没有人记得了。

民意测验（特别是战争期间的民意测验）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新态度的最初表征，这种态度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社会学正在萌生，我们开始能够观察我们的社会和行为，就像外星人可能会用的眼光一样。现在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作为公民，我们满脑子想象的都是福利国家。

哈里·波利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或者说领导人——站在肯辛顿商业街的庞廷斯商场门口。跟今天富丽堂皇的商场相比，庞廷斯很寒碜；跟当时的哈罗斯或塞尔夫瑞商场相比，它也只能算是个乡下商场。哈里·波利特在商场门口举起攥紧的拳头，猛地一晃，然后放下来，伸出一只手指控诉：“等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要把这些地方统统推倒。”他指的是那种令人发指的奢华场所。共产党就是这样去震慑群众的——当时衣服配给刚刚结束，大家一心梦想着拥有一点点时髦、一点点华丽。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英式思维的特点：深深的清教徒精神，痛恨欢乐，渴望控制和压制。

当我跟约翰·萨默菲尔德说起这件事时，他说：“你要想理解英格兰，只需记住这一点：我们是一个为了几英镑的利润而把纳什的摄政大街铲平的国家。”

法国食物。我们的食物那时候实在太糟，但隧道的另一头有法兰西，有真正的食品。那时离伊莉莎白·大卫出道还有十年。我们对自己的食物满腹牢骚、不屑一顾。熟食精品店是我们的安慰，还有苏荷区的法国和意大利食品商店。柔软的白面包是英国食物一切缺点的化身。（到了九十年代，这种遭人嫌弃的白面包却成了巴黎的新宠，巴黎人吃我们的白面包三明治怎么也吃不够。）不，长棍面包、牛角包、奶油蛋卷——还有高卢烟和吉坦尼斯烟——才是我们追捧的对象：它们就是文明。食物的意义一向超出了它本身。从苏荷区回来，带着一小块精致的布里白乳酪或喀曼波特软乳酪，或者是一块法国酥皮饼，都是对野蛮的一次成功征服。现在我会想，我们那时对食物的热情（显然是战争的匮乏滋生了这样的热情，去法国和意大利的短暂旅行又助长了它的势头）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今天对食品的痴迷： 报纸上整版整版刊登着菜谱，人们不停地谈论餐馆和厨师，为各种烹饪书写书评。 我们读烹饪书就像读小说一样。今天，报纸上的美食版面的信息量已超过烹饪书，而人们花在电视中美食节目的时间也多过读菜谱的时间。

施舍永远消失了。福利国家终结了对穷人的苦涩侮辱——永远地。况且，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会有穷人了。“至少我们再也不用把手放进口袋里去掏钱施舍了。”

玛丽妮塔·拉斯奇写了一个剧本：《海外之岛》，主题是英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不列颠——这就是“孤军”对抗希特勒时，我们为美国的救兵付出的代价。她被指斥为“共产分子”，而她的立场其实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凡是批评“当权派”（人们刚刚启用这个词，用来替代“统治阶级”）的人都是“共产分子”，因此按照定义就是叛徒。在我现在看来，这是冷战带来的最糟糕的后果：很多合理有用的批评都被一句话给打发掉了，“这无非是共产主义的宣传”。

毕加索来到伦敦。他公然（甚至可以说是倨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接不接受随你们的便。在世界各地装饰着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那只和平鸽就是他画的。他在伦敦受到的欢迎远远算不上全心全意。赞誉之辞伴随着愤怒的声音：“我们这里不欢迎这个共产分子。”有引起骚乱的危险。他那时的声誉不像今天这样不可动摇。人们说他是骗子、滑头、跑江湖的、颠覆分子——他还在成为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路上。

在电影院和剧场里，国歌奏响时我们会起立。

我们一有空就去牛津大街的第一演播室和学院两家艺术影院看法国和意大利电影。国家电影研究院当时还没有成立。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欢快的时光，我们常说：“我要去那儿注射一针阳光。”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感受到我们的生活里极度缺乏的优雅和魅力。

电视——我们孩子的脑子会被这个魔鬼般的新发明腐蚀掉。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自己？

英国仍然是最好的，英国的每样东西。

外国人说我们的街道多么文明，多么整洁、有秩序。

在共产党作家小组里，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和俄国人都记住这一点，英国和苏联之间的长期隔膜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化解——英国仍然很像狄更斯的小说，而俄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相去不远。

到目前为止我记录的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事情——旅行、会议、作家小组、政治——接下来还会是这样。外部的事情是脚手架、框架，内在生活镶嵌其中。但不妨反过来想，也许穿插在外部事件中的写作和思想才是框架？要想描写作家的生活几乎不可能，因为其中最实质的部分是写不出来的。我刚到伦敦时住在丘奇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五点钟孩子醒了，我也醒过来。他爬到我床上，我给他讲故事、念故事或者诗歌。我们穿衣服，他吃早餐，然后我上街送他去学校。一会儿，我把他送上巴士，他自己坐两站去学校。现在我想没有谁做不到这一点。我去商店买点东西，然后真正的一天开始了。我想要干点这个、干点那个的迫切心情——我管这种迫切心情叫作“家庭主妇病”——我必须要买这个，必须给某某打电话，别忘了这个，把那个记下来——此时必须让位给写作所需要的平静、单调的状态。有时我通过睡上几分钟来进入这种状态，但愿这段时间里电话不要响。睡眠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恢复剂，它让我快速复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认识到沉浸的重要性：花上几分钟，沉浸在……那是哪里呢？当你重新浮出时，你已经头脑清晰、宁静、黑暗，一切就绪，开始工作。

当彼得去艾希纳家小住或是过周末，或者由我妈妈领着出门，我就经常上床，滑入那种让我恢复的水下状态，躺着一动不动，慢慢浮向水面，刚要到达水面时，下沉，浮起……当你接近苏醒时，你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意识，而睡眠已经变浅了，因为你有一半意识到自己在睡觉。我会这样躺上一小时……甚至是一天，如果我变得过于狂热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善于精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能量，我开始这样想：清醒的状态也许会让某种物质在我们体内累积起来，这种物质发出刺耳的声音、颤动不已，刺激着你的神经，让你紧张、敏锐。如果你在写作，这种效果就会放大一百倍；但哪怕是几分钟的睡眠，只要能在另一个维度中沉浸上一小会儿，这种物质就溶解了，让你再度平静，重获新生。

现在，小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清走了，取而代之等候着我的是零散的纸张和一台打字机。工作开始了。我没有坐下来，而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洗茶杯、整理抽屉、喝茶，但我做这些事情是靠脚去想的，我的脑子不在这些事情上。然后我发现自己坐在打印机旁边的椅子上。我写下一个句子……它站得住脚吗？但先不管它，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就从这里继续吧，让文字开始流淌，就这样继续写下去。我起身走动、徘徊，手里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忙那个。如果你根据眼前所见判断，你会觉得我是操持家务的模范。我会躺下睡几分钟，因为我已经操劳过度，进入了很不舒服的触电般的紧张状态。我走动、写作。电话响了我就去接，但接电话时尽量不打破自己全神贯注的状态。就这样一直下去，持续一整天，直到要去接孩子，或者直到他出现在门口。

通过身体的活动达到精神的全神贯注，你可以在画家们身上看到这种做法。他们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显得漫无目的。他们洗这支笔，扔掉那支笔，准备画布，但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绪在别的地方。他们盯着窗外，冲上一杯咖啡。他们在画布前站上好一会儿，画笔在他们手中蓄势待发。最后，工作开始了。

小孩在身边时，我从不尝试去写东西，因为那只会让我们都感到气恼。我给他读故事，我们一起玩卡片游戏。他听他很喜欢的收音机，大人的广播剧和儿童节目他都爱听。晚饭时间，如果琼和欧内斯特在屋子里，彼得就会下楼去找他们。八点钟，我把他安顿在床上，但他向来都不爱睡觉。他醒着躺在床上，直到九点多或更晚才入睡。这时候，杰克来到我这里。我们吃东西，说话。杰克在毛德斯莱医院很努力地工作。那是英国首屈一指的精神病医院，而且那是精神病学思想争鸣、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我们今天视为想当然的很多精神病学理念和临床做法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杰克是那种在今天也许已经过时的医生。他通过从音乐（因为他精通音乐）、作曲家的生活或文学情节中寻找参照来解释毛德斯莱医院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或者说跟病人打交道的经历）。一位来自伦敦东区的穷人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人物相匹配，一个发疯的姑娘则跟歌剧里的一个故事相匹配。他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实验，他常常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比如，他曾向我描述过催眠试验。如果你对什么人（任何人）实施了催眠，让他们描绘很多年前（比如他十岁或二十岁那年）5月2日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就会把那一整天的事情说出来。“我起床时心情不好，我跟丈夫吵了一架，我去买东西，我做晚饭……”如此等等。这些事情全都保存在头脑的某个地方。被我们称为“记忆”的东西只是大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可以把它看作从满满的真实的记录中溅出的一点水花，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入侵另一个人的头脑？”他向我描绘，他站在一排人面前，沿着队伍随意对着某个人，响指一打，“他们就开讲了，就像这样，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没有人应该遭受这种对待。”他总是在说，人不应该遭受这种对待，不应该遭受那种对待。他也许曾经是个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仍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无论怎样他都是一个老派的人道主义者——血液中流淌着文学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莫不如此。

然后我们上床。接下来是黑暗、情爱。

早晨他经常在孩子醒来时动身离开。“我必须回家换件干净衬衣。”这是他的惯用语。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衬衣放在我这里。”

“好了，来了——你干吗要操心我的衬衣？”

男人和情妇之间的典型对话开始了，在一起的四年中，这类对话不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每一天的轮廓。但你在这里找不到写作过程的真相。我要诉诸那个有用的字眼“收集毛线”。无论是在购物，做饭，还是在干其他事情，你都在“收集毛线”。你正读着一本书，但发现你的手放低了——此时你就在“收集毛线”。富有创造力的黑暗时刻。无法言传。那些弃用的扔掉的文稿，那些进了废纸篓的流产的故事又如何呢？还有那些在你头脑中存活了一两天、一周，还没诞生就随着流产的故事一起消失的想法呢？什么样的生命？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一页活着而那一页死了？这种活力，这种来自生命的深处、视线所不及、由爱哺育而成的活力是什么？但当我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学校，我写东西，他回来，第二天一模一样——这样的文字几乎没有谁会继续翻下去。

我认为，作家的真实生活只有其他作家才能理解，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理解，这些人曾经是出版人。出版业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出版人跟作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曾经是出版业的核心。五十年代，每个出版公司都是由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单枪匹马独自创办的，后来变成了几个人一起创办。他们经常是倾家荡产来创办出版公司，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有时他们的确是不善经营的商人。他们四处寻找新作者，珍惜他们。有些书也许只能卖几百本，他们还是付诸印刷。在今天的出版业，所有的资源都被用来推动几个星期的密集销售，一句玩笑说出了出版社的资源分配原则：“这本书在货架上的寿命是六星期……两个月。”就像常有的情况，一开始这只是玩笑，但很快就不再是玩笑，变成了对事实的精确描述，出版界的每个人都在用。

这里有个例子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情况的反面。1949年，一个名叫弗兰克·路德曼的人拿着他一百英镑的复原遣散费，在布鲁姆伯利的三间阁楼里一年出版了六十本书。这就是爱斯出版社，它掀起了平装书革命。路德曼的书单里囊括了当时从欧洲到美国和加勒比海的所有优秀作家。我可以想象，没有谁从中挣到很多钱。弗兰克·路德曼喜欢尽可能在离他最近的酒馆谈事情。

第一本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出版，一直在发行，没有落入降价清货的境地。在比较微妙的时刻，第二本小说出版，得到了像第一本一样的关照。但这时作者在文学领域的声誉开始上升。第三本，也许还有第四本。这些书的销量可能都不超过几百本。然后，出于某个原因，一本书开始畅销。它获奖了——当时的奖项只有几种——或者收音机里提到了它。我觉得这其中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读者对这位作家的作品的好感在无形中慢慢积累，然后到达了临界点——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形成了，作家有一群支持者，他们特意寻找他（她）的新书。这个过程也许缓慢，但这是个有机的过程，有它自己的生命——人们推荐这些书，借这些书，作者的声誉主要依靠口碑而上升。现在他的新书也许终于能卖上一万册、两万册。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节俭度日，或者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或者靠时常写评论、广播剧或文章维持生计。

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核心——出版公司很小，往往只有出版人一个人。那时候他们不会到处走动，他们守在那里。作家依赖一种稳定的、日益加深的友谊，我相信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友谊的深度。必须承认，作家们都很孩子气，至少在生活的这一方面他们很孩子气。作家把一种复杂的感情投射到出版人（或编辑）身上：需要，依赖，感激，因为需要和依赖而产生的怨恨。这是一种挣扎、矛盾的情感，哺育着作家的作品。出版人对文学的激情喂养着作家的作品，出版人通过阅读获得的鉴别力非常有助于批评作家的作品，坚持让作品变得更好。当然，我这里描述的是堪称样板的关系，最著名的也许要数托马斯·沃尔夫（不是记者沃尔夫，而是三十年代的小说家）和斯基伯纳出版社的麦斯韦尔·珀金斯的关系。那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持久的关系——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对于出版人。现在这样的出版人和编辑已经所剩无几。

我跟迈克尔·约瑟夫没有这样的关系，约瑟夫对文学从来没有那样的激情。他的合伙人罗伯特·勒斯蒂带我去餐厅吃午饭，坦白告诉我他从来不读书，只看电视。在电视刚刚出现的时候，看电视非常招人鄙夷。这两个人互相憎恨，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方式商谈业务。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互相挨着，沟通的时候总是让两个人的秘书在两个办公室之间递纸条。我不知道这是否影响到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在这段时期，我依靠的是朱丽叶·奥希的支持。

出版业的情况体现了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变的法则。当一个作家的声誉缓慢而平稳地上升时，这意味着他的书都被那些对它们有个人兴趣的读者买去了，而与这种情形相反的状态是这样的：去年，一位来自《纽约时报》的年轻女人来采访我，采访的结果是一篇肤浅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文章。两天后，出版商打电话告诉我，因为这篇访谈，一个大型连锁书店买进了1500本我的书（《刻骨铭心》）。但这并不表明这1500本书都会有人读。今天局面的特点是人们买书，但不一定读书。买书的冲动来自外部——访谈或电视节目的刺激——但这种刺激并不意味着读者会喜欢这本书。购买冲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认真的阅读。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版社由一群会计师掌管，他们对书的文学品质不感兴趣，只关心销量如何，而且也仅仅通过销量来评判作者。但有些作者（有可能是最好的作者）的书的销量永远也不会超过几百本或一两千本。可是他们却有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那些真正的好书，那些为整个国家或文化确立标准、设定基调的书永远都是为严肃的少数人写的，以前如此，将来也仍然如此。无论你花多大力气去“促销”，都不可能把这样一本书变成畅销书；它只会跟滞销书一起堆在库房里，等着重新被打成纸浆。

那些大型出版公司、国际出版大鳄深谙经营鸿篇巨制和畅销书之道，对发行业已知名的严肃作家的作品也了如指掌，他们善待这些作家并珍惜他们。我是其中之一，对此我心存感激。在会计师和金融家中间还藏着一些对文学怀有激情的人，但他们往往变得神色惶恐，有时你会听到他们在低声抱怨：“我以前非常热爱文学，但现在我没有时间读书了。”因为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好书出版了，好作家幸存了下来，但那些小众的独特的书承担着所有的压力。每个喜欢文学的人心中都珍藏着一张绝版书单，其中有些书也许根本没出版过，或者是印出来了，但编辑压根没设法去卖。从长远看，对这些“难销书”的忽略会对出版业的整体产生严重影响。从前，出版人非常清楚这些“难销书”有多么重要，它们是一股股喷涌而出的生命之泉。我们有些作家伤感地回忆起以前的日子，那时候，一个出版人会对作家说：“你和我从这本书上都挣不到一分钱，但它应该出版。”

另一个重大的转变是“推销”。作者们悲哀地开玩笑说，你写完书就得去卖书。这不是玩笑。我在英国、美国、荷兰、爱尔兰和法国“推销”《刻骨铭心》，花掉了我生命（我的写作时间）的三个半月的时间。老一辈出版人知道作者需要安定、宁静的生活，需要独自一人的状态，他们不想成为公众人物。现在我们发展出分裂的人格。一个是真实的人，总是像小丑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集毛线”，做梦，从最深藏的自己中挖掘东西。而另一个则戴上微笑，走上前台，充当某个“人格”。

变化是从出版商的吝啬开始的，他们不愿投钱做广告，于是依赖书评。于是开始要求作者接受访谈。这些不会花出版商一分钱。报纸和杂志则需要一些内容来填版面。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作者开始以他们的生活和个性而著称，变成了名流。情况越是如此，出版社越要求我们接受访谈，越要求我们“亮相”。大约十多年前，文学节开始了。文学节非常成功，于是每年都会冒出新的文学节。文学节需要名流一样的作家。成千上万的读者涌向作者，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对书比对人更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在听完这位文化名流的讲话后会立刻去买上一本书——作家的讲话和他的书往往可以互相替代。读者对作品中的自传成分的迷恋在这里完全得到了满足——你已经清清楚楚见到了雪莱，干吗还要去读他的作品？

再就是签售——跟推销联系在一起的最没有理性可言的现象。你做报告，参加讨论，然后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人们耐心地排着长队等你签名。他们看重这个签名，但他们一定也看得出，它的价值跟大规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一样。他们知道这位作家一年要签售成百上千本书。终于轮到了，他们递上一本书，可能是刚买的，也可能不是（他们经常会递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对作者说，请写上“致玛丽”、“致鲍比”、“致玛塞尔”、“致杰克”，请写上“帕特生日快乐”、“乔尼圣诞快乐”。那位作家——他已经开始焦灼地为文学的尊严担忧，他甚至也许曾经拒绝写这些空洞的话，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玛丽、鲍比和其他人——在众人的要求面前崩溃了，不惜一切地想要结束这份苦差。为了保持清醒，她（他）暗暗想着，作家们以前都是羞答答地为好友签名，“致卡桑德拉·简”，“致多萝茜·威廉”。面对这样的生产线，他们会说些什么？曾经有出版社让我签六千册新书，我拒绝了。但我有一次的确签了三千册。为什么？我私下里盘算：如果我签得足够多，如果大家都签得足够多，读者很快就会看到这事儿有多滑稽。几年前的夏天，牛津的学生之间流传着一句笑话：“我有某某作家的唯一未签名本。”真的会有人看重签名吗？你想到那些排着长队耐心等待签名的人，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作者坐在那儿，已经听她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听她回答了问题。他们知道，归根结底，作者跟他们有着同样的人的构造，她现在一定是筋疲力尽了，在心里诅咒他们。但他们还是络绎不绝地来了。

在西西里的一家酒店里，经理站在桌子后面，把我的一本书端到我面前，命令说：“致我妈妈玛丽亚，然后写上‘谨奉祝愿’。”他手里握着我房间的钥匙，我不签就拿不到钥匙。

我曾在华盛顿为一个最严肃的文学组织作演讲，演讲之后组委会邀请我吃晚饭。还没等我坐下，一堆我写的书就摆在了面前，有人说，“你必须签了它们才能吃晚饭。”一阵哄堂大笑。

五十年代中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迈克尔·约瑟夫把他的公司卖给了一个大集团，但交易的前提是，如果集团要把这个公司再度转手，必须要听取公司雇员的意见。不久，这家公司就被转卖给《伦敦新闻画报》（我记得是这样），而公司员工最早知道这件事情是通过自动售报机的纸带上传来的新闻。有些人辞职了。我们都觉得忍无可忍。然而今天已经沦落到这种局面：公司可以裁掉几十名编辑、雇员，给他们两周的工资让他们离开。出版社根本不考虑作者与编辑之间正在建立的微弱的联系。现在，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待遇很糟，就和作家们一直以来的一样。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也许是最说明问题的）：出版公司易手时，从来没有人征求过作者的意见。我们跟一个公司签约，也许是基于它的声誉，也许是因为喜欢或信任某个编辑，但这些因素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们现在很像一捆捆行李、一堆堆商品，就像我们的书一样。

最早几年很少收到这样的信，但它很快就变得很常见了：“恐怕我必须告诉你，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了，我要去……我感到抱歉，因为跟你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希望你最近能跟我一起出来吃午饭。但愿将来我们可以再度合作。”一开始，当出版公司还没有像杂货包裹一样被买来卖去、编辑们也还没有在公司间跳来跳去的时候，人们期待作者对出版社保持“忠诚”。然而作者们一旦看到事情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忠诚度也变得像他们的出版社一样——他们往往趋向最适合自己的地方，通常会追随已经建立起信任关系的编辑。但当这种“忠诚”也消失的时候，比法律合同深得多的东西就从根本上被瓦解了。

当千万富翁们突发奇想、想要拥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的时候，文学便面临着最可怕的境遇。这是一出耀武扬威的过场，他们当中有哪个真的关心文学？而且他们会立即强迫出版工作变得跟其他工业分支一样。这些出版大鳄都没有挣到很多钱，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这些大亨很快会失去兴趣，而且运气好的话——我是不是只是在做梦——这些不自然的出版集团会四分五裂。在出版领域，小的确是最美的。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样的状态：出版社关心书的制作质量，甚至关心一本书的文字校对做得好不好。读者应该已经觉察到，现在的书跟以前不一样了：书里面有很多错误。这是因为按照会计师的命令，为了节约成本，出版社经常不雇佣文字编辑，除非作者明确坚持需要文字编辑。

书里面充满了错别字，纸张和装帧都是最廉价的，而出版社对此根本不在乎——了解到这一点当然让作者感到很气馁，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里有一种黑暗的、可疑的东西；一种没有公开承认的需要获得了满足。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作家被派到遥远的外地的一家书店，比方说在曼彻斯特（或者底特律），坐在一堆书前面，结果没有一个人来买，更别说请求签名了。我在年轻作家身上见到过这种悲惨遭遇。

要么就来个书展。每家出版社都摆出一排作家等着签售。知名作家面前会排起长队，不那么有名的作家（他们也许跟知名作家同样优秀）却干坐在那里，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走近他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卖书，是吗？没错。这只是出版社在向其他出版社炫耀自己旗下的作家：看看我的马厩里都是谁。

我在多伦多港畔文学节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在接待区见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他是我们那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家之一，他面色苍白，筋疲力尽，一脸茫然。他的出版商已经派他飞了三次，从多伦多飞往美国三个不同的城市，“推销”他写的跟萧伯纳有关的书。在其中一个城市，原定的电视访谈已经取消了，但他到了演播室才知道。在另一个城市，采访他的人想了解一下琳恩·里德·班克斯的情况，然而他碰巧娶的不是班克斯，而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第三个城市，采访他的人不知道他写了什么。那场访谈连一般的“弱智”都不如。对作者的这种剥削——还有羞辱——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

就在上周，有报道称，有人说“他们应该在泥沟里摸爬滚打”，说的是作者推销自己的书的事。现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作者身上的那种写出好作品的才能是无法被控制的，出版商，即便是最好的出版商，有时都会为此而气急败坏，甚至觉得不可忍受。每样东西都可以控制，唯独这样东西不行。但总有一些对四处签售、做白痴访谈乐此不疲的作者，你可以把他们派出去。你可以让他们去跳圈，而且把这些也写进合同里面。出版商经常想遣散所有的作家。他们做出了一些方案：根据套路，把情节送进计算机，小说就炮制出来了。然而很奇怪，这样的小说缺少那种汁液和精髓，那是他们的所有出版物的基础。这让出版商难以接受。作家自己也经常为此而气恼：最好的作品总是在躲着他们。但这个事实并不让出版商感到安慰。

有这么一个场景：一群很有势力的纽约出版商在一家时髦的餐厅里围坐一桌。他们忘了在场的还有一位可怜的小作家（不是我）。他们吹嘘自己的力量。“我们造就他们，我们摧毁他们。”也许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位作家——他们需要观众观赏他们的表演。

一位最著名的纽约出版商一直抱着这样的幻想：把“他的”作家们都牢牢地监禁在一排小农舍里，就像养马一样。我们会被关上一整天，一直工作，傍晚获准三四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去过我们的无关紧要的小日子，到了十二点再关起来。玩笑而已！

然而仍然没人能捕捉那些萤火一样奇异飘忽的创造性的杰作。电影业想花钱买它。自从有了电影，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小说诞生了，制片人把它买下来。如果作者经验老到，也许就会微微一笑。制片人对作者竭尽溢美之词：这本无与伦比的震撼人心的原创作品……相信我们就好，你会看到。作者继续面带微笑，保留自己的想法。作者通读剧本初稿。她（或他）会就事论事地说“但这部剧本跟我的小说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这时候，制片人开始念叨“妥协”。“完整性”这个词出现了：“这个故事最关键的完整性在于……”如果作者比较天真，她（或他）会问——她真的很不解——“如果你根本不用它，或者只是在扭曲它，为什么要买我的书？为什么不自己写个剧本，完完全全从头开始写？”但电影制片人和整个电影业是文学魔法的真正信徒——这就是关键，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小说具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带着一种气息，它让人着迷，他们买下这本书就是为了染指它。他们认为，即便他们篡改里面的情节或思想，让它几乎面目全非，那种魅力或力量的一部分仍然保留在里面。有时候他们是对的。

他们真的理解其中的奥妙吗？也许不理解。这些擅长套路的强势人物对自己占有的东西非常无知。他们不理解一件事情：电影行业的动力来自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强大的情感能量。每一个从文学的清醒世界来到电影圈中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危机、泪水、威胁、歇斯底里、凌晨三点的电话铃和伴随着电影制作而来的脱离现实的情节剧弄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大家到底在干吗？他们在制造自己的燃料，这就是答案。他们也不明白自己在使用这些燃料时有多么浪费。

作者可能会（而且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从传真机上收到几米长的传真，或者从快递员手里接过几米长的打印纸（标着“非常紧急，马上递送”），上面写着：“我刚刚读了你写的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的小说。我通宵在读……”接下来几百字都是类似的话。但激动的情感都注入了这封信中，消耗殆尽。一周后，写信的人会拣起这本小说，翻过去：“我已经不感兴趣了。真滑稽。”

鲍勃·戈特利布告诫我（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作者）：“我给任何作家的建议只有一条：拿了钱就跑。”我觉得这种说法太世俗了。但他是对的，除非你很想到那个一切都是海市蜃楼的幻景世界周游一番。

有人也许认为我讲了太多跟出版和出版社有关的东西。但要写作家的生活，怎么可能不提到出版和出版社？写这本书有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很难再现当时的冷战氛围，它像毒汁一样渗透到每一样东西里面，在今天看来就像神经病一样；另一方面，向读者描述我开始写作时的出版界的氛围跟今天的差异也是很难的。如果我说，“那时候，对真正的文学的尊重统治着出版界”，年轻作家（或读者）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想象中的对话者反问我。他们确实不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没有哪段经历可以教导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好书和坏书之间的区别。仅仅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事情的变化：《观察家》这类期刊当时只刊登严肃书籍的书评，把版面给二流书对它们而言是一种耻辱。如果一个年轻人从来不知道报纸还可以不是这样，当他在一份被称为“有品质”的报纸上看到有好几栏的版面在评论香艳历史小说或者是充斥着性和暴力的长篇故事，而只有一段文字在说一本经典——比方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再版了，他（或她）就该知道事情是怎样的。

我要重申一个（唯一一个）本质的事实：有些书是只为少数人而存在的，无论怎样吹捧、推销都改变不了这种状况，但这些书是最好的书，它们隐秘地、安静地、不被人察觉地成为最有影响的书，为整个时代设定标准和基调。

我已经上了苏联大使馆的宴会邀请名单。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红军建军节等节日，那里就会召开大型招待会。我参加过五六次。我并不喜欢去，可我为什么还是去了？革命义务可以是父辈和祖辈对教堂的义务的延续。现在我能听到父亲的声音：“主啊，我一定要去教堂吗？”当母亲想去班凯特的教堂做礼拜时，他就会这样讲。一位同志的声音响起：“你会去苏联大使馆的，是吗，多萝西？”

“我想是的。”

大批苏联官员在一个奢华的房间里等候我们。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的代表为什么必须住在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房子里？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官员几乎全是间谍，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情。在场的还有英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同路人，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人，比如科学家D. J.伯纳尔。他在结晶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激励了一代学生，这些学生无论是否共产主义者，都尊他为永远的导师。早在1930年后期，他就劝说英国共产党人去理解：艺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混淆两者将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曾是共产主义领域的主要论题。当时有很多辩论、讲座和学习小组。我记得我自己也曾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小组里作过关于这个主题的发言。后来C.P.斯诺吸取了伯纳尔的观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

这一进程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原本仅限于少数人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受到攻击和声讨的观点，展翅起飞，扩散到整个文化。不到十年时间，共产主义内部诞生的词组变成了语言通货的一部分：坚定的步伐（我们一定要迈着坚定的步伐）、固有的矛盾、表率、法西斯主义者，其他所有干巴巴的套话都可以在《泰晤士报》的编者按中看到。

J.B.S.霍尔丹是内奥米·米基森的哥哥，他为《工人日报》撰稿，向人们解释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正是他曾经用这句话鼓舞了我们所有的人：“宇宙不仅比我们一般设想的离奇，它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加离奇。”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专门为看他的文章而买《工人日报》，其他内容一概不看。他后来去了印度，在那里培育了一代印度科学家。这样的人都很有独创精神，但他们也像他们的同类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谈论苏联时，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胡言乱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些人为了在其他方向上取得大发展，需要跟遭到痛恨的少数派认同？这些多姿多彩的人当中有像红色主教休利特·约翰逊这样的人，他写了一本华而不实的书，叫作《世界共产党人六世》，他是共产党的帽子上那根最亮丽的羽毛，因为他身居宗教当权者的核心。

没有谁会说这些客人是一群索然无味的人，但我觉得气氛非常压抑。我厌恶那种处在这样的立场上沾沾自喜的姿态：我们，这群聪明的少数派，在支持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捍卫者，它正在遭受诽谤和不公正的攻击。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们站在我的两边，带着我，走到一位将军面前，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身边站着几位助手，我以为是军人，但现在想想，他们当然是克格勃。他身宽体阔，非常结实，眼睛仿佛寒冰，满嘴都是共产主义的套话：“工人阶级……法西斯帝国主义……和平阵线……受剥削的大众……推动共产主义事业。”我没有真的在听。我怎么了？我要晕倒了吗？我浑身发冷，掌心出汗。我的脖子后面泛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怪异感觉：那里的短发竖了起来。我给吓坏了，满怀恐惧。他让我怕得要死。从那以后也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我离苏联的杀戮恐怖最近的一次，触手可及。我没跟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情。它太“主观”了，任何不能直接解释的东西，他们都会这样评价。很遗憾，有些最为重要的、让你发生改变的遭遇有时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几乎不值一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大型招待会。

我还跟杰克去过一次捷克大使馆。跟往常一样，我觉得很枯燥。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缠着我们不放，不断地为我们端来酒水。当我们说要离开，要去叫出租车时，他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回丘奇街。我们没有邀请他，但他还是坚持跟我们一起上楼。在我们的房间里，他向我们吹嘘他的有钱有势的朋友们，邀请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想方设法让我们答应会跟他再次见面。他离开后，我们开他的玩笑：他脑子里面装着的那些人，不管是有钱有势的，还是没钱没势的，没有一个会愿意跟这个喜欢攀权附贵的人待上半小时。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沃德。后来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是有钱有势的人的皮条客，还卷入了间谍行为。他是克里斯汀·基勒的朋友或情人。当他遇上了大麻烦，那些利用过他的人都弃他而去，他自杀了。同样，你也会遇到一些在晚宴派对上见过魅力四射的克里斯汀·基勒的人——“她真了不起……她很机智……她很聪明。”然而当她需要帮助时，她的倾慕者们没有一个伸出援手。

如果我不是共产党人，我就不会去做的事情还有哪些？我曾去一大片公寓街区卖《工人日报》，还在那里为某次市政选举散发助选传单。那是在白天，开门的都是女人。“这类事情都是我丈夫在处理。”她们请我进门，因为她们很孤单。女人和孩子待在家里，关在阴暗、破敝、寒冷的房间里，那是在社会大繁荣即将爆发之前——那场被描绘为“你从来没过得这么好”的繁荣。这样的处境让我再熟悉不过了。他们需要的是关于分期付款的建议，关于如何领取儿童津贴的指导。他们不知道按规定自己能得到什么福利，怎么得到这些福利。在罗得西亚，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来，我只需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住在32号的女人需要……”但现在，这些相关规定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也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对党组织说，这些人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社工。这种事情我只做过一次。跟党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阴暗压抑的，但原因并不仅仅是我像往常一样处在错误的位置上。

我去赫尔大学作讲座，主题是南罗得西亚。听讲的是五十来个尼日利亚学生。当时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极少数的白人（大约十五万人）统治着一百五十万黑人。“他们为什么不让白人离开？”“他们为什么要让白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请帮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南罗得西亚被武力征服了。“但我们不会听任自己变成——你管那叫什么来着？——劈柴挑水的人。”我从未遇到过比他们更缺乏理解力的听众。

我还受邀向爱尔兰共和军的人讲过罗得西亚的情况。听众大约有十五人，都是年轻的男人。我了解到，没有逮捕令就逮捕、不经审讯就关押、没有判决就收监，这类事情经常发生在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身上。他们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有获释的希望，除非英国一时兴起。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渊源比大多数人现在以为的要久远得多。

在肯辛顿共产党人组织的会议上，党要求我把党在文学领域的路线带到会议上去。我不赞同党的路线，从来没有赞同过。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参加了会议，这部分是出于好奇心。我的位置要求我必须把格雷厄姆·格林当成反动作家来扬弃。我敬重格雷厄姆·格林。然而我很擅长阐发党在文学领域的路线。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想，这种事情我在一生中只做过一次。我开始结巴，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几乎无法完成发言。我结巴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这一点不需要萨斯曼太太来告诉我。“你不觉得，” 萨斯曼太太说，“现在到了你应该学会说‘不’的时候了吗？”

所有这些事情都伴随着萨斯曼太太、杰克的评论，还有我母亲的。她狂躁、忧愁、怨恨、责备，不停地跟我说，我应该替儿子的未来着想；杰克打算什么时候娶我；我为什么要跟共产党人搅在一起；这位萨斯曼太太是谁；我为什么准备听一个外国陌生人的话，却不肯听她的。

与此同时，党的内部（至少是我所在的圈子里）涌动着一股暗流：大家在谈论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消息。那些消息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已经自动地把报纸上的报道贬抑为谎言；我们谈的是口耳相传的消息。谈论的声音带着迷惑和恐惧。逮捕、失踪、监狱、集中营，这些现象都归结到这一点：“可惜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里，如果是那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党公开否认有这些事情，即便有党员独自或两人结伴去问，甚至有支部派代表去询问，党也矢口否认：“资本主义者在说谎。”私下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流行一个词组：了解内情。这是一种苦涩的承认。但这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远远不是。

“了解内情”这个字眼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熟谙政治的复杂性。

人们就英国共产党高层的经济腐败谈论得很多，但我认为钱是其中最小的问题。那些高层官员非常自豪地宣称，共产党官员的工资从来都不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乐意鼓吹这一点。他们是否从苏联手里领取布施，同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没有人能说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当然会去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旅行，但我相信这种优待只相当于让他们去母校参观。不，关键是权力，权力是毒品，是诱惑。有内幕消息，能直达上听，了解内情，这些都是权力。我相信，很多人在早该离开共产党的时候没有离开，正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个“了解内情”的特权精英群体。渴望属于精英群体当然是人人都有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贵族制、无产阶级专制、加里克俱乐部、秘密社团，全都如出一辙。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玛格丽特舅妈和她姐姐，玛格丽特是我舅舅的遗孀。这是我妈妈的世界：另一种精英，中上层阶级，我妈妈倾慕并希望我也加入其中的阶级。然而我妈妈一向不喜欢她的弟妹。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这两位太太穿着传统服装，戴着精心打理过的帽子，套着手套，披着狐狸皮的披肩——只是这是一个跟我完全无关的世界。哪怕只是靠近它，我都会觉得有被监禁的危险。我觉得我几年前就跟它告别了，但如今妈妈又开始催促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置身“正经人”当中。

我确实曾设法要跟我父亲的兄弟亨利见一面。就是他，结婚三十多年后离开了妻子多莉，宣称自己曾经为了孩子而守着空洞的婚姻，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那个女人，按照家里人的说法，是个“红头发的贱妇”。如果你长着红头发，闯入一群“正经人”中间，你离获得蔑称就不远了。他们说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实她不是，但“红头发的酒吧女贱货”这个称呼太棒了，他们舍不得不用。我爸爸一直不喜欢这位兄弟，但终于发现他身上还是有值得钦佩的东西，他为他开脱，但没有用。我写信给亨利叔叔，说我跟其他家庭成员不一样，我们能否见一面。他没回信。我又试了一次，仍然没回。他女儿琼来看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痛斥她父亲。我问：“你父亲因为你，几十年来守着糟糕的婚姻，他难道不多少值得一些感谢吗？”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其实我见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才去见的。很多带小孩的母亲都是这样。

比方说，保加利亚大使馆每周都会举办民族舞晚会。我带彼得去参加。参加晚会的很多家长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孩子才去那里。

运河边上有个花园叫“小威尼斯”，现在那里已经很漂亮，当时却阴沉破败。人们在那里举行同乐会，尤恩·麦寇尔在晚会上唱歌，那里异乎寻常地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在共产党文化圈里很常见。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昂娜·特蕾西和她丈夫艾利克斯·麦克林德尔。昂娜·特蕾西是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她所受的教育引她走上了与众不同的生活道路。艾利克斯·麦克林德尔在《迪克·巴顿》中扮演特工乔克，《迪克·巴顿》是风靡一时的广播连续剧。广播界、音乐界和刚刚诞生的电视界的人在那里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带着小孩的女人们。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但十年后，大家都不是了，除了艾利克斯。另外还有尤恩·麦寇尔，共产主义吟游歌手和诗人。

我觉得这些活动让人提不起兴致，这些人全都在跳苏格兰民族舞，经常冒着寒冷的蒙蒙细雨。

每到盖伊·福克斯之夜或者其他节庆，人们一有借口就会在轰炸区点上篝火，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周围的街上走来，聚到篝火边。我会把这里的业余爱好者的温馨气氛跟我在汉堡轰炸区看到的五朔节之夜的熊熊篝火作一番比较。

我多次领教了英国的凛冽天气的厉害。巴兹尔·戴维森邀请彼得和我去他在埃塞克斯的农舍做客。那里住着他和妻子玛丽恩，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农舍里有个电暖气，只有一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关着的。他们觉得当时是夏天，因此不需要额外供暖。我却觉得要被冻僵了。我们都套着层层针织衫，只有我又裹了一床毯子。他们说，我们需要新鲜空气。我们钻进汽车，开到一面山坡，风哀鸣着呼啸而过。我们必须找个避风的地方，他们喊。找到了，一个凹进去一点的地方，风在那里一点也没减弱，还夹带着锋利刺人的雨点。我们蜷缩在一起，吃三明治，从保温瓶里倒茶喝。“疯了，”我对自己说，“这些人疯了。”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冷雨不会成为阻碍我散步的理由，我已经跟他们一样疯了。

党经常组织周末游行，抗议这个、抗议那个，路线通常是从海德公园到特拉法加广场。彼得喜欢游行，大多数小孩都喜欢。游行就像野餐，就像家庭活动。大家互相打电话，约好碰头，游行之前或之后去酒吧，或者在游行途中讨论共产党的事务。我私下里觉得这种游行跟教会野餐一脉相承。无论规模大小，这些游行或“示威”确认了我们的团结，我们站在正义一边，对抗整个世界。在冷战的日子里，人们会冲着我们高声谩骂，甚至向我们扔东西，这些是对我们的殉道意志的肯定。每一次，组织者都会声称参加者有几百、几千或几万，而新闻上会说只有一半那么多，或者更少。真实人数居于两者之间。有次我们游行抗议削减教育基金，即“巴特勒削减决议”，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们，嘴里唱着“打倒金银花”。游行、示威和抗议是一件让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对于有些人，甚至骚乱和跟警察对抗也是很愉快的，人们很少承认这个事实。对很多人而言，这些“示威”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我出于革命义务而参加的活动不多。一部分原因是我带着年幼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有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党没打算对我有太多的要求——每时每刻都有“知识分子”在退党。

有一次，我去下议院游说。我跟两个工人一起等在外面，他们专程从威尔士的矿井赶来游说他们的国会议员——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当矿工的老朋友。他们把名片递了进去，我们等着，等着，等了很久，有两个小时。我们成了朋友。我跟他们讲起我在唐卡斯特附近的矿工镇的经历，他们说他们的状况要糟得多。终于，我们三人站在了装饰华丽的大厅里，置身于侍从、塑像、宏伟的场景当中。那个威尔士议员出来见他以前的朋友、现在的选民，是他们的选票把他送到这里。他神色和蔼，有一点点尴尬。他问候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说自己过一个多月可能会回家乡。但他只能抽身出来一小会儿，他必须得在议会里待着。是的，他也认为政府的政策……然后他走了。侍从暗示我们该离开了。我们站了一小会儿，环顾四周。一个矿工说——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怒气，但是带着那种致命的“你还能指望什么”的语气——现在他看到了。他理解他们来这儿之后起了什么变化。没有几个人能经受得住这个。他指的是这些大理石大厅。另一个说：“我再也不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跑到这里来了。”

这也是苏联派遣马戏团、乐团和舞蹈演员来伦敦的时期。俄罗斯小丑们棒极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媲美（现在也许仍然如此）。至于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些音乐会、合唱、舞蹈表演都突显出一种扭捏作态的异想天开和滥情。恶魔般的残酷在艺术作品中制造出这样的品质。滥情和残酷是同胞兄弟，残酷往往带着虚假的微笑。乔纳森·克劳斯说，他有回在巴士上看到一份别人扔下的杂志，上面刊登着艺术作品，他以为是苏联人的作品。凑近了一看，那些英勇的人物形象居然是专门讨论纳粹艺术的文章里面的。还有一次，他在36路巴士上看《工人日报》，也坐这路巴士的画家大卫·邦伯格告诉他苏联的体制如何野蛮，还说他应该读一读阿瑟·库斯勒写的书，尤其是《正午的黑暗》。乔纳森读了，但对他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艺术和纳粹艺术之间的相似性。

同样，如出一辙的欢快的英雄战士，迫不及待地要为祖国去死。同样，多产的母亲，流淌着过剩的乳汁。苏联和纳粹德国热衷于阅兵，健康的、胸部鼓鼓的mädchens和devushkas列队走来，每一个都暗中渴望得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触摸。我在舞台上见过的最可怕的也许就是苏联的杂耍表演里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岁左右，敦实、丑陋，穿着一条紧身短裙。她扮成小女孩，做作、狡猾、挑逗地扭动身体，口齿不清地说着小孩话。这就是她，这不是表演，她正是凭借着这种造作的力量——一个中年妇女扮作天真烂漫的小孩——才能在舞台上讨生活。

为了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我妈妈带彼得去看换岗、皇家锦标赛、伦敦塔、划船比赛、南肯辛顿的博物馆和其他类似的有益的活动。

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在每个周六的上午举办精彩的儿童音乐会，组织者是罗伯特·梅耶爵士。彼得和我大部分星期六都会去那里，琼有时也去。本杰明·布里顿的《让我们排一场歌剧》上演了不止一次。台下挤满了孩子——当然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好吧，聊胜于无。那些故事的背景都是维多利亚式的儿童房、保姆、仆人、妈咪和爹地，那些来自贫民区（或者不久后出现的市政福利房）的孩子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

彼得最喜欢的是内奥米·米基森在苏格兰的住所，我们去过那儿三四次。内奥米在战争期间买下了那座位于金泰尔海角的大房子，给家人当庇护所。每逢复活节、圣诞节和夏天，里面就住满了人。内奥米的儿子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科学家，他们的妻子个个出类拔萃。他们都邀请了朋友。科学与艺术之间出了名的文化隔阂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内奥米的作家和记者朋友们也愿意从伦敦和爱丁堡来到这里做客，来宾中还有政治人物，因为迪克·米基森本人就是政治人物。内奥米跟博茨瓦纳的联系已经开始了，她很快就被博茨瓦纳的一个部落尊为部落之母，因此客人里面有非洲人。当地的渔民——内奥米有艘渔船——和市政议员混杂在伦敦来的客人中间。内奥米没有得到她作为女主人应得的赞誉——把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绝对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最难的是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这是个生殖力旺盛的家族。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说他们在卡拉代尔宅邸度过的假期就像生活在魔幻世界里，那是他们童年时代最愉快的时光。怎么可能不是呢？奇大无比的房子，许许多多的房间、壁龛、角落和角楼；苏格兰西部空气温润，但也会突然狂风大作，咆哮而来，抽打着、呜咽着穿过所有的烟囱；开满石楠花的沃野绵延几英里，他们在那里奔跑玩耍，没有人管束，也没有危险；沿着一条很短的路走到尽头，就是金泰尔海角的沙滩和海浪。三四十个人可以随便窝在宅邸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在宅邸的辅楼里。那里的气氛欢快、喧闹，但并不是只因为有小孩才这样。到了晚上，外国客人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些声名显赫的人像小孩一样玩起了“谋杀”或“邮差敲门”的游戏。下一分钟大家又开始下棋，或者是吵吵闹闹地玩起拼字游戏。大家的声音经常很大又很尖。内奥米的女儿们嫉妒她——这位热情洋溢、奔放不羁、聪明机敏的妈妈——她们对她言语尖刻。我想，好吧，如果你们不能跟自己的妈妈和睦相处，为什么不离开？就像我这样。可你们却在这里利用着各种舒适的条件，然后又为难她。但我正在目睹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孩子们一边尖刻地批评，一边窝在家里。

“我真的像她们说的那么糟吗？告诉我——不要安慰我，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

“当然不是，内奥米”

“如果我有她们说的一半那么坏，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妖怪了。”

“噢，别在意。这只是常见的母女问题——你知道，快乐家庭常有的。”

“儿子们是最好的。”她经常说。但我觉得她渴望有个娴雅温顺、待人友善的女儿。她把我当成这样的女儿。她待我友善、慷慨，对我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迫切地想跟我聊聊女人的八卦——但我不属于这种类型——她不停地给我指点，我耐心地听着，我本来应该对我妈妈也保持这样的耐心。是的，我意识到了这种处境的讽刺意味。

她依赖儿子们的支持。但这是一个家族，当受到外来威胁时，他们就抱成一团。一位美国著名科学家的女儿爱上了米基森家族的一个儿子，有一次她在场，愁眉苦脸，眼含泪水——她的家族决定反对她。离开学校后，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冷酷残忍的排斥。我认为他们的态度都是无意识的，就像梭鱼喷出团团浓黑的墨汁。关键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家族。他们作为个人都很迷人。我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大家族的一部分。

轶事：内奥米让我带一位不善言辞的青年科学家去散步。“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说点什么——他的舌头会退化的。”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沃森。我们翻过小山，穿过石楠花丛，一起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一路说着闲话，我毕竟是我妈妈的女儿，我听从了妈妈的教诲——一个人理应知道怎样让别人觉得自在。最后，我筋疲力尽，一心想着逃跑，后来我终于听到了人的声音。“你看，问题是，全世界，我能跟他说话的只有一个人。”我把这个报告给内奥米，我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轻浮的话，即便是很年轻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没过多久，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向世人揭开了DNA的结构之谜。

轶事：哲学家弗雷迪·艾耶尔会在那里逗留一两个晚上。他当时跟他的美国情妇在一起，她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她下楼来吃早餐，穿着猩红色法兰绒睡袍，镶着白色刺绣蕾丝滚边。她的风度和绚丽震慑了邋遢的场景——我们每个人都裹着好几层毛衣。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不断地以千百种方式激起我们的艳羡和模仿。

无论是你无意中听到的关于科学的谈话，还是你参与其中的政治谈话，它们的内容都拥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文学话题却不是这样。

“噢，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会听到这样的话，“枯燥的托尔斯泰”。诗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奥登。叶芝呢？噢，可怜的老叶芝。艾略特呢？可怜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呢？他是谁？我当时认为，这只是我经常遭遇的英国人文化教养不足的又一个小样本。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其实只是触到了一个已经被埋起来的、过去的文学文化层，这是一层沉积岩。在二三十年代的某段时期，在文学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或者一度在整个文学界，一股观念的波浪淹没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开始说：奥登是唯一的诗人，可怜的老艾略特，可怜的老叶芝。

缺乏文化教养是英国的顽症，在伦敦最为突出。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在饭桌上最喜欢的娱乐是自豪地列举自己没读过、也不打算读的名著。一家重要的报纸——《独立报》——有个每周专题：关于你曾经想读的那些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里面给出了诸如《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的情节梗概。（怎么，你连玩笑也开不起吗？）很容易想象写这些豆腐干简介的人的脸上那副志得意满的笑容，他把这些鸿篇巨制缩减到学校考试的答案水平。

我在七十年代给《旁观者》写了一篇幽默小品文，引用梅瑞狄斯（引自《理查德·费弗雷尔的炼狱》）和D.H. 劳伦斯（我记得是劳伦斯）的文字来说明他们笔下的浮华段落完全可能跟流行的爱情故事一模一样。人们以为我是在诋毁这两位作家，马上有读者写信给我，抨击伟大的作家。歌德？太德国了吧！塞万提斯？多沉闷——这是这些人最喜欢用的词。司汤达？噢，多么冗长乏味！这些人，这些恶狗们，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就蜂拥而上，急不可待地把文学撕成碎片。

丽贝卡·韦斯特，一位聪慧、有教养的女人，她说歌德的全部哲学可以归总为“自然何其壮丽”。这就是了，你听到了来自沼泽的真正的咕噜声。

英国人——不，英格兰人——最喜欢琐碎的、规规矩矩的小说，最好是关于阶级和社交行为的细枝末节。

我对内奥米说，她和她的家人都本能地偏爱二流的东西——我指的是文学作品。来自殖民地的人和无法无天的更低等的人可以多么粗鲁而不受英国人的责难，英国人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受过更好的教育。当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逍遥法外了，我度过了难过的一天——我和我的舌头必须学会选择沉默。

我已经不太喜欢卡拉代尔宅邸了，可我为什么还去？当然是因为孩子。

我不喜欢的是抱成一团的米基森家族，但跟每个人单独见面时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前经常去卡文迪什广场跟内奥米在她所属的俱乐部一起共进午餐。我喜欢她的活力四射，喜欢她对生活的享受，还有当她告诉我她的最新爱情故事时，那种毫不虚伪的率真。她父亲是伟大的科学家约翰·思科特·霍尔丹，他送她去牛津的预科学校“龙学院”读书。那是一座男生学校，她是唯一的女生。我想也许是那段经历决定了她的爱情生活的道路。她说，她十六岁那年，当她“还在学校里，长发披肩的时候”，他们让她跟迪克·米基森订了婚。迪克·米基森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她几乎不认识他。我想，他们的婚姻体现了理智和有教养的行为的精髓。她有她的爱情历险，而他至少有一位长期的情人。他们夫妇是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关注着这段婚姻，充满赞赏，年轻人尤其觉得很好。我记得在卡拉代尔宅邸听到过两个女孩子的对话，她们都反对婚姻。“但是总有米基森夫妇这样的婚姻；这并不新鲜。”

“是啊，一切都开诚布公。没有伪善，没有谎言。”因为非常年轻，所以当她们审视成年人的世界时，伪善和谎言在她们看来是最糟糕的东西。

访苏一行人当中，内奥米是我后来见得最多、见的时间也最久的一个，我们见了好几年。我见过几次科珀德和他妻子。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匆忙的世界里，他越来越不得其所。他来自乡间，属于村庄、田野、树林和长时间的闲聊，一个消失的世界……我没见过道格拉斯·杨，但听内奥米讲起过他。我有时跟阿诺德·凯特尔一起吃午饭，但他一直无法跟党决裂。我的确见过理查德·梅森，他跟妻子费利西蒂住在切尔西的某条街上。费利西蒂是个真正的美人，缪斯的合适人选，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角色是激发天才。在理查德之前，她也遇到过一两个人，但一见到理查德，她就明白了自己的宿命，也知道了他的宿命，并把这种宿命告诉了他。她断定，切尔西的一座小房子和安静的生活是他的创作所需要的。她每天早晨安排他上楼，帮他挡住电话、门铃、访客和日常生活的任何痕迹。这当然是很多作家梦寐以求的生活，尤其是我，那么多事情都有人照管，但这个药方显然不适合理查德。痛苦而滑稽的一幕上演时，我也在场，那天晚上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大家都怀着同情的好奇心追随着这幕戏剧来到它不可避免的结局：理查德告诉费利西蒂他需要的什么，而费利西蒂却把她所断定的他应该需要的东西告诉他。“我想做的是去异国他乡，爱上一个有色人种姑娘。她一定要一贫如洗，或者疾病缠身，或者是类似的情况。到那时我会写我的第二本书。”

“别胡说，亲爱的。你需要的是平和和宁静。”这位金发女神说，精力充沛地整理着房间。

“平和和宁静让我发疯，”他说，“费利西蒂，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只是遇到了写作梗阻，亲爱的。”

“是的，我知道遇到了写作梗阻。梗阻的原因就是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他经常在楼上将头探出窗外，满怀憧憬地望着生气勃勃的街道，甚至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家门，在酒馆里待上“罪恶的”一小时。这样维持不了多久。也确实没有维持多久。他去了香港，在那里写了《王素洁的世界》，立即成了畅销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姑娘，她遭到多种噩运的折磨，肺结核是其中之一，就像以前的浪漫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费利西蒂明智地离开他，找到了另一个需要缪斯的作家。理查德至少有一段时间迷失在电影世界里。他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他跟导演一起东奔西走寻找完美的王素洁，他们去了檀香山或者其他类似的浪漫小岛，但看到的只是全体居民列队欢迎驶来的轮船，穿着背心裙，唱着《前进，基督徒战士》。

有两年的时间，我跟一个年轻女人经常见面，她的儿子跟彼得一样大。我们每天同一时间把孩子从学校接出来。为了打发从孩子出校门到上床睡觉之间的那几个小时，我们一起去肯辛顿公园划小木船；当孩子们在周围奔跑玩耍时，我们就在那里散步。我们住的地方都太小，容不下七八岁小孩的旺盛能量。那时候的海德公园里面有绵羊——城市中的一片乡野。

她是一个安静、爱沉思的女人，她儿子是个红头发的倔强小孩，好斗、 脾气暴躁——母子两人气质迥异。她的工作允许她四点钟下班，而且她跟我一样，总是很疲惫。她的故事在当时不同寻常，但到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她怀上一个男人的孩子，他曾说会跟她在一起，但后来离开了。简而言之，这是个单亲家庭。她怀孕后，父母不愿意帮她。一些热心慈善的修女收留了她。她们让她洗衣服，刷地板，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里一样，让她住在一间寒冷的屋子里，睡在硬硬的床板上；她们供给她很糟糕的饮食。算上她，那里一共有六个怀孕的姑娘。生产时，她们说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罪。这些姑娘们整天遭到斥责：荡妇、妓女、恶魔的孩子。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她只能待在那儿，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听到她的遭遇我义愤填膺。我觉得我的反应让她觉得有趣，她的态度是：你还能指望什么呢？然而，如果接受社会弊端就是成熟的标志，那么进步从何谈起？这样的事情如果晚发生四五年，她就会得到福利国家的救助。她的故事最后有了快乐的结局。那个男人回来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但为了孩子，她把很多东西都忍了下来。他们有两个狭小的房间，没有几件舒适的陈设。

恶劣地对待怀孕的姑娘、未婚妈妈，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向来如此。我们最近刚刚看到这种恶劣的现象在英国爆发，这些年轻女人步履维艰，一成不变地（ritually）遭受侮辱和诋毁，她们被看作一心利用福利国家的好处过上轻松的生活的狡猾的窃贼。人们从来也不认为她们的孩子有资格享受什么，从来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价值；没有，他们的妈妈做了错事，他们必须也遭到惩罚。

我去里士满探望戴茜阿姨和她的妹妹伊夫琳，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稳的状态中，而去戴茜阿姨家就像是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这是一座大房子，已经破败，需要粉刷，它坐落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间，花园里到处都是小鸟。一幢幢老房子持重地问候你，看着你沿路而上，经过谨慎的窗子，当你按响门铃，你似乎能感觉到，房子里面的居民开始移动到位（有些像鬼魂一样），对你这位闯入者严阵以待。我了解的英格兰完全是几百本小说和剧本中的纸上的英格兰，在我这种人心目中，住在这些老房子里的人嘴里讲的都是小说上的对白，而那些小说他们也许根本没读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

我必须做好我会让她们失望的思想准备，因为戴茜阿姨是我的教母，在我的整个童年，正是她不断地给我寄跟耶稣和使徒们有关的书，而现在我来了，一个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

我按了门铃，声音很大。戴茜阿姨或者伊夫琳阿姨耳朵背吗？我又按了一次。门慢慢打开了，我眼前站着两个小小的老太太，微笑着。每个老太太都穿着最精致的黑裙子，围着印花围裙。围裙意味着她们没有仆人，我不得不把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小说《孤独的奴隶》抛在脑后，那部小说的背景也是伦敦的这片区域，也是在一座这样的房子里。小说描写的是中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的生活，我本来打算以这本小说为向导。我吻了吻迎向我的两张纸一样单薄的面颊，先吻了戴茜，然后是伊夫琳。小男孩向戴茜张开双臂等着来个拥抱，但年迈的戴茜行动迟缓，于是他把伸出的手改成准备握手，但接着就被她们两个人的拥抱给吞没了。两个老太太站在那里赞叹这个健康的孩子，从日本回来的传道团成员伊夫琳阿姨说：“英国男孩的脸色多红润啊。”彼得看看我，很困惑——他认为他不是英国人，或者是学校里的人让他这么认为。

“我猜日本小男孩的脸色没有这么红润。”戴茜对妹妹说。伊夫琳说，“但这不表明他们不如英国孩子健康。”

当时是十一点半，客厅里放着装茶点的餐车，餐车上摆着小圆面包、果酱和两种茶。她们一边取下围裙，一边道歉：“这年头我们请不起像样的仆人。有个女佣每周来一次，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收拾。”

其实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房间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戴茜阿姨年轻时买的，当时的家具店里只卖这种家具。现在它们都成了古董，但一点也不值钱，因为实在太过时了。彼得在一旁坐立不安，尽力做到举止得当，于是戴茜说：“他大概喜欢到花园里玩？但我们的花园里没有好玩的豪猪、狮子和大象。”彼得出去了，我们可以通过窗口看到他，他在灌木丛里游荡，带着百无聊赖的烦躁表情——当小孩子知道大人们要在他头顶聊上几个小时，而他必须等着时，他们就会流露出这种表情。

我一边跟戴茜阿姨聊天——伊夫琳又围上围裙去厨房了——一边试着从这位弱不禁风的小老太太身上找到我所知道的戴茜·莱恩，我知道太多关于她的事情。我妈妈在老皇家自由医院当病房护士时，戴茜是个实习生，她是个刻板的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后来戴茜当上了病房护士，在那个人人相互嫉妒的等级体系中跟我妈妈平级，她们两人成了好朋友，以后一直是好朋友。我妈妈在流放岁月中每周都写的长信就是写给戴茜的，一页页蓝色的高洛斯利书写纸，信里写着“又即”、“又又即”，有时用维多利亚书写风格“划掉”，在纸上留下纵横的划线——划掉而不重新誊写本来是为了节约，但对住在农场的人来说，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书写纸用完了，你就得等着，直到从七英里之外的商店买些纸回来才能继续写。对我妈妈来说，戴茜·莱恩就是她的故乡英格兰，那些信就是她的流放史。戴茜当时已经是护士的考官，她总是定时回信，回信比较短。“很抱歉我这里的新闻不像你那里的那么令人兴奋，亲爱的，我这里没有蛇和森林大火的故事供你消遣。”她寄书给我时，她会非常严肃诚挚地给我写一封信，不仅谈到她对耶稣的思考，还有她妹妹在日本的传教生活。

“但我猜，你比我更了解传教士。”她写道，“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在支持坎帕拉的一个传教团。”

她对我母亲的想法和感受的了解当然比我多。过了那么多年，写了几百封信之后，我母亲回到了伦敦，在这位老朋友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就在这座房子里。一座伦敦的房子是她梦寐以求的，但当然不是一座太大的、因为没有仆人照料而慢慢破败的房子——两个老太太住在里面，生机早已离她们远去，她们整天待在屋子里做饭、做家务。我妈妈来这里做客的那段时间她们相处得怎么样？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开口问，因为事情肯定不会太好。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母亲和伊夫琳意见相左。“莫迪一直是个直率的人。”戴茜平和地说，神情紧张地看了妹妹一眼。

这就是关于那个虎头蛇尾的星期——我妈妈终于在里士满见到了她最亲密的朋友——我所了解到的一切。

一小时后，雪利酒放在银托盘里端了上来，旁边放着巴斯·奥利弗饼干。“你觉得彼得会不会想喝杯牛奶？”戴茜问。

“也许他想来点雪利酒？”伊夫琳说。

“这可太不像话了。”戴茜说。那孩子趴在无人照管的草坪上，下巴垫在一只胳膊上，正在用小树枝戳什么东西。

“没关系，”伊夫琳语气坚决地说，“狗犯困了，孩子玩得心满意足，让他们躺着吧。”

我们喝着甜甜的、浓郁的雪利酒，戴茜阿姨开始履行她的职责，询问彼得的宗教健康情况。“好吧，我去把午餐端上来，”伊夫琳说，“你们两个一起安排彼得的精神生活吧。”

“日本给了伊夫琳一些非常不合正统的观点。”戴茜说，“如果我们的教区牧师知道她的有些想法，我真不知道他会怎么说。不过还是让我们来讨论我们的小男孩吧。莫迪说你没让他受洗？”

“她带他受洗了。”

她叹了口气，很沮丧。她转身正面朝着我，这是一张不屈不挠的脸，并且因为长年以教母的身份帮助过我（现在我因为这个感激她）而显得更有资格，她说：“但这意味着他没有教父教母。”

我说：“可你知道，戴茜阿姨，有些人会管教孩子，会对他们负责，就像教父教母一样；不是非得信教才会这么做。”

“可是，我亲爱的，他对上帝的义务呢？谁会告诉他？”

谈话在两条不相交的线上艰难地进行着，然后午饭被端上来了。

一只大瓷盘里盛着烤牛肉，盘子比较深，所以美味的汤汁不会流出来，她们把汤汁浇在彼得的蔬菜上，好让他成为男子汉。午餐还有烤土豆和胡萝卜配白沙司，花椰菜配白沙司。牛肉确实很可口。布丁也很棒：挂着金色糖汁的板油布丁。还有美味的果酱馅饼。餐桌上还有芝士、饼干。两位老太太的胃口很小，端上来的大部分东西都被吃掉了，那本来是她们俩准备吃一个星期的。雪利酒和油腻的东西下肚后，我们都很想睡上一觉，但我们还得坐在那里喝上一杯咖啡，一种很淡的浅色咖啡。我们围坐在客厅里，想睡又不能睡，因此心中怅惘。伊夫琳阿姨讲起日本人对耶稣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她说着，随后还用日语唱起了《历久的磐石》，用茶勺打着拍子。她就像我很久以前在德黑兰见到的传教者贝蒂阿姨，只是那时她是用中文唱的。

戴茜阿姨说，现在的护士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比她年轻、还没退休的同事告诉她的。“现在没有谁会因为工作本身而愿意去工作。”她说，“看看这些现代姑娘，她们连家务都不愿做了。”

“是不愿做了。”伊夫琳说，“她们更喜欢工厂。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更喜欢去肮脏的工厂工作，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体面房子？”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幽灵在这里盘旋了几秒钟。

四点钟，餐桌再次被推了进来，阿姨们戴上围裙准备，摘下围裙享用。餐车上面一层摆着小圆面包、黄油、果酱、松脆饼、蜂房中的蜂蜜、小蛋糕、各式各样的饼干，下面一层是两个大蛋糕，一个蛋糕很蓬松，裹着水果和奶油，另一个是水果蛋糕。这其实才是正餐。午餐，是的，她们已经款待过客人了，因为她们必须要用午宴——这种场合下的星期天午宴——很得体地款待客人。但这些点心才是她们真正喜欢的。我可以看出来，这才是她们一天中的正餐，她们吃啊，吃啊，而且执意让我和彼得多吃。她们喝了很多杯茶，戴茜喝的是伯爵红茶，伊夫琳的是锡兰红茶，噢，一定要再吃一块，然后她们戴上围裙洗餐具去了。到五点了，我们可以离开了。我和彼得起身去巴士站，跟她们挥手告别，再次挥手告别，我听到伊夫琳说：“好了戴茜，现在你只管坐下，让腿歇歇，我去弄晚餐。”

彼得说：“我们还得再来看她们吗？”

我一直在设法让彼得至少得到一幅家庭生活的草图、一个轮廓，带他来见这两位阿姨是我努力的一部分。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我说，不，你不用再来了。

她们后来搬到了索尔兹伯里（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我去那里探望她们。又是一座小小的老房子，也有一个花园，里面到处都是蜜蜂、小鸟和蝴蝶。她们忙于为教堂整理鲜花，勤勉地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脉络，整天都在进餐，还做很多善事：她们去看望穷人，送去鼓舞人心的话语和自己做的蛋糕和糖果。然后戴茜阿姨说，她要去伦敦跟我待上一天。我不能让她去爬我那里的陡峭楼梯，于是带她出去吃午餐，但是很难找到她以前习惯的那种提供精美的英国菜的餐馆。没错，那种餐馆在英国的外省比比皆是，唯独在伦敦没有。我带她去了德里与汤姆屋顶花园，带她去喝茶。然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问我能不能安排她住进一家不错的养老院。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这种记忆是有用的，因为随着你年龄增长，变得非常能干、精通世务，你就会忘了你并非向来如此。现在如果有人说，请安排我住福利院，我就会知道怎样安排，但在那个时候，她就像是在要求我用手推车把她从英格兰最南端推到苏格兰最北端。我当时仍然处于伦敦生活的边缘，我觉得我只是用自己的指尖刚刚钩住它一点点。一股巨大的懊丧攫住了我，我感到疲惫，这种疲惫是我的敌人，因为我的一生中有太多时间都没有在做自己喜欢或者让自己很享受的事情。戴茜阿姨，这个从我出生起就一直在我生活中的人，为什么会看不出她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况且戴茜阿姨在伦敦住了一辈子， 大部分时候正是从事着“护理行业”，她怎么会在这方面需要我的帮助？伊夫琳呢？两个老太太不是刚好可以做伴吗？因为我当时的态度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种偷懒的态度：“这里有两个老太太，她们俩住在一起多好。”（她们会互相照顾，我就无须过问了。）但也许她们合不来？这两姐妹以前很少见面——因为其中一个在日本度过了她的整个成年时代——也许她们互相不喜欢对方？

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我知道我是我那精力充沛、干练高效的母亲莫迪·麦克维的替身。我同时也在想：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在这次请求中显露了出来。我妈妈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个、能干的那个，但她已经回罗得西亚了，好在还有她女儿、教女，一位成功的作家，一点不亚于她妈妈，她会像莫迪一样把事情处理好。

我告诉她，或者说是脱口而出，我的声音不仅在发抖，还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意思是：我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你怎么还能让我承担这个？“我很抱歉，戴茜阿姨。我做不到，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久，她写信告诉我她要去某某养老院，但我不知道伊夫琳怎么样了。我再也没见过她们，但戴茜阿姨会寄圣诞礼物给我，像我小时候一样：一张两英镑六便士的汇票，或者是一条尼龙手帕，里面放着一枝干花。我寄给她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我每出版一本书，就会寄一本给她。

过了很多年，我突然意识到，戴茜阿姨当时其实是在间接地问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住。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她居然会想跟我这个不妥当的无神论赤色分子一起生活。我妈妈每周写给她的信肯定一直在控诉我这个糟糕的女儿。“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处心积虑、竭尽所能地伤害你爸爸和我。”如果戴茜阿姨不是想跟我住在一起，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有时会捉摸这个问题，也许这里隐藏着某些无法言喻的痛苦，也许是两姐妹间的故事，她们很讨厌对方，各过各的生活，但到了老年，人们却希望她们住在一起，分享菲薄的养老金。

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这个国家战后有多么贫困。从那以后到今天是财富膨胀、生活迅速改善的“富足”的几十年。今天的穷人都比当时很多中产阶级过得好。很少有家庭有中央暖气。我们对待暖气的态度成了欧洲人的笑柄，因为这个清教徒国家的灵魂深处仍然有一种感觉：追求温暖舒适就是自我放纵。我们有煤气或电炉，但需要投币使用。这意味着人们下班后回家，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屋子。冰箱才刚刚开始普及。我的墙上有一个食品储藏柜，牛奶和肉都是要吃的时候才去买。大多数地面都是带着污渍的或者是油漆过的木板，盖着小块地毡和地垫，还没有普及从墙根到墙根的地毯。你走进一座房子或公寓，也许会看到质量不错的结实的旧家具，但没有暖气、没有冰箱，厨房里仍然装着陶瓷水槽和木质的沥水板，冰冷的地板在漂亮的地毡下瑟瑟发抖。很多家具仍然是“实用型”的，这是因为战争。战争期间，你能买到的新家具和新衣服都是实用型的，它们的式样似乎专门是为了证明必需品必须要有多丑。

如果把今天的普通年轻人送到五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一个非常普通人家里，他会怎么样？也许会觉得尴尬。原来一切舒适的东西都是最近才有的——在他祖父母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透着勉强度日的贫寒。

我认识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没什么钱。人们现在的态度变了：年轻作家要求高得过分的预付款，担心没有保障。在我们那时候看来，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是可耻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战争把人们对“保障”的信心完全摧垮了。大家都不以贫穷或捉襟见肘为耻，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至于我，我既可以说我不担心钱，因为我知道事情最终会变好；同时也可以说，在短期里，我总在为钱担忧。这两种情况都是真的。我身上的乐观态度正是我当时的处境所需要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是精神和肉体共同产生的一种倾向和气质。我没有指望自己变得富有，因为这不是问题所在。我只是知道我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写作。这意味着我要管理自己的精力，于是我的时间不会被不必要的东西侵扰，我的能量不会被错误地耗尽。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容易——但这是作家使命的症结与核心。当我们四处走动，暂时变成谈话者，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人们总会问我们：“用的是文字处理软件，还是钢笔，还是打印机？你每天都写吗？你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些问题都在本能地、笨拙地瞄向这个至关重要的点：你怎样使用你的能量？你怎样节约你的能量？我们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我敢肯定，成功的人都懂得——无论是本能地，还是有意识地——都要很好地运用它们，而不是让它们肆意流淌。如何运用能量因人而异，无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派对，他们在那里充电，而不是消耗，然后用整个白天开心地写作。但如果我熬过半夜，跟人聊天，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会太好。有些作家喜欢在早晨开始工作，越早越好，有些人则喜欢晚上，或者下午——但下午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断地尝试、犯错，然后会发现你需要什么，什么让你有劲，发现你的本能的节奏和规律是什么，找到后就用心遵守。

回首当年，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我居然在各种要求之间获得了那样的平衡——孩子当然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投入到紧张的全神贯注的工作中，同时又留意着那个吞噬能量的小家伙。

就处女作而言，《野草在歌唱》在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表现都很不错，收到了很多评论，而且重版了。但严肃小说很少能让作者变得富有。我的第二本书——《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获得了好评，就短篇小说集而言销路不错，有些单篇故事也被收录到一些文选中，而且在国外发表。《玛莎·奎斯特》和《良缘》销路也不错，在欧洲和美国也出版了，但这两本书都不属于畅销书。我所有的书都一直在卖，销售平稳，一直在印，但直到七十年代，我才挣到大额的预付款。我在1958年算了一下，我平均每周挣二十英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

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我靠一张张支票过活。琼不介意我迟交两三个星期的房租。有回我欠了五个星期的房租，我感到很不安，都快要生病了，因为她也没有多少钱。这些尖锐的记忆修正着我的一般化陈述：“缺钱不曾让我担忧。”（我有段时间确实总在这样说。）好吧，有几次我确实很担忧。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沿着丘奇街往前走，边走边哭，因为我买不起吃的。一个男人快步向我走来，停下来，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身无分文。他说：“好了，高兴点，下个星期这时候你就有钱了，不是吗？”他说得没错，因为钱总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我真的高兴了起来。我卖掉了我妈妈的首饰。我妈妈把她那些沉甸甸的金链子、金别针、金手镯和维多利亚小饰品送给我，这是一个仪式：妈妈把值钱的首饰送给女儿。我不想要，让她自己留着，但她坚持要给。当我把首饰送到珠宝店时，我绝对是自己送上门去受骗的，我的情绪非常低落。那些首饰的式样已经过时了，我记得我带着歉意向对方指出这一点。他们付了我不到三十先令，十年后，当维多利亚风格又流行起来的时候，那些首饰值几百英镑。我还有一台维多利亚时代的缝纫桌，戴茜阿姨送给我的，非常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装饰的隔层、鼓鼓的插别针和针的软垫——一件珍品。楼下有一家古董店，我求他们买下这张缝纫桌，他们不肯，说没有市场。没过多久它就变得很值钱。

作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意味着复杂的纳税申报。有一年，我没有钱为收入不错的上一年缴纳税金。所得税税官来找我，他同情我，但是没有用，我必须要缴税。我怎么付掉的？不记得了。也许是靠写书评。我记得，当时像我这种情况（带着小孩，没有孩子爸爸的支持）是没有补贴的。即便有，我也会不屑去领——这事关骄傲。

如果你在想：“但你有个情人，他为什么不帮你？”我总是跟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个原则问题。另外，他还有妻子和家庭要养活。然而，如果这算是贫穷的生活，那我记不起真的有过一无所有、入不敷出的时候。

而且我们吃得不错。琼和我都做得一手好菜，互相邀请一起进餐。我充分利用人们在艰难时代用的备用品——炖汤锅，我们不断往里添加东西，一天天过去，里面的味道越来越好。

然而有时候我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因为我曾经在梅菲尔一带申请秘书职位。一周七英镑。我对雇主说，这样的工资水平让人没法过活，他抱歉地说：“我们指望雇员都住在自己家里。”

我把短篇小说寄给《纽约客》，他们买了两篇，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纳丁·戈迪默让他们接受了我的一个短篇，并让他们关注我。（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把他们的退稿重新寄了一批给他们，然后他们选了其中的一篇。

大约这个时候，斯大林死了。我写了篇小故事《斯大林死去之日》。有人告诉我，国王大街并不欣赏这个故事。

丹麦的伊萨克·迪内森在为广播台工作，她接受了我的两个短篇。

我不怎么写书评。书评是一项付出很多、回报很少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把书读完，并且认真思索的话。但书评人并不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答应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的秘书，这是个错误的开始。斯图亚特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他当时已经是知名剧作家、编剧，《费城故事》就是他的作品。他娶了埃拉·温特斯：知名左翼记者之一，那些记者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他们两人在当时仍然坚决支持苏联。他们在芬奇利路上有座公寓。在我为了获得固定收入而付出的努力中，这是最傻的一次。他每周付我七英镑，最低的工资标准。从肯辛顿的丘奇街到芬奇利路几乎要坐一个小时的巴士。唐工作起来非常缓慢。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盯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等着记下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然后，结果出来了：“然而去拉瓜迪亚机场需要三刻钟。”那些成功的剧本都是这么写出来的吗？沉闷枯燥让我发疯。与此同时，埃拉进进出出，最后说，如果我没有事情做，可以跟她一起去购物。丈夫和妻子争夺同一个雇员的情况很常见。我大约坚持了三周，然后友好地解约了。我认为我应该试着为广播肥皂剧《德尔太太的日记》写剧本，我交给他们一集剧本，他们说太极端了。我的剧本的主题是一个有犯罪倾向的孩子，这个主题很快就成为众多广播剧和连续剧的常规题材。我终于得出结论：对我来说，除了严肃的写作，以其他任何方式挣钱的尝试都是错的。

朱丽叶·奥希是我的支柱。她代理的作家的范围非常广，这让她不同凡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保守党成员。她至少关照着三个共产主义者，我是其中之一，她痛恨而且蔑视共产主义。她也代理其他一些严肃作家，同时也代理言情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她根据我们个人的优点来对待我们，公正、友善，是大家的益友。我不记得她提出过糟糕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一直动荡不安，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我在优秀的经纪人的支持下度过了这一切，一开始是朱丽叶·奥希，然后是乔纳森·克劳斯。他现在仍然是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朋友。

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有段时期，我跟一群加拿大和美国作家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因为麦卡锡而流亡伦敦的。鲁本·席普制作过一段取笑麦卡锡的留声机录音：《调查员》。没有谁敢嘲笑麦卡锡，这段录音让美国上下哄堂大笑，麦卡锡的倒台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或者说这段录音为他的倒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没有谁还记得《调查员》，它的高潮部分是魔鬼为申请进天堂的人分配了地狱的位置。鲁本一直在好莱坞工作，因为成了危险分子，所以是被戴上镣铐押上飞机的——这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鲁本声称，他的家人都是职业恶棍，他们都瞧不起他，因为他走了正道，而且干上了写作这个不赚钱的行当。但那身镣铐挽回了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真的吗？但鲁本是个很好玩的人，当人们开怀大笑时，谁还会去追究细节呢？鲁本充分利用了他的黑社会老大犯罪家族，任何一个世家子弟对自己的古老家族的利用都无法与之媲美。

泰德·阿兰一直在好莱坞工作。他渴望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或者最伟大的小说，那个时期，这是大洋彼岸的作家们的风格。他的确写了一些好作品，但他的天赋绝对是口才：他擅长讲故事，随便抽一段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夸张、放大，变成耸人听闻、非常好笑的杜撰。

这群人里面有些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很难靠写作维持生计。

斯坦利·曼为电影写剧本。

莫迪凯·里奇勒是这群人里面的宝宝。全世界当时也许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年轻人在模仿詹姆斯·迪恩，最后人们看到，迪恩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但这要紧吗？当时又有多少共产主义者在宣誓决不辜负斯大林和其他凶残的压迫者的期望？但在他们努力与想象中的圣贤比肩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实在的美德。莫迪凯经常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只玻璃杯，口齿不清，有时几乎结结巴巴，带着可爱的谦卑、无比的真挚。他经常跟我、泰德·阿兰或鲁本辩论，我们几个都强调责任和孩子的重要性。他热切地问我们——直接发自为波希米亚神话而燃烧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应该承受孩子这样的负担吗？这当然会毁掉天才，不是吗？后来，他娶了斯坦利·曼的妻子弗洛，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斯坦利的儿子。

一开始，我最常见到的是莫迪凯，然后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凯茜，因为有那么几个月，他也住在丘奇街上。我们的交往遵循着比较随意的殖民地风格，互相进进出出，随便做点吃的。凯茜是个声音洪亮、性格直率的聪明女人。朋友间流传着一句玩笑：尽管她不是高贵的犹太女人，但她做的犹太菜比任何犹太女人做得都好。当时我们开了很多玩笑，开怀畅饮，享受了很多美味。后来我最常见的是鲁本，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这个“圈子”里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变得很快。其中一个因素是婚姻和情人关系总在破裂——泰德·阿兰，鲁本，不久又是莫迪凯。艰难岁月里同甘共苦，担当他们的经纪人、顾问、甚至挣钱养活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出局。当这些事情那么频繁地发生，变得司空见惯时，道德义愤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们必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搏斗才能摆脱他们的母亲，获得自由，然后他们的处境和天性又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变成妈妈，然后他们要再次获得自由，但伴侣的变化模式并不总是（远远不是）抛弃老模特，换来新模特。选择年轻艺术家或有前途的年轻男人的年轻女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这最后可能会成为爱的苦役。

这是喜欢狂饮乱醉的一群人。离开罗得西亚后，我已经很少喝酒。住在登比路时，我既没有钱买酒，也没有人对饮。在琼这里我们只喝葡萄酒，但也不经常喝。而跟这些北美人在一起，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而且他们总是争相证明谁是调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专家。 他们会说着“只要往杜松子酒里面加上一滴苦艾酒，不过，更好的做法是用苦艾酒的软木塞在杜松子酒表面轻轻滑过”诸如此类的话。他们还比赛谁吃药吃得厉害。后来，克兰西·西加尔和鲁本经常在一起摊开手掌，掌心里摆着他们一天的药物用量，互相嘲弄对方，鼓吹自己的药力道更强、更弱、很可靠、很危险，这是刚刚才发明出来的。他们这种欢闹的风格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惊，尽管也很享受。这就是强硬的有挑衅意味的北美幽默，也常常很残酷。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后来写了一个剧本：《搞笑组》，在团结剧院上演，剧中的人物互相开玩笑，最后演变成暴力，导致死亡。这出戏很好，但那个时候团结剧院已经过时了。

他们开的大部分玩笑是关于谁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我跟这些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流亡的人在一起，不觉得其中会有间谍，有又怎么样呢？根本不需要间谍来离间这些流亡者，连业余间谍都用不着，因为这些流亡者之间的猜疑会让他们摧毁自己。这是我第一次跟一群流亡者在一起，我还不知道流亡者必然被神经质的惊恐所左右。不久伦敦就出现了南非的流亡者。我没有加入这群人，因为我不想向南非的弱点屈服：远离家乡后，他们就只跟南非流亡者来往——这是他们的倾向。南非政府善于搞间谍工作，因此我很肯定那群人周围会有一两个间谍。但假如没有呢？就流亡者的恐慌、冷酷的互相怀疑和迫害水平而言，不会有任何区别。

再后来，我在巴黎短暂地结识了一些来自苏联的流亡者。那真的是一种有毒的氛围。他们互不信任，认为他们遇到的每个法国人都是克格勃的间谍，他们固执于这种想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想不出有什么命运比成为一群流亡者中的一员更糟。

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切，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麦卡锡流亡者身上的“矛盾”——它跟当时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者身上的矛盾一样，但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矛盾变得更为集中。他们都曾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莫迪凯·里奇勒不算在内，他属于特殊类型），按照定义，他们都相信（真的吗？）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但显然他们不可能真的抱有这样的信条，因为“他们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危险”这种观点真的让他们觉得很可笑。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相信这么少的一群人会真正威胁到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相信目的可以支持手段的正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相信赤色分子会躲到床下行刺？为什么不相信莫斯科可以成为金主？但我遇到的人里没有一个相信苏联在为共产主义报纸或亲苏组织（比如，英苏友好协会和美国相应的组织）提供经济支持。共产主义套话现在都加上了表示反语的引号，比如，“资本主义者在说谎”——部分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谎言是真的。最主要的是，这些美国流亡者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没做任何事情。对，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麦卡锡滑稽透顶，他在让自己出丑。当他的代表科恩与沙因巡访欧洲，在欧洲散布麦卡锡的意思时，每个人都大笑。但麦卡锡在他的受害者眼中非常恐怖，也就是那些被带到他的委员会面前接受讯问的人。在当时和后来，我也遇到一些人，或者是听到别人向我描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定期造访一些人，他们是赤色分子，但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只是些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人威胁他们，他们就丢了工作，没有人肯雇用他们，遭到年复一年的持续迫害。但我不相信有很多美国共产主义者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我认为，美国的普通赤色分子的生活跟英国的情况差不多，大约跟加入某个妇女促进会或教会一样令人兴奋。大多数英国赤色分子的确是这样，但美国的情况注定会更糟，因为美国人爱走极端。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这一点，也没有人对此加以评论：美国人总是把他们热衷的信仰、征战或迫害推向极端。然后这阵飓风过去了，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英国，即便在冷战最严酷的时期，情况也比较温和——相对于美国而言。

现在有很多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书，里面浮现出来的最有趣的东西是对“异端捕快”的无知，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很可能是因为间谍捕手的情报都是从无能的苏联间谍或专业间谍那里获取的，而所有这些间谍似乎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恐怖庸俗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心智更复杂的那部分人看来是什么样子，否则就不会派出罗伊·科恩和大卫·沙因这样的小丑在欧洲四处献丑了。

自从认识了杰克，他就一直在给我压力，让我弄一个自己的地方。“你现在是大姑娘了。”他说，琼总是对我发号施令，但我知道，他对琼的态度跟他自己的“悬而未决的冲突”有关。我在哪些方面把琼变成了我妈妈，在哪些方面没有，这些问题我当然跟萨斯曼太太讨论过。但我认为杰克忽视了关键的一点：住在琼的房子里对彼得有好处，因为彼得爱琼，琼也爱彼得，而且欧内斯特对彼得好得像亲哥哥。杰克当然能看出这一点。他不是心理医生吗？我当时真幼稚，但在心理分析师和治疗师行业兴起的早期，人们认为他们是不会犯错的，或者至少在洞察力方面给予了他们极高的信赖：现在我们不会了，我们知道他们也只是人，跟我们一样。

今天，如果一个女人的情人总是敦促她离开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没有哪个女人不会觉得他的话意味着一种允诺，即使她的头脑说——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跟杰克见面的次数比以前减少了。我想，也许等我争取到自己的住所，我跟他见面就会多一些。

我没有领会事情的关键。他不仅对我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对其他女友也这样说。这是一个儿时家境极度贫寒的男人，在他生长的国家和文化中，安全保障是一种妄想。而对于一个穷人，向安全保障靠拢的第一步是头上有个屋顶。几十年后，当我跟一些非常穷困的老太太交往时，她们一直在我耳边说“头上的屋顶”、“我头上有了个屋顶”、“你必须要让自己头上有屋顶”。杰克给每个人的建议都是在不繁华的地段找到一座房子或公寓，分期付款，确保地方足够大，可以出租一两个房间，冲抵按揭的开销。这是艰难时代的生存药方。但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一辈子搬了太多次家，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时候住过哪里。想到要待在一个地方，我觉得很紧张。我在琼那里已经住了四年：1950年～1954年。

我并非没有尝试过。有人曾经催我买下布伦海姆——克雷森特街的一座巨大的房子，卖价2500英镑，即便在当时也已经便宜到荒唐的地步了。我请银行经理给我贷款，但他说，现在的房价高得不合理，一定会跌，他是不会建议他的妻子或女儿犯下这么糟糕的错误的。这些专家们。（我有段时间保留着一份档案：专家们，但有次搬家时弄丢了。）如果当时他给了我贷款，我数年、数十年来为得到并维持头上屋顶的担忧，在我刚到伦敦不久时就可以结束了。

突然，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没有申请萨默塞特·毛姆奖。当时的奖金金额是400英镑，附加条件是获奖者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在至少三个月的国外旅行上。这是因为萨默塞特·毛姆觉得英国作家目光偏狭，只知道英格兰，应该去旅行。这是在旅游业大增长之前。我说，既然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应该不符合对候选人的规定。不用管这个，她说。她对年轻作家总是很友善。（在我的经验中，老作家对年轻作家都很友善。）于是我获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但我必须答应在英国之外花掉这400英镑。这就像是在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有人送给你一只苹果，告诉你必须下个月才能吃。我很需要这400镑。毛姆奖的这项附加条款让我明白，如果你想送东西给别人，就不要有附加条件。以前的获奖者也穷途末路地想要头上的屋顶，或者需要吃饭，于是作弊了。一个作家在字面上遵守了这条规定，他把钱存进银行，带着吉他去意大利旅行了三个月，靠卖唱换取晚餐和草草过夜的地方。有时候跟好心姑娘睡上一觉。

沃里克路上有套公寓在按照受限租约出租，250英镑。公寓足够大，可以出租多余的房间。我向一对澳大利亚母女付了250英镑作为押金，她们要回国了。我得到了公寓里的所有家具，包括“一应设施”。我要去巴黎住上一个月。彼得去艾希纳家住一个月，我妈妈和琼一起将就一个月。然后是彼得的假期，我要带他去地中海住一个月。

通知我获奖的电话打来时，杰克跟我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他——最后表明，我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他立刻嚷起来：“就是这样，我们完了。”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来自他黑暗的男性的深处。我非常震惊、非常恐惧。我辩解、哀求、诉诸公正，但我们完了，我知道。

“你不爱我，你只关心你的写作。”

我敢说，世界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女作家不曾从她的男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这不公平。我远没有像乔治·桑那样，从爱榻上起身，整夜点着蜡烛写作，让她的情人独守空枕；我从来没有把写作排在爱情前面，排在杰克的前面；我无限顺从杰克的任何一点暗示，为他放弃各种写作计划；简而言之，我就像简·奥斯汀……好吧，只差没有用吸墨水纸遮住自己的文稿，只有当他不在身边，或者知道他不会来的时候，我才会写作。但这里我们的确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把爱情排在文学前面的女作家，当爱情让她失望时，她便用爱情来创造文学。“好吧，这究竟是谁的错？！”

我住进左岸的一家便宜的旅馆，想尽一切办法让开支降到最小。25岁——这是巴黎的年龄，年轻，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我35岁。我用白天的时间写作，但我并没有在过巴黎作家的生活。我坐在咖啡馆，试着理解周围的谈话，笨拙地跟陌生人谈话，但根本没打算跟人交朋友。我情绪低落，内心哀伤，满怀忧虑地等待杰克的到来，到那时他就会看到，我没有在这里跟所有的人疯狂地享受风流韵事。现在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去享受了”已经于事无补了——对巴黎的一次巨大浪费！杰克来巴黎跟我共度了一个周末。几乎再也没有哪次巴黎之行比那一次更为浪费机会，但这次旅行花费极少，这是目的所在。然后彼得坐飞机来了，我们去圣马克西姆住了一个月。我在一栋房子的底层找了个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房间，又大又凉快，除了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两把硬邦邦的椅子和一个电炉，什么也没有。小黑蚂蚁爬得到处都是。我一辈子也没觉得这么枯燥，然而那个孩子却喜欢在那里的每一秒钟——当然了，因为我们六七点钟去海边，直到太阳下山。我们在房间里吃野餐。那里还有其他孩子，但他们都是法国人，对英国男孩不感兴趣。多次重印并且收入文选的小说《穿过隧道》就是在这个假期写的，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假期的费用是它自己出的。我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篇有点酸楚的故事——《乐趣》，讲的是自得其乐。

回到伦敦，搬家的时候到了。萨斯曼太太支持我，她总是支持我。我知道，我遇到她是多么幸运，我亲眼见到有些心理治疗师给人造成了更多的危害而不是帮助。我跟她说起我对杰克的担忧，正当我准备跟他共享一个家时，我跟他见面的次数却大大减少了，她告诉我：“但你已经跟他结婚了。”在这里我要跳过我对“真正结为夫妇的含义是什么？”的思索。但也许在他的女友中，他跟不止一个结了婚，除了他妻子。他跟我一样，天生擅长进入亲密关系。修纳人说，男人和女人真正结为夫妻需要几年的时间。按照他们的定义，他们指的一定是在多偶婚的框架里。

大约有三年时间，我每周到萨斯曼太太那里去两三次，这个过程救了我。我当时就知道，不需要时间来告诉我。萨斯曼太太是我的朋友。如果当时我有一个年长的朋友，我也许就不需要萨斯曼太太了。我不在意各种理论体系—— 无论是弗洛伊德、荣格，还是其他。每当她开始根据某种信条“解释”时，我就等着她说完，因为在这些领域中，我总是很自在。

当琼说“搬走对彼得不好”时，她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知道这一点，但现在住的顶层太小了。而那时彼得已经是个能量充沛的八岁男孩，他需要更大的空间。然而他最需要的是一位父亲，欧内斯特至少是个大哥哥。

从琼那里搬出之前，我给萨默塞特·毛姆写了封信，感谢他提供的400英镑。我收到一封怨毒的回信，信中说，首先，他跟整个评选过程无关；其次，他从未读过我的作品；第三，以前从来没有人写信感谢他。彬彬有礼的话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你一定经常写这些讨生活的信去感谢别人”，或者是“多迪丝是个好小朋友”。（见《刻骨铭心》）毛姆的这封信很伤人，它的目的就是要伤人。但我头上的屋顶要归功于毛姆。

在投入新公寓的生活之前，我问我的会计师和银行经理，法律会不会改变。我不希望把宝贵的250英镑花在受保护租约上，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流落街头。确实不会，他们两个人都这么说，这项法律绝对不可能修改。好了，法律后来的确改了，或者对我有影响的那部分法律改了，专家们。但那是四年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