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火的记忆

1949年时,我已七岁。我家住在重庆南岸狮子山附近,居所是海关的一幢宿舍楼。这所两层的小楼临坡而建,楼上楼下本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了两家人住,把楼梯口封死了,我家住在上面,另一家住下面。我家的楼层地板与坡上的地面大体平齐,因此开了一个门,通向坡面,但门与坡面之间并不直通,也就是那小楼的后墙本来与山坡间有好几米的距离,墙体与山坡间构成一种深沟的形势,深沟底部有渠水流过,因此在我家那开于后墙的门和坡面之间,便设置了一座木桥。木桥所通的坡面,有小小的院落,并有两间简陋的茅屋,一间是烧饭的厨房,另一间是放马桶的厕所。小院一侧有篱笆和木门,我家的大门,便是那木门,家人与亲友进出,都通过那双开的木门,因之我家和楼下那家人,并没有任何共用的门道,也就几乎从不来往。

那幢小楼结构很简单,谈不上什么造型,就是长方形的模样。但我们的二层上面,有一个颇大的内嵌式阳台,那阳台对我们家来说,用处极大。那时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从小跟我父母一起过,年龄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小叔,是我祖父刘云门续娶妻子所生。一家人聚齐时,房子根本不够用,重庆夏天又特别热,兄弟们挤在一间屋里特别难受,因此,哥哥们,还有小叔,在炎夏时往往便到那阳台上铺凉席睡,我有时也硬往他们一处凑热闹,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阳台是个很重要的舞台。

伏在阳台的栏板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望见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在一起。山城重庆的剪影,一半为树丛遮蔽,豁显的那部分,从阳台上望去,大体上有如一个底边大于垂直边的直角三角形,或在晨雾中神秘地时隐时现,或在晴阳下如精勾细描的彩画,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雨中它会消失得无踪无影……几十年过去,从阳台望重庆市区的这些印象,仍鲜明地叠印于我的记忆之中。

1949年入夏以后,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达官贵人,能搞到飞机票的,全飞台湾去了。留下的防守部队,开小差的开小差,溃散的溃散。到接近秋天的时候,重庆实际上已处于半真空状态。解放军的到来,只是早晚的事罢了。那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怪事迭出。我家住在南岸,幸好家门口过往的烂兵游贼不多,得以保全。但母亲彼时的焦虑,使小小年纪的我,也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记得有一天有个人闯进了我家院门,黑袍黑帽,穿得像戏台上的人物一样,母亲站在我家的那座木桥上应付他,我缩身在母亲腰后,探头观望,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令我十分恐怖。那人自称道士,劝说我母亲把我交他带走,据说天下已然大乱,留下我对一家人十分不利,舍了我方可保全。母亲当然不听他的鬼话,最后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1949年9月2日,现在我从万年历上查出,是个星期四。那天只有母亲、我家的保姆彭娘和我三人在家。父亲每天都要乘“海关划子”(汽艇)渡江到城里上班,总要天黑净了才能回到家里。那时小叔已经搬出另住,大哥已在广州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去乐山技专上学,小哥哥和姐姐则在城里巴蜀中学住校。大约是午后,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又跑到阳台上,搬把椅子,爬上去跪定,双臂则趴在阳台护栏上,像往常一样,眺望江水和江对面的山城。

江声浩荡,还有纤夫们悲怆的号子声。那是我童年时代耳边不绝如缕的生命交响,后来到了北京,忽然耳朵有种失重的感觉,夜里更觉得寂静得没有道理,心里空荡荡的。好久以后才懂得北京的安静方属正常,重庆那不间断的江流声反是一种特例。

不知在阳台上趴伏了几时,我发现江对岸密集的房子中,冒出了黑烟,烟柱越来越大,并且扩散开去,渐渐形成了一片乌云。再过一阵,则可以看见红色的火舌,似乎在贪婪地往上舔,舔什么呢难道天上有蜜糖么我觉得很有趣,便扭头朝屋里大喊:“妈!彭娘!火!火!”然而妈妈和彭娘那时不知在忙些什么,她们根本没理会。

我的视力非常好,至今仍能双眼都保持着1?5的水平。那时我竟能看清对岸露出来的一些房屋,乃至于房屋外的廊坝。那时山城下部布满了“吊脚屋”。歪歪斜斜的吊脚屋像一些滑稽人在你挤我我挤你。我记得,有的“吊脚屋”那插到江岸边的撑木非常长,有的“吊脚屋”的窗口里露出些赤膊的人影,有的从窗口伸出长长的晾衣竿,上面晾的破衣烂衫仿佛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嵌在我记忆里很深的画面是,山城腰部的火舌连成了一片,不能说是红舌头,而是滚动的红龙了,火焰上的烟尘也仿佛打翻的墨汁瓶,在蓝天这块大纸上恣意地浸润开去。可是,虽然在对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脚屋”里的人,却全然不知,还在继续他们原有的活动,一个房子前面的小坝子上,有个人悠闲地躺在凉椅上,摇着把大蒲扇……

妈妈和彭娘终于在我的大喊声中来到了阳台,她们朝对岸一望,便知不妙,连说:“造孽啊,造孽!”然而,她们摇着头离开时,也还没有惊慌,因为重庆常有火灾,她们那时只不过以为又来了一场较大的火灾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烧越邪。几个小时后,从我家阳台所能望见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半个山城,已然几乎全被火与烟所笼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层燃烧的房屋如何带着火焰塌下来,使下层的房屋立刻也陷入火海。那个躺在凉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坝子已堆满滚下的燃烧物。最惨的是沿江的“吊脚屋”,它们几乎在一瞬间便带着火苗跌入了江水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两艘被飞下的燃烧物引燃,于是其余的又赶紧驶离。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我看见当燃烧物飞滚溅落到江边甚至江水中时,一些“蚂蚁”只好拼命往江水里涌,最后一些人在江水里只露出了蚕种般的黑头发……后来听说,有些人不愿被烤死,终于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水深火热!

一个七岁的儿童,亲眼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并不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复述,使用了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术,努力想回复当时的印象与感受,可是,很难。只能向读者保证:确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储存在了记忆之中。

妈妈和彭娘是怎样惶急起来的,我不太清楚,总之,当我发现妈妈眼里有了泪水,并且一贯总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颤起来时,我才明白,对岸的大火不仅烧死了无数的“蚂蚁”,而且,也危及到爸爸,还有小哥哥和姐姐的安全。我心里刚明白,便“哇”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七岁儿童唯一采取的摆脱危机感的办法。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从和爸爸他们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当晚爸爸没有回家,哥哥姐姐也没消息。妈妈和彭娘彻夜未睡。对岸的大火在夜空中显得更加狰狞恐怖。火焰的热气顺风逼过来,火星也越江飘散,楼下的人家开始朝楼墙上泼水,以防万一。妈妈和彭娘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终于酣睡于妈妈怀抱中,她搂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第二天爸爸终于露了面,后来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瘫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子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物资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是两种因素交织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进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后的余烟。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欢,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紧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高高举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无比高兴、无比自豪!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吸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这样,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轮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