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女孩

杨绛先生平时说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可每当忆及往日北京旧事如说邻里间的和气有礼,见面总招呼“您早,吃了吗?”“您慢走,回头见。”……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静斋生,那时女生宿舍有会客室,男同学来访,通常由宿舍的女佣高声通报,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会客室会客。“×××小姐有人找!”杨先生为我们摹仿宿舍女佣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杨先生似乎对来自贝满女中的清华小女生印象颇深,她们特孩子气,日常言谈中频繁出现的不外这五句话:“哎,好玩儿”;“好看;“给我”;“讨厌”;“打你”。那发音吐字之纯正,语调神态之娇憨,脱儿一个北京女孩!我正惊讶杨先生善于捕捉人的特点,蓦然想起她本来就曾是个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先生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

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

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

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for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孟兰盆会借来的辞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个把星期才晒得黑黑的回来。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绢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地方骚乱,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阿季以后据当时的事实推断,父亲停职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上山采集植物标本那个把星期。停职后虽未恢复原职,仍在司法部任职。但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父亲,经此事件,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他和上司顶牛了。两年之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了。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上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也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当时的社会公众舆论是同情和支持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的。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报》,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要闻时,就将杨检长的申辩书全文与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原呈同时刊出,使读者对“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

杨荫杭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法理,义正词严地说明问题实质,逐条批驳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将司法总长强指的所谓“违背职务”驳得一无是处,并指控司法总长“交付惩戒”之不合法,有袒护之嫌。申辩书气势之壮,充分显示出他的大义凛然和当时的激愤之情。

上述资料是一位读者在读了杨绛先生《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编入《老圃文集》。2006年2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干校六记及将饮茶等篇》,杨绛先生将以上资料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附录,收火书中,对于了解此案和杨老先生的性格主张当会很有帮助。

1992年,我偶翻阅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在许世英名下,读到:“1916年6月,任内务部总长;7月任交通部总长,后因受贿案去职。”据载,此人于1950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惜未找见该书,不知作者有没有“回忆”及1917年5月被京师高检厅传讯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