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坐下来把复印件放在眼前后，他劝自己要有一个更乐观的心态。真的，情况不可能再好了。普利姆罗斯听到了一些传言，他很擅长收集小道消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警方的调查活动没有任何进展，调查凶杀案只是例行公事。

他一边思考，一边将目光懒洋洋地停在这页纸左上角的那个潦草的字迹上：liber……本来被警察占据的思维这时迅速转向，一个小小的侧身跨步，将解惑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行为。这些词和手稿的其余部分相比，字体出现得更晚，是一种模糊难辨的草书。突然一切都解释通了。那些困扰他的字母和缩略语不再混乱，奇迹般变得清晰起来——liber monacborum santi tumwulfi——《圣图姆武夫修道士书》。

杜戈尔从来没听说过圣图姆武夫这个人，这是一个好征兆。即便是在中世纪，也很少有教堂供奉一个籍籍无名的安格鲁撒克逊圣人。他从书架上取下相关的参考书——诺尔斯和哈德科克的《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修道院》，然后核对了一下索引。只有一座修道院供奉了圣图姆武夫，那是一座位于诺森伯兰郡的小修道院，在诺曼人征服前修建的，是这个圣人的出生地；还有亨廷顿郡的罗辛顿大修道院，图姆武夫在那里做过神父，那也是他殉道的地方。

题词一定是指向罗辛顿，杜戈尔想。这曾经是中世纪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和格拉斯顿伯里、贝里圣埃德蒙兹、伊利同样享有盛名。只有在这种地方，你才有可能找到保存这种高端手稿的图书馆。那不也是本笃会的修道院吗？在卡洛琳字体从法国引进，并在英国扎根的过程中，本笃会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时兴起，杜戈尔想在古文书阅览室门口的小目录里找找罗辛顿。今天他的运气不错——三年前， B.W.普特金把他交给阿拉巴马州埃里克厄灵格纪念大学的博士论文私自出版了，还把一份副本交给了伦敦大学图书馆。这篇论文的标题是：《罗辛顿圣图姆武夫大修道院：它在中世纪的实际与假定内容之关键简明参考目录，及赞成与反对藏经楼存在之论据摘要》。

他把类别号草草记在手腕上，接着又在书架间徘徊，直到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书就在那里。这是一部徒有其表的作品，封皮是绿色人造革的，书脊上印着烫金的字。显然，普特金博士对于自己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他飞快地翻了一遍论文，而后高兴地发现奥古斯丁的手稿也列在里面。历经宗教改革，历经罗辛顿升级为主教堂，它仍然保存在图书馆里。

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这本书，一阵折磨人的疲乏感如浪涛一般将他淹没。图书管理员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哦，上帝，他想回家，他想手里端着一杯茶，瘫倒在扶手椅上。才三点钟。也许可以把这本书带走，在家里工作效率也不低。普特金可以完美地解决手稿的出处问题，现在，只剩下翻译文稿了。

出于某种深不可测的原因，书的封二上贴着一个“仅供参阅”的红色标签。杜戈尔迅速环顾四周，身后没有人，其他三面有书架挡着。他轻车熟路地把书别在腰间，夹克可以遮蔽身后好事的眼睛。幸运的是，这本书比较薄；唯一直观的效果是，书顶着脊柱时，他比平时看起来更挺拔。

他在地铁入口处买了一份《标准报》。甘波的名字出现在第三页上：大学讲师遭黑社会谋杀。这些记者还没有普利姆罗斯知道得多。

回到奇西克大街时，阿曼达正皱着眉头不停地打字，烟灰缸里堆着一摞用过的迪美斯修正液。

杜戈尔沏了一壶茶，而后静下心来翻译那份手稿。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活儿干完了。他多么希望约见汉伯里的时间是今天晚上，而不是明天。

第二天是星期四，杜戈尔昏昏沉沉地睡到中午，并且很清楚自己没有起床的原因。阿曼达起来了，她出去购物，还得给他买咖啡。《泰晤士报》就放在床上。他飞快地翻页，想要找到填字游戏，却在讣告栏里看到了一个他认识的名字。

詹姆斯·爱德华·汉伯里，于二月八日暴卒于伦敦。私人葬礼。

杜戈尔感到隔在他和一片金色未来之间的幕布落了下来。

他并没有想办法了解更多有关汉伯里之死的消息。得寸进尺是愚蠢的行为。或许，汉伯里的老板想要掩盖自己的行径；或许，汉伯里的老仇人终于干掉了他。杜戈尔反而清点了一下自己的福气：汉伯里给他的那两百英镑的定金，以及知道可以摆脱这桩危险交易所带来的安慰。

他打算用这笔钱付清欠下的房租。阿曼达说服他先出去玩一个晚上。通常，他们会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在皇家咖啡馆吃早餐。玩一圈下来，再用剩下的钱还债就没什么意义了。

杜戈尔的疑虑暂时平息了。这的确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出于某种原因，当运转两个人关系的零部件是用钱来加油润滑时，他们是最幸福的。他们甚至可以暂时忘却伦敦的阴冷和肮脏。当你有钱打车的时候，连天气似乎都好了起来。

甘波和汉伯里的缺席增强了这种幸福感——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好的，哪管恐怖的死亡事件频繁发生。

有了这种认知，这个星期发生的事又引发了一种潜在的、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后果。到了星期日上午，杜戈尔再也不能假装没事人了。他把阿曼达的注意力从杂志的彩色增刊上吸引过来，他得跟她解释一下。

“已经发生了两起谋杀案，我看到了其中一具尸体，还和凶手合作过。滑稽的是，这并没有激起我的反感。现在也是。”

“发现甘波的尸体后，你一度感觉很恶心。”阿曼达总是喜欢别人对自己百分之百的诚实。

“那也只是一种……生理反应，并没有让我的道德不安。”“道德”这个词令杜戈尔很尴尬：这个东西还是抽象一点好。他赶忙继续说：“而且，我并不在乎汉伯里，除了他的钱以外。好像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似的。”

“所以呢？这会让你变成一个超人吗？如果你想当葬礼承办人，或许有用。”

“你认为它会在你身上产生同样的效果吗？”

阿曼达考虑着这个问题，眼神在膝头的那本杂志上游离。“不知道。”她终于说话了。她的语气是在告诉他“我也不是特别在乎”。她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这次谈话——“你疯了。”够亲切，她说的是真话，可是杜戈尔有点受骗上当的感觉。他告诉自己，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这也是她吸引他的主要原因。

那一瞬间，他想起了父亲，后者曾在杜戈尔入睡前讲过他用司登冲锋枪杀德国人的事。当然，那是两码事。那是战争时期。

生活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迅速恢复了窘迫的常态。那个星期二仿佛是在惯常的节奏中打了一个嗝，重要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和其余的一切太不相同了。杜戈尔漫无目的地干了一些活儿，又开始琢磨，他怎么会选这么一个奇怪的专业。除非出现财政奇迹，否则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

想从学生岗位上退下来的念头并没有令他过分忧虑。搞研究属于边缘生活，是一种占用闲暇时光的行为。聚会时如果有人问他做什么，他可以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健康的答案。

他问阿曼达愿不愿意搬出伦敦，结束两个人的分居生活。她说她会考虑的。

一天晚上，杜戈尔在翻阅普特金的论文时发现，他把很大篇幅献给了奥古斯丁的手稿。这份手稿不仅在美学上取悦了普特金，而且后者对“&”这个符号到底有多么优雅，做出了近乎抒情诗的评论。不过，他把诺曼人征服前的藏经楼曾经存在于罗辛顿这件事当成了理论的主旨，也就是说，他确信“g”如弓一般的形状清晰地表明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某个藏经楼的影响。假设十世纪晚期有一个来自科隆的书法大师生活在罗辛顿，杜戈尔会不会和他意见相左呢？

普特金还很乐于展现这是一份多么与众不同的手稿，其间充满了奥古斯丁对家园的爱恋。与大多数英国中世纪的手稿不同，它完整地记述了罗辛顿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一份十二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目录记录了被供奉者的名字，这解决了它的身份问题。四百年后，利兰将它列在图书馆珍品目录中。到那时为止，它已经获得了适度的神奇力量，尽管时代搞错了，却和圣图姆武夫本人联系在了一起。

宗教改革后，这座修道院由于受封为主教教座的中心而重获新生。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一个绰号为“小教士”的古文物研究者将这份手稿收入由他编录的修道院书目中。据普特金说，那份手稿还在那个牧师会礼堂里展出过。

杜戈尔琢磨着，要不要哪天去一趟罗辛顿呢？也许他可以近距离地核实这份手稿，因为他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张有秘书处抬头的信纸，并在上面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不过，他遗憾地放弃了这种想法：去那儿没什么真正的意义。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也不知道原始手稿本身是否与此有关。如果有人打算把它偷走，他也没办法——或者，他也不想有什么办法。

他合上普特金的书，说服阿曼达改去“冠与锚”酒吧。

周末过后的那个星期四，警察找他谈话了。系里贴出了通知，要求星期二下午去过历史系办公楼的人，以及甘波博士曾经拥有的所有学生（杜戈尔心想，多么不幸的句子）都要去秘书处约见警察。流动警察总部和调查谋杀案用的设备已经撤出了校园，但是学校给警察们留了一间屋子。接受警察询问的那两条要求杜戈尔都符合，他想，也许早一点摆脱这件事比晚一点好。

结果时间并不长。一个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便衣警官坐在桌子后面，另一个警员坐在他右边做笔录。三分钟之内，他们就断定杜戈尔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然而，那个呆板的警官面露和蔼之色，说：“好，你说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帮我们排除了下午的一些疑点，也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情况。”那个做笔录的警员让杜戈尔看入了迷：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件主人身份不明的收藏品，正在用那个东西兴趣盎然地挖鼻孔。他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那个东西前后转动着，觉得它出人意料地好用。

“对了，还有一件事……杜戈尔先生。甘波博士死前的那个星期四，您曾经见过他最后一面。他当时的表现是不是很古怪？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心情如何？”

他们一定是非常困惑不解，才会问这么模糊不清的问题。有那么一刻，他琢磨着要不要把一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不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但是，为了他们好，也为了自己好，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那个挖鼻孔的警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挖出来的鼻屎寄存在椅子下面。

“他很正常。”这句话听起来没有任何帮助，于是，他又扩展了一下，“他的脸有点红，我觉得，看起来午饭吃得不错。不过这也很常见。”甘波一直很自负，威逼杜戈尔干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任务是抄写奥古斯丁手稿。不过，这同样很正常。

警官对他表示了感谢，让他把下一个人叫进来。很奇怪，杜戈尔开始讨厌警察了。他以为警察是一贯正确的，可是这种从童年时代残留下来的想法忽然不见了。他知道，这么想没有理性根据，只是因为没有一个长着鹰脸的警官能够通过直觉和推论明确知道杜戈尔隐瞒了情况，他就表现出了孩子气的失望。这样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回家之前，他沿着长廊走——有几天没检查文件架了，今天下午也忘了问系里的人，是不是已经找人代替甘波了。

没看到什么通知，不过文件架上放着一些他要和其他博士分享的东西。校方细心地放在一旁的社团通告直接飞进了纸篓，陪着一起进纸篓的还有一张希望他成为“学院之友”的邀请函，不过条件是委托银行代付年费。转念一想，他把信封也一并奉上了，既然上面盖着“请重复使用”的章。最后是一张来自秘书处的通知：他能否领一下挂号邮包？

邮包？杜戈尔十分不解。难道他订购什么东西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挂号呢？他去了办公室。一个三十几岁、身材高大、长着一张兔子脸、浑身散发粗野气息、办事毫无效率可言的女秘书正在电话里和什么人描述她的男朋友。杜戈尔的到来打断了她的谈话，她递给杜戈尔一个大信封。信封是浅黄色的，分量不轻，用透明胶带和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杜戈尔向她道了一声谢，她则用喷鼻息来回应。他把这种表现正确地解释为指责。这种语言胜过简单的言辞，她仿佛在说：“我们可不是开邮局的！”

他离开了那个房间，走之前还和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屁股滚圆，朝九晚五忍受安德拉德小姐坏情绪的打字员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在走廊的隐蔽处，他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笔体坚定且极为文雅。他把信封翻过来，刚想撕开，却在背面看到了寄信人的地址。

詹姆斯·汉伯里

由库兹公司代为转

交芒特大街10号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