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之形小路驾车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响个不停。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个窗户还在亮着灯，那是达尔格里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怒目注视着这盏灯，他一发现达尔格里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便不免生气，有点左右为难起来。他料想到不得不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但他由于今晚的成功而信心培增，前景不可谓不令人愉快。但是这一天可是很长的一日。他但愿警长不会再叫他开会讨论，又要让他受一夜的罪。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在他身后把门上了双重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个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异样但现在又显得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擦光油的混合气味。这种气味会人讨厌又稍为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空了一半，他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一束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叫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已经踮起了脚夹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二楼办公室里达尔格里什坐在办公桌前，一份文件摊开在他的面前。马斯特森站在门洞里一动也不动，将自己的吃惊掩藏起来。警长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皱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是熟悉的。马斯特森想，这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长有一双非同一般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它们，利用它们。他老早以前就断定达尔格里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间最为骄傲的一个。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会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逮到他也有那么一点点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心里有点满足感。达尔格里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我以为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的受伤采取秘而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致于会跳得过于的筋疲办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上简直如同下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舞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一种本能警告他，达尔格里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但他按照另外的样子把晚会作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想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又明白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捷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末了，他毫不掩饰他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他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尔格里什默默地听着。他的呈茧状包裹物的头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讲述完之后达尔格里什抬起头来。

对于你的工作你很欣赏，是吗？警官？

我想你可以那样说。

你是打算要责备我吗，先生？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的诱惑。

达尔格里什不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这样说道：我认为要求一个当侦探的事事与人为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逗乐，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么你大慨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马斯特森脸红起来不再吱声。这就是达尔格里什说出的话！达尔格里什从不去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他挖苦人的才就能像是一根大头棒，能将一切的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决不是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爱挑剔，过于地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理解的，实事求是来说是有那么一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上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达尔格里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他并没有说了什么特别的话。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捷太太，得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讲的话可信吗？

那很难说。但我也想不出她为什么要撒谎。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不是感觉不愉快。能够误导我们也许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情绪。例如：她也许把格罗贝尔的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来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呢？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地有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他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

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尔格里什说：假设这不是那个实际护理他的护士长，他大约也会这样说。当然这要除开他大多数时间是意识不清的时候以及先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时候，或者对她负责病房工作心存感激的时候。他对于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是看不出来的。按照他的病案来看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神智不清要么就是处于谵妄之中，这就使得他的证词有可疑这处，即便他没死，不曾给我们带来不便之处。起码，他的母亲一开始就明显地不把他说的故事当一回事。她没有对医院里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护士佩尔斯？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捷太太主要关心的就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去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的，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磅，她快到破产的边缘了。这些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捷太太原来没打算要闹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她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她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也得到了一笔，有五十英磅。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仁慈，或者是他认为这条信息组这些钱。他立刻付了钱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元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泼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的情况使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本周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的邮差送来了五十英磅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致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足够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去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看。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情况一点也合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一块时，却找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地和德廷捷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一想到这点我就要恨死了。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一些确证了。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借来的书。威斯敏斯特市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佩尔斯小姐元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她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图书馆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他们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他们会询问伦敦其它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在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报导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的是约瑟芬法伦的名字，使用的是法伦的借书证，蓝色的借书卡。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但却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还的。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当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她认出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准备登记，把它放在一边好归还给它原来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归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不是每一个人都来还书的，或是到柜台前有事要办的。把一本书放在一个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把它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它的书混在一起，这个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整个上、下午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上值班，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正在把书往推车上装满。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一把。她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那时将近四点三十分。但它可能在任何时候便已经放在那里了。

留下任何指印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印，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不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一个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由深蓝布面装祯的厚书来，在书脊上还凸印出一个图书馆的目录号码，马斯特森取过它，把它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地翻开它。它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仔细地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在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上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书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个成员。书里仅仅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只有两张涉及到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医生，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尔格里什说：

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捷，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Wiltshire）轻步兵军中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建立在西德的一个军事法庭的成员，负责审决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这些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庭长，他是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和四个军官组成，德廷捷就是其中的一员，军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到部队的。正如我说过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贯彻一个共同目的和代表当时的德国，大约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和出于自愿地、违法地行动、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三十一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对于达尔格里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用起诉书，马斯特森毫不吃惊。这种记忆的能力和以准确性和精确性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技巧。达尔格里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要把他的本事露一手，对于他的手下来说要想打断他那是很难的。他一声不吭。他注意到警长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着。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的，便把它捡来当作一块镇纸石。那天早上它还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三十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一个地方，但自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对那里发生的事起誓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送到这个机构里。人家告诉他们说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那天夜里给他们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都死了，被埋了。就是为了这桩罪行，而不是为了杀害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一个为头的是马克斯克累恩（Max Klein）医生，一个是年青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Ernst Gumbmann），一个是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Aololf Straub），一个是年青的，未受过训练的女护士，依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年纪18岁。为头的医生和男护士长被发现是有罪的。医生判处死刑，男护士长判处二十三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唸出来。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第140页。他开始唸。他的声音很高，这显得有点不太自然。

本法庭不是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依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发生在施泰因霍夫（Steinhoff）医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是自己自愿的。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这么一个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是合于这项法律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情。从1944年7月起这同一项法律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身上了。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当其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她会对这种杀戳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法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是在1944年9月3日晚上6点半钟到达施泰因霍夫的。那天依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经听说了她是如何在7点半钟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她的制服的。她是9点钟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和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Willing）和罗赫德（Rohde）。这两位妇女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诉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走得很艰难，因此人又疲倦又不舒服。她正在犹豫要不要请假休息。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累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对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累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还库存有多少伊维太和苯酚。你们已经听到过伊维太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有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胶囊的伊维太粉剂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太和苯酚与其它的危险药品一起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了数量向克累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太和大约150CC的液态苯酚。克累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太和苯酚准备好交给男护士施特尔奥布，他会来拿它们。他还命令她交给他12支10CC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被告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来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施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依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过值班室，直到当晚九点二十她才被带回她的住处。法庭已经听到护士罗赫德是如何上班迟到的，她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呕吐得厉害。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她也不曾于九月四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掩埋。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依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的，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医术是如何地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青，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青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一个无罪的宣判，但是因为只有她，这唯一的一个被告，明显地对这个指控是无辜的。她没插手这三十一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她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尔格里什厉声打破了他的沉默。

你注意没有，警官，这是通常的德国人的合法性的托辞。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六点半进来的，九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太？除非他们注射大剂量否则他们不能确定死亡是否会是瞬间发生的。我怀疑不到20CC的药是否会立即杀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离开了直到那天晚上很晚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已经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没人知道这件事。这同一个托辞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从技术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次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浪漫的和骑士的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确切地说对任何其它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Apfel Wine Sturben）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骨(rippchen)，莱茵河在他下面弯弯曲曲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以及在科布伦茨（koblenz）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他们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四十三岁了。这都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它之所以有了关系仅仅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

这是发生在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像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这样筋疲力尽地去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他重新把它放在桌上，翻开书中间的几页，在褶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了几粒砂子。

达尔格里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一个消防桶。

所以它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把它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天衣无缝地合上了，先生。

有点过于严丝合缝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尔格里什说。

但是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不就是那本关于一个萨福克郡（Suffolk）的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作品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是一例对犯罪作出的惩罚呢？

我想是如此。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看看，看看她答应了他们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到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开这个案子不远了。但是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马斯特森强忍住了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三点啦。

猎鹰者的武器的夜间看门人在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归来，一位明显地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如果说他有吃惊的话，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是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吗，但态度却是马马虎虎的；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是客气。他们爬上三段楼梯来到他们的楼层，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停停开开，噪声又大。达尔格里什决心不要让他的弱处落在下属的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小柱，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致于非常虚弱，不得不在关上门之后，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他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痛苦而无效果地干呕了一阵，把前额搁在前臂上。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边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来。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起来，又用手掌捧起水来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

他睡觉时，时睡时醒。因为头上的绷带包头使他不能很舒适地把头搁在枕上，又由于失血使得他的头脑格外地清醒，思维活跃，这便使他很难入睡，当他真的打起瞌睡来又只是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正和梅维斯吉尔荣走在医院的院子里。她像个小姑娘似地在树林间跳跳蹦蹦的，手中挥舞着园艺剪，开玩笑地说道：

在一年之中这个万物沉寂的时候，你能找到这个东西给我们看，真是太妙了。

看到她从枯树枝上剪下盛开的红玫瑰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他们两个谁都没有看到玛丽泰勒的尸体，那雪白的脖子被刽子手的绳索套住了，正在一棵树枝上微微地摆动着。

到早晨时他睡得更沉了。即便如此，那响个不停的刺耳的电话铃声还是立刻把他惊醒了。他的旅行钟上的夜光表盘指明现在正是早晨五点四十九分。他艰难地从凹陷的枕头上抬起头来，用手去摸电话听筒，那声音立刻便听出来了。此刻他明白他能够将它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女人的声音中分辨出来。

达尔格里什先生吗？我是玛丽泰勒。很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会愿意接这个电话的。我们这里起火了。没有什么危险；只是院子里起了火。好像是从那个废弃了的园丁小屋烧起来的，它离南丁格尔大楼大约有五十码远。大楼本身没有什么危险，但火势在树木间漫延得很快。

对于他能如此清楚地进行思考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的伤口也不再痛了。他确确实实地感到头变轻了，他觉得有必要用手去摸一摸用粗纱布做成的绷带包头，叫自己相信它还在那里。他说：

摩拉格史密斯，她没事吧？她常常到那小屋里去避一避。

我知道。今天晚上她把你送来之后告诉过我了。我给她在这里找了个地方让她过夜。摩拉格很安全。我检查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大楼里其它的人呢？

一阵沉默。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变得尖了一些。

我现在就去检查。我决没有想到……

当然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过来。

有必要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坚持说你应该休息。消防队已经把火势控制住了。一开始他们还担心南丁格尔大楼受到威胁，但是他们砍倒了最靠近的一些树。火势半小时后就会熄灭。你不能等到早晨吗？

我现在就过来。他说。

马斯特森正仰面躺着，因为疲倦睡得死沉沉的，他那睡得昏昏沉沉的脸因为熟睡而变得呆板起来，口半张着。花了将近一分钟才把他叫醒。达尔格里什本想把他一个人留下来，让他去恍恍惚惚地发呆。但是他知道，以他目前这种虚弱的状态开车是不安全的。马斯特森终于被摇醒了过来，听着他的上司发布指令，他没有发表议论，只是忿忿地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他多了一个心眼没有去问达尔格里什为什么决定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但从他表露出来的阴沉的态度可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这次返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此向医院开车去的一路上两人都不说话。

早在他们开车能看见医院之前便看见一片红光映红了夜空，当他们开车通过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时就听到了燃烧的树木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噼啪声，闻见了能令人产生丰富联想的闷烧的树木发出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它是那么的浓烈和香甜。它打破了马斯特森忿忿不平的郁闷心境。他用力吸进它，声音很响地表示了满意，快乐而坦率地说到：

我就喜欢闻这种气味，先生。它令我想起小时候，想起了夏令营当童子军的日子，裹着一床毯子，围着营火坐着，看火花冲上夜空。当你十三岁时那日子真是太美妙了，当上了一个巡逻兵小头目，有了一点权力，那真是无上的光荣，是你想也没想到过的。你知道的，先生。

达尔格里什不知道。他在孤独而寂寞的童年里，被剥夺了玩这些部落游戏的乐趣。但是窥见了马斯特森的性格也是一件有趣而令人惊异的事。在童子军里当巡逻兵头目！好啊！为什么不呢？假设给他一个完全相同的传统，一个不同的命运转折，他就会轻易地当上了一个街头小团伙的领袖，他最本质的勃勃雄心和冷酷就会得到发展，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是现在这墨守成规的一套。

马斯特森把车停在一棵处于安全距离的树下，他们向起火的地点走去。好似受到一个无声的通气，他们都停下脚步，站在一棵树的阴影下默默地看起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人走近他们。消防员正在忙于他们的工作，只有一部消防车，他们显然正从南丁格尔大楼接下消防软管。火势现在被控制住了，但它的力量仍然是惊人的。小屋已完全飞灰烟灭，只留下一圈黑色的土，标明它曾经所在的位置，周围的树变成了黑色的绞刑架，仿佛受着燃烧的伤痛而扭曲着，缩短了。在其边缘有一些幼树仍在凶凶地烧着，由于受到消防水管的冲击发出劈哩啪啦的声响。一阵猛烈的风吹起一股火苗在扭曲翻滚着，从一棵树尖跳到另一棵树尖，立刻把那里烧了起来，就像点亮了一支蜡烛发出白热的光来，然后它被一支准确无误地瞄准它的消防水管给扑灭了。当他们驻足观望时，一棵高大的针叶树突然着了火，爆发出一阵金针般的火花雨落了下来，引起一阵轻微的惊双声。达尔格里什看见一小群身披黑斗篷的学生，她们一直地远远地看着，她们没有让人觉察到，已经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火光之中。火光瞬间照亮了她们的脸，他想他认出了玛德琳戈达尔和朱丽亚帕多。然后他看见了女总监那高高的叫人决不会认借的身影正向她们移动过去。她说了几句话，那一小群人转过了身极不情愿地消散进林子里去了。就在此时她看见了格尔格里什。有一会儿她站着一动不动。她裹在一袭长长的黑斗篷里，帽兜向后拉下，她靠着一棵幼树站着就像是一个钉在柱上的受难者，火光在她身后跳跃着，照亮了她白皙的皮肤。然后她慢慢地向他走过来。他看见这时她的脸十分苍白。她说：

你是对的，她不在房间里，她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达尔格里什没有回答。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句话仿佛在他自己的意志掌控之外在讲出来，不要太快地探查出犯罪的所有线索，只要站在一个极大的高度来看它。一幅没有阴影的风景画在他眼下铺展开来，使他一看就心领神会，它再清楚明确不过了。现在他全明白了。不只是明白了那两个女孩是如何被谋杀的，也不只是明白了什么时候杀的和为什么而杀；也不只是明白了是谁干的。他明白了整个犯罪的基本真实情况，因为它是一桩犯罪。他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它；但他完全明白。

半小时后，火熄灭了。用过了的水管蠕动着砰地一声落在烧黑了的土地上，当把它们卷起时喷出小股辛辣的烟雾来。最后的旁观者也都已经散了，火与风的不谐和声音被一种轻微的背景嘶嘶声所代替，只是时不时被消防官员的命令声和他手下人员模糊不清的声音所打断。即便是风也小了一些，它触在达尔格里什的脸上是温柔的、暖和的，因为它是从冒着蒸汽的地面吹过来的。到处充满着木头烧焦的臭烟味。消防车的车头灯转过来照在了那一圈冒烟的地上，那里曾经是那小屋的所在地。达尔格里什向它走过去，马斯特森在他左边，玛丽泰勒在他右边。热气穿过他鞋子上的洞使得他的脚很不舒服。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一块扭得奇形怪状的金属板，那也许曾经是炉子的一部分，一把烧焦得走了形的金属茶壶，一块凹底使它彻底分解，几乎认不出来。还有一样东西，只是一个形体，即便是照最为亵读神圣的死的方式来看，那也仍然是一具可怕的人体。他们默默地站着朝下看。他们花了几分钟才辨认出一些细节来；骨盆带在被剥光了富有生气的肌肉的包裹之后，样子十分可笑地缩小了；头颅向上翻过来，清白得就像一只圣餐杯；大脑被烧没了之后在颅骨上留下了许多污迹。

达尔格里什说：弄个围屏把这个地方圈起来，派人来看守，然后给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打个电话。

马斯特森说：他到这里来作个鉴定，可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呀！

不错，达尔格里什回答：如果我们还不知道它是谁的话。

他们心照不宣地一齐向女总监的寓所走去，穿过宁静的大楼时一路上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没有人跟着他们。当他们走进起居室时放在壁炉台上的小闹钟正响过六点半。天仍然很暗，对照刚才在院子里被火烤热过的空气，房间里冷得要命。窗帘已经拉开，那扇竖铰链窗也是开着的。女总监快步走过去把它关上，用她的双臂防备似地快速拉下窗帘，又转过身来镇静地、同情地看着达尔格里什，她像头一遭见到他。

你看起来疲乏至极，冷得要命，到火旁边来吧，坐下来。

他走过去，靠在壁炉上，担心他一坐下来就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壁炉台靠上去感觉不稳固，大理石像冰一样地滑。他在扶手椅中坐下，看着她跪在炉边地毯上往昨夜烧过的热灰中添加干引火棒。引火棒引着了火，她又添加上几块煤，伸出双手到火焰上去烤。然后她并未站起身来，从斗篷的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他。

一个未曾封口的浅蓝色信封，用一种孩子气的圆体字，但笔划却很坚定，在收信人一栏里写下：有关人员收。他取出信纸，这是一种廉价的蓝色信纸，极其普通，没有划上格子，但是每一行字都写得笔直，看来她必定是用划了格子的信纸来作比尺的。

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有关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当吉尔荣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说法伦生病了，已经住院，我便知道了护士佩尔斯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一清早我便收来了一瓶消毒剂，并把它灌进一只从护士长杂用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并把它放在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里，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饭。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饭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去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用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当护士长吉尔荣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用手套，可以不留下指印。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把毒药放进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柠檬加威士忌水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床头柜上凉着。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手指印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那也不难做到。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十二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老是提着那个袋子在身上，把它留在我的房间里我认为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护士法伦房间对面的砂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把它取回，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平台时，恰遇伯特双胞胎从房里出来。从护士法伦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我毫无办法只有走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是否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水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就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没有人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特埃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去检查每一个人是否安全后回来，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要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在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要进入法伦的房间受到了阻止。但她一直是最先受到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县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织锦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看了，也没有时间来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这个动作只能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可能会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也没有人注意到。只有一点她在所有怀疑对象中显得很出格。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能举起一个手指头来动她一下。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去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她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她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看着他。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所受过的训练叫她认为绝对服从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正义的。即便它不是，它也是一个合乎程序建立的，合法的法庭作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尔格里什说：我到这里不是来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的。

仿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仿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索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了。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Ernest Brumfett）。她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和这个国家还有着一些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索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十八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女总监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里总是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特埃尔布鲁姆费特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任何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在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只能够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达尔格里什说：直到她潜意识里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护士佩尔斯在她开口对护士长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她要证实马丁德廷捷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的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对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一张借书证。她在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护士长布鲁姆费特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必定提到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为什么护士佩尔斯要借它，或者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供状里有意略去不提的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把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里借来的那本书，把它藏在一个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太明白佩尔斯是决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了。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一个特点。护士长布鲁姆费特不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女人。

但是图书馆那本书的问题还不是杀害护士法伦的主要原因。还有三个其它的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得看来好像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就永远会有这种可能性，佩尔斯是被错杀的。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来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提供出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有责任。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作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喂食里了。事毕之后，她或许受着悔恨的煎熬，便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宗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要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两者选一，她想要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要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它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在法伦死时你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你安全地呆在阿姆斯特丹。你不可能杀死第二位受害人。因此，为什么你会杀了第一个受害者呢？这件事调查案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个大楼内，同一个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这是太过于巧合的事了。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出去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竟然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把它归咎于特埃尔布鲁姆费特的那个动机不合情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瞬间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他的痛苦和谵妄中认出了一个女人，是护士长布鲁姆费特吗？二十五年之后你还认得出特埃尔布鲁姆费特的那张脸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百万人中只有一个女人，她有着一张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才能叫人在穿过二十五年之久的记忆中，晃眼一瞥给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是你，而不是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有一刻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女总监，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的保护，这是来自人类弱点的感染，更不用说是人类的罪恶了。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就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捷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个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弄误会了。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只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他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一个护士长穿的制服，短披肩，和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宽宽的三角形帽。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看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个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那仍然意味着是一个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她们中间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护士佩尔斯。德廷捷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对此他认为值得花出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样想的。当她看到护士达克尔斯弯身去拾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路上的钞票时，她必定曾经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的感觉。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伙伴比起来却是一个更为重要得多和有趣得多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所指的却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个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叫自己相信德廷捷没有欺骗她或是讲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她于星期六去取了来。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多的信息，使她自己相信马丁德廷捷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想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决不是普通的东西或可理解的东西，或是要叫她闭嘴而直接支付给她的钱，这样会受到指摘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得不出钱，但是这个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伟大人物。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深不可测的过去。他轻轻地说：

这都可以给检查出来的，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有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了，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地轻，他不得不低下头来去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他不讲话。那眼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智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他就要死了，我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该认出他呢？

我已经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想起施泰因霍夫仿佛那件事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的确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记不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准确地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特埃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索的年青护士学生，达尔格里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要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做一个知己呢？他必定已经把他心里想的话讲出来了，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仿佛使他弄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就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能够倾听并相信我，仍然喜欢我，那么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不是那么地可怕。你不会懂得那个。

但是他懂得。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地平凡，那么地安全，就像是一个具有辟邪能力的人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不沾他的边。达尔格里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但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Sprout Minor），他有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他那平凡的传统的家庭，他那毫无特色的背景，他的有福的正常状态。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使他免除了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是那么彻底地可怕了。达尔格里什甚至有一刻还在想不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要好上了。当你到这里来时她便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把你放在了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一个更为正统的讹诈者，仅仅只要求一个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要比布鲁姆费特的过分忠诚更为可取得多。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你究竟是怎样知道的呢？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

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地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她甚至为我杀起人来也要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尔格里什，但是什么时候它就成了衡量智力的准尺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病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来是给我瞧不起的，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只有一个你的受害者，她就是特埃尔布鲁姆费特。

她迅速地站起来身来，望着他；那双吃惊的绿眼睛，那双正在思索的，毫不动摇的眼睛怒视着他。他的心里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讲话的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性的夸张的滔滔不绝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地来到了嘴边的话，这是些什么话呢？它们溜走了，变成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东西，溜到他脑海中的忘川河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他现在应该停止工作，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自己去睡觉。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仿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一个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决不能够证实它，他也必须听见她承认一个事实，一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好像这是世界上最为自然不过的问题，他平静地问道：

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有人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只见斯梯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尔格里什看了一眼时钟，时钟正指着上午七点二十四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尔格里什在场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对着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

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玛丽泰勒脸色死白，达尔格里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

他们是从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防止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达尔格里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护士佩尔斯和法伦。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性地看着达尔格里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正在瓦解成激怒的不相信。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有这样做的动机。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九点钟起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监。我的病人名单长的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得了流感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危重病人信托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女总监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她转向达尔格里什：我想要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我打完电话就回来。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了达尔格里什。他粗鲁地说：

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我就会来给你作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仿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的这件事十分地厌烦。

达尔格里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看谁来了？

我告诉过你，没看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你至少有十分钟解释不清，那时通向女总监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荣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你以为女总监在家，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一路上楼去了她的寓所。你必定在那里花了一些时间。为什么？我感到奇怪。好奇心吗？或者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吧？

我为什么要去看女总监？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她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叫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作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忙于抢救，怎么会想到提起女总监不在医院里的事呢？他停下来。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以为我会在什么时候计划着午夜去拜访女总监？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吧？是不是以为她在等候着我？

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有一时刻的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捷太太。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他的话他再也不相信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是吗？达尔格里什说：你不是希望在女总监的寓所里去找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面对呢？你必定久已盼望着这样做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他们静静地站着，互相对视着。达尔格里什问：你当时心里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我都会怀疑我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发现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神学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达尔格里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像公诸于众。它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得到它付出了一些代价，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他的掌握中。女总监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光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她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监了，她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科斯柯恩先生产生影响来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留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但是马科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吗？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有不止一种方式的讹诈。希瑟佩尔斯和特埃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个。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是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保有这个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究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一间紧邻她崇拜的偶像的房间；和享有被大家所公认的作为女总监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她工作之余与她作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是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呀！科特里布里格斯又会是更为得意地得到了他的满足。难怪他曾决心要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对于让苏格兰场的人来到南丁格尔大楼的想法他是反对过的。

达尔格里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星期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这个原因。比起去麻烦军法署来说，那会是一个更为快捷更为有效的办法去获得你所要的信息。你大约也查过了报纸档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我也会那样去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总不能匿名在国境线上溜进溜出，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来见玛丽泰勒的。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没做什么可以把我送上被告席的事。

这个我能相信。

即便我早些说出来，我也无法把佩尔斯救过来。她在德廷捷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责备自己的。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作起辩护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来看。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

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我恐怕这就意味道着这个学期的结束了，但是也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我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可是她不能那样做！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调查的一些事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尔格里什。

你看！达尔格里什，我知道你只是在干你的工作，派你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旁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的干涉把我们目前的处境该死地弄得一团糟了吗？

是的，达尔格里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火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把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又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尔格里什，开口说道：

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长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从前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一个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没有生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但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尔格里什朝下看着她说道：

但是你对这个指控并没有否认。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开始费神这样做。她为什么竟然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的难受，自杀很少像那样，除非他们精神不太正常才不在乎那个。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一个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残害自己，独自一人忍爱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给观众以满足从而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主要的是不留下一副可辨认出来的身体。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呢？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眼光看得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这样说。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你是。从这点看来就值得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即使我们决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一件当务之急。正如你说过的，她就是杀起人来也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当她对我下手时就曾经惊慌失措过一次。她也许还会轻易就慌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她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甚至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好，只消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但是她要以这样她所自以为的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她的忠心，杀人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生活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告诉我，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尔格里什想他们就像是两个同事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尽管他现在身体很虚，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地反常，跪在他脚跟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希望来挽救她的声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护士长布鲁姆费特要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要不到手的。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抓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仅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的重量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出来？所以她选择紧紧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死的。那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或者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借口是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下了那份供状。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一点都没有去想它将会派上用场的。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像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一个什么东西，以免她或是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发生过的真实事情必须有个记载，有个证明，到了将来某个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份清楚明白的纸条，大约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这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决与不出来的。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消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到达你的房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假设护士长吉尔荣或是罗尔芙万一出现了怎么办？所以你让护士长布鲁姆费特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地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走回去关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并把它锁上。她是一个粗笨短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又受过训练能抬起不能动弹的病人。这一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但是现在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你寓所外面的门和里面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可以做你的事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后厢里，盖上了一块旅行时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所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份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彻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茜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决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监，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得跑第二趟去运汽油壶呢。干完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俱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消一会儿功夫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着得很凶，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告诉你消防车已经上路了，于是便着手给我打电话。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她从未打算使用，准备着要交上去。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来证明？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么？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尔格里什来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没有太多可能在树底下找到汽车轮胎印。由于大火烧过的缘故，还有消防车的轮胎印，以及人们乱踏过的脚印会把地上的线索全给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长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这也是有的。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根本就是她的；它大约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但是在我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不是会在墙上留下擦印吗？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取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她的脖子上。鞋子是决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的。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的。

寓所里其它的线索吗？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吧？一瓶药丸吧？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什么东西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以为我给了她这些东西？或者是简单地就把她打晕或是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它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做得一团糟就行。你们用来做尸检的全部东西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你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还有她自杀前留下的遗书，遗书上是她的笔迹，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够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长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特埃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对此不会觉得足可以下定论了吗？

达尔格里什明白他此时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他的伤痛及虚弱作着斗争。抓住壁炉台用来作支撑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变得溜滑，大理石本身变得柔顺像油灰一样溜滑。他的伤口开始疼痛地跳动起来，他那阴郁的头痛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是有点儿模糊的不舒适罢了，但是现在变得刺痛起来，就在他的左眼后面像针扎似地痛。要是在她的脚旁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的一张椅子的靠背。然后他轻轻地在里面坐下来。她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讲话，而且知道他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把斯梯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对付好，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它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的过去的那个部分吗？这样至少那两个女孩也不至于白白送了一条命？我留下来当总监对这家医院事关重要。我不是恳求你的慈悲，我对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特埃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发生过的这一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为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掉相关的事实，因为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我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特定的案子，是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呢？又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它人一样容易受到伤害。你甚至会不得不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开始生活和思考。

你不能那样来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来羞辱你自己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特埃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缘故吗？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永远有的。的确是有的。但是这些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是紧紧抓住你不放。已经有许多年了，它们常常使他夜不能寐。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隐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隐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尔格里什。

她拿起放在椅背上的斗篷，把它系在她的肩膀上。她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微笑着。然后，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帮助他站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互相面对着。突然她的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地，沙哑的不断嗡嗡作声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个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