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八章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两眼发光,精神饱满。虽然史培士警探一再坚持,我们到手的全是些无凭无据的假设,却使我更加相信戚索之死绝非自杀。更何况,不管史培士有意放弃,我已令他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一夜的微雪;人行道及车顶上蒙着一层淡薄的白粉。暖暖的朝阳,却迅速将它溶尽。天空蔚蓝,清风徐来。这与我的心情简直太相衬,我出发去见石耶鲁的医生时,便把好天气视作这一天的好兆头。

杜医生的诊所是当街的一幢黄砖公寓房子。高过附近的高级住宅。八点十五分到达。他的接待小姐瘦高,红色鬈发上是一顶头巾式的帽子。一张尖削的晚娘脸。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特别长,涂得血红,皮包骨的手腕上挂一条附着一大堆小饰物的手镯,走到哪儿响到哪儿。她冷冷的招呼我。

“高佑大,来见社医生的,”我兴冲冲的说。

“来早了,”她丢下一句。“坐着等。”

于是我把大衣、帽子搁在腿上,坐着等。

八点二十五分,另外一位护士出现——这次是个小个子——她对我招手。

“医生现在见你,”她说。

站在杂乱的桌子后面的人物,中等高度,很壮,一个沉甸甸的肚子突在那件白色短外衣前面。戴一幅无边厚镜片的眼镜,给予他一个凸眼的长相。抽黑雪茄;空气里全是难闻的烟味。

“早,医生,”我说。

“五分钟,”他冲口便说。“不能再多。”

“我明白,先生。”

“你跟石耶鲁又是什么关系?”

“我在电话里跟您说过,”我耐着性子,“我正在査石教授的失踪案。”

“你是个私家侦探?”他怀疑。

“不是,”我说。“我是石教授的律师那儿的人。您要是不信可以问石太太。”

他咆哮几声。

他没请我坐下。

“好吧,”他说。“你问你的。答不答在我。”

“可否告诉我,石教授是什么时候来求教(求诊)的?”

他从桌上拿起病历,很快翻过,雪茄仍咬紧在他的牙齿中间。

“去年十月和十一月来过七次。你要确实的日期吗?”

“不必,不需要那么麻烦。可是石太太说他病发在去年夏末。”

“怎么样?”

“他一直到十月才来找您吗?”

“我刚才说过了,”他暴躁的说。

“是否可以告诉我,石教授到这儿来之前有没有去看过别的医生?”

“我怎么知道?”

“他没有提过?”

“没有。”

“医生,”我说。“我不敢奢望您说出石教授得的是什么病,但是——”

“说对了,我绝不会说,”他马上打断我的话。

“但是,您是否能告诉我,石教授的病情,假如不接受治疗,会致命吗?”

他眼光闪烁。接着低头,往下看,将雪茄烟蒂捻熄在一个很大的水晶烟灰缸里。再说话时,声音却出奇的温和。

“往肉里长的脚趾甲,不治好是会致命的。”

“石教授不来看您的时候,病是否痊可了?”

“在复元,”坏胂气又开始。

“他的病会传染吗?”

“这是什么?”他大怒,“机智问答?”

“我不是要您说出病名,医生,”我说。“只是问它会不会传染。”

他尖利的看着我。

“不会,它不是花柳病,”他说。“你想问的就是这个,对吧?”

“对。依您看石教授的精神状态如何?”

“是个相当顽固、难纒的病人。”(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过要是说他在病情之外显出任何精神失常的症状,答案是否定,他没有。”

他不曾发觉,这段话已有所泄露:教授确有某些精神失常的征候与他的病情有关。

“他可曾给您任何一点暗示,有意抛弃他的妻子和家庭?”

“不曾。”

“您可不可以把您这位病人的情况当一种疾病来描述一下,医生?”

他注规壁上的钟。

“五分钟时间到,”他说。“再见,高先生。”

我在外间穿上大衣。有三、四个人在候诊。

“非常谢谢你,”我对那位接待小姐露出一个最天真可爱的微笑。这不常见效,这次有了;她解了冻。

“他是只熊,对不对?”她悄声道。

“比那更恶劣,”我也悄声回道。“他一直那样?”

她骨碌着眼睛。“一直那样,”她说。“嘿,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三英寸,”说罢,我挥手道别。

在出门遇见的第一个电话亭里,拨电话回公司。留话给鲍茜玛,说明我在外出勤,待会儿再告诉她回去的时间。

搭上百老汇的公交车到四十九街,步行至益马丁设办公室的所在,一幢老旧的楼房。他的姓名仍列在楼下人名指示栏内,但是上达九楼,九一〇室的门大开,一个着油污工作服的大胡子漆工,在毛玻璃窗槛上,正忙着用刀片猛刮,“益马丁:私家征信社”的字样,已经去掉一半。

我站在漆工后面,偷眼往里瞧。房间空空。没有桌椅、档案柜,什么都没有。只剩肮脏的墙壁,封满灰尘的窗户,和龟裂的塑料地板。

“要什么?”漆工在问。

“你知道这间办公室的家具都到哪儿去了?”

“去问经理。”

“上哪儿去找经理?”

“楼下。”

“能不能告诉我经理的名字?”

他不答话。

楼厅的后面是一扇门,门上贴着一方厚纸板:“经理室”。我使了些力打开门。一道陡峭的钢梯直通下去。我小心翼翼的、吊着沙沙的扶手走下去。一条黑暗的水泥长廊伸到大楼的背后。天花板上是纵横交错的通气管、水管。隧道末端有一扇斑痕累累的木门。我推门而入。

就像走进了监狱。只差铁栅栏。水泥顶、水泥墙、水泥地。没有窗。家具全像“你丢我捡”来的。这个小室里窝着两个人。一位非常动人的东方女孩对着一架老爷安德活牌的打字机劈啪敲着,偶尔停顿,把乌黑的长发自脸庞拂开。一个瘦小棕黄皮肤的男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以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极快速的在讲电话。他桌上有一块干浄的铜板:“经理,衡克来”。

我进去,他们谁也没看我一眼。我耐心等。衡先生继续以无法理解的语言滔滔不绝,之后突然啭成英文。

“彼此一样,混账!”他尖吼一声,挂断电话。便看见了我。

“啊,有何效劳之处,先生?”他柔声问道。

“也许您能帮我个忙,”我说。“我找益马丁,九一零室的。可是他的办公室都空了。”

“啊,”他说。“益先生已不再与我们同在。”

“哦?”我说。“那么,您能吿诉我他迁到哪里?”

“啊,”衡先生道,“益先生不是搬家。益先生死了。”

“死了?”我叫。“天哪!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前。益先生死在地下火车车轮下。您是,呃,他的朋友?”

“客户,”我说。“真可怕。我有几份很重要的文件在他那儿。您知道他的文件数据怎么处理的?”

“他的,啊,未亡人,”衡先生说。“昨天来把一切取走。”

“你就让她拿吗?”我声音大起来。

这位经理摊开手掌耸耸肩。“人家的未亡人有资格拿走他的一切。”

“你确定那是他的未亡人?”

“啊,益先生欠了两个月房租,”衡先生圆滑的说。“这个女人全付了。”

“那不能证明她就是未亡人。”我很生气。

那位东方女子停止打字,但是并未转身看我。

“是她没错,”她说。“有一次我在门厅见过他们俩在一起,他还做了介绍。”

“看吧?”衡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说。“未亡人。”

“你有她的电话?”

“啊,抱歉没有。”

“住址?”

“也没有。”

“住址当然还在租约上?”

“没有租约,”衡先生说。“我们按月出租。”

“那我只好査电话簿了,”我说。

衡先生停了一秒钟。“啊,不,”他伤心的说。“益先生有一个没登记的号码。”

我谢过衡先生,便离去。穿过阴暗的隧道,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听见一声叫唤“嘿!”我回转身。那位动人的女孩向我跑过来。

“十块钱,”她说。

“什么?”

“十块钱,”她重复一遍。“交换益先生的住址费。”她从我指间一把抓走钞票,已经准备往回跑。

“就在电话簿里,”她叫着说。

我有些怀疑衡先生是否会分到这十块钱。

我走过两条街,才找到一本曼哈顿区电话号码簿。我略微惶惑的翻开它,惟恐第二次受愚。结果并不假:一个是四十九街的办公,另一个在九十三街。

我在第八街搭上往市内住宅区的公交车,仍旧为方才花钱的事耿耿于怀。

益家住在沙律街,就在桑堡与干特之间。这条街只有一家福利旅舍的建筑较高;大部份原有的高级住宅都已改装成平民公寓。遮阳板替代层层窗幔,底层店面的窗口全纠缠着灰蒙蒙的藤蔓、枯死的羊齿植物和干瘪的葛类。随处可见的涂鸦,大都是西班牙文。

益家的房子列在其中,一幢三层楼的灰石建筑,如今已是污秽残缺。昔日的高雅所剩无几:一块精雕的石墩、门框上细细琢磨的斜角玻璃、门钮上一个讲究的黄铜盾饰。

我按下标着“益寓”边上的门铃,等待。毫无消息。再按。照旧无人应。我又试一次,一样的没结果。我步下人行道,一位老妇人却正要拾级而上。她携着两袋极重的什物。

“要不要帮忙,老太太?”我问。她惊疑的望着我。

“只帮你拿到门口,我就走。”我说。

“谢谢你,年轻人,”她有气无力的说。

我提着袋子上去,搁在门里。我走出来时、她才勉强上了三级,毎上一级都得停下来喘息。

“气喘,”她压着胸口说:“今天很厉害。”

“老太太,”我怜悯的说:“我不知道您——”

“有时候它就像把刀子,”她气嘘嘘的说:“在一刀刀的割我。”

“我晓得这是很痛苦的,”我说:“我在找——”

“昨天一晚上都没阖过眼,”她说:“咳、咳、咳。”

“益太太,”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说了:“益马丁,益太太。她住这儿。想找到她。”

疑惧又现。

“你要找她干嘛?”她问:“你还不够格当警察。”

“我不是警察,”我向她保证:“是关于她先生的保险金。”

道句话套住了她。

“他留下很多吗?”她小声问。

“对不起,我不能说。相信您也了解。不过益太太大概会很高兴见到我。”

“这个……”老妇人吸着鼻子,“她其实并没有为那事难过。除非我搞错,年轻人,你一定可以在‘下流’找到她。那是个酒吧,往百老汇下去第二条街。”

“下流”是间长形、挺干浄的屋子,靠后面有几张桌位,和小隔间。不过大部份活动重心都在吧台。我走进去,那儿无疑正在大举宴饮。起码有四十对男女在场。

空气是凝结着的烟气,噪音不绝——喊声、笑声、断续的歌声,与点唱机中穷吼的爱尔兰快步舞曲在做竞赛。两个酒保忙进忙出。吧台面上湿透。一个肥胖、红脸的司仪一手箝住我的肩膀。

“马丁的朋友?”他怪叫。

“呃,我是——”

“过来,”他喊着,一把推我到吧台。“兰芝在背词哪。”

一杯啤酒越过钻动的人头递到我手中。我这位新朋友热忱的往我背上一拍;啤酒泼了一半。接着他又去欢迎新来的客人。

“下流”聚着的都是一些浪荡不羁的人。大家似乎都很熟。我慢慢穿过这批乱哄哄的人群,寻找益马丁的未亡人。

终于找到了她,被一圈哀悼者围着,他们正努力在背“当爱尔兰之眼在微笑”中的句子。她是个板油型的女人,一圑红棕色的头发,化妆很浓。嘴边的啤酒泡成了一道白胡子。身上的寡妇装是一种质地很薄发亮的布料,接缝绷得极紧,前胸开得极低,露出一大截长着斑点的胸脯,还擦着厚厚的白粉。

“益太太,”乘她停下来换气的时候,我说:“我想表示——”

“什么?”她弯身向我大吼。“吵得要死我听不见。”

“我想向你表示我很难过——”

“当然、当然,”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很好。嘿,你的杯子空啦!小田,道里来个大杯的!你,马丁朋友?”

“呃,我是一个客户。”我说。

也许是我多疑,我觉得她的笑容冻结,换成一副苦瓜脸,湿湿的唇张开,显出一口完全不像是她自己的漂亮牙齿。

“一个客户?”她重复。“他没几个。”

她预备转开,我立刻冲上去,惟恐她跑掉。

“益太太,”我匆促的说:“我上你先生的办公室去过,可是东西全——”

“没错,”她随口答:“我把那地方出清了。他有一大堆破烂,不过我从这个检破烂的家伙那儿还捜到了几个钱。”

“他的资料呢?”我问:“档案?我有很重要的文件在他那儿。”

“不是开玩笑?”她的眼放大。“老天,那可真抱歉。昨晚上我把那些东西全扔进了垃圾箱。”

“那可能还留在你们家门口的垃圾箱里?”

“不会啦,”她不看我说。“他们今天一早就收走了。现在那些纸头都进了焚化炉。”

“你是否记得——”

可是我被挤了开去。

我把啤酒杯留在桌上,尽量不惹人注意的溜出“下流”。

我拨电话回公司。巴耶妲说没有人我过我。

“小高,你看见我提到的那件毛衣了吗?”她问。

我说看见,很漂亮。

“好暴露哦,”她咯咯笑着。“我是说,它乱没神秘感的。”

“喔,我看不至于,”我说:“说正经的。耶妲,万一有人找我,就说我要午饭之后才回公司。记得吗?”

“当然,小高,”她说:“绿色最是我的色调了——你说是不是?”

我总算挂断电话。

到达西七十四街,时间还有很多。我选定社茂理医生诊所对街,面向哥伦布大道方向的街口。红头发的接待小姐在正午刚过一会便出现。我快步过街,正对着她走去。我抬头,一脸驽讶。接着停步。抬一下帽子。

“又见面了,”我满面含笑。

她也停步,低头看我。

“噢,是高先生,”她说:“嘿,希望你今早别介意。就是,我问你的那个私人的问题。”

“我不会,”我教她安心。“人家总是在谈论我的尺寸。其实,这也有好处;他们绝对不会忘记我的名宇。”

“我的也是,”她说:“倒不是我的名字多伟大。人家都喜欢把它当成笑话。”

“你的芳名是?”

“孔雀,孔雀娥。”

“孔雀娥?啊,好美的名字。孔雀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是啊,”她说:“带个大尾巴。你住这附近?”

“不,办事。我有点饿,想吃一些东西,这附近有什么好去处?”

“很多,”她说:“七十一街口有一家麦当乐汉堡,甜甜圈饼店就在百老汇东边。不过我平常都去哥伦布大道街角。那里什么样的餐馆都有——墨西哥的、印度的、中国的,应有尽有。”

“很不错嘛,”我说:“可以陪你一道过去?”

“好啊。”

我们往回走向哥伦布。

“有没有想到过穿矮子乐鞋?”她问我。

“哦,想过,可是那也不过才加了一英寸左右。没太大的区别。我需要的是高跷。”

“是啊,”她说:“真是过份。我是说,我是个高脚七,自己觉得是个累赘。你应该高一些,而我应该矮一点。哎,管它呢。”

“你正好,”我告诉她。“你很有样子,而且很苗条。就像个模特儿。”

“是吗?”她开心的说:“不是说笑话?”

我们在哥伦布大道上的樱桃餐厅进餐,就在七十五与七十六街之间。孔雀点的浇龙虾沙士的小虾。我是火腿煎蛋、炸薯条。

“你们老板今天早上叫我挺难受的,”我信口说。

“大可不必为这事难受,”她劝说:“他叫每个人都挺难受的。尤其是我。有时候我认为他对我简直太过火。”

“我还以为他很理智呢。”我说。

“嘿、嘿!”她一面说,一面侧身打趣的推着我。差点下了櫈子。

“到底怎么回事?”她问:“你在电话里提的那个姓石的?”

“就是他,”我说:“去年十月、十一月来看过杜医生,记得他吗?”

“敢不记得!”她说:“难缠到家。老是埋怨这埋怨那。要他等啦、诊所太冷啦,要不就是医生的雪茄烟熏得那里发臭啦。他才是个真正讨厌的家伙。”

“杜医生应该庆幸他没被控告,”我说:“这位石先生最喜欢告别人。”

“他告了你?”

“不是我个人,”我说:“也许是我那家公司。”我开始自己编的脚本。“我是一家健康保险公司的调查员。爱体健保险公司。听过啁?”

“没有,”她说:“没听过。”

“小公司,”我坦白承认。“我们特别针对教育机构的教职员,提供各项保险项目。你知道中小学、大专院校——一类的。团体投保。这个姓石的过去在纽大执教。现在已经退休,不过他私人缴付保险费,所以仍旧在保。明白了吗?”

“当然,”她说:“我为杜医生填过保健会病历数据表。很麻烦的。”

“对,”我说:“你知道填那表必须写明病因——对吧?”

“当然,”她说:“一定要的。”

“这位姓石的就不。他说那是他个人的事,谁要泄露就是擅越私权。”

“太狂了!”她破口大骂。

“对极,”我说:“他既然拒绝向保健会报备,他们便不准他申请。他现在就告他们。”

“告保健会?”她怔住。“那是美国政府啊!”

“对极,”我说:“他吿的就是它。你能相信吗?”

“不像真的,”她说。

“这且不说,他也向我们公司,爱体健保险公司,提出权益申请。同样也不肯告诉我们他的病因。他这项申请自然驳回。所以现在他告的是我们。当然,我们应该抗辩,但是这费时又费钱。要请律师、要诉讼。我们宁愿私下和解。来份甜点如何?”

“巧克力圣代,”她接得很快。

我们又喝了杯咖啡,等她吃光圣代,我便为她点燃一支烟。我总是揣着火柴,只为替别人点烟。

“我这才去找杜医生,”我继续,“想他也许肯告诉我姓石的得的是什么病。结果不行。”

“对,”她说:“他和病人之间是保密的。我和护士,我们都严守纪律,绝对不准许谈病人的病历。好像谁喜欢谈似的。那地方教我不寒而栗。老实讲,毎天跟病人和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

侍者将账单分别放在我们面前。我两份一把抓。

“哎,”孔雀娥言不由衷的说:“各付各的嘛。”

“没这回事,”我愠怒。“是我邀你吃饭的。”

我们缓步走回她的诊所。

“姓石的这件事真教人头痛,”我甩甩头。“我们要的就是病因。有了病因才能受理他的申请。看情形,这场官司打定了。”

我斜里瞄她一眼,可惜她没瞧见。

“真希望有什么办法翻一下他的病历,”我烦躁的说道:“就只这么点要求。我们不需要那份病历,只是瞧一眼他的病名。”

奏效了。她逮住我的臂。

“那可以节省你们公司一大笔钱?”她压低了声音。“只要查出姓石的为什么生病?”

“对,”我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那,你知道,是保密的?”

“我绝对是唯一清楚数据源的人,”我说:“我公司不在乎我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得着这项数据,只要到手。”

我们沉默的走了几步。

“愿意花钱吗?”她呑吞吐吐的问:“我是说,我一直都和在那些病历资料里面。那是我职责的一部份。”

她要五百。我向她说明,公司不理会什么通货膨胀,和够不够糊口度日,至多不超过一百。

“你想要知道的是他得的什么病——对吗?”

“对。”

“好吧,”她说:“就一百。现在付?”

“现在付五十。另外的五十等数据到手再付。”

“好,”我很慎重、很小心的塞给她这笔头款时,她笑了。“很快就有消息。”孔雀轻快的挥着手,迈开大步走向诊所,我则招来一辆出租车,往城西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