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静了，看窗外的景色唯一变化的就是路上车尾灯的闪烁。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城市，白天的繁华喧嚣是它的假面，身处其中却感受不到真实的心跳和呼吸，而只有在深夜，它才会剥去伪装、露出瘦骨嶙峋的身体，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寂寞和无助。

齐孝石酒喝大了，摇摇晃晃地回到了预审支队的办公室，楼道静得诡异，时间过了十一点，值班员都已经入睡。齐孝石觉得头晕，刚才和老赵干了整整两瓶二锅头，老赵吐得稀里哗啦的，齐孝石就看着他哈哈大笑，最后笑着笑着自己也吐了一地。哎，时光啊，总是他妈的匆匆而逝，想当年刚来预审科那会儿，老赵这小子还是个挨欺负的小四眼儿。齐孝石不由自主地回忆着，但手中却没停下动作，他挪开办公室靠墙的桌子，把放在里面的行军床搬了出来，三下五除二地打开放平，又从铁皮柜子里取出被褥，平整地铺好，但找了半天，枕头却不见踪迹。他在漆黑的房间里伫立，周边没有一点声音，回忆中的豪情壮志与现实的枯萎呈现巨大的反差，他很沮丧，机械地寻找着枕头，感到无所适从。齐孝石浑身上下摸了半天才找出香烟，但找了半天却没了打火机。妈的，睡觉没枕头，抽烟没火，这简直就是自己生活的隐喻。齐孝石正烦着，身后突然发出了声音，灯也亮了。

“老齐，还没睡？”

齐孝石回头一看，来人正是龚培德。

“是这个吗？”龚培德问。

齐孝石摇摇晃晃地过来细瞅，“是，拿他妈我的枕头当靠垫，小吕这兔崽子……”齐孝石轻声地咒骂。“你有事儿吗？”齐孝石想起了龚培德还在身边。

龚培德欲言又止，抿了半天嘴唇也没说话。

“没事我睡了啊，和老赵这孙子喝大了……”齐孝石对龚培德还算客气，但两人毕竟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龚培德知道这是逐客令，但还是没走。他本想说，“老齐，咱老哥俩喝点去”，但齐孝石此刻已酒足饭饱。龚培德哑巴似的站在那里，一点没有往常的骄傲和自信。“你是不是有事啊？”齐孝石一屁股坐在行军床上，靠着枕头说。

“嗯，也没什么事，就想和你聊聊。”龚培德说。

龚培德拉过把椅子，坐在齐孝石旁边，两人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正好可以摆个饭桌。但现在是在办公室，既没有饭桌，也没有白酒、花生米，就空空地隔着那么个距离。

“老齐，咱们认识多少年了？”龚培德没头没尾地说。

“多少年了？我不记得了。”齐孝石没好气地说。

“三十年了，三十年啊。”龚培德说。

“陈芝麻烂谷子的……你有事吗？有话直说。”齐孝石说。

“没事就不能找你聊聊？”龚培德反问。

“行，没问题。你是头，我是兵，你是大拿，我是碎催，无论是聊天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我都得听着。怎么着？用我立正稍息吗？”齐孝石拿出一颗烟叼在嘴里。

龚培德取出打火机打着，送到齐孝石面前，齐孝石犹豫了一下，把烟嘴迎了过去。他没接齐孝石的话，自顾自地说：“记得那时咱们都二十多岁，你最大，老赵第二，我最小。”龚培德对着天花板笑了一下，“你最能折腾，老赵最腼腆，我最听领导的话。预审科一开会啊，你准迟到，动不动就捅娄子，老科长没少替你扛雷。老赵呢，踏踏实实的，跟现在一样，没审出几个大案子，也没犯过啥错误，内勤干了十年，又被调到技术，这一辈子踏踏实实风平浪静的，也挺好。”龚培德说得很感慨。

“你撒什么癔症，到底想说什么？”齐孝石疑惑。

“呵呵，没什么，就是觉得感慨，这一晃几十年了，好像就在昨天。现在想想，咱们年轻时你争我抢的，都想冲在前头，但最后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龚培德说。“别跟我这念秧儿，我是一辈子什么也没得到，你能没得到吗？笑话。”齐孝石有些反感，“我马上就退休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一辈子除了年轻时挣蹦过几下，还不是闷了这么多年。你不一样啊，预审支队的大支队长，好几个二等功、三等功的，全国预审能手，咱俩不一样，不能往一块扯。”齐孝石吸了一口烟说。

“你呀，老齐，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怪我？”龚培德说。

“怪你？我怪你什么啊？”齐孝石索性跷腿躺在了行军床上。

“还不是刘松林那个案子让你背了黑锅。”龚培德少有地直接。

齐孝石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那确实是我的错，当时为了竞争预审科的科长，那个案件我不敢承担责任……让你背了这么多年……哎……对不住了……”龚培德缓缓地说，也掏出一颗烟，点燃，“什么叫铁证如山啊，就是口供与证据一定要紧紧相扣，不能有一点差错，重证据轻口供说的简单，但办起案来，谁能完全杜绝主观臆断啊。”

龚培德说完也沉默了，房间里顿时安静了，除了门旁的一个白炽灯损坏前的忽亮忽灭，世界仿佛都停止了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