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二天一早,科迪莉亚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醒来,耀眼的阳光表明这又是一个晴天。她在床上多躺了几分钟,在睡袋里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乡村早晨的清新空气——泥土的清香,湿漉漉的青草甜味和农场的强烈气味微妙地混合在一起,使人精神一振。她到厨房去洗了个澡,马克生前显然也是这么做的。她站在从工具棚搬来的镀锡浴盆里,用平底锅把冷水浇在自己赤裸的身体上,嘴里倒吸着凉气。这种简单的生活使人更倾向于体会苦行僧式的清修。科迪莉亚心想,要是在伦敦,她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洗冷水澡,不会喜欢煎咸肉的诱人香味中夹杂着煤油炉的气味,也不会喜欢早晨的第一杯浓茶。

阳光照进农舍,把它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圣所,在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应对白天的任何事情。在夏日清晨的宁静中,这个小客厅似乎没有受到马克·卡伦德死亡悲剧的影响。天花板中央那个钩子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从来没有被用于那样可怕的目的。想起昨天晚上,当她的手电筒第一次照在被微风吹动的枕头上,那鼓鼓的、黑乎乎的东西给她带来的毛骨悚然,现在似乎也成了虚幻的噩梦。在光天化日之下,回想起昨晚的如临大敌,还真觉得有点丢脸。她把子弹卸下来藏进内衣口袋,又把手枪放回外面的接骨木丛中,一边格外注意掩人耳目,一边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台布洗好拿到外面晾着,然后到园子采了一小把三色紫罗兰、黄花九轮草和白花绣线菊,把它们插在桌上的一只竖棱大杯子里。

她决定,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去找那个叫皮尔比姆的保姆。即便这个女人对于马克的死或者辍学的事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总可以谈谈他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了解他的本真品质。她关心他,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还送了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她还专门到学院里去看过他。他也许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甚至可能跟她说过许多心里话。他没有了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心里,皮尔比姆保姆可能取代了他母亲的位置。

在驱车前往剑桥的途中,科迪莉亚考虑了具体的办法。皮尔比姆有可能就住在这一带。她不大可能住在市内,因为雨果·蒂林只见过她一次。从雨果对她那三言两语的描述来看,她应该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可能很穷,因此她也不太可能走很远的路去参加葬礼。显而易见,她没有被列入加福斯庄园参加葬礼的人员名单,没有受到罗纳德勋爵的邀请。按照雨果的说法,参加葬礼的人相互之间都没有说话。这就意味着,皮尔比姆小姐在这个家族里,很难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家仆,也未必被看作家中一员。科迪莉亚好奇,在这样的场合,罗纳德勋爵竟然把她给忽略了。不知皮尔比姆小姐当年在这户人家的地位如何。

如果这个老太太就住在剑桥附近,那她的花圈很可能是从市区的某一家花店订购的。乡下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服务。那是一只价格不菲的花圈,说明皮尔比姆小姐出手很大方,也许她去了一家较大的花店,而且很可能是亲自去订的。科迪莉亚认为,年纪大一些的老太太很少使用电话,一般都喜欢亲自处理这种事情,她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疑虑,认为只有当面仔细地,反复说清自己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好的服务。如果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自己住的村子乘火车或汽车进城,她也许会选择离市中心较近的花店。科迪莉亚决定先从路人入手,请他们推荐好些的花店名字。

她早就发现,剑桥不是一个适合开车兜风的城市。她先把车靠边停下,查了查那本指南后面所附的折叠地图。她决定把迷你车停在帕克公园旁边的停车场。找人可能要花一段时间,而最好的办法是步行。她不敢乱停车,因为怕被罚款,更怕被扣车。她看了看手表。时间刚过九点。这一天的开局不错。

第一个小时令她失望。她所询问的人都很热心,可他们对“靠近市中心、可靠一些的花店”的看法却莫衷一是。根据他们的指引,科迪莉亚去了附带卖切花的小蔬菜水果店、卖园艺工具的商店——它们虽然卖花,却不卖花圈。她甚至还去找了一位殡仪员。有两家花店乍看起来可能会有所斩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皮尔比姆小姐,也没有给马克·卡伦德的葬礼送过花圈。科迪莉亚走了不少路,开始感到几分疲惫,而且有些失望。也许自己在整个寻找过程中过于乐观了,也许皮尔比姆小姐是从贝里圣埃德蒙兹或者纽马基特过来的,花圈是从她家乡那边买的。

不过去殡仪馆那一趟没有白跑。听了她的询问,他们向她推荐了一家店:“那里提供上等花圈,小姐,真的非常好。”这家商店离市中心的路程超出了她的预期。即使在人行道上,人们也能闻到花香,可究竟是婚礼或葬礼用的,就要看个人心情而定了。科迪莉亚推开店门,就有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到处都是鲜花。靠墙摆放着一排绿色的大桶,里面是一束束的百合、鸢尾和羽扇豆;小一点的容器里插满了桂竹香、金盏花和紫罗兰;还有一捆捆紧扎着去了刺的玫瑰,花朵的大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简直如同试管的培育品。从门口到柜台的通道两侧摆放着用彩带装饰的盆花,看起来就像迎宾的仪仗队。

商店的最里面有一个房间,门开着,里面有两个店员正在干活。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其中一个满脸雀斑、懒洋洋的年轻金发姑娘是助理,正在按照品种和颜色给已经开放的玫瑰和小苍兰分等。另一个穿着更合体,举止也更有威严的女人俨然是她的上司,正拧下花头,用细铁丝把残缺不全的花串起来,把它们紧紧绑在一个巨大的心形苔藓花床上。科迪莉亚的视线离开了这令人恐怖的景象。

柜台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身穿粉红罩衫、体态丰盈的女子。她也像这家花店一样,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显然,她认为普通花香不足为道,因此选用了具有异国情调的香水。她闻起来有股浓浓的咖喱粉和松木的混合味,着实令人陶醉。

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我来自罗伯特·卡伦德勋爵的加福斯庄园。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忙?勋爵的儿子在六月三日火化,他家的老保姆情真意切,送了一只红玫瑰十字架花圈。罗纳德勋爵希望给她写一封信,可是把她的地址弄丢了。她姓皮尔比姆。”

“哦,我想我们六月三日没有接过这样的订单。”

“能否请你查一查记录——”

这时候,那个正在干活的金发女子突然抬起头来大声说:“是戈达德。”

“你说什么,雪莉?”那个问话的丰腴女人有些盛气凌人。

“她姓戈达德。花圈的姓名牌上写的是皮尔比姆保姆,但订货人姓名是戈达德太太。罗纳德·卡伦德勋爵那里曾经有另一位女士也来打听过,当时她问的是这个名字。我给她查过,这位戈达德太太住在伊克莱顿薰衣草别墅。花圈是十字架形,四英尺长,红玫瑰。六英镑。都在本子上写着呢。”

“非常感谢你们。”科迪莉亚热诚地表示谢意,并对这三个人报以微笑,接着赶紧离开了。她不想卷入一场关于加福斯庄园来的另一个人是谁的争论。自己这样一定很可疑,但她走后,她们肯定会好好讨论一番。伊克莱顿的薰衣草别墅。她不断地默默重复这个地址,直到离花店很远后才收住脚步,把这个地址写了下来。

她大步流星地回到停车场,这时身上的疲劳感奇迹般地消失了。她看了看地图。伊克莱顿是靠近埃塞克斯郡边界的一个小村庄,离剑桥大约十英里。那地方离达克斯福德不远,所以她决定原路返回,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不过她低估了在剑桥开车所需要的时间。三十五分钟后,她才到达伊克莱顿那座燧石和卵石建造的、有八角锥形尖顶的教堂。她把车停在教堂大门附近,本想进去简单地看一眼,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戈达德太太随时可能搭上去剑桥的公共汽车。她决定去找薰衣草别墅。

其实那并不是一幢别墅,而是坐落在大街尽头的一幢丑陋的半独立式红砖小屋。它的前门与马路之间只有一块狭长的草地,连薰衣草的影子也没有,更闻不到薰衣草的香味。她重重地叩了几下狮头状的门环,把门震得直晃。有人回应了,但不是来自薰衣草别墅里,而是从隔壁出来的。来人是一个瘦骨伶仃、牙齿几乎掉光了的老太太,身上围着一条玫瑰花图案的大围裙。她脚上穿着软拖鞋,头上戴着一顶带小绒球的毛线帽,脸上流露出人们常有的那种浓厚的兴趣。

“我敢说你是来找戈达德太太的吧?”

“是的。您能不能告诉我她在哪儿?”

“她就在那边的墓地那儿,这我敢肯定。早晨的这时候,她一般都在那里。”

“可我刚从教堂那边过来,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哦,小姐,她不在教堂!教堂已经很多年不让我们下葬了。她在辛克斯顿路的那个公墓,那是她以后要和她丈夫一起合葬的地方。你肯定能找到,一直走就行了。”

“我得先回教堂去取我的车。”科迪莉亚解释说。显而易见,这个老太太会一直目送着她离开自己的视线,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她为什么要朝反方向走。老太太点头笑了笑,走出来倚靠在门上,看着沿大街行走的科迪莉亚,还不住地像木偶似的点头,帽子上的小绒球也跟着不停地上下晃动。

科迪莉亚一下就找到了那个墓地。她看见一块路牌指向达克斯福德的小路,便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块草地上。她向后走了几步,来到那扇铁门前。那里有一个石砌的墓地小教堂,它的东头有一个拱顶式附带建筑,旁边放着一把经年的木座椅,上面爬了一大片青苔,还散落着不少鸟粪。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墓地。一道宽阔的草皮路从墓地中间笔直穿过,两边是一座座坟茔向光滑的草皮倾斜着,坟上树立着形制各异的白色大理石十字架和灰色的墓碑,留下一圈圈斑驳锈迹,新坟上撒下了片片花瓣。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墓地四周绿树环绕,树叶在炎热的空气中纹丝不动。草地上传来阵阵蛐蛐声,偶尔还能听见从附近铁路交叉道口传来的铃声和柴油机车的轰鸣,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墓园里只有一个老太太,此刻正俯身站在远处一座坟前。科迪莉亚在木椅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双臂交叠在膝盖上,接着悄悄沿着那条长满青草的路朝老人走去。她知道这次谈话必然非常重要,可奇怪的是,她却并不急于马上开始。她走到那座坟墓旁,在老妪身后站定,对方依然未注意她。

这个老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黑色,戴一顶式样过时的帽子,帽子边缘有一道褪色的网纱,用一根巨大的黑橡皮帽针固定在头发上。她背对着科迪莉亚跪在地上,露出一双鞋底,在那走形的鞋子里的是像树枝一样瘦弱的双腿。她正在拔着杂草。她的手指像爬行动物的舌头般不断飞快地伸出去,清除那些几乎看不见的小草。她的身边放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和一只园艺铲。她不时地把从地上拔出的杂草扔进篮子里。

又过了一两分钟。科迪莉亚依然静静地看着她,只见她满意地停下来,用手把草地抹平,似乎是在抚慰埋在下面的朽骨。科迪莉亚看见墓碑上深深地刻着碑文:

深切缅怀查尔斯·阿尔伯特·戈达德

安妮亲爱的丈夫

卒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享年七十岁

愿安息

“愿安息”,那一代人的墓碑上都刻有这句话,在他们看来“安息”是种无与伦比的奢华、至高无上的恩赐。

老人把身体重心移到脚跟稍事歇息,心满意足地端详着这座坟墓。这时候她才注意到科迪莉亚。她转过那张喜悦的、布满皱纹的脸,看着科迪莉亚,既无好奇也无憎恶地说:“这石碑很好,是吧?”

“是的,我很欣赏上面的刻字。”

“刻得很深,是的。花了不少钱,不过值得。这样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这里有一半墓碑都刻得太浅,时间一长就不行了。那样就把墓园的乐趣弄没了。我喜欢读这里墓碑上的刻字,看看这里埋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还有那些女人在埋葬了丈夫之后又活了多久。这让人去想她们后来是怎样生活的,会不会感到孤单。如果看不清碑文,墓碑就没有用了。当然啦,这块墓碑的刻字现在看来有点头重脚轻,因为我请他们给我留了点地方,上面要刻上‘妻子安妮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这样就上下平衡了。刻字的钱我都付过了。”

“你想过还要什么别的碑文吗?”科迪莉亚问道。

“哦,不要碑文!对我们俩来说,‘愿安息’就够了。我们不会向上帝祈求更多。”

科迪莉亚说:“你送到马克·卡伦德葬礼上的玫瑰十字架花圈很漂亮。”

“哦,你看见了?你应该没有去参加葬礼吧?是的,我对那个花圈很满意,他们扎得不错。可怜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

她以慈祥的目光看着科迪莉亚,饶有兴致地说:“这么说你认识马克先生?你是他的女朋友?”

“不是的,但我很关心他。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您这位老保姆。”

“我不是他的保姆,亲爱的,或者说,顶多只当过一两个月。他当时还很小,什么都不懂。我是他母亲的保姆。”

“可是马克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你去看过他吧?”

“这么说他告诉你了,是吗?过了这么多年,能再看见他,我心里真高兴。我一般不会唐突地去见他,那样也不对,他父亲也这么认为。但我是去把他妈妈的一样东西交给他,那是她临死之前托付我的。你知道吗,我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马克先生了——想想也真怪,我们住的地方相隔并不远。不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得真像他妈妈。”

“你可以跟我说说吗?这不只是好奇,知道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戈达德太太扶着篮子的手把,费力地站起来。她把沾在裙子上的几片细草叶摘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副灰色棉布手套戴上。两人慢慢地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

“很重要,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切都过去了,她已经死了,可怜的女人。现在他也死了。一切的希望和承诺都落空了。这话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再说了,说了又有谁愿意听呢?”

“也许我们可以坐在凳子上好好聊聊?”

“没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回家也没什么急事。你知道,亲爱的,我五十三岁才和我丈夫结婚,可我现在还会想念他,好像我们从小就青梅竹马。人家说我是个傻瓜,到了那个年纪还嫁人。可是你知道,我和他妻子认识了三十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而且我了解他。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他也会对另一个女人好。这就是我的看法,而且看来我没错。”

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凝视着通向那座坟墓的绿色小路。科迪莉亚说:“跟我谈谈马克的母亲吧。”

“她是博特利家的一位小姐,叫伊芙琳·博特利。她还没有出生时,我就给她母亲当保姆带小孩了,当时还只有小哈里。后来打仗了,他在第一场对德军的突袭中就牺牲了。他的爸爸很伤心,觉得谁也取代不了哈里,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老主人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伊芙琳,他的心里只有儿子。伊芙琳一生下来,博特利太太就死了,这可能也是她父亲不喜欢她的原因。人们都这样说,可是我从来就不相信。我认识不少做父亲的,都因此而越发疼爱婴儿——可怜无辜的小东西,怎么能怪他们呢?要我说,这不过是不喜欢一个孩子的借口,才怪她害死了母亲。”

“是的,我也认识一个父亲把这些当成借口。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无法因为想爱一个人,就爱上那个人。”

“这更令人遗憾了,亲爱的,不然,这世界上的事就容易多了。可这是他自己的孩子,这太没道理了!”

“她爱他吗?”

“怎么可能呢?如果你不给孩子爱,又怎可能得到孩子的爱呢?何况她从来不会去取悦他,逗他开心——他的块头很大,脾气暴躁,说话大嗓门,小孩见了都害怕。如果是一个漂亮、胆大、不怕他的孩子,他可能还会对她好一些。”

“她后来怎么了?她是怎么遇到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

“他当时不是罗纳德勋爵,亲爱的,还不是呢!他只不过是罗尼·卡伦德,是个花匠的儿子。他们住在哈罗盖特。哦,还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我刚刚到那里当佣人的时候,他们有三个花匠。当然,那是大战以前的事。博特利先生在布拉德福德工作,他是做羊毛生意的。呃,你刚才问到了罗尼·卡伦德。我对他的印象很深,长相英俊,争强好胜,但是从来不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很聪明,那个年轻人,真的很聪明!他得到了一笔文法学校的奖学金,学习非常好。”

“伊芙琳·博特利爱上他了?”

“有可能,亲爱的。谁知道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呢。后来战争爆发,他走了。她狂热地也想做点有用的事情,因此加入了志愿救护队,不过她是怎么通过医学考试的,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们在伦敦又见了面,在战争中人们经常这样,后来我们就听说他们结婚了。”

“后来就住到剑桥郊区这儿来了?”

“战争结束以后来的。起初她还在当护士,他被派去了海外。男人们说他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我敢说,在我们看来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打打杀杀,关押,逃跑。这应当使博特利先生为他感到骄傲,同意这场婚姻,可是并没有。我想,他觉得罗尼是看上了自己的钱,结了婚他当然就有钱了。他也许是对的,可是怎么能怪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常常说,‘不要为了钱结婚,但是要和有钱的人结婚!’只要心怀善意,爱财也没有什么坏处嘛。”

“你觉得他是善意的吗?”

“至少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恶意,她也对他非常痴迷。战争结束后他去了剑桥。他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由于他曾经在部队服役,所以战后他得到一笔补贴。她也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钱,于是他们买下了他现在住的这幢房子,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学习。当然,那房子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后来做过很多改造。当时他们很穷,伊芙琳小姐独自操持这个家,除我以外也没有帮手。博特利先生会时不时地过来待两天。她当时很害怕他来造访,可怜的人儿。他想来看看什么时候添孙儿辈的,你知道,可是一直没有。后来卡伦德先生完成了大学学业,得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他想继续留在学校当个主任什么的,可是他们没有要他。他老说那是因为他没有影响力,不过我认为他当时可能还不够聪明。在哈罗盖特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文法学校里最聪明的,可是剑桥的聪明人有的是。”

“当时马克已经出生了吗?”

“是的,出生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他们结婚九年之后。他出生在意大利。博特利先生得知她怀孕了非常高兴,还增加了给他们的津贴,所以他们经常去托斯卡纳度假。小姐喜欢意大利,一直喜欢,我想她是希望把孩子生在那里。要不然,她也不会在怀孕的最后那个月还去度假。她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大概一个月,我去看了她,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这么高兴。哦,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你怎么会去看她呢?你不是住在那里工作的吗?”

“没有,亲爱的,那时我已经离开好几个月了。她怀孕初期反应很大,我能看出她很紧张,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天卡伦德先生过来找我,说她不喜欢我,说我必须离开。我起初不相信,可我去见她的时候,她伸出手来说,‘对不起,保姆,我想你最好还是走吧。’

“怀孕的女人总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我知道,而且这个孩子对他们两人来说很重要。我当时以为,也许她过一阵子就会叫我回去的。后来她确实来找我了,但是没让我住在那里。我在村子里那个女邮政局长家租了一间卧房兼客厅的房子,每个星期到少夫人那里去工作四个上午,其他时间为村里的其他太太干活。这样也挺好,真的,可每次我不在小宝宝身边的时候,就很想念他。她怀孕时,我难得见到她,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剑桥碰上了。她当时已经快生了,身体很沉重,可怜的人儿,走起路来很艰难。她一开始假装没看见我,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走到马路这边来。‘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去意大利了,保姆。’她说。‘太好了!’我说,‘你一不留神,亲爱的,宝宝就要成小意大利人了。’她笑起来,好像恨不得马上就去享受那里的阳光才好。”

“她回家后怎么样了?”

“九个月之后她就死了,亲爱的。她的身体一直很弱,这话我说过,她染上了流感。我帮忙照顾她,干了很多事,可是卡伦德先生要亲自照顾她。他容不下其他人在她身边。她临死之前,我跟她在一起只待了几分种时间。就在那一次,她让我在她儿子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把她的祈祷书转交给他。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保姆,马克二十一岁的时候,把这本书给他。你把它包好,等他成年的那一天交给他。千万不要忘记,好吗?’我说,‘我不会忘记的,亲爱的,这你知道。’接着她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不论你做到了,还是你没能等到那一天就死了,或者他到时候无法理解,这其实都没关系。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你觉得她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呢,亲爱的。伊芙琳小姐是个很虔诚的信徒,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虔诚过头了。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该把什么事都留给上帝。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操心的已经够多了。可这些话是她在临死前不到三个小时说的,我答应了她。所以在马克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打听到他在哪个学院之后,就去找他了。”

“后来呢?”

“哦,我们聊得很愉快。你知道吗,他父亲从来没有谈起过他母亲。妻子死了之后,男人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我想他儿子应当知道自己母亲的事。他心里有许多疑问,我认为做父亲的应当告诉他这些。

“他拿到祈祷书很高兴。过了几天他来看我,问我给他妈妈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是老医生格莱德温。卡伦德先生和她从来没有请过其他医生。有时候我真替他们遗憾,伊芙琳小姐体弱多病,而格莱德温医生当时肯定有七十岁了。也许有的人不会说这个医生什么,可我始终觉得他不怎么样。喝酒,你知道,亲爱的,他真的不太可靠。不过我想他早就安息去了,可怜的家伙。不管怎么说,我把名字告诉了马克先生,他记下来了。接着我们就喝喝茶,随便聊聊,而后他就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没有别人知道那本祈祷书吗?”

“这个世上没有别人了,亲爱的。利明小姐在我的卡片上看见那家花店的名字,就去他们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葬礼后的第二天她来找过我,对我去参加葬礼表示感谢,可我看她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如果她和罗纳德勋爵真的那么愿意看见我,他们为什么不过来跟我握握手呢?她等于是在暗示我不请自来。谁想到葬礼还需要请柬!谁听说过这种事?”

“所以你什么也没跟她说?”科迪莉亚问道。

“除了你,我跟谁也没说过,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过,我没有告诉她。跟你说实话,我一直都不喜欢她。我并不是说她和罗纳德勋爵之间有什么丑事,反正伊芙琳小姐在世的时候没有。也从来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她住在剑桥的一幢公寓里,不跟其他人打交道,这一点我敢肯定。卡伦德先生是在乡村小学教科学课的时候认识她的,她是英语教师。伊芙琳小姐去世之后,他才办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你的意思是,利明小姐拿到过英语学位?”

“哦,是的,亲爱的!她没有受过秘书的专业培训。当然了,她开始为卡伦德先生工作之后,就不教书了。”

“这么说卡伦德太太去世之后,你就离开了加福斯庄园?你没有继续留下来照看那个孩子?”

“他们不要我了。卡伦德先生雇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孩子。马克还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上学了。他爸爸说得很清楚,他不喜欢让我照看这个孩子,毕竟做父亲的有这个权利。我明知道他爸爸不同意,就不该再去看马克先生,那只会使孩子的境地尴尬。可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都失去了他。死因裁判官说他是自杀的,也许这是真的。”

“我认为他不是自杀的。”科迪莉亚说。

“是吗,亲爱的?你真好。可是他死了,不是吗?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现在我该回家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亲爱的,我就不请你到家里喝茶了。今天我有点儿累了。不过如果你还想再找我,你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欢迎再来。”

她们一起往墓园外走,两人在门口分手。戈达德太太像对小动物一样笨拙地拍了拍科迪莉亚的肩膀,然后慢吞吞地朝着小村庄走去。

科迪莉亚驱车来到道路的转弯处,看见了前面的铁路交叉口。一列火车刚刚开过去,栏杆正往上抬起。有三辆车被挡在了道口,前两辆车颠簸着缓缓开过铁轨,最后那辆却加速超过前车,一溜烟开走了。科迪莉亚看见那是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

后来科迪莉亚不太记得自己是怎样返回农舍的。她飞快地开着车,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前方的路上,并特别留心离合器和刹车的操作,以此来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迷你车直接碰上了农舍前的篱笆,她也不在乎车是否会被人看见。农舍的外观和气味与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她原以为屋里会被人翻箱倒柜,那本祈祷书也可能早已不翼而飞。可是她看见了那白色的书脊,夹在一摞更高、封面更暗的书当中,终于放松地轻叹了一声。她把祈祷书翻开,自己也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可能是题词,或者是用暗语或明语写的留言,或者是折叠起来夹在书中的信。可是上面只有一处题词,而且看上去不可能与这个案子有关。这段题词的文字是用老式书写体写的,显得松松散散,钢笔尖在纸上留下蜘蛛爬过一般的痕迹。“值此坚信礼之际,书赠伊芙琳·玛丽,深爱她的教母,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

科迪莉亚抓起书抖了几下,连一张纸片也没掉出来。她开始一页一页地浏览,一无所获。

她坐在床上,有点垂头丧气。要去相信一本遗留下的祈祷书中藏有重要线索,这种想法合理吗?一位虔诚的母亲在临终前,把祈祷书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是不是光凭一位垂垂老妇的混乱记忆,就用想象和推理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希望满满的美梦?即使她的推测没有错,现在还能指望信息依然在书里吗?如果马克在他母亲的书中发现了字条,他可能在看过之后就把它销毁了。即使他没销毁,其他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如果里面真的留了字条,现在大概早就成了壁炉里白色的灰烬和焦黑的碎片。

她很快摆脱了沮丧,抖擞起精神。现在还有一条路,她可以循着格莱德温这条线去查。她略加思索,把祈祷书放进自己的手袋里,接着看了看表,已经快一点了。她决定先在园子里吃些奶酪和水果野餐,然后动身前往剑桥,去中心图书馆查一查医疗行业名录。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她就找到了想要的信息。二十多年前给卡伦德太太看过病,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名叫格莱德温的注册医生只有一个。他的全名是埃姆林·托马斯·格莱德温,一九〇四年在圣托马斯医院获得行医资格。科迪莉亚在本子上记下了他的地址:贝里圣埃德蒙兹镇埃克斯沃思路普拉兹威小区四号。埃德蒙兹镇!就是伊莎贝尔说她和马克去海边时,马克顺道去的那个小镇。

这一天的时间毕竟没有浪费——她一直在追寻马克·卡伦德的足迹。她没有耐心查看地图,径直走到图书馆的地图查询处。现在是两点十五分。如果从A45号公路直接穿过纽马基特,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她就可以到达贝里圣埃德蒙兹。她有一个小时去拜访那个医生,还有一个小时用于回程。这样,五点半之前她就可以回到农舍了。

她行驶在纽马基特镇外地势平缓的乡村道路上。这时候,她又注意到后面跟着那辆黑色箱式货车。由于相距太远,看不清开车的是谁,但她猜测是伦恩,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她加快了速度,想与那辆车保持距离,但它却越来越近。当然,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派伦恩去纽马基特也说不定。可那辆低矮的箱式货车始终出现在后视镜中,让她感到一阵不安,于是决定把它甩掉。这条路上很少有岔道,而且她也不熟悉周遭。她决定等到了纽马基特再找机会。

小镇的主干道上车满为患,每一个拐弯路口似乎都在堵车。车子开到第二组信号灯的路口时,科迪莉亚发现了机会。那辆黑色箱式货车被堵在后面大约五十码的十字路口。信号灯一变绿,科迪莉亚立即加速左转,到了下一个路口再度左转,接着右拐。她在这片陌生的街道开了大约五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等候。那辆黑箱式货车不见了踪影,看来她已经成功地甩掉了它。她又等了五分钟,然后把车慢慢开回主干道,融入向东行进的车流。半个小时后,她穿过贝里圣埃德蒙兹镇,沿着埃克斯沃思路慢慢向前,留心寻找普拉兹威小区。又向前开了五十码后,她终于到了。那是一排低矮的泥灰房子,总共六幢,和马路边的停车带还有一段距离。她把车停在四号的门外时,想起了温顺乖巧的伊莎贝尔,当时马克告诉她再往前开一点,然后在车里等他,是不是因为考虑到白色雷诺太显眼的缘故?即使是这辆迷你车,在这里也引起了一些注意。楼上的窗户里探出了几张脸,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群小孩,聚集在邻居家的门口,睁大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四号的房子看上去很压抑。门前的花园里杂草丛生,篱笆上的板条七扭八歪,有些地方已经朽烂,裂开几道缺口。板条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变得光秃秃的,棕色的前门被太阳晒得起皮鼓包。然而,科迪莉亚看见楼下窗户里亮着灯,白色的网状窗帘干干净净。看来格莱德温太太是个很细心的家庭主妇,努力维持着家里的面貌,但无奈年事已高,干繁重的家务活已经力不从心,又因为手头拮据而雇不起人。科迪莉亚不由对她产生了几分同情。由于门铃坏了,她只好敲了敲门。过了几分钟,一个女人来开了门。一看见她,科迪莉亚的怜悯之情立刻打了折扣。对方犀利怀疑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栏杆一样交叉在胸前的纤细胳膊,顿时使她的同情心荡然无存。很难估计这个女人的年龄,她的头上盘了个小发髻,头发依然是黑的,脸上却布满了皱纹,细细的脖子上暴出一根根绳索似的青筋。她身上穿着艳丽的棉布罩衫,脚上穿着一双软拖鞋。

科迪莉亚自我介绍说:“我叫科迪莉亚·格雷。如果格莱德温医生在家的话,不知我能否跟他谈谈。是关于以前一个病人的事。”

“他不在家还能在哪里?他在园子里。你最好从这里穿过去。”

房子里的气味令人作呕,那是老年人的体味、排泄物和残汤剩饭混合的酸臭味,还有一股强烈的消毒水味。科迪莉亚径直走进园子,谨慎地不去注意过道或者厨房,因为表现出好奇也许会显得没有礼貌。

格莱德温医生坐在一把高靠背温莎椅上晒太阳。科迪莉亚从来没见过如此高龄的老人。他身上好像穿着羊毛田径服,两腿肿胀,脚蹬一双特大的毡拖鞋,膝上盖着一块拼接的编织披巾。他两手悬垂在椅子扶手上,那副脆弱的手腕似乎无法支撑沉重的双手。他的手上斑斑点点,就像秋天的树叶不由自主地轻轻抖动。穹顶似的小脑壳就像孩子的脑袋,小而脆弱,上面稀稀疏疏地长了几根花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就像浅黄色的蛋黄在显露蓝色静脉的胶状眼白上浮动。

科迪莉亚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喊他的名字。没有反应。她跪在他双脚前面的草地上,抬起头看着他的脸。

“格莱德温医生,我想跟您打听一个病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卡伦德太太。你还记得加福斯庄园的卡伦德太太吗?”

没有回答。科迪莉亚知道自己得不到回应了,甚至再多问一遍都像是一种施暴。格莱德温太太站在他身边,好像要让这个大千世界都来看看他。

“继续啊,再问他呀!都在他脑子里,你知道。他过去总是跟我说,‘我这个人不做记录,也不做笔记。都在我脑子里呢。’”

科迪莉亚问道:“他退休以后,那些病案记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别人了?”

“刚才我跟你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病案记录。问我是没有用的,我跟之前的那个年轻人也这么说。格莱德温医生高高兴兴地和我结了婚,因为他当时需要一名护士,但是他从不谈论自己的病人。哦,从来都不谈!他把行医挣的钱都用来喝酒了,可是照样还敢谈医德问题。”

她的话里有种可怕的怨气,科迪莉亚无法与她对视。就在这时候,她发现老人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她弯下腰,听见了一个字:“冷。”

“我觉得他是在说他冷。还有披巾吗?可以给他披在肩上。”

“冷!在太阳底下!他总是觉得冷。”

“也许有条毯子就好了。要我去给你拿一条来吗?”

“别管他,小姐。如果你想照顾他,那你就来照顾。把他弄得像婴儿一样干净,给他洗尿布,每天早晨给他换床单,看你还喜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可以给他再拿一条披肩,但是过两分钟就会被他扯下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很抱歉。”科迪莉亚无助地说。她不知格莱德温太太能否得到需要的帮助,这个地区的护士会不会上门服务,她有没有请医生想办法在医院里弄个床位。但这些问题都毫无用处。就连她也能看出对方拒绝帮助时的无奈,这是一种筋疲力尽下的绝望,甚至没力气再去寻求救济。科迪莉亚说道:“对不起,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们了。”

她们一起穿过屋子。科迪莉亚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等她们来到前门时,她问道:“你刚才说还有人来过。他的名字是不是叫马克?”

“马克·卡伦德,他来打听他母亲的事。大约十天之后,又有一个人来过。”

“还有一个人?”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进来的时候一脸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但是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要求见格莱德温医生,我就把他领进来了。那天我们坐在后面的小客厅里,因为外面稍微有点风。他走到医生面前,大声说‘下午好,格莱德温’,就像在跟下人讲话。接着他弯下腰看着医生,两人大眼瞪小眼。最后他挺直腰杆,跟我说了声再见就走了。哦,我们越来越招人喜欢了,真的!如果再有人来看他,我就要收费了。”

她们一起站在门口,科迪莉亚想着要不要伸手与她告别,可是意识到格莱德温太太好像不想让她走。老太太目视前方,突然大着嗓门说:“你的那个朋友,就是那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地址留下了。他说如果我想星期天休息一下,他愿意过来陪医生坐坐,带点吃的来。这个星期天我想到黑弗里尔去看我妹妹。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就来吧。”

对方不情愿地让步了,发出了一个勉强的邀请。科迪莉亚可以想象,她要花多大勇气才能迈出这一步。科迪莉亚有些冲动地说:“还是我来吧。我有车,走得快。”

她这样做对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来说,等于又多花了一天时间,不过她不会跟他收取费用。即使是私家侦探,星期天也有休息一天的权利。

“他不想让一个女人陪着他,有些事情需要男人来帮他。他喜欢那个孩子,我能看得出来。告诉他可以来。”

科迪莉亚转身对着她。“我知道他原本肯定会来的,但是他来不了。他死了。”

格莱德温太太没有说话。科迪莉亚试探性地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衣袖,对方没有反应。科迪莉亚低声道:“对不起,我要走了。”她差点补上一句“要是我不能帮你做什么的话”,但是话到嘴边,她还是放弃了。无论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在拐向贝里的路口,科迪莉亚回头看了看,那个僵直的人影还站在篱笆门旁边。

科迪莉亚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在贝里稍作停留,去大教堂的花园逛十分钟。但是她觉得,在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前,她不能开车回剑桥。看一看巨大的罗马式大门里的草坪和鲜花,对她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她把迷你车停在天使坡,穿过花园来到河边,在阳光下坐了五分钟。她想起来,要把汽油费用记在笔记本上,于是用手在包里摸了摸。结果,她从包里拿出了那本白色的祈祷书。她静静地坐下来开始思考。如果她是卡伦德太太,想留下一条只有马克能发现但别人都会忽略的信息,她会把它放在哪儿呢?答案简单得如同儿戏。肯定在圣马克日的祈祷文、福音或者使徒书信那一页上的某些地方。马克是四月二十五日生的,名字就是随这位圣人所取。她很快就找到了地方。在水面反射过来的明晃晃的阳光中,她发现了刚才因为翻页太快而没有看见的东西。在克兰麦关于抵御错误教义、进行温和请愿的祈祷词旁边,有一个难以辨认的小图案,非常模糊,在纸上顶多像一个小污点。

她发现那是一组字母和数字:EMC AA 14·1·52

头三个字母无疑是他母亲姓名的首字母,下面的日期肯定是她留下这个信息的时间。戈达德太太不是说过她儿子才九个月的时候她就死了吗?那么中间这两个A是什么意思呢?科迪莉亚脑子里首先想到了汽车协会,接着,她想起马克钱包里那张卡片。毫无疑问,姓名首字母下面的这两个字母只能表明一件事情——血型。马克是B型血。他的母亲是AA型。她给他留下这个信息只有一个理由。下一步就是要查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

她跑出花园时高兴得几乎喊起来。她再次掉转车头向剑桥方向驶去,心里还没有想明白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论点能否站得住脚。但现在至少她有事可做了,至少有了一些头绪。她飞快地开着车,急于想在邮局关门之前赶到城里。她隐约记得,从邮局可能拿得到市政委员会印发的当地医生名单。他们给了她一份。现在要找一部电话。她知道,在剑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不受任何干扰地打上一个小时电话。她开车来到诺维奇大街五十七号。

索菲和戴维正在客厅里下棋,金发和黑发的两颗脑袋几乎碰在棋盘上方碰在一起。听科迪莉亚说要借地方打一长串电话,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

“当然,我会付钱的。我会记下来打了多久。”

“我想你需要单独待在房间里,对吧?”索菲说,“戴维,我们到花园里去把这盘棋下完吧。”

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好奇,只是小心地拿着棋盘穿过厨房,把它放在花园里的桌子上。科迪莉亚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边,拿出那张表在椅子上坐定。这份名单长得吓人,她完全不知该从哪里开始。也许应该把宝押在那些集体执业、地址靠近市中心的医生那里。她决定就从他们开始,打一个电话就勾掉一个名字。她想起了那位高级警司的另一句名言:“侦探要耐心,要执著,执著到固执的地步。”她拨出第一个号码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这样的上司该有多严格,多让人受不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已经老了——至少四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大概会稍微宽松一点了吧。

但是连续拨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后,结果仍一无所获。对方的回答五花八门,但给医生诊所打电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至少电话机旁边有人。接电话的有时是医生本人,有的是专门负责接电话、传信息的女人。有的人客客气气,有的人则敷衍了事,也有的像受到了打扰,显得颇不耐烦,可是所有的回答都一样: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不是他们的病人。科迪莉亚则不断重复她的套话:“对不起打扰了。我肯定是把名字搞错了。”

她又耐心地拨打了将近七十分钟的电话,终于时来运转了,接电话的是医生的妻子。

“你恐怕打错了。负责给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一家看诊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

真是太幸运了!维纳布尔斯医生本来不在她的预选名单上,她要至少再打一小时,才会拨到V字开头的姓氏。她的手指顺着名单向下滑动,打出了最后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维纳布尔斯医生的护士。科迪莉亚按照事先编好的话说:“加福斯庄园的利明小姐让我打电话来询问。对不起,能不能麻烦您把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血型告诉我们?他想在下个月参加赫尔辛基大会之前知道。”

“请稍等。”短暂的等待后,电话里传来往回走的脚步声。

“罗纳德勋爵是A型血。我要是你,就做一个详细记录。他的儿子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就打电话来问过。”

“谢谢了!谢谢!我会仔细记录的。”科迪莉亚决定再冒一个险,“我是利明小姐的新助手。她上次确实吩咐过我要做记录,可是我稀里糊涂地给忘了。如果她打电话来问,请不要告诉她我又麻烦过你。”

对方笑起来,对新人的笨手笨脚表示宽容。毕竟这也没给她带来多大麻烦。

“别担心,我不告诉她就是了。我很高兴,她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帮手。你们都好吗?”

“哦,是的,都挺好的。”

科迪莉亚放下话筒。她朝窗外看了一眼,见索菲和戴维的棋刚刚下完,正把棋子往盒子里放。她的电话也打完了。她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仍然需要证实。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她曾看过伯尼的解剖医学书,在血液与鉴别一章中,她读到过遗传学的孟德尔定律,不过记忆已经非常模糊。戴维倒是一定知道,最快的办法就是现在向他请教,但是她不能问戴维。这就意味着她要回公共图书馆去,如果想在它关门之前赶到那里,她就必须要快。

她总算及时赶到了。那位图书管理员现在已经认识她了,并且像往常一样帮上了忙,很快把必要的参考书送了过来。科迪莉亚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夫妻二人的血型都是A,他们孩子的血型不可能是B。

回到农舍的时候,科迪莉亚已是疲惫不堪。她在一天内经历了这么多事,有了这么多的发现。很难想象,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前,她才刚出发去找皮尔比姆保姆,心中的希望极其渺茫,即使能找到,也只求对方能提供一些马克·卡伦德的个人线索,也许是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她对这一天的成绩感到兴奋不已,激动得难以平静,但是她的头脑太疲惫了,无法理清思想深处的一团乱麻。眼前的一些事实还没有理出头绪,也毫无行迹可循,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马克出生的谜团、伊莎贝尔的惊恐不安、雨果和索菲的讳莫如深、马克兰德小姐对那座农舍的强烈兴趣、马斯克尔警长那几乎勉强的怀疑,还有围绕马克之死的各种无法解释的古怪矛盾之事。

由于精神过度疲劳又太亢奋,她在农舍里忙了一阵。她把厨房的地板擦洗了一遍,为防止夜晚太冷,又在那堆灰烬上面生了火,把后园里花坛中的杂草拔干净,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蘑菇鸡蛋卷,坐在那张简易桌边吃掉——想来马克肯定也是这样的。最后她把枪从藏匿处取出,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她仔细锁好后门,拉上窗帘,再次查看封条是否完好。不过她没再把平底锅放在门上。今晚还用这种防范措施就显得太幼稚,太多余了。她点燃床边的蜡烛,到窗台上拿了一本书。晚上很暖和,而且没有风。蜡烛在平静的空气中平稳地燃烧着。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园子里悄然无声,静谧异常。打破寂静的是一辆汽车由远及近的渐响声和夜莺的鸣叫。接着,暮色中,她看见门口有一个人影。是马克兰德小姐。只见她犹豫了一下,一只手放在门闩上,好像在考虑要不要进来。科迪莉亚迅速闪向一旁,背靠在墙上。那个模糊的人影竟然一动不动,像受惊的动物一样木然站在那里,似乎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看着她。两分钟后,她转身离开,消失在果园的树丛中。科迪莉亚这才放松下来,从马克那一排图书中拿出了《养老院院长》,上床钻进睡袋。半小时后,她吹灭蜡烛,舒展身体,慢慢地悄然进入梦乡。

天还没亮的时候,她翻了翻身,突然清醒了。昏暗中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时间仿佛凝固了,平静的空气中似乎正酝酿着什么,好像白昼突然被吞噬了。床头柜上传来手表的嘀嗒声,手枪那让人安心的轮廓和手电筒的黑色圆柱依稀可见。她躺在床上,仔细聆听黑夜中的动静。如此寂静的时刻难能可贵,因为平常的此刻她还沉浸在梦乡。她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笨拙地探索着周遭。她没有意识到恐惧,只觉得万籁俱寂,觉得疲惫。她的呼吸声在房间里回荡,而房间里纯净的空气似乎也在随着她一起呼吸。

突然,她意识到自己被什么所惊醒。有不速之客光顾了这间农舍。在刚才短暂蒙眬的睡眠中,她肯定下意识地听见了汽车的声音。此时,传来了门被推开的吱呀声、窸窣的脚步声,就像一只动物鬼鬼祟祟地钻进灌木丛,还有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耳语。她扭动身体钻出睡袋,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马克没有好好擦过这里的窗玻璃,也许是没时间,抑或是他就喜欢这蒙胧的感觉。她急忙用手指去擦抹玻璃上的多年积垢。她的手摸到了冰冷、光滑的玻璃,指尖传来了微弱而尖锐的摩擦声,就像动物在吱吱叫,让她生怕这声音会暴露自己。透过玻璃上一道干净透亮的细痕,她仔细观察着下面的园子。

那辆雷诺几乎全被高高的绿篱遮住了,但她可以看见大门旁边引擎罩前端的反光。两只边灯在路上留下的光斑就像两轮明月。伊莎贝尔穿着一件长长的贴身衣服,在黑乎乎的篱笆映衬下,她白皙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她身边的雨果就像一个黑色幽灵,在他转身的刹那,科迪莉亚看见他的白衬衣一闪。原来两人都穿着晚礼服。他们沿着小路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在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农舍的拐角处。

科迪莉亚抓起电筒,光着脚轻轻地疾步下楼,穿过客厅去开后门的锁。钥匙无声地轻轻转动。她大气也不敢出,闪身躲到楼梯下方的暗处。她的动作非常及时,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随之透进来一道惨白的光。她听见雨果说:“等一下,我来擦根火柴。”

火柴点燃后发出柔和的光,短暂地照亮了两张严肃而又充满期待的脸,还有伊莎贝尔那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接着火柴熄灭了,她听见雨果在低声诅咒,紧跟着是第二根火柴在火柴盒上划动的声音。这一次,他把火柴高高地拿在手里,火光照亮了桌子,照亮了那只无声无息的钩子,也照到了躲在楼梯旁边的观察者。雨果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的手猛地一晃,火柴随之熄灭。伊莎贝尔惊叫起来。

雨果尖着嗓门说:“你究竟——”

科迪莉亚打开电筒走上前来。

“是我,科迪莉亚。”

可是伊莎贝尔根本就没有听见。她的尖叫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科迪莉亚真担心马克兰德一家人会听见。这简直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受惊的动物发出的尖叫。雨果挥动手臂,“啪”的一声,继而是一声喘息,尖叫停止了。随后便是片刻的死寂。伊莎贝尔软瘫在雨果身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雨果转身面对科迪莉亚厉声说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什么?”

“你躲在那儿,把她给吓坏了。你到这里来干吗?”

“我正想问你们呢。”

“我们来拿那幅安托内罗的油画,伊莎贝尔上次来这里吃晚饭时借给马克的。也是为了消除她对这里的执念。我们刚去过皮特俱乐部的舞会,觉得回家路上顺道来拿一下画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显然,这他妈其实是个愚蠢的想法。屋里有喝的吗?”

“只有啤酒。”

“哦天哪,科迪莉亚,没别的了吗?她需要来点厉害的。”

“没有更厉害的了,不过我可以煮点咖啡。你去把火点上,就在那儿。”

她把电筒直立在桌子上,点亮了桌上的灯,又捻了捻灯芯,然后扶伊莎贝尔到壁炉边的椅子上坐下。

伊莎贝尔浑身直打哆嗦。科迪莉亚拿了一件马克的厚毛衣,把它搭在这个女孩肩上。在雨果的小心拨弄下,壁炉里很快燃起了火星。科迪莉亚走进厨房去煮咖啡,把电筒横放在窗台上,让它照着煤油炉。她把大炉头点上,从架子上取下一只棕色陶罐、两只带蓝边的咖啡杯,给自己也拿了一只杯子。糖放在一只有缺口的杯子里。几分钟后,半壶水就烧开了。她把开水倒在咖啡粉上,听见客厅里传来雨果的声音,很低、很急、带着商量的口吻,中间夹杂着伊莎贝尔极为简短的回答。她找到了仅有的一只有点起翘的锡托盘,上面錾刻着爱丁堡的城堡图案。还没等咖啡泡好,她就把它放在托盘上,端进客厅的壁炉前边。壁炉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火星四溅,在伊莎贝尔的裙子上留下了点点斑痕。一块粗木头烧着了,火势渐渐旺起来。

科迪莉亚低下头搅拌咖啡的时候,看见一块小木柴上有只小甲虫正慌不择路地拼命逃窜。她从壁炉中抽出一根小树枝,把它放在甲虫前面,想给它一条生路。可是小甲虫反而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朝着火焰的方向拼命爬,然后又回过头来,最后从木柴之间的缝隙中掉了下去。科迪莉亚心想,不知它死到临头的时候知不知道害怕。拾柴生火本是一桩小事,却造成了这样的痛苦和恐惧。

她把两只大咖啡杯分别递给伊莎贝尔和雨果,然后端起自己的小杯子。新煮咖啡的诱人香气和燃烧的木头释放的树脂清香混合在一起。炉火把长长的影子投在铺砖的地面上,油灯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科迪莉亚心想,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没法审问谋杀案的嫌疑。即使是伊莎贝尔也不再感到恐惧。她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也许是因为雨果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亦或是咖啡的刺激,又或者是因为家一般的温暖以及炉火的毕剥声。

科迪莉亚对雨果说:“你刚才说伊莎贝尔对这里持有执念。为什么?”

“伊莎贝尔非常敏感,她可不像你那么坚强。”

科迪莉亚暗自思忖: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很坚强——要不然她们怎么生存?——伊莎贝尔的性格中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适应能力。可是要挑战雨果的心理错觉是徒劳的。美貌是一种脆弱、短暂、经不起打击的东西。伊莎贝尔的敏感易觉必须好好保护起来,而坚强的一面则用来保护自己。科迪莉亚说:“你曾经说过,她只到这里来过一次。我知道马克·卡伦德死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你别以为我相信她会为马克伤心。有些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最好你们现在告诉我。否则,我就只好向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汇报,说伊莎贝尔、你姐姐还有你,你们都和他儿子的死有牵连。到时候就得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叫警察。我看,就算让最温和的警察来问话,伊莎贝尔也撑不下去,你觉得呢?”

科迪莉亚自己都觉得这话说得生硬造作,她的指控毫无根据,威胁也空洞无力。她几乎可以预料,雨果会如何不屑地反驳她。可雨果只是久久地盯着她,好像在掂量现实之外的危险。接着他平心静气地说:“马克是自杀身亡,你把警察叫来,只会引起他父亲和朋友们的痛苦和悲伤,对谁都没有好处。难道你就不能接受我的话?”

“不,雨果,我不能。”

“那如果我们真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只能保证相信你们,其他的又怎么保证得了?”

伊莎贝尔突然大声说:“哦,雨果,告诉他吧!这有什么关系呢?”

科迪莉亚说:“我认为你们必须告诉我。你们没有别的选择。”

“看来是这样。好吧。”他把咖啡杯放在壁炉前,眼睛看着炉火。

“我曾经告诉过你,马克死的那天晚上,我们——索菲、伊莎贝尔、戴维和我——去了艺术剧院。也许你也猜到了,这句话只有四分之三可以当真。我去买票的时候只剩下三张票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们分给最能欣赏那出戏的三个人。伊莎贝尔去剧院,通常都不是她看戏,而是别人看她。而且一出戏的演员只要不足五十人,她就会觉得没意思,所以我们就没让她去。由于受到现任男友的忽视,她就理所当然地去另一位那里寻求安慰了。”

伊莎贝尔脸上露出神秘了然的微笑:“马克不是我的情人,雨果。”

她的语气中既没有敌意,也没有怨恨,只是在直叙事实。

“我知道。马克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绝不会随便带哪个女孩上床,依我看,也不会带她们去别处,除非他认为两人之间有了一定深度的情感交流——或者随便他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吧。实际上,这不是个公平的评价,我父亲才喜欢用这种讨厌又无意义的词语。不过马克大致认同那种观点。他认为自己和某个女孩真心相爱了才会与她上床,但我不知道这样一来,他是否还能体会性的乐趣。性是一场不可或缺的序幕——比如脱衣服。我想,他和伊莎贝尔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深的关系,两人的感情还没有交融到那个程度。当然,那只是时间问题。在伊莎贝尔的问题上,马克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善于自我欺骗。”雨果略微犹豫的声音中带着嫉妒。

伊莎贝尔就像母亲对任性、愚钝的孩子那样慢条斯理地说:“马克从来没有向我示爱过,雨果。”

“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怜的马克!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换来的却是泡影,现在他两样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科迪莉亚问的是伊莎贝尔,可是回答的却是雨果。

“七点半刚过的时候,伊莎贝尔就开车到这儿了。后窗的窗帘拉上着,前面的窗户一直都打不开,可是门开着,于是她就进来了。那时候马克已经死了,他的尸体用皮带挂在那个钩子上。不过他当时的样子和第二天早上马克兰德小姐看见的不一样。”

他转身对伊莎贝尔说:“你来告诉她吧。”

她有些犹豫。雨果向前倾身,在她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说吧。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爸爸再有钱也保不住你的。亲爱的,这就是一件。”

伊莎贝尔转动脑袋,心有余悸地扫视房间的四个角落,好像要确定房子里只有他们三个。在炉火的映衬下,她那双漂亮眼睛的虹膜呈现出紫色。她朝科迪莉亚倾了倾身体,就像一个饶舌的村妇准备神秘兮兮地散布什么最新丑闻。科迪莉亚看出她已没有任何恐惧感了。伊莎贝尔经受的痛苦是可怕而剧烈的,但也是短暂的,轻易便能平息。当雨果让她保守秘密,她就什么都不会说,但是现在,她很高兴雨果能让她说出来。也许是她的直觉告诉她,一旦把这件事说出来,她就不会再感到恐惧。她说:“我当时打算去找马克,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德孔耶小姐那天有点不舒服,雨果和索菲去了剧场,我感到很无聊。我直接来到后门口,因为马克说过前门打不开。我想也许能在园子里碰见他,可是他不在那里,地上只有那把钉耙,他的鞋子就放在门口。于是我把门推开了。我事先没敲门,因为我想给马克一个惊喜。”

她迟疑了一下,朝咖啡杯里看了看,两手转动着那只杯子。

“后来呢?”科迪莉亚催促她。

“接着我就看见了他。他被皮带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科迪莉亚,那真恐怖!他穿得像个女人,带着黑色胸罩,穿着黑色蕾丝底裤,其他什么都没穿。还有他那张脸!他的嘴唇涂着唇彩,科迪莉亚,嘴唇全都涂满了,就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子又可怕,又可笑。我当时既想笑,又想尖叫。他看上去不像马克,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人。桌子上有三张照片。不是什么好照片,科迪莉亚。是女人的裸照。”

她睁大眼睛看着惊恐不安又大惑不解的科迪莉亚。

雨果说:“别这个表情,科迪莉亚。当时的场面对伊莎贝尔来说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也不舒服。但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也不是那么不常见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性怪癖。除了自己,他并没有把别人拉进来。他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不走运。我想是皮带扣滑动,他根本没机会逃脱。”

科迪莉亚说:“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科迪莉亚。现在我们就给索菲打电话怎么样?她会证实这一点的。”

“我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伊莎贝尔的话,我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不相信马克会自杀。”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错了。她不应该表露出自己的怀疑。可是现在已经晚了,她还有些问题要问。她看见了雨果的脸,对于她的迟钝与固执,他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她发现了他情绪上的微妙变化,是恼火、害怕还是失望?她直截了当地对伊莎贝尔说:“你说那扇门是开着的,你有没有注意钥匙?”

“在门的里侧。我是出去的时候看见的。”

“窗帘怎么样?”

“跟现在一样,是拉上的。”

“当时唇膏放在什么地方?”

“什么唇膏,科迪莉亚?”

“马克涂嘴唇的那支唇膏。他的裤子口袋里没有,不然警察一定会发现。那么口红到哪儿去了呢?你当时有没有看见它在桌子上?”

“桌子上除了那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那支口红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老太太用的那种颜色。我觉得其他人不会用。”

“那么内衣呢,你能描述一下吗?”

“哦,可以。是从玛莎百货公司买的。我认得出来。”

“你是说你认出了这些特别的内衣,它们是你的?”

“哦,不是的,科迪莉亚!不是我的。我从来不穿黑色内衣,贴身衣服我喜欢穿白色的。可那个牌子我经常买。我的内衣都是从玛莎买的。”

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可能未必是那家商店的最佳顾客,但是在细节上,尤其是衣着方面,任何目击证人都不会像她那么可靠。即使在当时那种绝对的恐怖和变故下,伊莎贝尔还能注意到内衣的类型。如果她说她没有看见口红,那一定是有人不想让它被发现。

科迪莉亚继续追问:“你动过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马克的尸体,看他是不是死了。”

伊莎贝尔异常吃惊。生活的事她可以从容应对,但是死亡却不行。

“我不可能去碰马克!我什么也没碰,我知道他死了。”

雨果说:“一个可敬、理性、守法的公民会就近找个电话向警方报案。所幸的是,伊莎贝尔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直觉是来找我。她在戏院外面等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我们出来的时候,她还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溜达。戴维、索菲和我开着雷诺跟她一起到了这里,当中只在诺维奇大街弯了一下,去取戴维的照相机和闪光灯。”

“为什么?”

“那是我的主意。我们显然不想让警察和罗纳德·卡伦德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我们想制造一个自杀假象,打算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把他的脸洗干净,让其他人来发现这个现场。可我们没想到伪造自杀遗书,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么细致。拿照相机是为了拍下他的死亡现场,我们不知道伪造自杀现场会触犯哪条法律,但这肯定是违法的。现在你想为自己的朋友做点最简单的小事,都有可能被人误会。为了防止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得先保留一些实际证据。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喜欢着马克,但也不想冒着被指控谋杀的风险。不过我们的好意受到了阻挠,有人捷足先登了。”

“跟我说说看。”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让两个女孩子在车里等着,因为伊莎贝尔已经亲眼看见了,当时依然心有余悸,所以不能把她单独留在车里,索菲也留下来陪她。再说了,不让索菲进去看见马克的样子,这对马克来说也好。科迪莉亚,你不觉得这种心态很怪吗?人们居然会考虑死人的感受。”

科迪莉亚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伯尼。她说:“也许只有当人死了之后,我们才能放心地表露自己的关心,因为那时候他们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了。”

“你这话有些刻薄但也不假。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发现的马克尸体和屋里的状况,与马克兰德小姐后来描述的相符。那扇门是开着的,窗帘拉上了。马克全身只穿了一条蓝色长裤。桌子上没有杂志照片,他的脸上也没有涂口红。打字机上夹着一张自杀遗书,壁炉架里有一堆灰烬。看来这个不速之客做得干净利落。我们没有久留,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来——也许是大宅里的某个人。当时的确已经很晚了,但这似乎注定是个友人造访的夜晚。当天晚上来拜访马克的人,也许比他在农舍生活期间的还多,起初是伊莎贝尔,后来是那个不速之客,紧接着就是我们。”

科迪莉亚心想,在伊莎贝尔之前,还有一个人来过。杀害马克的人才是第一个到达的。她出其不意地说:“昨天晚上有人跟我开了个愚蠢的玩笑。我离开派对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只钩子上挂着一个长枕头。是不是你们干的?”

如果雨果的惊讶是装出来的,那他装得比科迪莉亚想象的要好多了。

“当然不是我干的!我还以为你住在剑桥呢,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警告我快走开啊。”

“那简直是疯了!那有什么用?别的女人可能会被吓跑,但你不会。我们只是想让你相信,马克的死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可那种把戏反而让你更坚定地查下去。有别人想把你吓跑。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走了之后来的那个人。”

“我知道。有人为了马克的事情在铤而走险。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想让我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过他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让我走,告诉我真相就行了。”

“那他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呢?科迪莉亚,现在你怎么办?回到城里去?”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但科迪莉亚还是觉察出他内心的焦虑,于是回答说:“我想是这样。不过我要先见见罗纳德勋爵。”

“你准备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有办法的。”

雨果和伊莎贝尔准备离开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黎明的曙光,嘈杂的鸟叫声迎接着新的一天。两人把安托内罗的画带走了。科迪莉亚看见它被取下来的时候,心里有些遗憾,好像原本属于马克的东西从这个农舍被拿走了。伊莎贝尔以专业人士的严肃目光仔细检查了那幅画,然后把它夹在腋下。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也许很大方,无论是人还是画,她都会借,但条件是必须及时归还,而且与出借时一样完好无损。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雨果把那辆雷诺车从篱笆的阴影中开走。她抬起手臂做了一个告别姿态,就像一个疲惫的主妇在匆匆送走最后的客人,接着她回到农舍里。

他们走后,客厅里冷清了许多。壁炉里的火就要熄灭了,她赶紧把没有烧完的柴往里推了推,把火吹起来。她在小房间里不断来回走动,睡意全无。这个短暂而多事的夜晚弄得她心烦意乱,心力交瘁。不过使她备受折磨的不是睡眠不足,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害怕了。罪恶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不用修道院的教导她也能相信了——罪恶就曾经发生在这个房间里。这里有比邪恶、冷酷、残忍或私利更凶猛的东西。罪恶!她毫不怀疑马克是被人杀害的,而且是这么恶毒的方式!如果伊莎贝尔说出了真相,那还有谁会相信他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自杀呢?科迪莉亚无须从她的解剖医学书中寻找答案,就知道警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雨果所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儿子,可能听到或者读到过类似的案例。还有谁会知道?也许任何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都会。但凶手不可能是雨果,雨果有不在场证据。她也不愿相信戴维或索菲参与过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但是去拿照相机是他们的典型作风。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考虑。有了这些照片,他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抖出马克的死亡真相,而让自己免于麻烦。在拍下照片之前,雨果和戴维会不会站在马克扭曲的尸体下面,平静地讨论焦距和曝光?

她走进厨房去泡茶,很高兴摆脱了天花板那只钩子的心理阴影。那钩子不会使她不安了,现在它又像一尊挥之不去的带有魔力的神物。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它似乎开始变大,现在依旧在变大,她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它。客厅无疑变小了,它已经不是私密的圣所,而是幽闭的监室,像执行死刑的小屋,丑陋而令人生厌。就连清晨的空气中也能闻到罪恶的气息。

趁着等壶里的水烧开,她静下心来仔细盘算今天的活动。现在下推断还为时过早,她的头脑中还有太多的恐惧,无法理智地分析新的情况。伊莎贝尔的讲述不仅没有使案件更加明朗,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些相关事实有待发现。她打算继续执行自己的原定计划。她今天要去伦敦,查看马克的外祖父留下的遗嘱。

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她决定把汽车停在剑桥火车站,换乘火车去伦敦,这样既快又省事。要在伦敦待一天让她觉得心浮气躁,因为这宗迷案的核心显然在剑桥。然而这一次当她想到要离开这座农舍时,却没有感到遗憾。由于震惊和焦虑,她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来到园子里来回踱步,不安地等着出发。最后,她百无聊赖地抓起那把钉耙,把马克没有挖完的那畦地挖完。她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明智。马克撂下的这点活儿是他遭到杀害的证据之一,可是包括马斯克尔警长在内的其他人也都见过这一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替她作证。眼前这些没有完成的工作,依然斜插在土壤中的钉耙,都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恼火。她把这一畦地挖完之后,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接着她又不停地挖了一个小时,最后把钉耙仔细清理一遍,拿进工具棚,把它和其他工具放在一起。

终于到了出发时间。七点钟的天气预报说东南部有雷阵雨,所以她穿上了外套。这是她随身携带的最厚的衣服。自从伯尼死后,她还没有穿过这件外套。她发现束腰的带子变得松垮了,这说明她瘦了。她略加思索后,从现场勘察工具箱里拿出马克的皮带,把它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道。皮带紧紧地系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感到任何厌恶。她不相信马克使用过或者拥有过的东西会使她恐惧或沮丧。这根皮带的分量以及勒在她身上的力度甚至隐隐约约地使她感到欣慰与安心,好像它是一个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