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等待者/文

“想想看,在一间完全无法进出的房间内,发生的命案,却能被合理而圆满地侦破,这对作者而言,是何等令人着迷的魅力!因此,依我所敬畏的朋友井上英三的说法:大多数的侦探小说作家,一定会尝试创作像约翰·狄克森·卡尔所擅长的那种‘密室杀人’作品。”

在网上随意翻着资料,偶然看到横沟正史《本阵杀人事件》中的这段文字,心里不禁颇有感慨。一方面,当年我极度迷恋横沟先生的作品,回想起来,总让我有怀念的感觉;另一方面,这种着迷,令阅读量极少的我,产生了考据癖,念念不忘书中提到的约翰·狄克森·卡尔是谁,而《普莱格·柯特谋杀案》又是什么(其实就是《瘟疫庄谋杀案》嘛)。

也难怪横沟先生会提及这一部作品,因为光从谜面来看,《本阵杀人事件》跟《瘟疫庄谋杀案》的设计颇为相似;只不过后者虽然提供了没有足迹的潮湿地面,但并没有正面挑战它,于是,我忍不住想起了另一本书——《白修道院谋杀案》。

自1930年发表《夜行》以来,仅仅过了四年,约翰·狄克森·卡尔就完成了标准的房间密室作品《瘟疫庄谋杀案》。这时候的他,大概是想从门窗自内反锁、入口被人监视、凶器消失无踪之类的场景中跳脱出来,以寻求更有新意的谜面,于是,这回设定了一种在当时看来,也许算是比较另类的密闭空间——雪地密室。

一般而言,当我们提及“密室”,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幢房子,门窗自内反锁,或者出口处于被监视状态,以证明无人能够出入;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横躺着一具尸体,而且左看右看,怎么都不像是自杀的。这么一来,就在物理上(房间状况)或者人工上(监视)证明了其不可能性。而雪地密室则呈现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没有足迹,或者只有被害者的足迹,这样,凶手相当于让大自然为自己作证——雪地没有被外人破坏,所以“我”不可能走过,这是大自然的基本定律,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岂不是很有意思么?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是雪地而不是房间,所以什么秘密通道啊、绳子拨弄门闩啊之类的手法,通通不管用。所以,面对一个雪地密室,连大名鼎鼎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都感慨,这实在太糟糕了。

“如果仅仅是个上锁的房间,你还可以欢呼一下。每个人都懂好几种,从外面锁门的诡计:门闩能够用针和线做成的机关拉上,钥匙能用老虎钳扭动,铰链能从门上拆下来,再装回去,这样更不用去理会锁头。可是,当你的密室包括一个简单、平凡、疯狂的问题,周围一百英尺之内,都是半英寸厚的无痕雪地时……”

嗯,大名鼎鼎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一位根据丘吉尔的形象来塑造的侦探角色。如果曾经看过他初登场的《疸疫庄谋杀案》或者后续几作,读者应该对这位老头子印象深刻——作者直接描写他的目空一切、粗鲁无礼,又略带被害妄想,但在侦破罪案方面,他却才华横溢、天赋尽见。而在《白修道院谋杀案》一书中,竟出现了亨利爵士的亲人^外甥詹姆斯·本涅特,从一个亲人的眼中,去看这位怪人的言行,更添几分趣味。

这个系列其他大部分作品,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直到粉墨登场,才能显示其性格,而在这本《白修道院谋杀案》中则不然。仅仅在第一章开端,本涅特的父亲就对H·M作了一段介绍,原来他不但是世袭的从男爵,而且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指的是英国工党提倡的国家资本主义),另外还拿着律师和外科医生的资格证书;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平时的行为散漫粗鲁、低俗无礼、蔑视权威,却对“不可能犯罪”的侦破颇有心得。这里通过描绘他过往的言行举止,与周围人的巨大反差,或者是与别人所认同身份的截然不同,惟妙惟肖地塑造出一位特立独行的侦探。

侦探行为的怪诞,无损他在侦破罪案方面的天纵之才。在书中,作者借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之口,道出了一份“不可能犯罪”的动机讲义:一是伪造自杀,二是伪装成鬼魂犯罪,三是意外事故所造成。不同于《三口棺材》里密室讲义和《绿胶囊之谜》里毒杀讲义的大量实例举证,动机讲义中,没有提及任何作品或者实际例子,只是由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举出了,几种要完成某种动机而适用的手法,这些手法令助手马斯特斯惊叹的博闻强记。虽然这份讲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很粗略,不算完备,但是,它在指引侦破思路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另外,当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对照着案件,从讲义中逐条排除可能性时,真让读者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于是,这桩“不可能犯罪”事件的诡谲性,又增添了许多分。

回头看看这本书的出版时间——1934年,同样会让人有很多感慨。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约翰·狄克森·卡尔完成了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系列的首作《瘟疫庄谋杀案》,那是一部在情节、气氛与诡计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作品。另外,埃勒里·奎因也出版了国名系列中唯——本密室作品《中国橘子之谜》,尽管只是一个一扇门自内闩上、一个门口被监视的房间密室,但因为屋内所有东西被倒置,所以,其趣味性一点都不差。更有甚者,S·S·范·达因写出了《龙杀人事件》这一作品,描绘了一个人跳下游泳池之后,立即消失的案件,更是大大跳脱了狭义密室的范畴,给出了一个绚丽无比的谜面。可以说,在1934年,几位当时有名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追求“不可能犯罪”的趣味性,希望在旧有领域中进行翻新,而且,都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现在有不少人,对后两作恶评甚多)。而约翰·狄克森·卡尔,也许更是为1935年的惊世大作《三口棺材》做着试验和准备。

固然,《白修道院谋杀案》作为一本早期的雪地密室作品,其诡计模式不可避免地,为很多后世作品所参考。所以,案件进行中的恍然大悟,谜底揭晓后的会心一笑,也能给阅读带来另类的愉悦。

好吧,笔者的饶舌也许太过火了吧,还请诸位读者翻开本书,来判断这种阅读乐趣的深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