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几分钟从黄“悍马”司机那里脱身。如果不是跳河的警察的话，我恐怕还得再待上一阵儿。他终于从水里“爬上来”，来到我站的地方，我正听着一长串没完没了的威胁和辱骂，没一句有新意的。我尽量以礼相待，那司机显然气坏了，我当然不希望他忍出内伤，可我毕竟有更紧急的警务要处理。我试图跟他解释，可他显然不是那种能边叫喊边倾听和理智思索的人。

所以一个很不高兴的湿透了的警察来得正是时候，恰如其分地打断了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我特别想知道那辆车的司机是怎么回事儿。”我说。

“是吗？”他说，“请给我看你的证件。”

“我得赶紧去一个犯罪现场。”我说。

从“悍马”司机的表情上看，你会以为警察刚刚说的话是把罗马主教给烧了。“你不能让那杂种就这么走了！”他尖叫，“那杂种撞了我的车！”

那警察很酷地看看他，又洒下几滴运河水，说：“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和证件吗，先生？”这听上去是一句很精彩的预示我可以离去的台词，我赶紧开溜。

我那可怜的小车发出一阵很郁闷的噪声，但我还是驾着它朝着大学开去，没办法。现在又出现了一具新的尸体，我们还没有弄清它和其他两具尸体的关联。这让我们感觉我们像狗场里的灰狗，追赶着一只假兔子，它永远在我们前面一点儿，每次可怜的灰狗都以为下一刻就能咬到兔子，兔子却又飞快地跳开了。

我前方是两辆警车，四个警察已经在洛韦艺术博物馆周围拉上了警戒线，让围观的群众向后退。一个很威武的剃光头的警察过来迎接我，指着建筑背后给我看。

尸体是在博物馆背后的一丛植物间被发现的。德博拉正和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说话，文斯·增冈蹲在一具躯体左腿的踝骨旁边，用一支圆珠笔在小心地抠着什么。从路上看不到尸体，可也不能说是被小心地隐藏着。它显然像另外两具尸体一样被烤焦了，而且也像那样被摆放成一种肃穆僵直的姿势，头颅被陶瓷牛头取代了。眼看这情景，我再次等着内心深处能够出现那种提示，可什么也没有，除了一阵热带柔风吹拂着我的脑门儿。我还是孤单一人。

我正在那儿跟自己较劲儿，德博拉冲了过来，嗓音提高八度。“你可算来了，”她嚷着，“你去哪儿了？”

“看着像。”她说，“你说呢，增冈？”

“我觉得这次有了突破。”文斯说。

“真他妈是时候。”德博拉说。

“有个脚链，”文斯说，“是白金的，所以没有熔化。”他抬头看看德博拉，露出他那可怕的假笑，“上面印着塔米的名字。”

德博拉皱起了眉，朝博物馆侧门望去。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绉条布外套，打着领结，正和一个警察站在那儿，他面色焦虑地看着德博拉。“那人是谁？”她问文斯。

“凯勒教授，”他告诉她，“教艺术史的。是他发现的尸体。”

德博拉继续皱着眉，她站起来，朝那个穿制服的警察示意，让他把教授带过来。

“您是……”德博拉问。

“凯勒。格斯·凯勒，”教授说。他年约六十岁，长得挺英俊，左颧骨上有一道疤。他看上去并没被尸体吓晕。

“这么说，是您在这儿发现了尸体。”德博拉说。

“是的，”他说，“我过来检查一个新展品，美索不达米亚时期艺术，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种艺术，然后我就在灌木丛里发现了那个。”他皱起眉头，“大约一小时以前，我估计。”

德博拉点点头，好像她早就知道了这些，甚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这是警察惯用的手法，能让对方补充新的信息，特别是感到多少有些内疚的话。不过这招儿对凯勒没起作用。他只是站在那儿，等着下一个问题，德博拉也站在那儿，努力思索下一个问题。我一向为自己刻苦钻研出来的人工社交技巧而自豪，不能眼看着沉默变成冷场，于是我清清喉咙，凯勒转头看着我。

“您能跟我们说说陶瓷头颅吗？”我问道，“从艺术的角度。”德博拉瞪着我，她大概是忌妒我想出来一个问题。

“从艺术的角度？没什么价值。”凯勒说道，低头看着尸体上的牛头，“看上去那是通过模具做成的，然后在比较简陋的陶瓷窑里烧制出来。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个大炉子。但从历史观点上说，它要复杂、有趣得多。”

“有趣指的什么？”德博拉打断他，他耸耸肩。

“嗯，它算不上完美，”凯勒说，“但显然制作者在试图重现一种古老的设计。”

“有多古老？”德博拉问。凯勒扬起眉毛，又耸耸肩，好像她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但他还是回答道：“三千到四千年。”

“真的很古老。”我适时地接了一句。他俩都看着我，这让我觉得应该加点儿稍微聪明点儿的评论，于是我说：“是从世界的哪个地方来的呢？”

凯勒点点头，我问对了。“中东，”他说，“我们在古巴比伦王国发现过类似的主题，甚至可以追溯到耶路撒冷时期。牛头是给其中一个显赫之神的祭祀物之一。一个相当讨厌的神，确实。”

“莫洛克。”我说道，念出这个名字甚至让我的喉咙发紧。

德博拉怒视着我，坚信我在对她保密，不过她还是又把头转向凯勒，听他继续说下去。

“是的，没错，”他说，“莫洛克喜欢用活人做祭祀，尤其是孩子。标准做法是献上你的孩子，他就保你有一个好收成或者打胜仗。”

“好吧，那么，我想我们今年的收成会特别好。”我说，可是他俩谁都不苟言笑。“为什么要烧尸体？”德博拉问道。

凯勒轻笑了一下，好像教授对学生表示“问得好”。“这是整个仪式的关键，”他说，“有一个巨大的莫洛克雕像，以牛头做头颅，那本身就是一个炉子。”

我想象哈尔彭和他的“梦”。他是事先就知道莫洛克，还是就像我通过听到音乐那样的方式了解到的？或者，德博拉一直都是对的，是他到雕像前，杀了女孩，尽管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

“炉子。”德博拉重复着。凯勒颔首。“他们把尸体扔进去？”她说，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而且似乎这都是凯勒的错。

“哦，比那个有意思，”凯勒说，“他们用仪式表达奇迹。很复杂的一套程式，但这就是莫洛克的魅力长盛不衰的原因——让人信以为真，很激动人心。雕像会向人群伸出手臂。当你把祭祀物放上他的臂膀，莫洛克会显灵，吃掉祭祀物。他的手臂会缓缓举起牺牲品，把它倒进自己嘴里。”

“投入火炉，”我说，不想再被冷落，“伴随着音乐。”

德博拉狐疑地看着我，我想起来还没有人提及过音乐，但凯勒耸耸肩说道：“是的，没错。号角和鼓、歌唱，全都有催眠效果。在神将牺牲品倒进嘴巴并坠落的时候达到高潮。顺嘴而下，你掉进炉子。对牺牲品来说，滋味可不好受。”

我相信他说的这些，我听到过那遥远鼓声的悸动，那对我来说也不好受。

“还会有人崇拜这个神？”德博拉问道。

凯勒摇头。“已经两千年没有了，至少我知道的是这样。”他说。

“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德博拉说，“这是谁干的？”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凯勒说，“而是记录翔实的历史。随便谁只要做一点儿功课，就能找到足够的资料做成目前发生的这些。”

“可是目的是什么呢？”德博拉说。

凯勒礼貌地笑笑。“这我可真不知道。”他说。

“那知道这一切却都帮不到我啊！”她说，那语气像是在说，凯勒有责任给她一个说法。

他朝她像个教授那样微笑着。“多知道些总没坏处。”他说。

“比如，”我说，“我们知道了某个地方肯定有着一座有牛头的雕像，身体里是一个炉子。”

德博拉把头甩过来朝着我。

我凑上去低声说：“哈尔彭。”她朝我眨巴着眼睛，我知道她还没反应过来。

“你觉得那不是一个梦？”她问道。

“我不知道该觉得是什么，”我说，“但是如果有谁当真在做着有关这个莫洛克的事儿，他怎么就不能依靠一切手段去做成呢？”

“浑蛋，”德博拉说，“可是，你觉得这么大个东西能被藏在哪儿呢？”

凯勒轻轻咳嗽了一下。“恐怕要考虑的比这个多。”他说。

“比如？”德博拉问道。

“呃，还得考虑怎么隐藏气味，”他说，“烧焦人体的气味。这种气味绕梁三日，且相当令人难忘。”他说到这里显得有点儿难为情，于是耸了耸肩。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巨大的散发着奇怪味道的肚子里带火炉的雕像。”我欢快地说，“那应该不难找。”

德博拉瞪着我。“凯勒教授，”她说着转开头去，彻底抛弃了她可怜的兄弟，“关于这堆牛屎您还有什么能帮到我们的吗？”

凯勒摇了摇头。

“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凯勒说，“我只知道跟艺术史有关的一点儿背景。你大概该去和哲学系或比较宗教系的人谈谈。”

“比如哈尔彭教授。”我再次低声说道。德博拉点点头，但仍然瞪着眼睛。

她转身走开，幸亏又想起来还要表示礼貌。她又转回来对凯勒说：“您提供的信息非常有用，凯勒教授。您要是还有别的情况补充，请跟我联络。”

“当然。”他回答道。德博拉扯着我的胳膊大步走开了。

“咱们去注册办公室？”我忍着胳膊上的痛楚，礼貌地问道。

“对，”她说，“不过要是看到有个叫塔米的注册了哈尔彭的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把胳膊从她的掌握中挣脱出来：“如果没有呢？”

她摇摇头：“好啦。”

可是当我再次经过尸体时，被什么东西拉住了裤子，我低头看去。

“啊，”文斯清清嗓子，“德克斯特。”我扬起眉毛，他脸红了，松开了我的裤管。“我得跟你谈谈。”他说。

“能不能，”我说，“等等再说？”

他摇头。“非常重要的事儿。”他说。

“哦，那好。”我往回走了三步，他仍然蹲在尸体旁边，“怎么了？”

他看着别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流露出了真实感情，他的脸更红了。“我跟曼尼谈了。”他说。

“好啊。而且你还活着回来了。”我说。

“他……嗯，”文斯说，“他想做几处改动。啊，在菜单上。你的菜单。婚礼用的。”

“啊哈，”我说，尽管在一具尸体旁边用这种口气显得很无礼，可我就是忍不住，“别跟我说这些改动很昂贵。”

文斯不敢抬头看我。他点点头。“是的，”他说，“他说他有个好创意，很新颖独特。”

“我觉得棒极了，”我说，“不过我不觉得我负担得起他的创意。我们得跟他说不。”

文斯又摇摇头。“你不懂。他喜欢你才打的这个电话。他说合同规定他有权做任何改动。”

“而且他能对价格做任何改动？”

文斯面红耳赤了。他嘟囔着什么，使劲儿看着别处。“什么？”我问他，“你刚说什么？”

“差不多翻倍。”他说，很小声，刚刚能听见。

“翻倍？！”我说。

“是的。”

“那就是五百美元一位。”我说。

“我肯定那会特别棒。”他说。

“五百美元一位得比特别棒还棒。最好能管泊车、擦地板，外加背部按摩。”

“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东西，德克斯特。你的婚礼有可能会上杂志的。”

“嗯，会上《今日破产》杂志。文斯，我们得跟他谈谈。”

他摇头，继续望着草丛。“我不能。”他说。

“好吧，”我说，“我自己去和他谈。”

他终于抬眼看我了。“小心点儿，德克斯特。”他说道。

我赶上了正在掉转车头的德博拉并钻进了车，我们一同朝注册办公室开去。短短的路途上她一言不发，我也满腹心事。

在注册办公室飞快地查了一圈，没有叫塔米的学生注册哈尔彭的课。但德博拉在等待的间隙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找上学期的名单看看。”她说。我照着做了，仍然一无所获。

“好吧，”她皱着眉说，“再查查威尔金的课。”

这主意很不赖，立竿见影，我找到了。塔米·康纳女士注册了威尔金的“情境道德”研讨会。

“没错，”德博拉说，“查她的地址。”

塔米·康纳住在很近的公寓楼，德博拉片刻之后就把我带到了那里，违法把车停在大楼正门外。她从车上下来，大步流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我却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赶了上去。

房间在三楼。德博拉没有浪费时间等电梯，而是一跳两级地上了楼，我忙着喘气，连抱怨都顾不上了。我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塔米房间的门开了，一个结实的黑发戴眼镜的女孩出现在门边。“你是谁？”她皱着眉瞧着德博拉。

德博拉给她看了警徽，然后说：“塔米·康纳？”

女孩呼出一口气，把手放在脖子上。“哦，老天，我就知道。”她说。

德博拉点点头：“你是塔米·康纳吗，小姐？”

“不，不，当然不是。”女孩说，“我叫阿利森，她的室友。”

“你知道塔米在哪儿吗，阿利森？”

女孩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拼命摇头。“不知道。”她说。

“她走了多久？”德博拉问。

“两天。”

“两天？”德博拉说，抬起眉毛，“这是不是不对头？”

阿利森好似要把自己的下嘴唇咬下来，可她仍使劲儿咬着不放，憋了好久，只说出一句：“我不能说的。”

德博拉盯着她看了好久，最后说：“我想你必须说出来，阿利森。我们认为塔米有大麻烦了。”

“哦，”她说，开始上蹿下跳，“哦，哦，我就知道这会发生的。”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我问她。

“她们会被逮住，”她说，“我告诉过她的。”

“我肯定你告诉过她了，”我说，“干吗不也告诉我们呢？”

她又跳了一阵儿。“哦，”她又说道，然后尖着嗓子喊起来，“她跟一个教授搞上了。哦，天哪，她会杀了我的！”

我个人认为，塔米不可能再杀任何人，但保险起见，我说：“塔米戴首饰吗？”

她看着我，跟我疯了似的。“首饰？”她说，好像这是个外国词儿，大概是阿拉姆语。

“是的，”我鼓励地说，“戒指、手镯，类似的东西？”

“你是说像她戴的白金脚链？”阿利森说，我觉得她语气很亲切。

“没错，正是那个，”我说道，“那上面有什么印记吗？”

“啊哈，她的名字嘛。”她说，“哦，天哪，她得被我气坏了。”

“你知道她和哪个教授搞在一起了吗，阿利森？”德博拉说。

阿利森退后一步，摇着头。“我真的不能说。”她说。

“是不是威尔金教授？”我说，尽管德博拉瞪了我一眼，但阿利森的反应很让人鼓舞。

“哦，天哪，”她说，“我发誓我可没说。”

手机打进来的电话告诉我们威尔金教授在椰树林路的住家地址。那位于椰树林区，这说明要么我的母校付给了他大大超出常规的薪水，要么威尔金教授另有收入来源。我们刚一上路，下午的阵雨就落了下来，斜斜的雨帘遮盖着前方的道路。雨势减弱，但很快又加大了。

房子很容易找到，号码就写在围房而建高达七英尺的黄色墙壁上。一扇雕花大铁门挡住了车道。德博拉把车停在靠近大门的街边，我们下了车，透过大门向里张望。房子看上去相当朴素，不超过四千平方英尺，距离湖边至少七十五码远，因此威尔金教授并没有那么富裕。

我们打量着房子，想找个办法让屋里的人明白我们已经抵达并希望进入，大门忽然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身穿鲜黄色雨衣，朝停在车道上的蓝色雷克萨斯走去。

德博拉提高声音喊道：“教授？威尔金教授？”

男人抬眼从雨衣的帽子下看见了我们：“嗯？”

“我们能不能和你谈几分钟？”德博拉说。

他慢慢朝我们走过来，边走边歪着脑袋打量德博拉：“那得看情况。‘我们’是谁？”

德博拉在口袋里摸警徽，威尔金教授警觉地停顿了一下，显然是怕她摸出个手雷来。

“我们是警察。”我又说明了一下。

“你们吗？”他说着，朝我转过身。当他看见我时，微笑僵在了他的脸上，变换了一下神情，然后又笑了起来，假得要命。我自己是伪装感情的高手，辨别假表情的技巧也无人能比。看到我不知为何让他惊慌，然后又试图用笑容掩盖，这是为什么？如果他有罪，发现警察候在门口应该比看见德克斯特更害怕。可事实是，他冲德博拉打招呼道：“啊，对了，我们以前见过，在我办公室外面。”

“没错。”德博拉说，终于摸出了警徽。

“抱歉，谈话需要很长时间吗？我有点儿急事儿。”他说。

“我们只有几个问题要问，教授，”德博拉说，“只需要一分钟。”

“哦。”他说道，看看警徽，又看看我，然后再次迅速移开视线。“好吧，”他打开大门，“请进屋说。”

尽管我们已经浑身湿透，但能不在雨里站着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我们跟着威尔金穿过大门，走上车道，进入他家的屋子。

房屋内部的装修是一种我认得的被称为“椰树林路富人休闲风”的风格。后来它被“现代罪恶迈阿密”的流派取而代之，成为地区主导潮流。眼前这房子的陈设唤回了昔日的感觉，那是一种慵懒闲散的波希米亚气质。

地板由棕红色的地砖铺就，亮得能看见人影。会客区有一张皮沙发，两张颜色配套的单人沙发摆在大落地窗旁。窗边是一个吧台，有一座巨大的带控温系统的玻璃酒柜。墙上挂着一幅抽象派的裸体人像。

威尔金带我们经过两棵盆栽植物，来到沙发旁，他犹豫了片刻。“啊，”他说道，把雨帽推后，“我们身上都湿着，对皮沙发可不大好。我拿个酒吧椅给你们坐好吗？”他朝吧台走去。

我看看德博拉，她耸耸肩。“我们站着就行了，”她说，“只要一会儿。”

“好吧。”威尔金说。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朝德博拉笑着，“什么事儿让他们把你在这种鬼天气给派来了？”他说。

德博拉有点儿脸红，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别的我不懂的原因。“你跟塔米睡了多久？”德博拉说。

威尔金脸上的开心表情不见了，有一刹那他看上去很冷漠，很不高兴。“你听谁说的？”他说。

我看出德博拉想让他受点儿刺激，这是我的拿手好戏，于是我插嘴道：“你要是拿不到终身教职的话，这房子是不是就得卖了？”

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那样子实在不令人愉快。他沉默了半晌，说道：“我早该料到，这就是哈尔彭的监狱供词吗？都是威尔金干的，对吧？”

“你没和塔米·康纳有染？”德博拉说。

威尔金又望向她，努力恢复了那种轻松的笑容，摇着头说：“抱歉，我还真不习惯你们这种方式。估计你俩用这招儿屡战屡胜，是吧？”

“还没胜，”我说，“你一个问题都没回答。”

他点点头。“好吧，”他说，“哈尔彭跟你们说他闯进我的办公室了吗？藏在我的桌子下面，被我发现了。天知道他在那儿干吗。”

“你为什么认为他闯进了你的办公室呢？”德博拉问。

威尔金耸耸肩：“他说我搞砸了他的论文。”

“是这样吗？”

他看着德博拉，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向德博拉。“长官，”他说道，“我很想跟你们合作。可你们一下子声称我干了这么多不同的事儿，我不知道先从哪件说起了。”

“所以你什么都不回答吗？”我问。

威尔金不理我：“如果你能告诉我哈尔彭的论文怎么会和塔米·康纳的论文雷同，我将很乐于帮助你们。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德博拉看看我，不知是寻求援助还是懒得再看威尔金，我只能竭尽全力地耸耸肩，然后她又转向威尔金。“塔米·康纳死了。”她说。

“哦，天哪，”威尔金说，“怎么会这样？”

“和阿里尔·戈德曼的死法相同。”德博拉说。

“她们两个你都认识。”我帮腔道。

“我猜认识她们两个的人得有十几个吧，包括杰里·哈尔彭。”他说。

“哈尔彭教授杀了塔米·康纳吗，威尔金教授？”德博拉问道，“他从监狱里头？”

他耸耸肩：“我只是说他也认识她们。”

“他也和她有染吗？”我问道。

威尔金笑嘻嘻地说：“也许没有，至少和塔米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教授？”德博拉问道。

威尔金又耸耸肩：“就是传言，你知道。学生们的议论，她们说哈尔彭是同性恋。”

“你少了个对手，”我说，“比如在和塔米·康纳的事情上。”

威尔金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要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话肯定会被吓坏了。“你最好想明白了，到底想说我杀了我的学生，还是说我和她们睡觉了。”他说道。

“怎么就不能两件事都干呢？”

“你念过大学吗？”他问。

“哦，当然了。”我说。

“那你应该知道，有些女生喜欢向她们的教授献殷勤。塔米超过十八岁，我未婚。”

“可是和学生有性行为难道不是有违师德吗？”我说。

“曾经的学生，”他干脆地说，“我上学期在她的课结束后跟她约会过。没有法律限制不可以和曾经的学生约会，尤其是在她主动投怀送抱的情况下。”

“手疾眼快。”我说。

“你搞砸了哈尔彭的论文吗？”德博拉说。

威尔金望向德博拉，再次微笑起来。看着另外一个人变换情绪和我一样迅速，这真是件好玩的事儿。“探长，你发现这个规律了吗？”他说，“听着，杰里·哈尔彭是个很好的家伙，可是……好像精神不大稳定。尤其最近，他压力挺大，他觉得我在阴谋陷害他。”他耸耸肩，“我不大擅长这个，”他微微笑着，“至少，在阴谋陷害上。”

“所以你认为是哈尔彭杀了塔米·康纳和其他人？”德博拉说。

“我可没说，”他答道，“可是，我说，是他的神经不正常，不是我。”他朝大门走了一步，又冲德博拉扬起了眉毛，“好了，如果你们没别的事儿了，我得走了。”

德博拉递给他一张名片。“谢谢，打扰了，教授，”她说，“如果你想起来什么有用的信息，请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会的。”他说着，冲德博拉使劲儿龇牙乐了一下，还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德博拉使劲儿控制着才没躲开。“我真不忍心让你出去挨雨淋，不过……”德博拉朝大门走去，我觉得她非常乐意逃脱他的手臂。我跟在后面。威尔金赶着我们出了房门，又一路出了大门。他钻进车子，从车道上退出去，开走了。德博拉站在雨里目送他驶远，我肯定她在试图发功让威尔金吓得跳出车就地坦白一切，可是考虑到天公不作美，我躲进车里等德博拉。

直到蓝色雷克萨斯消失在视野之中，德博拉才进了车坐在我身边。“这家伙真让我起鸡皮疙瘩，”她说，“你觉得呢？”

“我肯定你的感觉是对的。”我说。

“他不在乎承认和塔米·康纳有关系，”她说，“可干吗撒谎说她是上学期在他班上？”

“本能的自我保护？”我说，“因为他想得到教职？”

她用手指在方向盘上敲着，然后毅然决然地俯身向前，发动了引擎。“我会盯着他的。”她说。

我终于又回到办公室时，发现一份分析报告摆在我面前，过去几个小时有这么多事发生，我得辛勤工作了。

我拿起报告开始读。那上面说有人开了一辆属于达赖厄斯·斯塔扎克先生的车，并把它开进了运河，然后从现场逃离。斯塔扎克先生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被传讯。我过了半晌才明白过来这是关于我今早遭遇的那件事的报告，又想了好几分钟才决定该做什么。

只知道车的主人帮不上什么忙，几乎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很可能车是偷来的。但如果这样想了就什么都不查，比查了却徒劳无功还要差劲儿，所以我开始在电脑上查询。

首先，我按惯例查车牌登记信息，找到了一个位于老刀匠路的昂贵住宅区的住址。下一步，查案底，看有没有交通违章，是否在逃，是否未付儿童抚养金。一无所获。斯塔扎克先生显然是个模范公民，奉公守法。

好吧，再从姓名查起，“达赖厄斯·斯塔扎克”。达赖厄斯不是个常见的名字，至少不是美国常用名。我查了移民局记录。让人惊讶的是，我一下击中了目标。

首先，是斯塔扎克博士，而不是普通的斯塔扎克先生。他拥有宗教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从海德堡大学毕业。直到几年前，都在克拉科夫大学拥有终身教职。再深挖一点儿，查到他因为某种不良行为被开除。波兰语实在不是我的强项，尽管我懂得在点餐的时候要基尔巴萨香肠。不过除非翻译完全错了，斯塔扎克博士是因为参与非法团伙而被开除的。

档案上没有记载为什么一个因为这么莫名其妙的罪名而丢掉饭碗的欧洲学者会开车跟踪我并一头扎进运河。这省略可实在不应该。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移民局档案上打印了斯塔扎克的照片。我眯起眼看着，想象着那张脸被大墨镜遮住，是不是像我从亚洲龙后视镜里看见的那样。有可能，不过也有可能是猫王。据我所知，猫王也几乎有和斯塔扎克同样充分的理由跟踪我。

我继续深挖。对一个没有官方许可的书呆子法医来说，进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系统并不那么容易，尽管他聪明可爱。不过施展了几分钟我的网络技巧之后，就进入了核心档案，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

达赖厄斯·斯塔扎克博士被美国以外的四个国家列进了黑名单，这大概就是他身在美国的原因。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做了什么，他还是被怀疑在运送波黑战争孤儿的过程中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档案中简略提及，儿童们的下落不明。警察官方文件中的这种用语就等于在说，他有可能杀了这些儿童。

读到这里，我应该满心欢喜、幸灾乐祸、跃跃欲试——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一丁点儿最微弱的火花都没有迸发。反而，我隐隐感到一丝人类的愤怒，就跟今早被斯塔扎克跟踪时的那种感觉一样。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不够取代来自我曾经那么熟悉的黑夜行者的那种阴郁野蛮的暗涌，不过聊胜于无。

斯塔扎克一直在对孩子们下毒手。他，或至少是用了他的车的人，在试图对我故技重演。

国际刑警组织的档案显示，斯塔扎克是个坏家伙，是那种我一向乐于追捕的对象。他开车跟踪我，又拼命逃窜，不惜把车开进了运河。有可能是别人偷了斯塔扎克的车，他本人清白无辜。可惜我不这么认为，国际刑警档案也支持我的观点。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查了被盗车辆记录，没有斯塔扎克的车。

好了。我本来就确信是他，这个结果再次确认了他的罪行。我知道该怎么做。尽管我内心没有了伴侣，但这就意味着我无能为力吗？

怒火之下，信心慢慢聚集，慢慢被烘烤膨胀。这感觉和我一向从黑夜行者那里收到的无与伦比的信心不同，但已经足够战胜疑虑。我要做的是对的，我肯定。即使我没有找到一向应该有的铁证也无妨。斯塔扎克已经把事情发展到了让我毫不怀疑的地步，他让自己在我的黑名单上的排位晋升到了第一名。我会找到他，把他变成一个不愉快的记忆，和我那小玫瑰木制成的盒子里的一滴干涸了的血。

由于我正在进行一场人生情感的初体验，所以我任由一丝微弱的希望若隐若现地招摇。和斯塔扎克交锋，做这一切我以前从未单刀赴会做过的事情，或许能唤回黑夜行者。至于这些究竟如何运作，我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不过兴许能行，谁知道呢？黑夜行者永远在那里催我前进，如果我能营造出它所需要的环境，也许它就会出现。再说，斯塔扎克简直就是在我眼前哀求着我收拾他。

如果黑夜行者真的不回来，我又为什么不自立呢？难干的力气活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就不能继续干自己的力气活儿，尽管内心空空如也？

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答案，一个愤怒的鲜红色的答案：“干吧！”有一刹那我停下来，下意识等着那熟悉的充满愉快的咝咝声发自阴暗的内在角落——当然，它没有出现。

没关系。我一个人也行。

我近来总是在夜里加班，所以当我在晚饭后告诉丽塔说我得回办公室一趟时，她什么也没说。当然，摆脱科迪和阿斯特没那么容易，他们想跟我一起来，一起干点儿好玩儿的事情，或者哪怕就是在家一起玩儿踢罐子。不过经过一番小小的哄骗和佯装生气，我终于脱身，打开门溜进了黑夜。我的夜，我的仅存的朋友，一轮模糊的弯月正挂在那晦暗而凝重的天空上。

斯塔扎克住的地方有把门的，可是一个缩在小房子里的薪水微薄的守卫只能为小区的房地产升值做点儿贡献，要想挡住具备德克斯特这般身手与渴望的人，实在形同虚设。尽管这多少给我带来了一点儿小麻烦，可我喜欢这样。我把车停在门房旁边的街上。我最近经历了太多不顺利的夜晚与白天，此刻又能向着一个值得的目标进发，这是种多么让人愉快的感觉啊。

我慢慢绕过临近的房子，找到斯塔扎克的住址走了过去，仿佛我只是个晚上出来溜达的邻居。屋前透出灯光，车道上有一辆车。它挂着佛罗里达车牌，车牌下端印着马纳蒂县。这个县的人口不会超过三十万，可是路上跑的车起码有六十万辆都挂着那里的车牌。这是租车公司的伎俩，为的是不让租来的车让人一眼认出，这样外地旅游者就不那么容易成为坏人下手的目标。

我感到血液在微微地沸腾了。斯塔扎克在家，而且他开着一辆租来的车，这让他更像是那个刚把自己的车开到运河里的家伙。我走过他家，小心观察自己是否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我什么都没发现，只听见近旁什么地方传来电视微弱的声音。

我绕着小区转了一圈，发现一间房子漆黑一片，百叶窗也没有放下来，这表明屋里没人。我穿过漆黑的院子，来到隔开这家和斯塔扎克家的栅栏前。我闪进灌木丛，将干净的面具蒙到脸上，戴上手套，等了一会儿，让眼睛和耳朵适应一下。我这么做的时候，忽然觉得如果此刻被别人看到我的样子，这该有多么荒唐。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黑夜行者的雷达系统无比灵敏，总能提醒我发觉别人的注视。可此刻，没有任何内在力量的帮助，我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手无寸铁。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感觉：纯粹的无助的愚蠢感。

我在干吗呢？我几乎违背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每一条规则，凭着一时冲动来到这里，没有像平常那样细心准备，没有确凿的证据，尤其是没有黑夜行者的陪伴。这简直是疯了。我简直是在自找着被发现、被逮捕、被斯塔扎克撕成碎片。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悄然无声地穿过栅栏，进了斯塔扎克家的院子。

我躲在阴影里，走到车库门旁。它是锁住的，可是德克斯特笑对门锁，我完全不需要黑夜行者的帮忙，就打开了这把锁，站在了漆黑的车库里，轻轻关上门。远处墙边有一辆自行车，还有一个工作台，一套工具井井有条地悬挂在墙上。我用心记下这些，穿过车库，到了通往房间的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很长时间。

除了空调微弱的鸣响之外，我听见了电视的声音。我又聆听了一阵儿，确信无误之后，我轻轻地小心地推开了门。门没有锁，悄无声息地开了，我潜入了斯塔扎克的家——安静、黑暗，像一个鬼魅。

我借着电视的微光紧贴着墙蹭过门廊，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如果他此刻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我就彻底玩完了。直到我看见了电视，从沙发背后看见了沙发上露出的脑袋，我知道他已经落在我的手心里了。

我将能承受五十磅重量的渔线牢牢抓在手中，慢慢走近。插播广告，脑袋轻轻动了一下。我停住，随即他的头又回到原先的位置，我走过屋子，手中的渔线呼啸而出，套在他的脖子上，收紧，正好卡在他的喉结上方。

他非常剧烈地挣扎了一阵儿，这只是让渔线越来越紧。我看着他翻腾着扒住自己的脖子，这尽管有趣，我却没感到那种熟悉的冷酷而野蛮的快活感。不过，这场面还是比广告好看，我由着他挣扎，直到他的脸色开始变紫，挣扎也慢慢变成无力的摇摆。

“如果你不动、不出声，”我说道，“我会让你呼吸。”

他得感谢自己迅速领会了我的意思，停止了无力的扑腾。我稍稍松了一下渔线，听见他艰难地喘了一口气，只一口，我就又收紧了渔线，把他拉得站了起来。“起来。”我说，他乖乖站了起来。

我站在他背后，继续拉着渔线，刚好让他能在喘不上来气儿的时候稍稍透上一口气。我让他走到房子背后，进入车库。我把他推到工作台旁，这当儿他单膝跪下，不知是被绊的还是愚蠢地妄图逃脱。不管哪个原因，我都没心情欣赏，于是我狠狠勒紧渔线，直勒得他眼球凸出，脸色变暗，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这就好办得多了。我把他死沉的身体搬上工作台，将胶带严实地绑好，他在昏迷中仍在抽搐。一条细细的口涎从他的嘴角流下来，尽管我已经松开了渔线，他的呼吸仍然非常粗重。我低头看着斯塔扎克，他的头被胶带绑在工作台上，不好看的脸上嘴巴半张，我忽然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下场。一袋子能呼吸的肉，等一切停止，什么都剩不下，除了一堆腐烂发臭的垃圾。

斯塔扎克开始咳嗽，痰液从嘴里涌出来。他在胶带下挣扎着，发现这无济于事，又哆嗦着睁开眼睛。他说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由太多辅音组成，然后转动他的眼睛直到看见了我。当然他不能透过我的面具看见我的脸，但我有种非常不安的感觉，相信他还是认出了我。他几次翕动嘴唇，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他转着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用一种干涩沙哑的带着中欧口音的声音冷冷地说：“你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我使劲儿想给他一个同样恶狠狠的回答，可没想出来。

“你会明白的，”他用非常刻板粗糙的声音说，“他怎么都会找到你，即使没有我。你逃不掉了。”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我想听到的、近乎自白的话，说明他的确是不怀好意地一直在跟踪我。可是我只想得起来说：“他是谁？”

他想摇头，忘了自己正被绑在工作台上。摇头不成并没刺激到他。“他们会找到你的，”他重复道，“很快。”他抽搐了一下，好像想挥手，又说：“来吧，杀死我吧，他们会找到你的。”

我低头看他，如此地被我绑着，又如此神色自若地等着我的宰割。我本该对即将开始的工作充满冰冷的愉悦，可我没有。我除了满腹空虚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就是和站在他家外面时感到的徒劳无助一样的感觉。

我让自己摆脱了那种恐惧感，用胶带封上了斯塔扎克的嘴。他躲闪了一下，不过目光仍然直视前方，脸上毫无表情。

我举起刀，低头俯瞰着眼前纹丝不动的猎物。我仍能听见他那讨厌的湿乎乎的呼吸在鼻孔进出，我想结束这声音，要了他的命，停止他的恶行，把他切成碎块，放进干燥洁净的垃圾袋封严实。静止的块状物将无法再进食和排泄，无法再为害这个本已无序而混乱的人间。

可我下不去手。

我静静地呼唤着黑色羽翼来拍打我，用邪恶而野蛮的微光来照亮我的刀锋，可是一无所获。我的内心面对即将进行的大卸八块的正义行径不为所动，可我曾经那么享受地干了那么多次。我胸中唯一涌动的感觉就是空虚。

我放下刀，转身走出了车库，走进了黑夜。

第二天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床上爬起来去上班，绝望的感觉仍然满满地堵在我胸口，好像一捧荆棘，刺得我生疼。我好似被一层痛苦的薄雾包裹着，痛苦而又没有意义，这让我觉得连吃早饭都是一件很没劲儿的事儿，还有漫长缓慢的开车上班，除了奴性十足的习惯动作以外什么也不是。可我还是做了，让惯性带着我最后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打开电脑，任由另一个灰扑扑的单调的一天开始。

我在斯塔扎克面前折翼而返。我已经不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下班回家的时候，丽塔在门边等我，她神情焦虑。

“我们得确定一下乐队，”她说，“再晚恐怕他们就被预订了。”

“好。”我说。干吗不决定乐队的事儿呢？它和其他的事儿一样有意义。

“我把昨天掉在地上的光盘都捡起来了，”她说，“按价格排了顺序。”

“我今晚听听。”我说，尽管丽塔看上去仍然有点儿不满意，不过最终夜晚的常规事情占据了她的注意力并让她平静了下来，于是她去忙着做饭打扫，我则听着一堆摇滚乐队演奏“公鸡舞”。我一一欣赏了整摞光盘，然后到了就寝的时间。

子夜一点，那音乐声又光顾了，我不是说“公鸡舞”。是鼓声和号角，是伴随而来的合唱碾过我的梦境，把我托上云霄，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地板上，仍然听得见它的回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我在地板上躺了很久，没办法想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又不敢再次入睡，怕它又回来找我。最后我还是爬回床上，居然睡着了。当我又一次睁开眼时，阳光映入眼帘，厨房里传来声响。

这是星期六早晨，丽塔做了蓝莓馅儿饼，召唤着大家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科迪和阿斯特正大嚼燕麦烤饼，如果是平常，我也不会客气，可是今天不是平常的一天。

很快，大家都吃完了，我仍然对着半盘食物发呆。连丽塔都注意到今天德克斯特不同以往。

“你都没怎么吃，”丽塔说，“有什么不对劲儿吗？”“是我正着手的案子，”我说，有一半是真的，“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哦，”她说，“你肯定……我是说，是不是很血腥？”

“倒不是，”我说，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而是非常让人困惑。”

丽塔点点头：“有时候，如果你停下来不想，答案自己就出来了。”

“也许你说得对。”我说，有些牵强。

“你还吃吗？”她说。

我低头看看吃了一半的馅儿饼和已经凝固的糖浆。从理论上说，我知道它们仍然是美味可口的，但这会儿它们看上去跟湿漉漉的旧报纸似的。“不吃了。”我说。

丽塔惊愕地看着我。当德克斯特吃不下早饭时，事情就比较严重了。“你要不要驾船出去散心？它总能让你心情好些。”她凑过来，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关切地说。科迪和阿斯特也抬起头，脸上是一副期待出海的表情。我好像突然站到了流沙里，迅速下陷。

我站起来。我受不了了。我甚至不能招架自己，还要来应付他们，这难度太大了。不知道是由于我在斯塔扎克面前的落败，还是阴魂不散的音乐，还是被家庭生活缠绕，我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碎片旋转着被卷入旋涡，这让我既想嘶吼，又连哭都哭不出来。不管是什么，我必须离开这儿。

“我得赶紧出去一趟。”我说。大家都看着我，表情很受伤。

“哦，”丽塔说，“什么急事儿啊？”

“婚礼的事儿。”我脱口而出，完全不知道下一句该怎么说，只是盲目地抓了根稻草。结果我很幸运，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跟面红耳赤、卑躬屈膝的文斯·增冈的对话了。“我得跟那个餐饮策划谈谈。”

丽塔高兴了。“你要去问曼尼·波尔克？哦，”她说，“那可真……”

“是啊，”我肯定地说，“我晚一点儿回来。”于是在星期六早晨的九点四十五分，我体面地告别了脏碗盘和家庭琐事，钻进了汽车。街道安静得出奇，我开往南部海滩的路上风平浪静，没有暴力犯罪或类似的迹象，这简直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尽管如此，由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仍然注意看着后视镜。有一刹那我觉得一辆小红吉普模样的车在跟踪我，但当我减速后，它从我右面驶了过去。车辆不多，当我停好车，坐电梯上楼，敲响曼尼·波尔克的房门时，时间才不过十点一刻。

等了很久都没有人应门。我再敲，声音重了些。几乎要拍门的时候，门开了，睡眼惺忪且近乎全裸的曼尼·波尔克出现在门边。“天哪，”他眨着眼哇哇大叫，“几点了？”

“十点一刻，”我爽朗地说，“差不多该吃午饭了。”

大概他还没醒过来，又或许他喜欢说那句话，所以他又说了一遍：“天哪。”

“我能进来吗？”我礼貌地问。他又眨眨眼，然后把门打开了。

“你最好有好消息给我。”他说。我跟着他进了门，经过门厅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走到窗边，他跳上凳子，我坐在他对面。

“我得跟你谈谈我的婚礼。”我说。他生气地摇着头，尖声大喊：“小福子！”没人应，他一手拍打着放在桌子上的另一只手。“这小浑蛋最好给我……妈的，小福子！”他扯开嗓子又喊一声。

片刻之后，房子背后一阵忙乱的声音响起，然后一个小伙子跑出来，匆忙间披了一件袍子，一边还梳理着纤细的棕色头发，他冲到曼尼面前收住脚。“嘿，”他说，“我是说，早安。”

“赶紧端咖啡出来。”曼尼看都不看他。

“哦，”小福子说，“当然，好的。”他犹豫片刻，使得曼尼伸出小拳头又尖叫一声：“赶紧，妈的！”小福子咽了口唾沫，赶紧向厨房跑去。曼尼这才坐回去，气哼哼地闭上眼，叹了口气，好似他刚刚被无数极端白痴的鬼怪折磨了一通。

鉴于没有咖啡就不能交流，我望向窗外，欣赏景致。海平面上有三艘大货船，烟囱喷吐着浓烟，岸边散落着几只游艇，从几百万美元的能够直航巴哈马的豪华船到近处浅滩上扔着的几只小帆板。一只鲜黄色的皮划艇划离岸边，显然是去会合货船。阳光灿烂，海鸥翱翔，我等着曼尼饮下他的提神醒脑剂。

厨房传来破碎的声音和小福子一声压抑的惨叫：“哦，我的天。”曼尼越发闭紧了眼睛，似乎这样能让他抵御这一切可怕的蠢行的侵袭。几分钟之后，小福子端着咖啡上来了，一只银色半圆形的咖啡壶和三只石质矮杯，放置在一个透明的像是画家用的调色板那样的浅盘里。

小福子哆嗦着把杯子放在曼尼面前，为他注满。曼尼浅啜一口，重重叹了口气，终于睁开了眼。“好了，”他转向小福子又说道，“去把你那些可怕的破烂收拾干净，如果让我踩在碎玻璃上，我对天发誓我会活吃了你。”小福子踉跄着退了下去，曼尼又喝了一小口咖啡，才转向我。“你想谈你的婚礼？”他不相信似的问道。

“对。”我说。他摇摇头。

“一个像你这么英俊的小伙子，”他说，“究竟为什么会想结婚？”

“结婚能避税。”我说，“咱们能谈谈菜单吗？”

“在晨曦初现的星期六？不，”他说，“这是件可怕、没意义、过时的事儿。”我觉得他不是在谈菜单，而是在说婚礼，尽管和曼尼交流，你不大能确定他在说什么。“我真不懂为什么会有人想经历这一切，不过，”他打发似的挥挥手，“至少这给了我一个实验的机会。”

“我想问有没有可能实验的代价能便宜点儿。”

“理论上是可能的，”他说道，第一次露出了牙齿，勉强能称之为微笑，如果你认为猫捉弄老鼠很好笑的话，“不过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做什么，你没办法阻止我。”

“我估计甜言蜜语也没用了？”我试探性地问。

他斜眼瞥了我一下。“你想怎么甜言蜜语？”他问。

“嗯，我想说‘请你’，而且加上很多微笑。”我说。

“不够啊，”他说，“用处不大。”

“文斯说你猜大概五百美元一位？”

“我不猜，”他吼起来，“而且我才不在乎你的钱。”

“当然不，”我说，想安抚他一下，“毕竟，那不是你的钱。”

“你女朋友签了合同，”他说，“我想收你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可是肯定有办法把价格降一点儿？”我满怀希望地问。

他哼哼着，又用一次他的招牌式斜瞥。“坐在椅子上可谈不拢。”他说。

“那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问怎么办才能改变我的想法，什么都不能。世上谁也不能。等着请我的人排着长队。我已经订到两年以后了，我给了你一个天大的面子。”他的斜瞥已经发展到了非人的地步，“所以做好准备等着看奇迹吧，再加上一个大账单。”

我站了起来。这小侏儒显然一点儿都不打算让步，我毫无办法。我很想说几句诸如“看来你并不认识我”的话，可是看来也没什么用。所以我只是冲他微笑着说：“那好吧。”然后走出了他家。门关上后我听见他又在朝小福子吼道：“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给我快点儿把地上的破玩意儿扫干净。”

我朝电梯走去，感觉到冰冷的手指在轻轻扫过我的脖子，我有一种模糊的兴奋感，好像黑夜行者将脚伸进水里，水太冷，他落荒而逃。我站住脚，缓缓打量走廊周围。

什么也没有。走廊尽头一个男人正在门前摸索他的报纸。除此之外，走廊里空无一人。我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什么？”我问道。没有回答。我仍孤单一人。一定是神经质了，或者异想天开，除非有谁真的正通过门镜窥探我。

我进了电梯，下了楼。

当电梯门关闭后，观察者站起身，手里仍捏着刚从门垫上捡起的报纸。这是个很好的伪装，下次兴许还能有用。他看着走廊，琢磨着那间房子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事儿，不过这不重要。他会弄明白。不管对方在做什么，他都能知道。

他慢慢数到十，然后信步走到对方刚刚拜访过的房门前。只需一小会儿就能弄明白对方为什么会去那里，然后——

观察者不知道对方心里正在想什么，不过不急。现在是要来点儿真格的时候了，让对方从消极情绪中摆脱出来。他感到一种少见的游戏前的兴奋感从权力的乌云中探出头来，听见了黑色翅膀扇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