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伪证 第四节

听完我荒腔走板的“解释”与“道歉”后,杨延鹏从病床上缓缓地坐起来:“找你老婆聊个天,不至于要掉脑袋吧?你不过是借机泄火,凑巧倒霉的是我。”

我部分同意他的结论。

“你要是为了女人动手,简单,我以后离你老婆远点儿就是。”他伸手艰难地从床头柜上去够一个橘子,“要是因为我对你办的案子指指点点,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该找韩哥和郝建波去算。”

我有点儿莫名其妙,回手拿起那个水果,在手里掂来掂去:“怎么讲?”

杨延鹏缩着手,就像个被抢了零食的孩子:“韩哥让我扣下了部分资料,说是怕干扰你办案……今年三月初,瑞士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出一件价值六百万欧元的古董花瓶,委托拍卖的斯多莱经纪公司在扣除佣金后,将剩下的四百多万全部电汇到一个新西兰的账户上,开户人叫特瑞德·辛纳。两个月后,这个辛纳结婚了,对方是二十六岁的日裔女子。”

我看着手里的橘子:“不会说是……”

“你拿到的那个手机号,就是特瑞德·辛纳的。”

“他哪来的这件古董?”

“不清楚,但不难解释。”

不错,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想来,郝大概是在继承到的那套房子里发现了王家的古董,甚至不止一件。一夜暴富终于彻底改变了压抑多年的他,完成了给孩子移植心脏的夙愿后,他选择了新的环境、新的婚姻、新的生活……他放过了自己曾追踪多年的凶手,同时,永远地把自己的发妻遗忘在那个阴暗、潮湿、肮脏的土坑里。

我不声不响地剥开橘子,塞给他。

“天底下的事,不可能都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你在侦审方面也算是人老精,马老滑。你要说苏震是凶手,应该八九不离十。但万一……我是说万一,也许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万一凶手不是他,你怎么办?”

我冷哼一声:“好办,我赔他条命。”

“你赔不起。”不知道是橘子酸还是他嘴里有伤,杨延鹏吃东西的表情有些痛苦,“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不该做超出自己本分的事。”

“我的本分是抓贼。让一个杀人犯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才是失职。”

“听起来还真有那么点儿嫉恶如仇的味道……”他把剩下的几瓣放在床头,捂着腮帮子,含混不清地说道,“我在国安局那会儿,有个案子——涉密,就不跟你讲细节了——嫌疑人其实就是‘他’,我知道,错不了。虽然缺少证据,但我‘努力’让‘他’服法了。两年多以后,正主儿落网……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冤案。他被关押了两年,期间,母亲病故,老婆带孩子跑了。那时的我跟你一样,过于依赖经验,相信直觉,结果呢?脱衣服、赔钱、伪证咎责……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抵偿他蒙受冤狱的损失。”

同病相怜的感觉很不好,我摇摇头:“你是想说,这就是我的前车之鉴?那看来我得感谢你坏了我的事,既没让苏震蒙受‘不白之冤’,又挽救了走在枉法不归路上的我,对吧,杨大善人?”

杨延鹏诧异地皱着眉头,哑然失笑:“原来你一直以为是我给雪晶划的道……她跟我聊的时候就说证据有问题了。我想,如果不是她嫁了你以后智商飞跃,就是背后另有高人。你还真谢不着我。”

开车下了四环路,我终于开口道:“我还一直没跟你道谢呢。”

彬抽着烟,望向窗外:“谢我什么?”

“没你家老爷子出马,我恐怕已经下岗了。”我随意地敲打着方向盘,“他老人家能及时现身,恐怕不单是我运气好吧?”

“你女人给我打的电话,要谢回家谢老婆去。”彬不领情,“这事没必要谢我。”

伯父讲情,虽说勉强保住了我的饭碗,但从正队长一抹到底、全局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我在寻觅“证据”的伊始,做梦也不曾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能把老白放出来的话生生撅回去,老爷子能量真大。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代价的吧?我不想给咱爹添太大麻烦。”

彬没说话,嘴角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几个案子的结果都不理想,老白的位子还这么稳。干爹付出的“代价”,也许有着某种层面上的“等价交换”。谁知道呢?

“政治部换了新领导,据说是打算跟老白抢刑侦一把手,你猜是谁?”我故意把话题往这个方向引,希望能从彬口中得到证实。

他厌烦地摊了下手,一副“关我鸟事”的样子。

“曙光派出所所长周若鸿,没想到吧?”我靠路边把车停进车位,“走,陪我上去见郝萌一面。”

彬显然不大情愿:“你就因为这个案子闯的祸,检点为上。”

“苏震放了,郝建波也杳无音信。我答应过郝萌的事……最后好歹堂堂正正给个交代。”我扶了下彬的肩膀,“你不想看我有始无终吧?”

见到郝萌我才发觉:能拿出来说的,确实不多。

我“取证”一节自然是不能提的,郝建波的现状更不能透露,牵连到破案过程的都得隐去;能讲的,也就是公安机关神通广大,最终将真凶缉拿归案,但苦于缺乏证据,只得放人结案。

不巧的是,老两口刚好都不在家。

当我鼓足勇气向郝萌说出这个无奈的结果后,面对她梨花带雨的小脸,我竟然连句“对不起”都无力再说出口。

就像杨延鹏说的那样——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感受。

再一次,我本能地想去求助彬,这才发现,他又在盯着郝萌。

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彬也用同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

郝萌被彬看来看去,似乎有些不自然,哭声低了下来。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彬的方向,却无法摆脱坐立不安的较劲姿态。

大概是感到了我的沉默,彬扭过头望向我。他的瞳孔中仿佛还残留着郝萌抽泣的影像,却尽是笼罩在一片居高临下的冷漠,以及——分明是,一种兴趣?

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

我愕然,无言地望向那张充满稚气,却又在七年前击败了所有探员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许无关年龄。但那一年,郝萌才几岁?

相比较,我苦心诣造的伪证,真是小巫见大。

彬早已了然于胸,却只是旁观不语。我绝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举着装满人性碎片的万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复把玩各种简单变幻的丑陋图案。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