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犯罪游行准时举行，阵容包括十五个宗教团体和一支临时成立、掺杂了主张将罪犯赶出社区的成人及孩童的队伍。天气转坏，强风夹带着雪片，将越来越多的人逼进出租车和地铁，因为已经冷得无法步行。

两点十五分，露西、佩恩指挥官和我守在指挥室里，所有终端机、电视机和无线电都开启着。工程研究处把好几辆调査局的车漆成出租车的黄色，里面配备了无线电、扫描仪和其他监视器材，韦斯利此刻就待在其中一辆里面。马里诺正在街上和大批交通警察局警察以及便衣探员待在一起。人质救援小组则分散在达柯塔园、药房和布里克街。我们无法精确掌握每个人的位置，因为外面那些人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我们则在室内固定不动。

“为什么没人打电话来？”露西抱怨道。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佩恩指挥官说。她神情从容，毫无紧张感。

佩恩指挥官说：“正从拉法耶街朝这里过来。”

她和露西都戴着耳机，耳机线连接到工作站底部的插座上。她们分别在收听不同的频道。

“好，好，”佩恩指挥官突然坐直了，说，“发现他了！在七号月台！”她对露西大喊，露西的手指立刻飞弹起来，“他刚出现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已经从公园地底的一条隧道进入了地铁系统。”

七号月台的影像出现在电视机的黑白屏幕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身影，穿着深色长外套、靴子，戴着帽子和深色眼镜。他站在月台边缘，退在所有乘客的后方。露西调出另一个地铁场景，佩恩指挥官继续守着无线电，我则看着屏幕上或坐或站、或走动或看着地图的人群。一趟列车呼啸而来，减速停下。车门开启，他走了进去。

“列车开往哪个方向？”我问。

“往南。他朝这边来了！”佩恩指挥官兴奋地说。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最远只到华盛顿广场，然后他可以转乘F线到第二大道。”

露西说：“我们会一站一站地检査。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一站下车，但他总得在某个地点下车，好返回隧道。”

“如果他要去第二大道，也只能这么做了，”佩恩指挥官继续冲对讲机说话，“他无法乘列车去那里，因为列车不会在那里靠站。”

露西操控着几台闭路电视机，屏幕上间歇性地出现不同车站的场景，每当此时就有一趟看不见的列车正朝我们的方向驶来。

“他不在四十二号月台。”她说，“在佩恩站和二十三号月台也没看见他。”

屏幕闪烁不止，画面中陆续出现各个月台以及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的人群。

“如果他继续待在车上，应该会到达第十四街。”佩恩指挥官说。

但如果真是这样，他没有下车——至少我们没看见他下车——那么我们的运气就意外地转了个大弯。

“上帝！”露西说，“他在大中央车站。他怎么到那里去了？”

“他一定是提前向东转了，然后穿过时代广场。”佩恩指挥官说。

“可是为什么呢？”露西说，“没道理啊。”

佩恩指挥官呼叫〇二——本顿·韦斯利的代号。她问他高特是否往药房打了电话。她拿下耳机，打开麦克风，让我们都能听见。

“没有，他还没打电话。”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们刚在屏幕上发现他在大中央车站。”她说。

“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那里。但他可以选择的路线太多了，他可能因为千百种理由而改变下车地点。”

“恐怕是这样。”韦斯利说。

“南卡罗莱纳那边呢？”佩恩指挥官接着问。

“一切正常。鸟已经飞去而且顺利落地。”韦斯利说。

高特太太已经汇了钱，不然就是调查局汇的。我们看着她仅有的儿子挤在不知道他邪恶本质的人群中悠闲地乘车。

“等一等，”佩恩指挥官继续传达信息，“他在第十四街和联合广场，正往南朝着你过去。”

我们看得见他却无法抓住他，这简直令人疯狂。

“看样子他似乎换了很多次车。”韦斯利说。

佩恩指挥官说：“他又不见了。列车已经离开，现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亚斯特街，这是终点站了，除非他能够逃过我们的监视到宝华利街去。”

“列车靠站了。”露西宣布。

我们紧盯着屏幕上的人群，没有高特的影子。

“这下好了，他一定还在车上。”佩恩指挥官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把他看丢了。”露西说。

她迅速变换屏幕影像，好像沮丧的人频频调换电视频道一样。还是没看见他。

“可恶！”她喃喃道。

“他还能跑到哪里？”指挥官一脸困惑，“他总得在某个站下车啊。如果他要去药房，就不能走库柏联合基金大楼的紧急出口。”她看看露西，“对了。也许他想试试，但他出不来。那个出口堵住了，但他或许不知道。”

露西说：“他应该知道，他收到我们发送的电子信息了。”

她又调出几张图。我们仍然没发现他的行踪，无线电里也突然一阵死寂。

“该死！”露西说，“他应该在六号线上。我们再看一次亚斯特站和拉法耶站。”

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静静坐了一阵，望着那道通向我们所在的空荡车站的紧闭木门。在我们头顶，成百上千的人正游行经过湿漉漉的街道，表达他们厌恶犯罪的心情。我开始浏览一张地铁地图。

佩恩指挥官说：“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第二大道。他可能在前一站或后一站下了车，然后在隧道里走完剩下的路程。”

一个可怕的念头涌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我们这一站也可以这么做。这里离药房不算近，但也在六号线上。”

“是啊，”露西说着转头看着我，“从这里走到休斯敦区不算什么。”

“这么说他就在附近了。”我说。

露西又埋头敲起键盘来。

我离开椅子，对佩恩指挥官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孤立无援。周末列车又不在这里靠站，周围没有半个人。所有人都守在第二大道和药房。”

“指挥室呼叫〇二。”露西冲着对讲机说。

“〇二收到。”韦斯利回复道。

“一切顺利吗？我们把他看丢了。”

“待命。”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枪，扣上扳机，上了保险。

“你的一〇-二〇呢？”佩恩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问他们目前的位置。

“正在药房严守。”

露西试图追踪高特的踪迹时，屏幕忽然疯狂地闪烁起来。

“等等。”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我们听见马里诺说：“我们好像看见他了。”

“你们发现他了？”佩恩指挥官难以置信地冲对讲机说，“在什么位置？”

“他正要走进药房。”韦斯利说，“等一下。等等。”

一阵寂静后，韦斯利说：“他正在柜台领钱。待命。”

我们在焦躁中等候。

三分钟过去了。韦斯利又回到线上。“他离开了。等他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行动。待命。”

“他穿着什么衣服？”我问，“我们能确定他就是在博物馆发现的那个人吗？”

没人理会我。

“哎呀！”露西突然喊出声，我们转头望着屏幕。

我们看见了第二大道车站的月台，人质救援小组分散在黑暗的铁轨四周。他们身穿黑色制服和战斗靴，跑过月台，登上通向街道的阶梯。

“情况不对，”佩恩指挥官说，“他们打算在地面逮捕他！”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们逮住他了。”

“他企图逃跑。”

“好了，好了，我们没收了他的枪，他投降了。”

“你们给他上手铐了吗？”

指挥室里突然响起警笛声。天花板上闪着一排红灯，一台终端机屏幕上闪出红色代码“429”。

“紧急呼叫！”佩恩指挥官大喊，“一名警察倒下了！他按了他对讲机上的紧急按钮。”她惊惶不安地盯着电脑屏幕。

“怎么回事？”露西冲对讲机问道。

“我不知道。”韦斯利哑着嗓子说，“有情况。待命。”

“地点不对。紧急情况不是发生在第二大道那里，”佩恩指挥官愕然地说，“屏幕上的代码是达维拉的。”

“达维拉？”我僵住了，“吉米·达维拉？”

“他的无线电代码是四二九。这是他的代码，一直没有重新派发过，现在竟然会出现。”

我们呆呆地瞪着终端机。闪烁着的红色代码正沿着地图网格线改变位置，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达维拉的遗体被发现时，他的对讲机还在吗？”我问。

佩恩指挥官没有回应。

“被高特拿走了，”我说，“他拿了达维拉的对讲机。”

韦斯利回到线上，他对这一新变化毫不知情。他无从知道这个紧急状况。

“我们不能确定有没有抓到他，”韦斯利说，“我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谁。”

露西神情紧张地看着我。“嘉莉。”她说，“他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她还是高特，她和高特大概又打扮成一个模样了。”

我们坐在没有窗户、四下无人的小指挥室里，盯着闪亮的红色紧急代码在屏幕上缓缓移动，朝着我们所在的位置而来。

“他在朝南的隧道里直直向我们走过来。”佩恩指挥官不安起来。

“她没有收到我们发送的信息。”露西说。

“她？”佩恩指挥官不解地望着她。

“她不知道游行或第二大道紧急出口关闭的事。”露西继续说，“她可能试过从巷子那个紧急出口出来，但没成功，因为那里已经封死了。所以她一直待在里面到处走动，我们才会在大中央车站发现她。”

“我们并没有在比较靠近我们的月台或车站发现高特或嘉莉的踪迹，”我说，“况且你还无法证实那是她。”

“有那么多车站，”佩恩指挥官说，“谁都有可能下了车而没被我们发现。”

“高特派她到药房去替他拿钱，”我心中的焦虑逐渐加剧，“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露西喃喃道。

“是的，他或许正在冷眼旁观。”

露西将我们的位置和布里克街地铁站显示在闭路电视机上。三个屏幕上分别跳出月台和旋转入口的不同角度实景，但有一个屏幕是黑色的。

“其中一个摄像头被遮住了。”她说。

“之前有没有被遮住？”我问。

“我们刚到的时候没有，”她说，“但我们一直都没监视我们所在的这个车站——似乎没有理由检查这里。”

我们看着那个红色代码在网格线上移动。

“我们不能再用对讲机了，”我对佩恩指挥官说，“他有对讲机。”我强调，因为我知道屏幕上那个红色代码就是高特，并且对此毫不怀疑。“他也在线，他听得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紧急呼叫的灯为什么还亮着？”露西问，“难道嘉莉希望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我瞪着她。露西好像进入了恍惚的状态。

“紧急按钮也许是无意间按下的，”佩恩指挥官说，“不了解情况的人就不会知道那是紧急按钮。加上它是无声警讯，有可能按下了而不知道。”

但我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无意间发生的。高特正向我们走来，因为他想来这里。他是条鲨鱼，正游过黝黑的隧道。这让我想起安娜所说的，他喜欢把可怖的礼物带来送给我。

“快到信号塔了，”露西指着屏幕说，“该死，越来越近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和韦斯利通话，高特会听见全部内容，然后退出隧道消失。如果我们不联系他，又无法让组员们知道这里的情况。露西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

“你在做什么？”我几乎尖叫起来。

她迅速关上门。“是女盥洗室。我想大概是管理员打扫之后忘了关门，那扇门把摄像头挡住了。”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我问。

“没有。”她说，眼里带着怨恨，“他们以为困住了嘉莉。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高特？也许是她拿走了达维拉的对讲机。我了解她，她说不定知道我在这里。”

佩恩指挥官严肃地看着我。“办公室里有一些枪械。”

“好。”我说。

我们迅速退到一个放着毁损桌椅的狭窄房间里。她打开一个柜子，我们拿出几把霰弹枪、弹药和防弹背心。我们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回到指挥室时发现露西不在座位上。

我检查着那些闭路电视，看见第四个屏幕上重新闪现出画面，显然盥洗室的门已经关好了。这时终端机屏幕上闪亮的红色代号更深入车站内部了，位置在一条甬道上，随时都可能到达月台。我回头找我的勃朗宁手枪，但它已不在我刚才搁置的工作台上。

“她拿了我的枪，”我惊愕地说，“她跑出去找嘉莉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枪装上弹药，但没时间穿上防弹背心。我的双手发冷且不听使唤。

“你必须联系韦斯利，”我惊恐地说，“你必须想办法让他们赶过来。”

“你不能一个人出去。”佩恩指挥官说。

“我不能让露西一个人在外面。”

“我们一起去。拿着手电筒。”

“不行，你留在这里设法求救。”

我没头没脑地冲了出去。车站一片寂凉。我定定站着，霰弹枪已准备就绪。我注意到了盥洗室旁边那面绿色瓷砖墙壁上装设的固定摄像头。月台上空荡荡的，我听见了远处的列车声。它高速通过月台没有停歇，因为周六它不需要在这里靠站。我瞥见了车窗里熟睡着或在看书的乘客，或许有些人留意到有个女人手持枪械而觉得怪异。

露西会不会在盥洗室里？不太可能。指挥室里就有洗手间，毕竟我们得在那个庇护所里待上一整天。我走近月台，心狂跳不已。天气寒冷，我又忘了穿外套，我握着枪柄的手指开始僵硬。

我突然想到，露西也许求救去了。这念头让我安心不少，或许她关上盥洗室的门后向第二大道跑过去了。但如果不是呢？我望着那扇紧闭的门犹豫着。

我走近些，一步步前行，心里希望拿的是手枪。在狭小、多转角的空间里霰弹枪不太顺手。我走到门边，心就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我紧握枪柄猛地冲进去，同时举起枪瞄准前方。洗手台一带是空的，四周没有一点动静。我弯腰检查每个隔间，很快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看见了蓝色长裤和大得绝非女人尺寸的棕色皮革工作靴。金属咔啦作响。

我高举霰弹枪，颤抖着喝道：“马上出来，手举在头上！”

瓷砖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一名男性清洁人员走出隔间，穿着工作服和外套，那模样仿佛就快心脏病发作。他两眼大睁，瞪着我和我手中的枪。

“我只是在这里清理洗手间，我没有钱。”他惊骇地说，双手直直举着，好像有谁刚底线得分似的。

“警方抓捕行动。”我说着将枪口朝向地板，上了保险栓，“马上离开这里！”

他不需要听我说第二遍，立刻撇下清洁用具，门也没扣上，便冲了出去飞奔上阶梯。我再度到月台上巡视，在每一个摄像头前停留，心想佩恩指挥官是否在屏幕上看见了我。我正想回指挥室，突然听到黑暗的轨道那端似乎有声响。这时一阵脚步拖曳声传来，加上一声咕哝。然后是露西的尖叫。

“不！不！不要！”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像是闷在金属鼓里的爆炸声。声音响起的暗处顿时迸出点点金光，与此同时布里克街车站内的灯光开始闪烁。

我看不清四周，因为轨道沿线没有灯光，而我又不敢打开带来的手电筒。我摸索着来到一条金属甬道，缓缓走下通向隧道的狭窄阶梯。

我缓缓向前，急促地喘息着，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依稀看见了拱门的形状、轨道和流民们在上面铺床的水泥台子。我的脚踩在垃圾上，有时踢中金属或玻璃物而发出巨响。

我高举着霰弹枪保护头部，阵阵垃圾、人类排泄物的恶臭和新鲜灰烬的气味冲入鼻腔。我走得越远，臭气就越浓烈，接着一趟列车出现在往北的轨道上，前灯有如明月般亮起。邓波尔·高特就站在我前方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

他正从露西背后勒住她，用刀对准她的脖子。距离他们不远处，迈耶警探蜷缩在南向铁轨的输电轨上。当电流通过他僵死的身体，他的牙齿和双手瞬间紧缩。列车呼啸而过，黑暗再度降临。

“放开她。”我亮起手电筒，颤抖着说。

高特扭开脸闪避强光，眼睛斜视。他脸色苍白得像是得了白化病，我可以看见他握着从我的办公室偷走的不锈钢解剖刀的手上浮凸着小块肌肉和青筋，只要一个动作他就可以割断露西的喉管直下脊柱。她僵直不动，惊恐地注视着我。

“你要的不是她。”我走近些。

“别把灯光照在我脸上，”他说，“放下来。”

我没有关掉手电筒，只是慢慢将它放在一个水泥高台上。它从那里投射出不规则的光线，直接照射着迈耶警探焦黑、染了血的遗体。我在想高特为何没有要我放下霰弹枪，也许他没看见。我把它高举着。现在我距离他们不到六英尺了。高特的嘴唇干裂，不断大声擤着鼻子。他憔悴极了，而且步履不稳，我不能确定他正处在毒瘾发作期还是平静期。他穿着牛仔裤、丛林靴和裂痕累累的黑色皮外套。他的衣领上别着一个医疗标志别针，我猜是圣诞节前几天在里士满买的。

“抓住她有什么好玩的？”我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他眯起可怖的双眼。一丝鲜血从露西的脖子淌下。我握紧了枪。

“放她走，就你和我两个人。我才是你要的人。”

他的眼里映照着灯光，在明暗交错间我似乎看见了那骇人的蓝光。突然，他移动双手，粗暴地将露西往输电轨推去，我向前一跃去抓她。我拉住了她的运动衫，让她跌在我身上，接着我们一起滚落在地面上。霰弹枪发出一阵爆响，火光飞射，然后枪被贪婪的铁轨攫获。

高特微笑着抛开刀子，手中握着我的勃朗宁。他啪地把滑套一推，用双手紧抓着枪，对准露西的头部。他用惯了格洛克，似乎不知道我的勃朗宁有保险栓。他扣了扳机，但没有动静。他一脸困惑。

“跑啊！”我对露西大喊，将她猛力推开，“快跑！”

高特扳动枪栓退壳，但已经退过了，因此没有弹壳弹出，现在他是重复上弹。他愤愤压下扳机，可是手枪无法动弹。

“跑啊！”我尖叫。

我卧倒在地，没有试图跑走，因为我认为只要我留下，他就不可能去追露西。他猛地将滑管推开，摇晃着枪。露西开始哭泣，在黑暗中踉跄前进。地上的刀子就在输电轨附近，我伸手去抓。一只老鼠爬过我的腿，我被碎玻璃割伤了。我的头极度惊险地和高特的脚靠得很近。

他一直没弄妥那把枪。我看出了他的焦躁，他也正盯着我。我握着冰冷的不锈钢刀柄，心里非常清楚他在盘算什么。我知道他的脚下功夫，而我无法触及他的胸膛或颈动脉，因为没时间了。我蹲了下来，就在他抬腿踢来的时候，挥动解剖刀刺进他的大腿上部。我使尽全力戳刺，他哀叫起来。

我拔出刀子，连接着他那颗邪恶心脏的股动脉断裂并溢出血来，溅洒上我的脸。我迅速逃离那里，我知道人质救援小组很快会掌握他的位置，并且正在待命。

“你拿刀刺我？”高特像孩子似的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他弓着背蹲下，惊叹般地看着鲜血从他紧按着大腿的手指缝里流出。“血一直流！你是医生，快替我止血！”

我望着他。他戴着帽子，头发剃光了。我想起了他的双胞胎妹妹和露西受伤的脖子。这时，从车站方向传来两声狙击步枪的鸣响，子弹穿透了高特的身体，他朝着刚才露西差点坠落的铁轨倒下。一趟列车驶来，我没有把他从铁轨上移开。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露西、韦斯利和我在周一离开了纽约，直升机首先飞往东边。我们飞越海岸和威彻斯特的豪宅，终于来到了旅游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凉小岛。一座砖造监狱的废墟中竖立着一根残损的烟囱。飞机绕着波特墓园盘旋，岛上的囚犯和守卫抬头呆呆瞪着清晨阴霾的天空。

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尽可能低速飞行，我只希望没有任何因素迫使我们非降落不可，我不想靠近那些从莱克斯岛来的男人。成列的墓碑像白牙般在杂乱的草坪上耸立，中间夹着一个石刻十字架。一辆平底卡车停在一座被掘开的坟墓旁边，几个人正把里面相当新的松木棺材抬出来。

他们抬头望向我们，直升机奋力抵御着远比地面更猛烈的强风。露西和我坐在后座，我们的手交握着。身穿厚重冬衣的囚犯们没有挥手。一艘锈蚀的渡轮漂浮在海上，等候着将棺木运回曼哈顿进行最后一次验尸。今天，高特的双胞胎妹妹简妮将渡过这条河流，她终于可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