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没有人碰过。硬纸夹上唯一可以辨识的指纹是我的。

上面有一些污渍——此外还有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我惊讶到完全忘记我来找范德的理由。

他用激光翻来覆去地照那个夹子,硬纸发亮,有如夜空中的小星星。

“太不可思议!”这是他第三次表示惊讶。

“那些东西一定是从我手上来的。”我难以置信地说,“温格戴了手套,贝蒂也是。”

范德打开头上的灯,然后大摇其头:“如果你是男人,我会建议警察把你带回去问话。”

“我也不能怪你。”

他脸色凝重。“重新想一想你今早做了些什么,凯。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残留的物质是从你那里来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能要重新考虑对那些勒杀案和发光物质所作的假设——”

“不,”我插口道,“不可能是我把那些物质留在尸体上,尼尔斯。我在验尸时一直戴着手套。当温格发现采证袋时,我脱了手套,我是光着手碰那个硬纸夹。”

他坚持道:“你用的发胶、化妆品呢?任何你常用的东西?”

“不可能。”我又说了一遍,“我们检查其他尸体时,并没有发现这种残余物。它只出现在这些勒杀案中。”

“有道理。”

我们想了一会儿。

“处理这些档案时,温格和贝蒂他们戴了手套?”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是,他们戴了,所以没有他们的指纹。”

“因此这些残余物不该是来自他们手上?”

“一定是从我这里。除非有其他人碰过。”

“有人把它放在冷冻室,你还在想这种可能性。”范德一脸怀疑,“这上面只有你的指纹,凯。”

“但那些污渍,尼尔斯。任何人都可能留下污渍。”

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知道他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问:“你上楼前在做什么?”

“检验一个撞死人后逃逸的案子。”

“然后呢?”

“然后温格拿着那个夹子过来,我立刻拿去给贝蒂。”

他轻描淡写地看了我满是血迹的罩袍一眼。“你在验尸时戴了手套。”

“当然,温格拿夹子过来时我才脱掉的,我已经解释过了……”

“手套里有一层滑石粉。”

“我不认为是滑石粉造成的。”

“可能不是,但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

我下楼去解剖室拿来一副同类的橡胶手套。几分钟后,范德撕开封袋,把手套内层翻出来,然后用激光去照。

一点光也没有。滑石粉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它会。过去我们从那些被杀女人的现场找了多种爽身粉,希望能找出那种发光的物质。那些以滑石粉做基底的爽身粉并没有任何反应。

范德再次将灯打开,我一边吸烟一边思考,重想从温格给我看那档案夹到我去范德办公室的每一个步骤。温格拿着采证袋进来时,我正埋首于心脏血管中。我放下手术刀,脱去手套,打开档案夹看里面的玻片样本。我走到水槽边,匆匆洗了手,用纸巾擦干。接下来我上楼去看贝蒂,我有没有碰到她检验室里的东西?我不记得我碰了。

只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我在楼下曾用肥皂洗手,会不会是那肥皂?”

“不太可能。”范德立刻接口,“特别是你已经冲掉了。如果你平常用那种肥皂洗手之后,还会有发光反应,那么我们每天碰过的尸体与衣服上应该到处都有那种发亮的物质。我很确定那种残余物是粉状,某种粉末。你在楼下用的是消毒剂,液体的,对不对?”

没错,但不是我那次用的;当时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有到更衣室去用水槽边的粉红色消毒剂。我去了最近的水槽,就在解剖室,那里有一个金属容器,里面放着整栋大楼通用的粗粒灰色肥皂粉。它很便宜,州政府一次买一大堆。我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既没有味道也不易溶解或起泡沫,用起来好像湿沙一样。

走廊的尽头有间女盥洗室,我去那里抓了一把灰色粉末。关灯后范德再次开启激光。

肥皂发出的光宛如耀眼的白色霓虹。

“见鬼了……”

范德非常兴奋。我的感觉与他并不完全相同。我迫切地想知道我们在这些尸体上发现的残余物来自何方。但我从未想到,就是在我最无稽的幻想里,也没有想到这种物质在办公大楼的每间盥洗室里都能找到。

我还是不相信。这些残余物真是从我手上来的吗?如果不是呢?

我们着手做各种实验。

火药专家经常进行一连串检查以确定开枪的距离与弹道。范德与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洗手测验。我们想知道到底要冲洗到什么程度,那种残余物才不会在激光下显现。

他拿那种肥皂粉用力搓手、冲洗,然后小心地用纸巾擦干。他的手在激光下只发光了一两次。我试着重新洗手,与我在楼下的洗法完全一样。结果在台面和范德罩袍的袖子上,任何我碰到的东西上都有一些闪光。显然,我碰到的东西越多,我手上的闪光越少。

我回到女盥洗室,拿来一整咖啡杯肥皂粉,我们洗了又洗,一次又一次开灯、关灯、激光照射,最后,整个水槽区域就像入夜后从空中看到的里士满景观。

一个饶有意味的情况变得很明显:我们洗手又擦干的次数越多,闪光就越亮。我们的指甲下、手腕上、袖口上,最后我们的衣服上也有,就连我们的头发、面部,脖子,任何我们碰过的地方都有。经过四十五分钟数十次的洗手实验,范德与我在普通光下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在激光下,我们身上好像撒满了圣诞节的小亮片。

“狗屎!”他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脏话。“你看看这玩意儿,那家伙一定有洁癖。他能留下那么多残余物,一定每天洗手洗上二十次。”

“如果这种肥皂粉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提醒他。

“当然,当然。”

我希望楼上的检验专家能够神奇地找出答案。但我想即使是他们或任何人,都无法确定档案夹上的残余物原先来自哪里,以及那个夹子怎么会进入冷冻室。

有个焦虑的声音在心中啃噬着我。

你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犯了错误。我责备自己不能面对事实:你在那采证袋上贴错了标签,而那些残余物来自你的双手。

但如果不是呢?如果这中间有险恶的隐情呢?我静静地和自己辩论。如果有人出于恶意把那采证袋放进冷冻室,如果那些发光的物质来自那个人的手,而不是我的手呢?这样的脑中对答很古怪,好像我的想象力发了狂。

到目前为止,那四个女人的尸体上都发现了相似的残余物。

我知道温格、贝蒂、范德与我都曾经碰过那个夹子。其他可能碰过的人是坦纳、埃伯格与比尔。

他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星期一下午发生的事缓缓在我的记忆里回放,我觉得很不对劲而且毛骨悚然。在我们与埃伯格、坦纳开会时,比尔似乎很遥远。他无法正视我,就连之后他们在我的会议室看那些档案时,也是如此。

我看到那些卷宗从比尔膝上滑落,乱七八糟地跌落在地板上。坦纳很快表示要帮忙,他的善意是不经思考的反应。不过比尔捡了起来,而里面有那些剩下的标签。他与坦纳把所有文件照案子分类。要撕开一张标签滑进口袋简直太容易了……

后来埃伯格与坦纳一起离开,但比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在玛格丽特的办公室里谈了十到十五分钟。他深情地说,只要几杯酒和共度一个晚上,就会舒缓我的神经。

我回家前他早走了。他离开大楼时孤身一人,没有人看见他。

我把那样的景象赶出脑子,拒绝再想。这太过分了,我一定疯了,比尔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何必做这种事?我想不出如果他出手破坏会有什么好处。贴错标签的样本对他上庭起诉只会有坏处,他这样做不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已,简直就像在自杀。

你想怪在别人身上,因为你还是不承认可能是你坏了事。

这些勒杀案是我工作以来最困难的案子,我满心恐惧,怕自己太过投入。或许我已经无法理性而有条理地办事,说不定我出了纰漏而不自知。

范德说:“我们必须查出这玩意儿是由什么合成的。”

我们像谨慎的顾客,需要有一盒肥皂粉并仔细阅读它的成分。

“我去女盥洗室。”

“我去男的。”

没想到得来不易。

我在整座大楼的女盥洗室进进出出都找不到后,终于学聪明了,去找温格。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装停尸间的肥皂瓶。他指点我到一楼门房的柜子里去找,那地方与我的办公室只隔几扇门。就在最上一层,一叠抹布旁边有一个灰色的大盒子,上面印着“硼砂洗手肥皂”。

主要成分就是硼砂。

我迅速查阅化学参考书,终于发现了这种肥皂粉会像节庆灯火般辉煌闪亮的原因。硼砂是硼化合物,一种结晶物质,高温时会像金属般导电。它的工业用途为制陶、特殊玻璃、洗洁剂、消毒剂、研磨剂,甚至火箭燃料。

讽刺的是全世界大部分硼砂均产自死谷。

星期五来了又去,马里诺并没有打电话来。

第二天七点钟,我在大楼后面停好车,开始不安地检查有谁已经到了停尸间。

其实毋庸多想,我就该知道。如果出事,我会是最早接到通知的人之一。所有签到的人都在我意料之中,但那种寂静好像是不祥之兆。

我驱除不了那种凶杀案再度发生、又有个女人在等我验尸的感觉。我一直在等待马里诺报恶讯的电话。

七点半范德从家中来电。

“有没有事?”他问。

“如果有,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

“我会守在电话边。”

激光放在他楼上实验室的推车上,必要时可以随时推进X光间。我预定了第一个解剖桌。昨天傍晚温格把桌子擦洗得有如镜子般发亮。旁边有两个推车,上面放好了所有可能用到的手术器具,以及采集证据的盒子与装备。桌子与推车都还没人用过。

我的案子不多。有个人在费德瑞克斯过量使用可卡因致死,还有人在詹姆斯敦意外溺死。

接近中午时只有温格与我在一起,我们一步步结束今天上午的工作。

他的球鞋在湿瓷砖上发出叽嘎之声。他把拖把靠墙放好,对我说:“据说昨晚有上百名警察加班巡夜。”

我继续填写死亡证明。“希望这样能生效。”

“如果我是那家伙,就有效。”他开始冲洗血淋淋的解剖桌,“除非他疯了才会露面。有个警察告诉我,他们在街上拦下所有的人。他们看你深夜还在外面游荡就会盘查你。假如看到你的车深夜还停在外面,就记下车牌号码。”

“哪个警察?”我抬头看他。今天我们没有里士满的案子,也没有里士满的警察来这里。“哪个警察告诉你的?”

“和溺死的那个一块来的警察。”

“从詹姆斯敦来的?他怎么知道昨晚里士满发生了什么?”

温格好奇地看着我。“他的兄弟是这里的警察。”

我转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在生气。太多的人在讲东讲西。有个警察的兄弟刚好是里士满的警察,然后他就自自然然地告诉温格这个陌生人这些?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闲话太多了,多得数不清,就连很普通的谈话我也会听出另一番意思,接着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开始疑神疑鬼。

温格接着说:“我觉得那家伙躲起来了。他暂时不干,等事情平静下来。”他停住,水声像敲鼓似的落在桌面。“要不然他昨晚还是杀人了,只是还没被人发现。”

我没有说话,恼怒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谁知道?”他的声音被水声淹没,“很难相信他居然还会试。照我看,太危险了。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理论,这类凶手过了一段时间后越变越大胆。他们喜欢向人挑衅,但其实他们希望被人逮到。他们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于是祈求别人阻止……”

“温格……”我发出警告声。

他好像没听到,又继续说:“一定是有毛病,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确定这一点。也许他希望有人能够拯救他——”

“温格!”我提高音调,猛然旋转椅子面对他。他关水的动作晚了一步,我话已出口,在那空洞静止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不希望被抓!”

他的嘴唇惊讶地张开,我尖锐的反应把他吓了一跳。“嗯。我不是有意惹你生气,斯卡佩塔医生……”

“我没有生气,”我回应道,“但那类杂种并不想被人抓到,嗯?他有反社会倾向,而且很邪恶,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想做,对吗?”

安静的室内只听见他的鞋子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缓缓从水槽里拿出海绵,开始擦拭桌子侧面,不再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无比受挫。

他只顾清洗,不再理我。

我觉得很难过。“温格?”我稍微让椅子后移,再次叫他,“温格?”他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我轻碰他的手臂,说道:“对不起。我没有理由对你发脾气。”

“没关系。”他眼里的不安让我紧张起来。“我知道你很不好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都快让我发疯了,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可以帮上什么忙。你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只是希望我能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我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还让他更加担忧。他在为我担心,他知道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几乎要绷裂。说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出来了。消息的走漏,电脑的侵入、贴错标签的玻片标本……也许哪天我被指为无能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

“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人们会说,“她崩溃了。”

别的不说,我睡不着。即使试着放松,心神仍像关不掉的机器。它不断搅动,直到我的脑子过热,神经像高压电线般嗡嗡作响。

为了振奋露西的心情,昨晚我带她出去吃晚饭,看电影。在餐馆和戏院,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传呼器发出呼啸,又不断检查电池有没有电。我就是无法相信会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我口述了两个验尸报告,又解决了一叠报告。正当我要进电梯时,电话铃响了。我奔回办公室,一把抓起听筒。

是比尔。

“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见面吗?”

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我想你会希望我把单子送过去。这里共有七十五个名字,里士满的顾客。”

“嗯,如果你可以尽快把名单送来,我会非常感谢。但如果可能,请你就在电话里念给我听。”

他老大不情愿地做了。除了车辆管理局、中央供应中心和我们部门,大多数公司我都不知道。整体而言,他们包括一万余名雇员,从法官、公共辩护人、检察官到全部警察局、州与市政府管车辆的技师。在这么多人之中,有一个有洁癖的无名先生。

三点多时,我手拿一杯咖啡走回我的办公桌。罗丝按铃叫我,她转了电话过来。

“她死了好一阵了。”马里诺说。

我抓过公文包夺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