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农舍问题

“临近一九三五年夏末,北山镇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谋杀案,”山姆·霍桑医生一边倒酒,一边开始今天的故事,“你们瞧,这些年我也讲了不少骇人的谋杀,但这次的案子尤其让我觉得怪异。谋杀发生在一间铜墙铁壁般的农舍里——简直就是个堡垒。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谋杀背后的动机要比其手法更令人诧异。”

我每周会去一些镇郊的病人家巡诊,这其中就包括克洛雷的家。每年的这个时候,年轻的比尔·克洛雷就患上严重的枯草热,对此我能做的不多,只好给他开一剂刚刚上市的新型抗组胺剂。我之所以如此热衷地给他治疗,主要是因为他正为来年夏天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训练。他是北山镇首位获此殊荣的居民,我们都为他加油鼓劲。

比尔是个精干结实的小伙子,今年十九岁,他刚刚完成了在波士顿大学的一年级课程。开学后,他就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自认对他的事业规划很感兴趣,因为他提到他打算念一些医学预科课程。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十分努力。那个夏天没有训练安排的时候,他就在卡斯帕的养狗厂打工,负责清洁工作。比尔是他父母艾米和查理斯的骄傲,就像他姐姐一样,她即将迎来在斯基德莫尔学院的最后一年。

“感觉如何?”我冲车外喊道。房子隔壁有块场地,比尔在那里建了条沙道,用来练习跳高。

“好极了,医生,”比尔拍着身上的沙子朝我走过来,“我就要达成设定的目标了。”

我下车迎上去握手,“田径队什么时候集训?”

“最早也得明年春天了,不过那对我刚好合适,”他笑道,“我爸爸妈妈正在努力存钱呢。”

“柏林离这儿可远着哪,比尔。有人说希特勒可能会发动战争。”

“别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行,他不会那么干的。我读过报纸。他巴不得德国人把金牌拿光,好证明他们日耳曼是优等种族。”

“白日做梦。”

“我不知道,医生。镇上也有人说希特勒才是德国人的未来,比如法兰克福老头。我听他说希特勒唤醒了战败后人民心中消逝的自尊。”

“扯淡。”我告诉他。我对鲁道夫·法兰克福没有好感,那是个神经质的小老头,他住在一道通电篱笆和紧锁的门扉背后,还有一只看门狗,他坚信美国的反纳粹分子想要他的命。我决定把这不愉快的话题赶走,于是问道:“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他们很好。爸爸去镇上买木头了。”

查理斯·克洛雷是个木匠,受大萧条的影响,北山镇的户主们常常东修西补的,木匠的身份使他很抢手。尽管这份工作为家里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但是否足够送儿子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个问题。

“帮我向他们问好。”我说。上车前,我问他:“枯草热还是很严重吗?”

“今天还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

“不错——也许你就要痊愈了。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病人,所以没问题的。”我开车离开的时候,看到他走回沙道继续训练。

回镇的路上,我得经过法兰克福的农舍堡垒,这是蓝思警长给起的绰号。这地方以前是老穆勒家,田地荒了二十年,不过人们仍然觉得这是个农场,因为法兰克福任其闲置,大家都很反感。小老头似乎没干什么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对此作出种种异想天开的猜测。有人说他是个间谍或者德美联盟的成员,被希特勒安插在这里,待到美国和德国再次爆发战争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稽之谈。鲁迪·法兰克福又不是我朋友,不过他偶尔会找我看病,而且他总是表现得很有教养。那些篱笆和狗,还有上锁的门让他看上去更像个受害者,而非敌人,所以没有人为此感到害怕。

那天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在上锁的大门前减速,我注意到马路对面的树丛后停了一辆车,车上有人。这看上去有点古怪,但我并未多想。法兰克福的信箱上的旗子软软地垂着,因为被那辆车挡在背后,所以几乎看不见。看来今天没有信,要不就是已经被拿走了。我盼着在院子里看到法兰克福的身影,哪怕只是远远地瞥一眼,好确认他的身体状况。他家里没有电话,找我不方便,不过以他五十一岁的年纪来看,这老头的身子骨算是相当好了。我在信箱旁停车,下来往回走了几步,发现门确实锁着。我看了一眼几百英尺外的房子,窗帘全都拉得紧紧的,然后我回到车上。

我背后有人按喇叭,原来是保罗·诺兰开着那辆斯皮金斯杂货店的运货卡车经过此地。我们彼此挥手致意,他继续开着车从我身边过去,干燥的路基上顿时扬起一道尘土。我笑着摇摇头,想起蓝思警长对保罗这个年轻人的抱怨,他说他在小路上开车太快了。看到他,我想起自己也得去一趟杂货店。我答应我的护士玛丽·贝斯特帮她捎一些橘子和鸡蛋,这样她回家的时候就不用耽搁了。老式的百货商店已经从北山镇的版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专门的杂货店、五金铺和饲料店,大麦克·斯皮金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个机遇。大萧条对他完全没影响,再怎么样人都得吃东西。

我把车开进店铺隔壁的停车场,保罗的运货卡车已经在那里了。他的车上覆了一层薄土,我一边走向店门,一边用手指在上面划出一条线。入口处摆着麦克为顾客准备的藤条篮子,我拿了一个走进去。我帮玛丽拣了些橘子和鸡蛋,又为自己买了面包和牛奶,然后朝收银台走去。

麦克·斯皮金斯正在读一个便条,这时他抬起头,“这事儿你怎么看,医生?鲁迪·法兰克福的信里面夹了这个。他想要买些东西,送货上门,他连前门的钥匙都寄过来了。”

“我刚刚经过他家,家里好像没人。”说完,我接过那个便条,米色的纸上手写了十几样物品的采购清单,便条顶部印着法兰克福的名字和地址。清单底部用打字机打出如下字样:

车辆保修。请送货上门。钥匙开前门。当心狗。

“他以前也给我留过采购清单,随后亲自来镇上提货,”斯皮金斯面露忧色,“但这次不同,他连钥匙都寄过来了。说不定他生病了。难道他有什么理南无法开门迎客吗?”

“好问题。”我回想起那辆停在农舍马路对面的奇怪轿车。

保罗·诺兰搬了一个纸箱从储藏室里走出来。这个年轻人有点儿笨手笨脚,他和比尔·克洛雷毕业于同一所高中。他父母没钱供他念大学,所以他在杂货店谋了个差事。“鸡汤放哪里,斯皮金斯先生?”他喊道。

“放在那边的角落,过会儿我来上架。我们收到一份随信寄来的订单,客人是鲁迪·法兰克福。你今天晚些时候有空跑一次吗?”

“没问题,斯皮金斯先生。”

“大概几点钟?”我问,“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保罗,看看他是不是病了。”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四点左右?”

“没问题,到时见。”我告诉他。

整件事让我暗自觉得古怪,尤其是那个在车上监视法兰克福农舍的男人,此时更让我在意。法兰克福的车真的出故障了吗?抑或他只是害怕出门?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走到了门口,将信投进信箱,以供邮差投递。

路过葛瑞森之家时,我决定停车,这是镇上唯一的修车厂。“法兰克福的车最近有什么问题吗?”

机械师正在一辆别克轿车下忙活,此时他从底盘下滑了出来。他名叫泰勒,胳膊上黑毛浓密。

“他的车啊——都修好了。不过他还没来取车。”

“是什么故障?”

“变速器坏了。”

“他是什么时候把车送来修理的?”

“两天前。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左右。”

如果法兰克福的车已经修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亲自来提车,然后去杂货店买东西。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没安电话,所以不知道车已经修好了。我一边思考,一边驱车返回办公室。新英格兰的夏末,午后的阳光不冷不热的,感觉舒服极了。

玛丽看到我的车驶入停车场,便迎了出来。她和往日一样迷人、干练,不过她脸颊上的轻微红晕让我有种不安的预感。“你可算回来了,山姆。有个病人等着见你。”

“谁啊?”

“葛瑞钦·普拉特,比尔·克洛雷的女朋友。”

镇上年轻人之间的情事我基本不感兴趣,不过普拉特我知道。她和比尔·克洛雷毕业于同一所高中,经常去他家做客,他则在一边为了奥运会苦练。很显然在他离开去念大学的目子里,他们的友谊并未褪色。“她哪儿不舒服?”我问。

“她觉得自己可能怀孕了。她担心坏了。”

玛丽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一看到那姑娘泪迹斑斑的脸就明白她的心情有多糟。“你好,葛瑞钦,”我拍拍她的肩膀,“跟我说说情况。”

在她哭哭啼啼的叙述中,我总算弄明白了一切——她说到对比尔深深的爱,说到自己月经没来,说到这件事可能会对他参加奥运会造成的坏影响。

“比尔知道了吗?”我问她。

“还没告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好吧,我们先做些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怀孕了。没准儿你只是杞人忧天呢。”

她高中的时候是拉拉队队长,金发碧眼,长得可美了。和很多同学一样,她没办法继续去大学深造,而是找了份工作。她在本地的保险代理那里工作,据我所知工资一般。在北山镇这种地方,她唯一的指望就是嫁给一个当地男孩了。换了别的女孩,早就利用这个机会缠住比尔·克洛雷不放了。但她不是那种人。她心里只有比尔,担心这个新生命会影响他的前途。我给她做检查的时候,她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打胎,不过我装作没听到。

“我们明天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在试管上贴了标签。

“要等那么久?”

“得花点时间。我们要将你的尿液样本注入兔子体内。如果兔子的卵巢出现受孕症状,实验结果就是阳性。幸运的是,这间医院的实验室养了进行A-Z测试的兔子。否则我们还得把你的尿样送往别处。”

“为什么叫A-Z测试?因为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生命没有结束啊,葛瑞钦,”我告诉她,“测试是以一对德国医生命名的——阿希海姆和仓德克,他们发明了这种方法。”

她站起来,“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吗?”

“玛丽或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脸上的戚容令人心碎。我很想立即进行检测,让她重回天真无邪的时代,可那并不是我说了算的。

“你打算怎么办?”玛丽问我。

“你的意见呢?你没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吗?把这个拿到医院实验室去,做A-Z测试。我要去一趟鲁迪·法兰克福家。”

“他?他能生什么病?”

对她的语气,我置之一笑。

“我希望他没事。”我说道。

我把车停在斯皮金斯杂货店后面,保罗·诺兰正冲一只绕着卡车打转的流浪狗扔石头。法兰克福要的货品都被装在一个硬纸箱里。他把纸箱放在卡车后面,旁边是一卷帆布和一套高尔夫球具。

“你还要去乡村俱乐部打几洞?”我问他。

“镇上的练习场更合我胃口,”他说,“我就怕这只狗,没准儿哪天就叼走一支球杆呢。它总是在这附近讨吃的。斯皮金斯先生已经打电话给卡斯帕养狗厂了,但是他们还没处理。”那个养狗厂俨然成了镇上的流浪狗收容所,同时也提供一些经过训练的看门狗,比如鲁迪·法兰克福家的德国牧羊犬。

“你现在去送货吗?”

“是啊,一起去不?”

“我开自己的车,跟在你后面。”

“总有一天,我也要开这样的车。”他朝我的红色梅塞德斯努努嘴。

“去念医学院吧。”我建议道。作为一个单身汉,我也没有太多的奢侈品了。

我远远地跟着他朝法兰克福家开去,否则准得被他车后面漫天的尘土吞没。他在门口下车,掏出钥匙。用钥匙开门前,他抓着金属栅栏轻轻地摇晃,确认门上了锁。我偶然间又瞥了一眼马路对面的树丛,那里又停着一辆车,但和上次的蓝色道奇不同,这次的监视者乘坐的是黄褐色雪佛兰。

我熄了火,下车后径直朝那辆雪佛兰走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车里面的男人,他靠在椅子上,一顶软帽盖在前额,好像在睡觉。我一把拉开副驾驶的门,门没锁。“你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你。”我告诉他。

他从帽檐下瞟我一眼,然后弹开一个小皮夹,里头是一枚小小的金质徽章和一张身份证件。我才刚看到联邦调查局几个字,他就说:“伙计,出去。开你的车。”

“我是个医生,”我告诉他,“我要进去。”

“那人生病了?”

“还不清楚。我正准备去看看。”

保罗·诺兰掩上门,开着运货卡车继续前进。那只德国牧羊犬立即跟了上来,一个劲儿地咆哮并撕扯着轮胎。联邦探员笑道:“咱们还是去救救那小子吧。”

我快步来到门口,把门敞开,好让我的轿车开进去。就在我穿门而入时,那只狗显得有点儿发愣,新目标的出现让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它很快把目标转移到我身上,朝我跑过来,想要挡住我的去路。运货卡车总算自由了,我看着它消失在车库的转角。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吸引那只狗的注意,保罗拿着杂货朝房子深处走去,可没过几分钟,他又从车库一角朝我走来。“我按了门铃,没人答应,医生。”

“大概他不在家。”我说。我一下车,那条德国牧羊犬就奔了过来。我脱下外套,把手臂裹起来作为保护。保罗捧着满满两手干燥狗粮,跑过来救我。

“没准儿它只是饿了,”他将狗粮扔在地上,“法兰克福订了两大袋狗粮。”

他的话看来说中了。德国牧羊犬停止了攻击,埋头吃了起来。我安心地长出一口气,跟保罗回到房子的侧门。

“门锁了,没人应门。”他告诉我。

我朝窗户里张望,一阵熟悉的战栗传遍背脊。

“后退——我要打碎窗户。”

“地上有个人。”

接下来的几小时,我们弄明白了鲁迪·法兰克福的死因,他是头部遭到斧柄多次重击后死亡的,作为凶器的斧头就在尸体不远处。他已经死了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即周三夜里或周四早上。当蓝思警长里里外外检查完后,给我带来了门窗全部紧锁的消息,对此我并没感到太大意外。

“篱笆呢?”我问他。

“也运转着,医生。篱笆顶上的电线里电流开到最大,没人能越过去。”

“一扇锁着的大门,一道七英尺高的篱笆,一只看门狗,还有一栋门窗统统上锁的房子。这不可能。”

蓝思警长松了松肚子上的皮带,“以前你也碰到不少这种事了,医生。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沉吟片刻,说:“法兰克福星期三下午还活着,当时他开车去了修车厂。所以他不是步行回来就是有人开车送他回来。我们去找修车厂的伙计聊聊。”

我想起一件事,又补充道:“还有给他送信的邮递员。”

“什么?”

“他给麦克·斯皮金斯写了个便条,连大门钥匙一块儿寄了过去,好让对方送货上门。也许邮递员记得当时在门口收信的情况。”

“那你打算干吗?”

我忽然又想到一个证人,大概没有比他更棒的目击者了,“跟我来,警长,就几分钟。”

结果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就遇到了那名联邦探员,我打开房门发现他站在外头,一身行头和在车上一样。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他再次亮出身份证件。

蓝思警长斜睨着上面的名字,“特别探员施蒂文·贝迪斯。您有何贵干,先生?”

“你是这儿的警长?”

“对。”

“我们已经监视这栋房子两天了,这是国家安全事务。”

“我觉得您最好说具体一点。”

探员看着警长,有点儿被激怒的样子。“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又问了一遍。

“名叫鲁迪·法兰克福的男子被谋杀,死亡时间为几天前。”

我插了一个问题:“你们有两人轮流监视吧?我前几天看到另一辆车。”

贝迪斯转过脸:“你是什么人?”

“山姆·霍桑医生。是我发现尸体的。”

他点点头:“你就是刚才到我车上的那个人啊。”

“我发现树丛里停过两辆不同的车。看上去很可疑。”

“我们怀疑鲁道夫·法兰克福可能与德美联盟有牵连。他们这周末要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地方举行会议,我和我的搭档被指派到这个区域。其他的人负责不同的地方。”他回答了蓝思警长的问题,却无视我的存在。

“我们镇从没牵扯上这种事,”警长挠挠头说道,“关于法兰克福一直都有很多传言,但都没这么严重。”

“你在房间里找到什么武器吗?”

“只有一把猎枪。我们还发现很多食物,甚至还有车库里的三袋狗粮,但是没有枪支,没有电话,也没有机械化制品。”

“我认为这个案子最好由我们接手。我要打个电话给他,他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过来。”

“这地方没电话。”蓝思警长又提醒了一遍。

“什么?”

“法兰克福从来不用电话。他就像个隐士。不到万不得已,他从不进城。他常年生活在这道电篱笆和看门狗的保护下。”

我打算再碰碰运气,于是又插嘴道:“要是你和你的搭档两天都在这里守着,应该看到凶手了。”

他再次看着我,“我们是从星期三下午五点开始执勤的。那之后就没有人出入过这个地方。”

蓝思警长叹气道:“现在有什么结论吗,医生?”

“还不确定,”我说,“为什么不去和邮递员谈谈呢?我打算再去一次修车厂。”

这时我们往两侧让道,工作人员抬着鲁迪·法兰克福的尸体离开了房间。

星期六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打电话通知葛瑞钦·普拉特:“A-Z实验结果呈阳性,葛瑞钦。”

电话线那头传来一声尖锐的吸气声,但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却控制得很好。“我早就料到了。”她说。

“比尔知道了吗?”

“我昨晚和他说了。因为我知道自己肯定是怀孕了。”

“他什么反应?”

“难说。他没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们俩今天下午能来一下诊所吗?在你们通知父母以前,我的意见也许会有帮助。”

“要是比尔不愿意来呢?”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让他从训练里抽一小时。”

“好的,医生。”

我挂了电话,玛丽正站在门口。

“星期六还来这么早。”

“我拿到检测结果了,所以想早点通知葛瑞钦·普拉特。”

“阳性?”

我点点头。“她情绪平稳。我让她今天下午和克洛雷一起过来,”我摇了摇头,“他们还太年轻了,当不了父母啊,玛丽。”

“十九岁。我妹妹就是十九岁结婚的。他们过得挺好。”

“他下周就要上大学二年级了,而且还得为明年夏天的奥运会进行训练。”

她在病人席坐下,“我想知道的是有关谋杀的事。鲁迪·法兰克福是被斧柄连击致死的吗?”

“目前看来是。我还没来得及查看验尸报告呢。”

“那地方简直是个堡垒。凶手是怎么进去的?”

我抓过黄色便笺本,开始做笔记,只有理清思路才能回答她的问题。

“除凶手外,最后一个见到鲁迪活着的人是修车厂工人——那个叫泰勒的家伙。据他说法兰克福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把车送来修理的,然后就一个人走回农场了。那段路大约要走三十分钟。他得买些杂货,狗粮什么的,不过他显然不愿意拿着一大堆东西回家。他到家后,写了一张清单,把大门钥匙放在信封里扔进了门口的信箱。从那天下午五点开始,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开始监视那扇门,其间没有人进出。”

“那他就是五点钟以后遇害的?”

“不知道。有一到两种可能。他回家后正赶上凶手在家里打算偷东西。但这说不通,他要怎样越过篱笆和狗的防御进入房间呢?”

“是哪种狗?”

“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两个月前从卡斯帕养狗厂买的。蓝思警长找到了买狗的发票。更何况若他刚一回家就遭杀害,哪来的时间写采购清单?他出门之前肯定还没写,不然回家路上就交给杂货店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

“凶手在房子外面等他,法兰克福回家后请他进屋。看门狗没有袭击凶手,因为法兰克福和他在一起。但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他是什么时候写下那张采购清单的?”

“你确定那是他的笔迹吗?”

“是的。蓝思警长认得出来,送货员保罗也是。如果考虑到写清单、走到门口以及返回屋里被害的时间,凶手几乎不可能赶在五点钟联邦探员开始实施监视之前逃离。”

“但凶手办到了。”

“除非验尸报告显示他确实是星期三下午遇害的。”

我舒展了一下筋骨:“沃尔夫医生应该已经有验尸结果了。我去找他。”

沃尔夫医生留着白色长发,看谁都不顺眼,尤其是我。我们那年夏天有点过节,当时医学会威胁吊销我的行医执照,所以我俩现在的关系还是有点冷。他也是圣徒纪念医院的职员,我的诊所办公地就在医院翼楼,因此我们经常打照面。

“嘿,霍桑医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他从书桌上抬起头。

“不知您是否已经完成了法兰克福的验尸报告?”我问他。

“又要当侦探啦?”

“死者是我的一名病人,所以我对他的死感兴趣。”我硬邦邦地回答。

他叹着气,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你想知道什么?”

“死亡时间,死亡原因。”

“死因是头部连续受到重击导致大量脑出血。他有可能是当即失去意识,稍后才被宣告死亡的。死亡时间我认为是星期三半夜,正负四小时。”

“那么晚?他有没有可能是星期三下午五点以前死亡的?”

“不可能,老兄。你也知道判断死亡时间的标准吧。胃里的食物,尸体僵直的程度。我想这些东西你在医学院肯定学过,影响尸体僵直有很多因素,包括周围环境的温度。僵直出现后不久会自行消失。法兰克福就是周三半夜时分遇害的。”

“好吧。”我只能接受他的结论。

“顺带一提,你和蓝思警长到达现场后有没有翻动过尸体?”

“当然没有。警长有可能轻轻地抬起尸体查看下面有没有东西,然后就回复原位了。为什么问这个?”

“可能是我多虑了,”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发现尸体的时候,死者仰面朝天,但是尸体正面有些挫伤,好像是死后才出现的淤血。我认为他有可能被翻动过。”

“这我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是凶手去而复返。”

没错,我心想,那人两次闯入了那个堡垒。

我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蓝思警长。我已经从修车厂的机械师和沃尔夫医生那里拿到了情报,接下来就是邮递员了。“他还记得从法兰克福的信箱取信的情况吗?”

“他百分之百确定星期四有一封信。他记得信箱里有重物,但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打开了信箱。”

“会不会是他自己拿着那把钥匙闯进去杀了法兰克福?”

警长嗤之以鼻:“你说普尔蒂?那家伙怕狗,医生。他以前被咬过,可以理解。他送信的时候并不下车,只要把手伸出车窗就可以够得着沿路的信箱了。只要有那只德国牧羊犬,他就别想进门!而且他从来不在半夜送信。”

“嗯,我想也是。谢谢,警长。”

到了下午,我又有新的课题了。比尔·克洛雷和葛瑞钦两点钟左右结伴而来,他们沉着脸,而且局促不安的样子。

“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俩?”我问他们。

“我们打算结婚。”比尔立即说。

“那就结吧。”

“我们的父母——”葛瑞钦开口了。

“你们没多少时间酝酿合适的开口机会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去和他们谈谈。还是你们想拜托牧师?”我们讨论了几套方案,花了半小时,但在那个年代,在北山镇这样的小镇,你没有太多选择。要么结婚,要么葛瑞钦去别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然后送给别人领养。

他俩都不同意后者。“要生孩子,就得对他负责,”葛瑞钦坚定地说,“比尔是唯一的问题。他下周就要开学了。”

“波士顿并不远。我每周末都可以回来的,而且我还可以打工——”

“在大萧条时期?”她问道,“你的奥运会怎么办?”

“柏林奥运会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说真的,要是那些德国佬都像鲁迪·法兰克福那样,我想我还是别去了。”

“他被杀了,你知道的吧。”我告诉他。

“我听说了。有一天他在杂货店遇到我,跟我大谈特谈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性。我差点没赏他几记老拳。他要是再年轻十岁,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用手按摩了一下疲劳的眼睛,“星期三半夜你在哪里,比尔?”

“半夜的话,我肯定在家里睡觉。”

“你还在卡斯帕养狗厂工作吗?”

“昨天结束了。周一就得开学了嘛。”

我起身在办公室走了一圈,然后望着天空。有些时候,我希望自己身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而不是北山镇,比如现在。“你现在可以跳多高了,比尔?我猜七英尺肯定没问题。”

“嗯,那是——”

“你瞧,我敢打赌你是这个镇上唯一可能杀害鲁迪·法兰克福的人。”

葛瑞钦倒吸一口冷气,比尔立马站了起来。

“您说什么呢?我从没杀过人!”

我强迫自己再次坐下。

“面对现实吧,比尔。法兰克福根本就是住在一个堡垒里。他房子四周围了一圈七英尺高的篱笆,顶上有一圈通电的金属丝。院子里有一条德国牧羊犬在巡逻,看到生人便咬。而且房子还上了锁。开门的钥匙在一封信里,但是两天来,两名联邦探员轮流对那地方进行监视。没有人进去。无论如何,凶手还是越过了篱笆和狗的屏障。你有条件完成这一切。你可以跃过七英尺高的篱笆,通电的金属丝伤不到你。你可以从牧羊犬身边经过,因为它认识你。那是法兰克福两个月前才从卡斯帕养狗厂买的,当时你还在那儿上班呢。”

比尔转过头看着葛瑞钦:“你相信他说的吗?”

“当然不信!你连苍蝇都舍不得下手!山姆医生,他都没打过猎!”

“但是你刚才承认想要教训他,比尔。你翻过篱笆,友好地拍着狗的脑袋从它身旁扬长而过。你到了门外,法兰克福认出了你,然后打开门,只是想看看你有何贵干。你离开的时候,门是自动上锁的,你和来时一样,无视狗和篱笆,离开了现场。”

“不是他干的。”葛瑞钦坚定不移地说。

“除非你打算相信超自然,否则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我告诉她。

“你要把这一套告诉蓝思警长吗?”比尔问,他脸上终于露出惧怕。

“我别无选择,因为我认为这就是真相。”我告诉他。

我把他们打发走以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思索,但没过多久玛丽就闯了进来。“那些孩子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你还要给他们一个假想的罪名?”她说。

“那可不只是我的假想。”我辩称。

“哦?真的吗?”她不服气地说,“我现在一拍脑袋就可以给你个别的解释。法兰克福回家路上被车撞了。司机没有停车,法兰克福勉强回到家,然后就死了,他死前写下了那张采购清单。”

“得了,玛丽——他是被斧柄打死的,不是汽车。”这时我倒是想起了沃尔夫医生的话,他提到死者死亡后,血液的转移现象。我忽略了一些东西,一些本来显而易见的东西。

“你别把证据都拴在那只狗身上,”玛丽说,“过了两个月,它还能记得比尔·克洛雷吗?”

“狗的记性——”我正要开口,忽然明白了一切,“那只狗!我一直没想到那只狗!”

“它怎么了,山姆?你说过它看上去气势汹汹的。”

“不是那只狗,玛丽——是另一只狗!”

我钻进保罗·诺兰的运货卡车副驾驶座,他正准备发车,这是周六的最后一次送货了。

“您想在哪儿下车,山姆医生?”他惊讶地问。

“我只是想兜兜风,保罗。”

他换挡倒车,离开了斯皮金斯的停车场,沿着主街朝镇广场驶去。“法兰克福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他问,“这可是您擅长的不可能犯罪,对吧?”

“我协助蓝思警长破过一些类似的案子,”我回答,“但有些时候就算绞尽脑汁,总有一些不明之处,比如这次的案子。”

“您是说凶手进入农舍的手法吗?”

“我知道凶手是怎么进去的,保罗。我想知道他的动机。为什么你要杀害鲁迪·法兰克福?”

他猛地松了一下方向盘,我们差点开上人行道。他及时矫正了方向,牢牢地把住方向盘。

“您说什么呢,医生?”

“你用斧柄杀死了鲁迪,保罗。我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细节。”

“太扯了。”

“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左右,鲁迪·法兰克福把车送到修车厂,他的变速器出了问题。他从修车厂步行回家——大约半小时的路程——刚好碰上你开着卡车经过,你主动提出送他一程。他接受了,车到半路你就停了下来,命令他下车,然后用斧柄将他打昏。你以为他死了,但他过了几小时才真正死亡。你用卡车后车厢的帆布包起尸体,打算把尸体运回他的农舍,你可以用他的钥匙开门。如果被狗挡了道,你就把尸体一扔了事。”

“尸体是我们俩一起在房间里发现的!我俩一起!”他提醒我。

“因为你发现有人在树丛里监视大门。也许当天夜里你又回去好几次,想把尸体弄进去。你发现那些监视者——不管他们是谁——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于是你想了个办法。你找来一张法兰克福以前在杂货店写的采购清单,然后用打字机把那些要求加在清单底部。然后你从死者口袋里的钥匙圈上取下大门钥匙,和采购清单一起装进信封。在黑暗中,你接近了信箱,车上的人没看见你,因为他的视线并不是十分明朗。”

“我怎么知道哪把钥匙是开大门的?”

“这并不是主要问题。你很清楚自己会被派去送货,要是你猜错了,只要用他口袋里的其他钥匙开门就是了。结果你没想到我要和你一起去。这可说是有利有弊。一方面,我有可能证明你的清白,另一方面,我也有可能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很幸运,当你为大门钥匙焦头烂额时,我正向监视人员问话。当我被狗缠住的时候,你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离开我的视线——足够你开门,弃尸,关门,然后门就自动上锁了。你没时间把钥匙放回去了,但那也没关系。在自己房间里的人不一定要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那这段时间我要把尸体藏在哪里呢?”

“不知道你藏在哪里,总之到了星期五下午,你把帆布包裹的尸体放回卡车。我记得你把杂货搬上车之前,那只流浪狗一直围着你的车打转。它能闻到死人的味道,对吧?”

保罗把车在路边停靠,一瞬间我还以为他打算对我动手。“这些理论都建立在一只狗身上,医生?”

“其实是两只狗。法兰克福家的狗攻击我的时候,你拿着狗粮跑出来。你说它饿了,你说得没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法兰克福没有喂狗?还有,他的车库里有很多狗粮,为什么还要再买?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那张采购清单上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多余的。我猜那张清单底部的字都出自杂货店的打字机。法兰克福家有很多狗粮,但是没有一台打字机。”

“我干吗杀他?”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除了杀人动机之外,我还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尸体运回那个堡垒般的农舍去。你完全可以在树林里把他埋了。这么做简直就像——”

说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你跟比尔·克洛雷和葛瑞钦是同一所高中的,没错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陷害比尔。你听到了他和法兰克福在杂货店的争执,你也知道比尔是镇上唯一可以跳过七英尺高度的人。那只看门狗也为你的计划增色不少。”

他看着快要崩溃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他干的!”他大叫,“管你怎么说,就是他干的!”

他期待着我找到的证据全部指向比尔·克洛雷,而我也的确中计了。他想让比尔背负杀人犯的罪名。“你想得到葛瑞钦。”我温和地说。

“上帝,我从小学开始就喜欢她。我本想直接把他干掉,但她肯定怀疑我。我觉得没有人会在乎那个德国佬。就算比尔没有被定罪,流言飞语也够他受的。他就没办法参加奥运会了。”

“太迟了,保罗。他们这个月就要结婚了。”

他语焉不详地怒吼着,开始用拳头捶我。我跳下卡车,生怕送了命。但他并没有追下来,而是一个人开着车离开了。卡车消失在漆黑的乡村公路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漫漫长路的尽头在哪里。

“邻州的警察第二天抓到了他,”山姆医生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他被指控谋杀,考虑到他的年纪,法院允许他主动认罪。最后他被判了二十年监禁。”联邦探员回到华盛顿,比尔·克洛雷则继续念大学。他和葛瑞钦在十月份结婚。第二年夏天,他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已经是个骄傲的父亲了。他没能拿到奖牌,但在单项比赛中夺得第四,这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成绩了。

“下次我给你们讲个温和点的故事,一个看似不涉及犯罪的谜团。”

(吴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