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晨五点十五分,雨天。马丁·贝克花了比平常久的时间刷牙,将嘴里的残垢清洗干净。

他将他的衣领扣上,系好领带,无精打采地审视镜中的自己,然后耸了耸肩走进走廊。穿过客厅时,瞥了一眼昨夜熬到很晚做的模型船“丹麦号”,才走进厨房。

他的脚步又快又轻,既是因为习惯,也是怕吵醒睡梦中的小孩。

他在餐桌旁坐下。

“报纸送来了吗?”他问。

“六点前是不可能的。”他老婆回答说。

此时外面天色已亮,但一片乌云密布。厨房里的光线灰暗而阴沉,不过他老婆并没有开灯,还说这是节约能源。

贝克欲言又止,因为说了免不了又是一场纷争,这可不是吵架的好时机。于是他用手指轻敲桌面,看着空茶杯上的蓝玫瑰花纹,在杯沿处有个小缺口,往下延伸了一条棕色的裂缝。这茶杯和他们的婚姻年纪相当,已经超过十年了。她很少打破任何东西,即使有也一定可以修好;奇怪的是小孩也都如此。

这种习惯也会遗传吗?他不知道。

她从电炉上取下咖啡壶,将他的茶杯注满。贝克停止敲打桌面的动作。

“你不吃个三明治吗?”她问道。

他小心地啜饮一口咖啡,放松地靠坐在桌边。

“你真的该吃点东西。”她坚持说。

“你知道我早上根本吃不下。”

“无论如何,你应该要吃。”她说,“特别是要为你的胃着想。”

他用手摩擦脸颊,感觉到被刮胡刀遗漏的胡茬子,接着又喝了口咖啡。

“我可以帮你弄几片土司。”她建议说。

五分钟后他把茶杯放回碟子上,无声地将它移开后,抬头看着他老婆。

她的睡衣外裹着一件毛茸茸的红浴袍,坐在桌边将手肘放在桌面,两只手托住下巴。她有头淡黄色的秀发、光滑的肌肤、一双圆而微突的眼睛。通常她会画深她的眉毛,但夏天时它们显得很苍白,就像现在,几乎和她的发色一样谈。她比贝克大几岁,所以即使近年来她胖了不少,颈间的皮肤也已有下垂的迹象。

从十二年前她女儿出生后,她就放弃了建筑事务所的工作,自此,她再也没有工作的念头。她的儿子入学后,贝克曾建议她找份兼差,但她认为薪水一定很微薄,还不如当个家庭主妇,快乐又自在。

“哦!是的。”

贝克边想边起身,将蓝色的凳子轻轻放回桌下,然后站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蒙蒙细雨。

停车场和草坪下面,就是空旷平坦的公路,地铁站后面山坡上的公寓,多数都还暗着。低沉灰暗的天空下有几只海鸥在盘旋。除此之外,窗外了无生趣。

“你要上哪去?”她说。

“莫塔拉。”

“会去很久吗?”

“天知道。”

“为了那具女尸?”

“没错。”

“你认为到底要去多久?”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就报纸写的那些。”

“你非得搭这班火车吗?”

“其他人昨天就出发了,我可不能落单。”

“他们会跟以前一样载你去办案吧?”

贝克不耐烦地深吸一口气,瞪着外面,雨渐渐停了。

“你住哪儿呢?”

“城市饭店。”

“谁和你一块儿?”

“柯柏和米兰德,他们昨天出发。”

“开车吗?”

“是的。”

贝克听到后面传来她洗那个蓝玫瑰花纹杯的声音。

“这星期我要付电费,小的那个也要付骑车的费用。”

“你那儿没钱吗?”

“你知道我不想从银行里提钱。”

“我可不知道。”

他从内层口袋里拿出皮夹,打开来看一看,拿出一张五十克朗的纸币,瞄一下,却又放回皮夹,再把皮夹塞回口袋。

“我讨厌领钱。”她说,“从银行提钱会让我们的节约计划泡汤。”

他又把那张钞票拿出来折好,转身放在餐桌上。

“你的行李打包好了。”

“谢了。”

“多照顾你的喉咙,现在正是发病的季节,特别是晚上。”

“好的。”

“你要带着那把可怕的手枪吗?”

是的,不是;也许会,也许不——有什么差别吗?贝克自己想着。

“你在笑什么?”她问。

“没事。”

他走进客厅,把壁橱上锁着的抽屉打开,拿出那把手枪,放进他的皮箱,再把抽屉锁好。

那是一把普通的点七六华瑟式手枪,有瑞典的使用执照。其实大半时候用不着,而且贝克的准头很差。

他走回走廊穿上风衣,再把深色帽子夹在手中。

“你不向鲁尔夫和小子道别吗?”

“叫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小子’是很荒唐的。”

“我觉得好听嘛!”

“吵到他们不好,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件事。”

他戴上帽子。

“我走了,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再见,保重身体哦!”

他在月台上等地铁时想,他一点也不介意出差办案,只是他的模型船“丹麦号”才完成一半。

马丁·贝克并不是凶杀组的组长,也没有那个野心,有时候他怀疑自己能否当得上,尽管除非他死了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职位已非他莫属。他是国家警署的首席探长,也在凶杀组工作了八年,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最能干的警探。

他已经当警察半辈子了,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雅各警局任职,六年后调到斯德哥尔摩,在不同巡区担任巡警官。之后他被保送国立警察学院,在那里他的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警探,那时他才二十八岁。

就在那年他父亲过世了,于是他搬离市中心租赁处,住回城南的老家,好照顾母亲。那年夏天他邂逅了他老婆。她和朋友在一个岛上租屋居住,而他恰好驾独木舟经过。他陷入了热恋。那年秋天,他们想要个孩子,于是在市政府公证结婚,并且搬回她城里的小公寓定居。

他们女儿出生后一年,那个他深深爱过、快乐活泼的女孩,差不多变了个人,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慢慢变成单调的公式。

马丁·贝克坐在车中向外看,窗外下着雨,景色一片迷蒙,他想着自己乏味的婚姻。当他警觉到这不过是自艾自怜时,赶紧从风衣日袋中掏出报纸,试着专注于社论版。

贝克看来很疲倦,黝黑的皮肤在灰色灯光下显得泛黄。他有瘦长的脸、宽大的前额和坚毅的下颚。短而直的鼻子下方,是两片薄而宽的嘴唇,嘴角两端相距很远,微笑时你可以看到他那健康洁白的牙齿。他的黑发尚未转灰,由平齐的发线向后直梳,柔和的蓝眼清澈冷静。他瘦但并不特别高,由背部看去相当平凡,也许有女人认为他帅,但多数会当他很普通。他的穿着朴实,不过似乎比一般人更为拘谨。

封闭的车箱空气令人窒息,贝克和以往一样感到不舒服。到中央车站时,他是提着皮箱第一个等在门边的。

他讨厌搭地铁,但是开车上街根本动弹不得,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所以目前他别无选择。

往高登堡的车要在晚上七点半才开。贝克翻查着报纸,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件谋杀案的消息。最后他翻回文艺版,想读一篇灵魂学家鲁道夫·史丹的文章,然而没几分钟竟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刚好到了转站点豪斯堡。他口中又泛起那股铅味,尽管他喝了三杯水,那味道却还在。

到达莫塔拉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而雨早就停了。因为头一次来这儿,所以他到车站的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及一包烟,顺便问了到城市饭店的路怎么走。

旅馆就在离车站几条街的大广场边。走这一小段路程让他清醒了不少。上楼进房间后,他洗个手,打开行李,喝了一瓶服务生给的矿泉水,然后在窗边驻足,凝视着外面的广场好一会儿。广场中央有尊雕像,他猜可能是巴扎·冯·普拉登。之后他离开房间,前往当地警局;因为警局就在对街,他甚至没带风衣就出门了。

告诉了值班警员他的身份后,他很快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前面。门上贴着名牌,上面写着:艾帕格。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矮胖而略带秃头。他正在喝罐装咖啡,夹克则按在椅背上;烟灰缸的一角有根点着的烟,缸内已经满是烟蒂。

马丁·贝克习惯从门边轻声溜进室内,而这习惯让许多人不舒服。有人甚至形容,贝克能在溜进室内的同时迅速关上房门,而让人以为他还在外面敲门呢。

坐着的那个人显然是吓了一跳,他将咖啡罐推向一旁后站起来。

“我叫艾柏格。”他说,脸上有着期待的神情。

这表情贝克见过,也知道为什么。艾柏格是偏远地区的警察,在办案中陷入僵局;而他,可是斯德哥尔摩来的专家呢!接下来的接触,对彼此的合作将很重要。

“请问大名?”贝克问。

“我叫冈纳。”

“柯柏和米兰德在忙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一些我疏忽的事吧。”

“他们曾露出‘嗯!没问题了!’的表情吗?”

艾柏格搔了搔稀薄的黄头发,然后苦笑着回到座位上说:

“大概快了吧!”

贝克在他对面坐下,取出一包烟放在桌上。

“你看来很累。”贝克一字一字地说。

“我的假期简直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艾柏格一口喝光咖啡,把罐子压扁,丢入垃圾桶。

他桌上杂乱的程度真是惊人。贝克想道:自己的桌面一向相当整洁。

“那么,”他问,“到底有何进展?”

“根本没有。”艾柏格回答。“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医生报告的那些。”

习惯性地,他作了口头的例行报告。

“是强奸后勒毙致死。犯人毫无人性,可能有不正常的性癖好。”

马丁·贝克发出微笑,艾柏格不解地盯着他。

“你说‘致死’,我自己有时也这么描述,我们写了太多的报告。”

“是啊,真烦!”

艾柏格叹息着,又开始搔头发。

“她是八天前被捞起来的,”他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任何资料。她是谁?犯罪现场在哪?谁涉嫌?我们一概不知,我们找不到一丝和她有关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