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闪”是一种后退法，或者从一般的不规则振荡后倒序鸣奏……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座钟鸣奏之后，紧接着是另一个座钟，顺序的变化贯穿整段钟乐。

——特洛伊特《敲奏编钟》

“好吧，女士。”布伦德尔警长说。

“嗯，警官？”盖茨太太反问道。

据说一般的警察更喜欢被称为“警官”而不是“伙计”或者“治安官”，我不知道这样讲有几分道理。然而有些人，比如说迪斯累里学派的人，认为无功受禄的“上士”这种称呼不会错。但是当一位穿着灰色亮面长服、有一双冷冰冰的灰色眼睛的优雅女士，称呼一个穿着便服的资深警长为“警官”时，这话是言不由衷，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见此情景，布伦德尔先生心想，也许应该派一个穿制服的巡官过来解决此事。

“如果你能在这件小事上帮忙，我们将非常感激。”布伦德尔先生继续说。

“小事？”盖茨太太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利姆霍特杀人和亵渎居然成小事了？你在这二十年来无所事事，只是在集市日的时候抓些烂醉的工人，现在又对你的新责任如此轻描淡写。我看你应该求助于苏格兰场。不过，我想，既然你背后有贵族撑腰，你自然认为自己完全能够对付任何形式的犯罪。”

“女士，我无权决定要不要向苏格兰场报告，这是郡警察局长的事儿。”

“真的吗？”盖茨太太毫不退让地问，“那为什么局长不亲自来调查？我更乐意直接和他打交道。”

警长耐心解释道：“确切地说，讯问证人不是警察局长的责任。”

“为什么认为我是证人？我对那些丢脸的事一无所知。”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女士。不过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索普太太墓地的情况，我们认为像你这样一位有观察能力的女士能帮助我们。”

“怎么帮？”

“提供信息，女士。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在索普太太葬礼后没多久就发生了谋杀。我知道在悲剧发生后你经常去墓地——”

“是吗？谁告诉你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女士。”

“的确如此。可是是谁告诉你们的？”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女士，”布伦德尔先生说，凭直觉，他隐约觉得如果说出希拉里的名字，情况会变得更糟，“这是事实，对吧？”

“为什么不是真的呢？我相信，即使是到了今天，也应该尊重死者。”

“非常恰当，女士。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去墓地的时候，是否发现花圈或者土被动过之类的？”

“没有，”盖茨太太说，“除了那位粗俗的科本斯太太。考虑到她不是国教徒，你可能会认为她不应该去墓地。她送的花圈简直一点儿品位也没有。过去查理爵士一家给了她很多帮助，所以我想，如果她想送，她是有资格送一个花圈的。可是，无论如何她也不必送那么大一个来炫耀。在一月份送从温室培养出来的粉红色百合花太不合时宜了。像她这样的身份，一束简单的菊花就足以表达敬意了，不需要标新立异来引人注意。”

“正是如此，女士。”警长说。

“因为，”盖茨太太接着说，“我虽然受雇于这家人，却并不意味着我就送不起像她那样大那样贵的花圈。查理爵士夫妇和亨利爵士夫妇都是大好人，拿我当朋友而不是仆人看待。但我知道以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只需要适当表示我的敬意就好，绝对不能和他们家的人相比。”

“当然，女士。”警长由衷地赞同。

“我不知道你说‘当然’是什么意思，”盖茨太太反问，“这家人不会有意见，因为他们从来都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单看我在这里做了三十年的女管家，就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

“理所当然，女士。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的女士理应成为品位和得体礼仪方面的典范。像我妻子，”布伦德尔开始胡诌，却显出一副万分诚恳、坚定的样子，说，“她就总是对我们的女儿说，谈到淑女风范，教区红房子的盖茨太太就是最好的榜样。”（这时盖茨太太显得有点不悦）他赶紧又说：“我妻子可不认为贝蒂和安能一个在邮局工作，另一个在卡普兰先生工作室做职员就能够和你相提并论，女士。但是，有一个好的榜样对年轻人有好处。我妻子总说，如果她们以玛丽女王为榜样，或者——鉴于她们没有机会学习高贵的女王陛下的言行举止——以红房子的盖茨太太为榜样，她们就肯定会成为父母的骄傲，女士。”讲到这里，布伦德尔先生——一个彻头彻尾的迪斯累里派——咳嗽起来。他觉得自己灵机一动讲的这些话很不错，不过此刻他回想了一下，又觉得“风度”一词比“举止”更合适。

盖茨太太脸色稍霁，警长意识到这位女士不会再为难他了。他心里期待着把这次谈话告诉他的家人，而且认为彼得勋爵也会觉得有趣的。勋爵阁下虽然是个体面人，偶尔也会开开玩笑。

“关于花圈，女士。”他鼓起勇气提醒她。

“我正要告诉你。当我发觉科本斯太太无礼地把我的花圈移开而把她的花圈放上去的时候，警官，这真的很令人讨厌——太讨厌了！当然，在索普太太的葬礼上人们送了很多花圈，其中一些非常精致。如果当时我送的花圈和村民们送的花圈一起放在灵车顶上，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索普小姐不这样想，她总是很细心。”

“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布伦德尔先生说。

“索普小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盖茨太太说，“这家人总是很照顾其他人的感受。这就是真正的贵族风范，跟暴发户们有着天壤之别。”

“的确如此，女士。”警长回应道，有判断力的旁听者都能听出她有多急。

“我送的花圈被放在棺材上面，”盖茨太太接着说，“和索普家人送的花圈放在一起，其中有索普小姐送的，也有亨利爵士送的，当然还有爱德华·索普先生、威尔伯拉罕太太送的花圈。要把这些花圈都放在棺材上很不容易。其实如果把我的花圈放在别处，我是不会反对的，但是索普小姐坚持要这么做。于是，威尔伯拉罕太太的花圈被放在棺材前部，亨利爵士、索普小姐和爱德华先生的一起放在棺材上面，而我的则放在了棺材脚下——其实和放在棺材上面是一样的。仆人大厅和妇女协会送的花圈放在棺材一侧，教区长送的花圈和凯尼尔沃思勋爵送的花圈放在了另一侧。其余的鲜花自然都放在了灵车顶上。”

“很恰当，女士。”

“后来，”盖茨太太说，“葬礼结束填好坟墓后，哈里·哥特贝德特别留意把索普家人送的花圈（其中也包括我送的）放在墓穴上合适的位置。我让司机约翰逊去办此事——因为那天在下大雨，叫女仆去就太不体贴了——他向我保证说事情都办好了。我一直都认为约翰逊为人实在，工作尽职尽责，我相信他是个绝对诚实的人。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他把花圈放在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不管怎样，第二天我问过哥特贝德，他和约翰逊的说法一样。”

“我相信他肯定会这么做的，”布伦德尔先生想，“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如果我知道，我是不会让谁给这个坏脾气老太婆抓到把柄的。”但他只是欠了欠身而没有说话。

“你可能会指责我的惊讶，”这位女士接着说，“第二天早礼拜过后我去看事情是否都处理好了。我发现科本斯太太的花圈并不是放在坟墓边上，而是放在了坟墓上方，好像她是什么重要人物似的。而我的花圈却被挤到了很不起眼的位置，完全被挡住了，看不到上面的卡片。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气愤极了。我倒不是在意我送的这个小悼念品被放在什么位置，因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真心的哀悼。但是这个女人的傲慢无礼真的激怒了我——她这么做，仅仅只是因为有一天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她知道她的孩子在邮局里的举止。不用说，她回报我的只有无礼。”

“那天是一月五号吗？”

“是葬礼过后的那个早晨。就是你说的，一月五号，星期日。我这么说她是有证据的。我后来又问过约翰逊，还仔细问了哥特贝德。他们两人都很肯定前一晚上花圈还在原位。”

“会不会是男学生们搞的鬼，女士？”

“要说他们做什么我都信，”盖茨太太说，“他们总是调皮捣蛋。我多次对史努特小姐抱怨过这些坏小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简直就是公开的侮辱，而且就是那个粗俗的女人在针对我。我真搞不明白，一个农民的老婆哪来这么大的架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村民们都有自知之明，安守本分。”

“当然，”布伦德尔先生说，“那时候我们过得比现在开心得多。那么，女士，除了这个，你还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没？”

“我想这个就够了！”盖茨太太回答说，“从那以后我就提高了警惕。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会报警的。”

“啊，那么，”警长说着站起身准备离开，“你看，最终还是我们的工作。我要和科本斯太太谈一谈，女士，向你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唷，真是个老泼妇！”当他走在发芽的七叶树下的无人街道上时，他自言自语道，“我想最好还是和科本斯太太谈谈。”

很快他便找到了科本斯太太，她是个脾气暴躁的小个子女人，浅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双眼流露出她的性情。

“啊，好吧，”她说，“盖茨太太居然还有脸说是我，好像我拿干草叉动了她那个小里小气的花圈似的。还自以为是个淑女。一个真正的淑女才不会计较花圈放在哪里呢。她对我讲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下流货。我们为什么不能尽我们的能力送给索普太太最好的花圈呢？她是多么亲切啊——一个真正的淑女。在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她和亨利爵士对我们那么好。比如说我们接手这个农场的那年，当时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麻烦——科本斯先生是个很谨慎的人——只是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要不是亨利爵士，当时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农场。当然，我们最后连本带利还清了债。本来亨利爵士说不要利息，但那不是科本斯先生的为人。是的——在一月五号，应该是——我非常肯定，孩子们和这件事毫无关系，因为我问过他们了。我并不是说我的孩子像干这种事的人，但是你知道孩子就是孩子。没错，她的花圈是放在她所说的位置，那是葬礼当天晚上的最后一项程序。我亲眼看到哈里·哥特贝德和司机把它放了上去，他们也会这么跟你说的。”

的确，这二人后来也是这样对警长讲的，内容大致相同。这样一来，似乎唯一的可能性就落在了学生们身上。这时布伦德尔先生去找史努特小姐帮忙。幸运的是，史努特小姐不仅再一次向他保证她的学生不会做这种事（她说：“那时我已经仔细问过所有学生了，警长。他们向我保证没有做过。我唯一怀疑的是汤米·威斯特，但当时他从门上摔下来把胳膊摔断了。”），还意外地提供了关于案发时间的有用信息。“那晚我们有唱诗班的排练。当排练结束时——大概是七点半，雨停了一会儿，我想我应该再到可敬的索普太太的安息地去看看，于是就打着手电筒去了。我记得相当清楚，我看见科本斯太太的花圈是在坟墓靠近教堂的一侧立着的。当时我还在想：这花真美，可惜要让这场雨淋坏了！”

警长很高兴。他认为，要说科本斯太太或者其他什么人会在一个又黑又潮湿的星期六晚上，跑到教堂墓地去动盖茨太太的花圈，不太让人信服。更可信的推测是，凶手掩埋尸体才是花圈被移动的真正原因。这样一来就把犯罪时间范围缩小到了星期六晚上七点半到星期日早上八点半之间。

他感谢了史努特小姐，看了看表，决定趁着还有时间去一趟威廉·索迪家。他肯定玛丽一定在家，如果幸运，还能碰到回家吃饭的威廉。他穿过教堂墓地，慢慢开车出去，一边开一边扫视墓地的墙，结果发现彼得·温西勋爵坐在诸多墓碑中间，显然正在沉思。

“早上好！”警长兴高采烈地打招呼，“早上好，勋爵阁下！”

“啊，”勋爵回应着，“请过来一下，我正要找你。”

布伦德尔先生把车停在停柩门口，下了车，嘴里哼哼唧唧（因为他实在有点胖），沿着小路走了过去。

温西坐在一块又大又扁平的墓碑上，手里的东西完全出乎警长意料——一大卷线。勋爵正在用钓鱼人惯用的那种看似古怪笨拙实则井然有序的方式把线固定到一个有三个鲑鱼钩的渔网上。

“嗨！”布伦德尔先生说，“看来你是个乐观主义者，打算钓点淡水鱼消遣消遣。”

“的确是淡水鱼，”温西说，“小声！在你和盖茨太太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我在哪儿？我在车库，正鼓动我们的朋友约翰逊从亨利爵士的书房偷点儿东西。嘘！别说。”

“他已经多年不钓鱼了，可怜的人！”布伦德尔先生同情地说。

“他还是把他的装备保存得很好，”温西说，打了一个复杂的结，然后用牙齿把它拉紧，“你现在忙不忙？有没有时间去看样东西？”

“我本来打算去索迪家，不过这个事不急。另外，我还调查到了一些消息。”

温西听了关于花圈的事情。

“听起来不错。”他说。他从衣兜里摸出一把铅锤，把其中一些拴在了网上。

“你究竟想用这个来捕什么？”掂了掂鱼线，然后又加了个铅锤。

布伦德尔先生问，“一头鲸鱼？”

“鳗鱼。”勋爵回答。他用手掂了掂鱼线，然后又加了个铅锤。

布伦德尔先生猜想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就没有说话，只是谨慎地看着他。

“这样就行了，”温西说，“除非鳗鱼活动的水位比铅锤声音到达的水位还要低。跟我走吧，我从教区长那里借来了教堂的钥匙。当然，他又忘记把钥匙放哪里了，后来终于在服装俱乐部账本里找到了。”

他在前面带路，两人来到钟塔下面的法衣柜子前，打开门。

“我刚刚一直在和我们的朋友杰克·戈德弗雷聊天，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告诉我，去年十二月这里更换了全套新绳子。本来只有一两条有问题，但他们不想在新年钟乐鸣奏的时候冒任何风险，所以他们就趁着方便时把所有绳子统统换成新的。这些是换下来的旧绳子，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绳子都整齐地盘好放在这里。这卷大绳子是从泰勒·保罗上换下来的。现在我们小心地把它拿出来——八英尺长的绳子如果散掉了就容易乱。这些是巴蒂·托马斯、迪米蒂、朱比利、约翰、杰瑞科和萨巴思的绳子。可是小高德的绳子呢？在哪里呢？它应该是一截很长的绳子，穗子应该是被削短了的。可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没有——屋子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皮面餐具柜、几块破布和几个油罐。没有高德钟的绳子。‘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何不纵情欢乐’钟绳失踪之谜。‘他下落不明’。啊，该用‘他’还是‘它’呢？”

警长挠了挠头，茫然地看着教堂。

“不在炉子里，”温西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当然。如果埋尸是在星期六，炉子应该是燃着的，不过晚上会封火。而且，如果我们的哥特贝德先生在星期六早上用铲子清理炉灰时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那就麻烦了。事实上，他告诉我他在星期六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炉子顶上的装置，看看烟筒里面是否畅通，然后从上面把灰渣捅松，从底下的门把灰渣扒拉出来，让它通风一整天。我想绳子不会在那里，而且我也不希望是在那里。我想凶手是用绳子把尸体绑着运过来，一直到墓地旁边才解开。因此我打算借这些鱼钩一用。”

“哦，你是说那口井？”布伦德尔先生理解了他的意思。

“是的，井，”温西回答，“怎么样？去钓鱼吗？”

“走吧，我们只能去试试。”

“圣具室里有部梯子，”温西说，“来帮我一把。走这边——穿过圣具室的门——我们到了。走开，小子们。抱歉，我忘了这里是圣地。好吧——拿起盖子。稍等片刻，我们先用半块砖试试水。啪！——水不是很深。如果我们把梯子横架在井口，就能垂直拉上来。”

他探出身去，左手拿线卷，开始小心翼翼地把线顺着梯子边放下去，警长举着手电筒给他照亮。

从水面上吹来的风阴冷潮湿。灰白天空在光圈下远处水面上投下倒影，手电筒的光照着线和鱼钩稳稳下降。然后水面倒影被打破了，原来是鱼钩触到了水面。停了一会儿，然后温西开始收线，鱼线发出“嗖嗖”的声音。

“水比我想象的要多。铅锤去哪儿了？好了，我们再试一次。”

停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勾住了，太好了，勾住了！要打赌吗？是一只旧靴子？重量不够，应该不是绳子。不要紧，拉上来了。啊哈！上来了！对不起，我又忘了。哎唷！这是什么？不是靴子，但很接近了。是顶帽子！太棒了！你量过尸体的头部没有？量了？很好！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把他挖出来看这顶帽子是否合适。准备好鱼叉。拿到了！触感柔软，经不起磨损和冲刷。伦敦造的大路货。一个证据有了，让它在一边晾干。我再把鱼钩放下去……又上来了，另一条小鱼。噢，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德国香肠。不，不是，不是的。是绳子的穗子。这正是我想找的东西，小高德的绳子穗子。轻轻地把它勾上来，小心地抬高。有穗子在的地方就能找到其余部分……太好了！……我抓到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卡住了……别，别用力拽，否则会把鱼钩拉脱的。轻一点，抓住了……该死的！……啊，对不起，当我没说！真是气人！又掉下去了……好，我又勾到了！啊，是梯子断了还是我的胸骨断了？这梯子的边真是出奇的锋利……来了，来了！给你抓到‘鳗鱼’啦——都乱成一团了。抓住了！万岁！”

“这还不是全部。”警长说，黏糊糊的绳子被沿着井壁扯了上来。

“可能不是，”温西说，“但这些正是来自用来捆绑死者的绳子。绳子给割断了，绳结还在。”

“对，最好别碰绳结，勋爵阁下。我们也许可以从绳结查到线索。”

“注意好绳结，其他的就自然会解决。你说得对。好，我们再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整根绳子——据他们目前判断——摆在了他们面前，一共分成了五段，包括穗子。

“胳膊和脚踝是被分开绑住的。身体被绑在了某个东西上，绑好后多余的绳子被割掉了。凶手把穗子也割下来，因为妨碍到他打绳结了。嗯！”布伦德尔先生说，“我敢说，手法并不很专业，但还是有效的。那么，勋爵阁下，你的发现很有意思——但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是吗？使案情分析截然不同了，嗯？”

“你说得对。太好了！好吧，我们得勇敢面对一切。就像女士们做整形手术时说的那样。”

一张脸出现在教堂墓地的墙头上，一会儿转过来，一会儿又转过去，时隐时现。

“见鬼！你到底在干吗，傻子？”警长问。

“哦，没什么，”傻子答道，“我不干什么。你要用那个吊死谁，长官？那是条绳子。塔楼上有八根绳子，”他又神秘兮兮地说，“教区长不准我再上钟塔去，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傻子皮克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都吊着脖子。老保罗，是最大的——泰勒·保罗——但是按理说应该有九声丧钟的。我会数数，你看，傻子会数数。我掰着手指头数过好多次。八声丧钟，再加一下是九，再加一下是十——不过我不告诉他的名字。嘻嘻，不告诉你。他在等九声丧钟。一、二、三、四……”

“走开！”警长生气地大喊，“别再让我逮到你在这儿闲逛。”

“谁在闲逛了？听着……你跟我说，我就跟你说。第九下敲响了，那条绳子就是用来吊死他的，是不是，长官？九下丧钟，已经敲了八下了。傻子知道，傻子可以说，但是他不会说。哦，不！有人在偷听！”他的脸又恢复到平时那种茫然的神情，然后用手碰了一碰自己的帽子。

“再见，先生。再见，长官。我得去喂猪了。喂猪是傻子的工作。是的，该去喂猪了。再见，先生。再见，长官。”

他懒洋洋地穿过田野，朝远处农场上的外屋走去。

“哼！”布伦德尔先生恼火极了，说，“他会到处宣扬绳子的事。自从他小时候看见母亲吊死在牛棚，就一直不忘吊死人的事。那件事当时发生在小迪克西，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唉，这也没办法。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到警局去，稍后再去找威廉·索迪。现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了。”

“也过了我的午饭时间。”温西说。这时报时钟敲响了一点十五分的钟声，他说：“我得向维纳伯斯太太道歉。”

“你看，索迪太太，”布伦德尔先生和蔼地说，“如果说有谁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麻烦的话，就只有你了。”

玛丽·索迪摇摇头说：“如果我能帮忙的话，我肯定帮，布伦德尔先生。可是，我怎么帮呢？那天晚上，我确实和威廉待在一起，一直没敢睡觉。那时我几乎一个星期都没敢脱过衣服，因为他病得太重了。就在索普太太入土后的那个晚上，他的病情简直糟得不能再糟了，流感转成了肺炎。你知道，我们当时都没想过他能挺过去。那一天一夜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坐在这里，听着老保罗的钟声，心里忍不住想，不知道她会不会就在这个晚上也为索迪敲响丧钟。”

“行了，行了，”她丈夫尴尬地说，在罐头鲑鱼上撒了不少醋，“现在都过去了，没必要再提那些事。”

“当然没必要，”警长说，“不过你当时确实很难熬，对吧，威廉？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什么的。我知道得了肺炎是什么样的，我岳母就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得肺炎去世的。照顾肺炎病人非常辛苦。”

“确实如此，”索迪太太赞同地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却一直挣扎着想起床去教堂敲钟。他以为教区长他们缺人，我一直在跟他说，所有的钟乐在新年元旦那天都鸣奏完了。当时我照顾他真是太难了，身边没有个帮手，吉姆（‘詹姆斯’的昵称）又正好在那天早上走了。他在这儿的时候是个好帮手，不过他得回船上去。他尽可能延迟了回去的时间，可他毕竟不是自己给自己打工。”

“是的，”布伦德尔先生说，“他在一艘商船上做大副，对吧？他现在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

“我们上星期收到他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玛丽说，“但他没说太多，只说自己很好，向孩子们问好。他这次出航只寄过明信片回来，肯定很忙才会这样，因为他一贯是要写信的。”

“可能船上人手不够，”威廉说，“对生意人来说，这段时间比较焦虑，不容易接到单子，接到后单子的量又很少。我估计都是这经济不景气造成的。”

“嗯，当然。你估计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也不知道。”威廉答道。警长紧紧盯着他，从他的语气中仿佛听出了一丝满意。威廉接着说：“如果贸易形势不错的话，就不好说了。你看，他的船不是定期出海，而是跟着货物走。哪里有货，他们就去哪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

“啊，当然是这样的。对了，那艘船叫什么来着？”

“汉娜·布朗，属于兰普森·布雷克船运公司。据说吉姆的工作很出色，很受重视。如果伍兹船长发生什么事情，吉姆就会接管这艘船。你说是吧，威廉？”

“他是这么说的，”索迪不自然地说，“不过如今这年头，什么也指望不上。”

布伦德尔先生看出来，这位妻子的热情和丈夫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么看来，是吉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制造了麻烦吗？”他在心里这样想，“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但这不是我要的信息，最好换个话题。”

“那天晚上，你有没有碰巧看见教堂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有没有灯光在晃？或者类似的情况？”

“一整晚我都在威廉的床边，”索迪太太答道，说话时犹豫地看了一眼她的丈夫，“你看，他那时病得那么重。哪怕我走开一小会儿，他就会想脱掉衣服从床上爬起来。就算当时他脑子里暂时没有想钟乐了，也会想到以前的烦心事——你知道的。”

“你是说威尔伯拉罕太太那件事？”

“是的，当时他神志不清，以为时间又回到了当年那次审判，想着必须维护我。”

“够了！”索迪突然大喊起来，一把推开盘子，盘里的刀叉乒乒乓乓地掉到了桌子上，“你不要再为那件往事烦恼了。死的死了，埋的也埋了。如果我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又提起这些事，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天知道，如果我当时头脑清醒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你提起这些事。你应该清楚这点。”

“我不是在怪你啊，威廉。”

“行了，在我们家里，我不允许再谈论此事！布伦德尔先生，你这么来烦她，到底想要什么？她已经说了，关于埋在土里的那个家伙她一无所知。就这样！我生病的时候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值得一提。”

“确实不值一提，”警长承认道，“我很抱歉又提到此事，真的抱歉。好吧，我不会再叨扰你们。你们爱莫能助，这就是事实。我不是说我不觉得失望，不过警察的工作中本就有很多失望，好和坏都得承受。我这就走了，让孩子们回来喝下午茶吧。对了，那只鹦鹉去哪里了？”

“我们把它放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威廉皱了皱眉，说，“它尖叫的声音让人头痛欲裂。”

“鹦鹉就是这点最坏了，”布伦德尔先生说，“不过它真会说话，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好的。”

他祝这家人晚安后，就走了出去。索迪家的两个孩子在大人们谈论谋杀和埋尸这类少儿不宜的话题时给打发到柴房去了，这时跑过来替她们开门。

“晚上好，罗西，”布伦德尔先生说，他从不忘记别人的名字，“晚上好，艾薇。你们在学校乖不乖啊？”

这时传来索迪太太喊女儿们喝茶的声音，结果警长的问题只得到了草草回应。

阿什顿先生是老学校的农夫。从外表上看，他的年龄不太明显，大概五十岁，也可能是六十岁、七十岁，也可能都不是。他声音粗哑，说话很呛。身体绷得直直的，就好像即使吞了个拨火棍，也只会让他的体态呈现出奇怪的弯曲。温西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手——手上关节突出，肤色苍白，温西认为造成他身体僵直的大部分原因并不是劳苦的生活，而是慢性关节炎。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则要年轻许多，体态丰满，而他很瘦；她性格活泼开朗，而他却很严肃；她说话滔滔不绝，而他沉默寡言。两夫妻热情地欢迎彼得勋爵的来访，给他递上一杯自制的报春花酒。

“现在没有多少人酿这个酒了，”阿什顿太太说，“这酒是照我妈妈的配方做的。只要有材料，我就自己酿这个酒。我不喝从商店里买来的那些脏东西，它没有任何好处，不但会把胃胀痛，还让人装腔作势。”

“嗯哼！”阿什顿先生赞同地说。

“我绝对赞成你的话，阿什顿太太，”勋爵说，“这酒太棒了。”确实如此。“为了这个，我要再次谢谢二位！”接着，他对在一月里他们对他的车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

“嗯哼，”阿什顿先生说，“乐意帮忙，真的。”

“我听说阿什顿先生常常做好事，”勋爵继续说，“我想，那天把生病的威廉·索迪从威尔比奇带回来的人就是你吧，你简直就是个行善的撒玛利亚人。”

“嗯哼，”阿什顿先生又感叹了一声，说，“幸好我们碰巧遇到他。啊，那种天气对一个病人来说太糟糕了。啊，流感真是危险的东西。”

“是可怕！”他的妻子说，“可怜的人——他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就踉踉跄跄的。我就跟阿什顿先生说：‘可怜的威廉看上去太糟糕了，真的！他这个样子绝对不适合开车回去。’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开出镇子才一英里左右，就看见他的车子停在路边，他看上去很虚弱。实在是上帝保佑，他才没有栽进水沟里死掉。再加上他身上带了那么多钱。噢，上帝！差点儿造成多大的损失啊！当时他非常虚弱，甚至有点神志不清，却还在数钱，结果钞票掉得到处都是。于是我对他说：‘好了，威廉，把钱放回口袋里，安静下来，我们送你回家。不用担心你的车，我们会在特纳家停一下，叫特纳下次去教区的时候把车开回去。他会很乐意帮忙的，送完车他可以在教区坐公共汽车回来。’威廉听了我的劝告，我们把他扶进车带了回来。噢，上帝啊，他那段时间可真难熬。教堂为他连续祈祷了两个星期。”

“嗯哼！”阿什顿先生说。

“我真不知道，天气那么糟，他还出去干什么？”阿什顿太太接着说，“那天又不是集市日。要不是因为阿什顿先生约了律师谈吉丁斯的租约，我们也不会去那里。其实如果当时威廉有什么事要办，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帮他办的。我想，即使是去银行办事，他也可以信任我们。就算是两百镑或者是两千镑之类的事，阿什顿先生也能办好。不过威廉·索迪对自己的事情一直都挺保密的。”

“亲爱的，”阿什顿先生说，“嗯，那可能是亨利爵士托他的事。他对别人托他的事如此保密，也是正常。”

“阿什顿先生，”阿什顿太太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亨利爵士一家在伦敦和英格兰东部办过银行业务？再说了，亨利爵士这么体贴的一个人，怎么会让一个病人冒着暴风雪去帮他办事？我之前就跟你说了，我才不相信这两百镑和亨利爵士有什么关系。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对的。我一直是对的，不是吗？”

“嗯哼，”阿什顿说，“你话太多了，玛丽亚。有些话是对的。要是你偶尔说错了，也是件趣事。不过你没必要干涉威廉的钱的事，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说得对，”阿什顿太太和气地承认，“我确实有点管不住我这张嘴，这我承认。勋爵阁下，请原谅。”

“没关系，”温西说，“在如此安静的地方，如果不谈论一下邻居，还能谈什么呢？索迪一家确实是你们在这周围唯一的邻居，不是吗？他们很幸运。我敢肯定，在威廉卧床期间，你一定很照顾他，阿什顿太太。”

“其实做得还不够，”阿什顿太太说，“当时我女儿也病了——要说的话，有一半的村民都病倒了。当然，我也时不时过去帮帮忙——不然还算什么朋友呢？——我们的女儿也去帮玛丽做饭，有时候忙到半夜。”

见此机会，温西巧妙地问了几个问题，引出了教堂墓地的事情。

“哎呀！”阿什顿太太大声说，“我老觉得小罗西·索迪对我女儿波莉讲的话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过你永远不知道孩子们想象力有多丰富。”

“怎么，她说了什么？”温西问。

“不过是些胡说八道的蠢话，”阿什顿先生说，“关于闹鬼啊什么的。”

“唉，那是够蠢的，我敢说，”他的妻子反驳说，“不过，卢克·阿什顿，你也清楚孩子说的可能是事实，不管这里头是不是闹鬼。你看，勋爵阁下，事情是这样：我女儿波莉——她现在十六岁，下个秋天就要出去工作了。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装腔作势，我坚持认为，把一个女孩培养成一位好太太的最好方法是找一份好工作。所以上星期我跟华莱士太太说了。那种整天站在柜台后面卖缎带和泳衣（如果那种没有裤腿、没有后身、前面也少得可怜的东西可以被称为衣服的话）的工作可不会教她们怎么做粉质马铃薯，更别提可能会让她们变成驼背或者患上静脉曲张了。”阿什顿太太得意地补充道，“她没办法否认，因为她自己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腿就累得够呛。”

彼得勋爵对阿什顿太太的观点表示非常欣赏，并且暗示她本来是要谈波莉——“是的，当然了，我总是管不住这张嘴。虽然我这样讲，波莉可是个好女孩。罗西·索迪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就爱黏着波莉，波莉那时候也才七岁。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什么时候呢，卢克？大概是一月底吧，差不多——当时是晚上六点，天比较黑了，所以应该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不会更晚了——好吧，我们就当做是一月底——波莉看见罗西和艾薇坐在她们家外面的篱笆下面，两个人都在哭。‘怎么了，罗西？’波莉问，‘出了什么事？’罗西却说没什么，问波莉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教区长家，帮她爸爸给教区长带个口信。波莉自然很乐意，但是她不明白她们为什么哭。后来，过了一会儿——你知道，要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在害怕什么，不是件容易的事——结果，她们是害怕夜里走过墓地。波莉是个好女孩儿，告诉她们没有必要害怕，死去的人已经去了上帝的怀抱，他们不能再从坟墓里跳出来伤害别人。可是罗西还是害怕。最后波莉终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罗西认为自己看见了索普太太的魂灵在墓地周围飘来飘去，好像正是在举行葬礼的当天晚上。”

“哦，天呐，”温西说，“她究竟看到了什么？”

“波莉认为是光，仅此而已。那正是威廉·索迪病重期间，罗西似乎没有睡觉，在帮她妈妈做事——罗西是个善良勤快的孩子——她从窗子看出去，正好看见一束光正从墓地所在地飘上去。”

“她告诉父母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她不愿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件事情有点可笑，我小时候听见洗衣房里有呻吟声，以为是熊在叫——不过我是宁死都不会对别人讲的，罗西也是这样。那天夜里，她爸爸让她去教区长家传个口信，她死活不肯去，最后她爸爸很生气，威胁说再不去就拿鞋子打她。我想他并不是真的要打，”阿什顿太太说，“因为他一贯是个很善良的人。不过那时他在生病，爱发脾气，就像通常的病人那样。于是罗西决定把那个晚上看到的情景告诉他，没想到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他要罗西不要再废话，必须去，还说以后再也不要跟他说什么鬼不鬼的。如果当时玛丽在的话，她自己就会去了，但她当时去找贝恩斯医生给丈夫取药了，公共汽车要到七点半才会回来。威廉又一定要她在这个时候去送口信，我现在忘了是什么口信。于是，波莉告诉罗西不可能是索普太太的鬼魂，因为她已经安息了，而且即便是的话，索普太太也不会伤害活着的人。她还说罗西一定是看到了哈里·哥特贝德的灯。其实根本不可能是他的灯，因为据孩子说她是在凌晨一点钟看到的光。我的上帝啊！如果当初我知道会有这些事，我会多加留意的，我肯定。”

当温西把这番话转述给布伦德尔警长时，他并没有特别高兴。“索迪和他的妻子最好小心点儿！”他说。

“你知道，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温西说。

“啊！”布伦德尔说，“我不喜欢证人隐瞒事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最后他们还是得说出来的。虽然我确实想到了和罗西谈谈，但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走了——难怪如此！不过，我对从孩子嘴里套问他父母的情况不感兴趣。这会让我忍不住去想我的孩子——贝蒂和安。”

如果这不是百分百的真话，那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布伦德尔先生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