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接下来的几天,我跟十来个人谈过话,有的是通过电话,有的是面对面。没有人雇用我,也没有什么非调查不可的理由,但我还是异常忙碌。

我打电话给几个我认识的律师,包括雷·格鲁利奥和德鲁·卡普兰,打听他们知不知道任何有关伯恩·霍兰德的事情。雷曾经见过霍兰德的新合伙人,一个叫西尔万·哈丁的人,但是,他记得这个人,纯粹是因为他的名字。“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叫西尔万的人。但我总是得费半天劲儿,才会把叫他菲尔德先生的祌动压下去,因为一见到他,我就会想起西尔万·菲尔德这个词。就算这样,我和他还是没有什么交情。我不能确定他记不记得有我这么个人。”

“什么时候大家连‘硬汉雷蒙德’都记不得了?”

“哦,你这话说得对。如果真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打个电话给他,跟他说你想和他聊聊。但我不能肯定这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方法,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他提高警觉,套不出什么东西。”

“只要帮我混过接待人员的盘查就行了。”我说。

他打了电话,果然让我一路顺畅,来到了西尔万·哈丁的办公室。他首先向我道歉,说他这里视野不好。“登上帝国大厦,”他说,“你应该可以看到三四个州,是不是?但是,这里只有七楼,看出去,跟地下室的景观差不多。”他在跟我扯这个的时候,笑得十分得体,让人觉得相当体贴。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不管遇到谁,他都会用这个笑话来寒暄。

我是来钓鱼的,看看谁手上有对死去的伯恩·霍兰德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从哈丁口中得到的消息并不多。只知道霍兰德的客户对他都很满意,员工和他处得也很好,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一提到律师这一行,就满脸不屑。

我知道霍兰德专攻房地产和信托方面的法律业务,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因为案子惹出纠纷,把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杀手引上门来。他的运气很好,常常是在败诉前,委托他办案的客户就死去了,有的甚至是生前委托,他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我提起比尔曼和伊凡科,问伯恩·霍兰德有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或是处理过和这两个人有关的案件。哈丁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他就开始摇头。“我们事务所只接民事案子。”他说。当然打民事官司不等于大家互相谦让,彬彬有礼,不过我想,他不必跟我谈这一点。“我们这里的合伙人,不管资历深浅,都不处理刑事案件。”

“街头小混混也有可能想立份遗嘱吧。”我说,“也有可能出现在别人的案子里。我的目的是找出这两个人和霍兰德夫妇之间的关系,或者排除这两个人跟霍兰德夫妇有任何关系。”

“我的感觉是后者。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是我的意志力在坚持。“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说,“是麻烦你全面搜索一下霍兰德先生的电脑硬盘。”我想起TJ先前指点我的用语,现学现卖,其实我不大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只是文件名,要连内文一起搜寻,看看这两个名字——比尔曼和伊凡科——到底有没有出现。”

他严肃地跟我说,他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情。档案纯属机密,这是律师与客户之间最重要的义务关系。更何况,霍兰德的电脑设有密码,他人无从得知。我说他一定知道霍兰德的密码,因为事务所不可能让霍兰德手上的案子悬着,影响整体运作,只是他不想告诉我。我说我绝对无意破坏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义务关系,只想找两个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诉我没有,并不会破坏行规;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变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该去伤脑筋的。

最后,我想他宁可敲几下键盘、按几下鼠标,也懒得再和我这样纠缠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没有花半点时间思考职业道德的问题。当然,他没找到比尔曼和伊凡科这两个名字,这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鲁利奥,问他对比尔曼与伊凡科有没有印象。这两个人大概不会雇用律师,但谁知道呢?不过我相信,霍兰德夫妇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丝关系,“硬汉雷蒙德”就有办法大显身手——比如批判社会制度——让大家一时之间摸不着头绪,最后让他下流无耻的客户无罪开释。

但他也没有帮这两个人打过官司,在科尼岛大道命案曝光前,连这两个小角色的名字都没听过。德鲁·卡普兰,布鲁克林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兼律师,虽然无案不接,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他说,比尔曼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如果这两个人上过法庭,你应该可以找到帮他们辩护的人。”他说,“这种事是有记录的。帮他们辩护的律师,愿不愿意跟你谈是一回事,但要找出他们并不难。”

我早就查过了。伊凡科被起诉过好几次,每次都找义务法律人员协助,我用电话找到其中一个——另一个死了,还有一个搬离纽约州了。她跟我说,除非当事人过世,否则她不便跟我说什么。而且,坦白地说,她也没什么好跟我说的。她曾经帮伊凡科处理过一起强奸未遂的案子,目击者并没有把伊凡科指认出来,而她刚好在现场,能够请求法官无罪释放,成功了。这是她跟伊凡科仅有的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一次她都觉得太多了。下一次,她选择代表强奸受害者,她是自愿的,还特别跟一个男同事交换了工作。“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有效地替强奸未遂的嫌疑犯辩护。”她说。

我找遍了熟人,但完全找不到比尔曼的记录。我倒不认为他们有所保留,应该是他们手上也没有半点资讯。这点我很明白。比尔曼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的时候,尸体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他在曼哈顿杀了两个人,在布鲁克林杀了一个人后自杀,实在看不出有必要去追究他之前的经历。

媒体觉得这事还有点新闻性,所以我知道的一点信息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他曾经因为一些轻罪被起诉,但是并没有坐过牢,最多是因为妨碍治安与酒后闹事被拘禁一个晚上而已,第二天早上就被释放了。他的罪行无非是私闯布朗斯维尔的民宅、坐地铁不买票,反正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

强盗、攻击、多人命案、谋杀——他们进步得还真快。当然伊凡科曾经有强奸前科,对于拨火棍的使用,更有别出心裁的创意,最后割断苏珊·霍兰德喉咙的可能也是伊凡科。但伊凡科没有射自己三枪,这应该是比尔曼的杰作,这样的话,假设他在西七十四街曾经用过枪,也很合理。他两次开枪都是打了三发子弹,最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把第七颗子弹射进自己的上颚骨,直抵颅腔。

两次用的是同一把枪,点二二吧,我猜。哪一种型号的呢?弹匣能装几发子弹?自杀之后,弹匣里还剩几发?他有没有重新装填子弹?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那个星期忙忙碌碌,但是没有惊动警察和律师。有天下午,我到埃莱娜的小古董店帮她看店,她去参加一个拍卖会。我没卖掉什么东西,但也没有砸破什么东西,不赔不赚。

我参加了三场聚会,圣保罗两场,中午在西城一场。埃莱娜跟我还听了两场音乐会,第二场是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巴洛克乐团。埃莱娜说,她好像没有认识的布拉迪斯拉发人,我说我以前有个朋友,是在那里出生的。几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的聚会里见过他。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记忆里只有下东城,皮特到麦迪逊之间的区域。以前的老建筑现在都被夷平了,他跟我说,这样也好。

我们当然不可能到布拉迪斯拉发去,离开音乐厅之后,找了部出租车到格林尼治村,那里从谢里丹广场开始,一路都是地下室爵士乐酒吧。这里的观众对于音乐的关注程度不下于林肯中心,唯一的差别是这里的人喜欢用脚打节拍,独奏结束后少一些掌声而已。我们俩没说什么话,出了酒吧就直接回家。

在厨房的餐桌上,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个梦。”

“哦?”

“我不记得开头。有没有人记得梦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可能?在梦开始之前,你就必须要有记忆才行;这等于是你在出生前就有记性。不过,的确有很多人说,他们记得出生前的事情。”

“很难证明。”

“根本无法证明。”她说,“但是,我不想转移话题。你做了一个梦。”

“梦到安尼塔。她不知道是快要死,还是已经死了,不记得了。我想,梦一开头,她就快死了,怎么也喘不过气来,然后,场景一换,我明白她已经死了。她看着我,不知怎的,我就是知道她已经死了。”

她等我继续说。

“她一直怪我。‘你为什么袖手旁观?我死了,都要怪你。你为什么不救我?’她还说了很多话,可我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几句,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她搅了搅她的茶,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什么东西也没放。她把汤匙拿出来,放在碟子边。

“然后她就消失了。”我说。

“消失了?”

“其实是慢慢退去的。”我说,“也有点像是融化掉的,像西方女巫一样,慢慢地就看不见了。”

“然后呢?”

“就是这样。”我说,“然后我醒了。否则的话,说不定我连做过梦都不知道。就算我做了梦,通常也没有感觉,你知道吗?我经常恍恍惚惚地觉得我好像做了梦,他们说,大家都有这种经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我到底梦到了些什么。”

“如果要记得梦的内容,”她说,“梦一做完,得马上就醒才行。”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了梦,甚至于觉得只要拼命地去想,就会想起到底做了什么梦。”

“你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从来也没有想起过,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再怎么使劲想也没用,我只有做过梦的感觉,很清楚。”

“你最近常常做梦吗?”

我点点头。“我有感觉,好像还是同样一个梦。”

“这个梦你以前也做过,现在还记得?”

“差不多,可能有点出入。我没有‘证据’,不过,我想,‘梦’和‘证据’这两个词,好像根本没有关系。”

“她死了,这是事实,你也帮不上忙。”

“人死了,当然帮不上忙;但她快要死的时候,总不应该袖手旁观吧。”

“你还记得梦里是什么感觉吗?”

“还会有别的感觉吗?无奈、负罪感。一种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但怎么想,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一阵长长的沉默。她说:“你真的也没什么好做的。”

“我知道。”

“就算是她还没死,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你根本不知道她有病,是不是?你怎么会知道呢?没人跟你说过。”

“是没有。”

“她的身体可能早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三十年了。”我说,“还是我在离家出走之后,她就不对劲了?”

“还在怪自己吗?”

我摇摇头。“也不是。匿名戒酒协会教的那一套东西,我身体力行。我冷静思考,弥补过错。我以前烂醉如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觉得能称之为决定的话——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骄傲的。但从那之后,我一路走了过来,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戒酒成功,娶了一个好女人。”

“有的时候,你却希望留在家里,跟一个不合适的女人过完这辈子?”

“没有,我没有这么想过。”

“你不一定会更开心,也不一定会更舒坦,但在道义上,你觉得你应该这么做。”

“也许是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说,“心智正常的时候,不会这么想,只是……”

“道义上好像该这样。”她补充说。

“她死了。”我说,“说走就走,谁也没有想到,大伙儿一阵慌乱,然后就是丧礼,再然后,就是跟迈克尔和安德鲁这两个小子的快乐时光。还记得我跟你提过,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酒吧?”

“一大堆好时巧克力棒。”

“就是那家。我在那里想喝酒。”

“我更想要一根巧克力棒。”

“我并没有喝酒。”我说,“甚至没有认真考虑。但那股欲望一度非常强烈。”

“这只是个过程,对不对?你最后没有喝酒,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想把霍兰德这个案子查清楚的缘故吧?”

“多少有点关系。”我说,“我想找点事情做。如果我去找那种业余的心理医生——”

“老天爷知道,你不会去的。”

“我相信老天爷,我不会的。但我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去救苏珊·霍兰德,虽然我明明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只有她吗?”

“能多救几个当然更好。我可以重回童年,救我的父母。这样你满意吗?”

“我不应该插嘴。”

“把心理学扔到一边去吧。”我说,“我听TJ的话,跑到上城去看那个女孩,是因为我没别的事情可做。我想干点活。我见过她,很显然让她安心不少。你一定认为,我劝过那个女孩之后,自己也安心了吧?”

“但没有。”

“我去看那幢房子了。”我说,“可是却没有找到什么新线索。TJ把报纸上的新闻都印给我看了,还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完之后,也没什么进展。”

“但你还是愿意查下去。”

“是的。”

“因为这案子还有事可做。”

“应该是吧。”

“你干完活了吗?”

“还没有。”

“你要继续干下去吗?因为你想找点事情做吗?”

我摇摇头。“因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我说,“还会有谁继续查下去呢?警方已经结案了。”

“他们不应该结案吗?”

“我没说他们不对。”我说,“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把情况全部搞清楚。”